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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
就让他们背着这副枷锁吧，他们永远也不能摆脱不幸命运的摆布。在俄罗斯平原的东部边疆，有一个古老的前沿哨所，后来发展成为莫斯科公国，这个小公国的统治者为解放自己的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1480年，约翰三世（即俄国历史上著名的伊凡大帝）拒绝向金帐汗国（成吉思汗长子尤赤的封地——译者注）的主子缴纳年贡，从此公开的反抗开始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些外国侵略者倒台了。然而，这些暴君虽然消亡了，他们的制度却保留了下来。
新的统治者是个头脑十分“现实”的人。大约30年前，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杀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台阶上。但是，他还有一个远亲，是个叫做佐伊·帕里奥洛加斯的女人，她刚好是罗马天主教徒。罗马教皇看到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可以将希腊教廷迷途的羔羊领回他自己的羊圈，于是他便撮合伊凡与佐伊的婚事。婚礼顺利举行，佐伊改名为索菲亚。但是，教皇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相反，伊凡比以往更加桀骜不驯。他意识到这是自己取代拜占庭统治者的天赐良机，于是他采用了君士坦丁堡代表东西罗马帝国的盾形纹章——著名的双头鹰——作为自己的纹章，使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视朝臣贵族为奴役。他认为自己是当今世上仅有的“恺撒大帝”式的强权人物，他还在这个小小的莫斯科宫廷里实行从前的拜占庭礼仪。他的孙子在家族荣誉的鼓舞下，宣告自己为俄罗斯所有能征服的地区的皇帝。
1589年，鲁雷克王朝的末代后裔死去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者在俄国的统治终告结束。经过15年的内战之后，罗曼诺夫一个贵族家庭的一位成员自立为沙皇，从那时起，俄国的疆域就随着罗曼诺夫们的政治野心渐渐扩大。这个家族的统治者们有许多明显的劣迹，但他们又有同样多的美德，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忘记他们的错误吧。
在这件事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只要能为他的臣民打出一条直接出海的通道，即使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他们在南部杀出一条血路，直通黑海、亚速海和塞瓦斯托波尔，结果发现土耳其人遏制住了他们前往地中海的道路。但是，这场战争却使他们赢得了10个哥萨克部族的加盟。这些哥萨克人是哈萨克人的后裔，他们就是在过去的500年中，为了逃避波兰或者蒙古统治者的奴役，一直藏匿于荒野之中的海盗、流浪汉或者逃奴。俄国人又和瑞典人开战了，瑞典人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发生在欧洲的一场国际性战争——译者注）中占领了波罗的海周边所有的土地。最后，俄国人又经过50年的征战，打败了瑞典人。于是，彼得大帝终于可以命令成千上万的臣民在涅瓦河的沼泽之中为他建起了新都圣彼得堡。但是，芬兰湾每年有四个月处于封冻期，所以“开阔的大海”仍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又沿着冰原中心的奥涅加河与德维纳河北上，在北冰洋沼泽荒原地带的尽头——白海之滨——建立了另一座城市，取名阿尔汉格尔斯克。但是，卡宁半岛的不毛之地就像哈得孙湾的冰雪海岸一样远离欧洲，甚至荷兰和英格兰的商船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摩尔曼的海岸。看来，俄国人的努力又付诸东流了。除了向东的路线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1581年，来自欧洲各国的大约1600名逃奴、流浪汉和战俘越过了乌拉尔山。在东进的途中，他们被迫与遇到的第一个鞑靼首领进行了殊死拼杀，居然大获全胜，还把战败者的财产瓜分得一干二净。但是，当他们得知莫斯科军队的势力范围十分广大，与其坐等沙皇的军队追上来，将他们作为叛徒或者逃兵吊死，还不如将这片土地献给沙皇，这样一来，他们还可以凭着对国家的贡献，赢得一份犒赏和一个真正爱国者的美名。
东西伯利亚
这种奇怪的殖民方式持续了150多年。展现在这些恶棍脚下的大平原几乎没有人烟，但是土地却非常肥沃——北部是广袤的平原，南部覆盖着密林。不久，这些人就将鄂毕河甩在了后面，来到了叶尼塞河岸边。早在1628年，这支声名狼藉的先锋军到达勒拿河，1639年，他们来到鄂霍次克海岸边，在1640年之后不久，他们又在南部的贝加尔湖建立了第一座要塞。1648年，他们又抵达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同年一个名叫德日涅夫的哥萨克人在西伯利亚北部的科雷马河顺流而下，沿着北冰洋的海岸线来到分隔亚洲与美洲的海峡。当他返回后向人们讲述这一发现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80年之后，一个受雇于俄国的丹麦航海家维丘斯·白令再次发现这个海峡时，他获准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海峡，即白令海峡。
从1581年到1648年不过短短67年的时间，俄罗斯人就拥有了整个西伯利亚。相对而言，美国的殖民者却用了整整两个世纪才从阿勒格尼山走到太平洋海岸。显而易见，俄国人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迟钝。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整个西伯利亚，最终这些俄罗斯人还从亚洲进入了美洲。在乔治·华盛顿去世之前，美国就已经有很繁荣的俄国殖民地了，他们的一个以大天使加百里列的名字命名的要塞，就是现在的锡特卡。就是在这座城市，1867年，俄国正式将阿拉斯加移交给美国。
如果论精力、胆识和勇敢的冒险精神，早期俄罗斯殖民者远远胜于我们美国的早期移民。但是，亚洲式的帝王观念却仍然主宰着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当权者。他们广袤的国土上丰富的宝藏还在静静地等待着有识之士来开发利用，而且他们对牧场、森林和矿藏资源熟视无睹，反而将西伯利亚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
广阔的俄罗斯大平原
在哥萨克逃亡者叶尔马克翻过乌拉尔山的50年后，大约17世纪中叶，首批罪犯被遣往西伯利亚。他们是一些拒绝按照希腊教会的规矩作弥撒的教士，因此就被发配到阿穆尔河畔，以致冻死饿死。从那以后，流放大军从未中断过。无数男男女女（常常包括儿童）被迫成群结队地赶到西伯利亚的大荒原中，只是因为他们以欧洲的个人意志去冒犯俄国沙皇政府实行的亚洲大一统暴政。1863年，集体流放达到高峰。在波兰最后一次大革命后，俄国人将5万波兰爱国者从维斯瓦河流放到托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地区。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表明有多少人被强制流放，但是从1800年到1900年，由于国外政府施加了压力，流放政策稍有放松，不过流放人数每年仍能达到两万人。而且，其中还未将普通罪犯、杀人犯、小偷、窃贼之类的人计算在内。这些被流放者通常是那些精神境界高尚、不受约束的人们，他们的唯一错误就是对他们那些并不值得热爱的同胞付出了太多的热情。
当服刑期满，幸存者们就会在流放的村庄附近获得一小块耕地，成为自耕农。理论上，这是一个非凡的计划——使白人遍布整个国家，它使帝国政府也可以向那些欧洲股东们展示，西伯利亚的情形并不像报纸上形容得那么糟糕。西伯利亚的疯狂中也有理智，“罪犯”经过改造可以变成对社会有益的劳动者。可是，实际上这个计划执行得如此完美，以至于那些所谓的“自由移民”都从地球表面消失了。或许，他们跑到土著部落中生活去了，成为穆斯林或者异教徒，永远与基督教文明告别了。或许，他们在逃跑途中被狼吃掉了。我们不得而知。俄国警察的统计数据显示，始终有3～4万逃犯逍遥法外，不知去向。他们躲进深山老林，宁愿忍受大自然的各种折磨，也不愿回到沙皇的监狱中受罪。
今日俄国
随着俄国昔日的农奴体制和物物交换制度被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迅速取而代之，俄国的变化是众所周知的。在林肯签署《解放黑奴宣言》之前，俄国农奴已经获得了解放。为了让他们谋生，俄国政府还给他们每个人分配了一小块土地，但是土地太少远远不足以维持生计，并且这些分给农奴的土地是从农奴主手中夺来的。结果，无论是农奴还是地主都怨声载道，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维持偿付能力。同时，当俄罗斯广袤的大平原埋藏的丰富的矿藏被发现，外国资本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俄国。铁路建起来了，汽船航线也开辟出来了。当欧洲的工程师们穿越一串半原始的村庄，趟着泥水来到一座和巴黎大剧院相仿的豪华剧院的门前时，同时又对自己建造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感到疑惑。
这时，那种曾经驱使俄国王朝的缔造者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勇猛锐气已经消耗殆尽了。一个身体虚弱、被教士和女人摆布的软弱之辈（罗曼诺夫王朝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上了当年彼得大帝的宝座。当他以王位为抵押，被迫接受伦敦、巴黎那些放贷者的条件，参加一场大多数臣民都不赞成的战争时，这就等于宣告了自己的死刑。
一个秃顶的小个子男人，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归来的毕业生，推翻了旧世界，开始重建家园。他摒弃了欧洲的旧体制和亚洲的旧模式，他摒弃了一切陈旧腐朽的东西，以面向未来的眼光建设新的家园。
不管怎样，这片俄罗斯大平原总算苏醒过来，而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将拭目以待。布尔什维克主义也许只是一个神秘的梦想，而在俄国却是一个现实。
波兰：波兰走廊带来的灾难和益处
波兰有两大不幸。一个是糟糕的地理位置，一个是选错了民族。对两个人而言，兄弟之间往往手足情深，但是就两个国家而言，同宗同族却很难保持真正的友情，而波兰人恰恰就与俄罗斯人同属斯拉夫民族。
我们已无从考证波兰人的来历，像爱尔兰人一样（实际上这两个民族有许多相似之处），波兰人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时刻准备为自己的国家献身，但就是不愿意好好生活和工作。据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说，关于波兰祖先最早的英雄事迹，可以追溯到诺亚时代。据说，隐藏在诺亚方舟中的英雄就是波兰人的祖先。然而，在值得信赖的历史文献中首次发现波兰人的名字时，就已经是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勇士入土200年之后了。在著名的黑斯廷斯战役（发生于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的“征服者”威廉战胜英格兰国王哈罗德——译者注）结束后50年，人们才对波兰略有所知，而在此之前，人们还以为波兰是远东的某个荒野地带的国家。
据我们现在所知，波兰人原来生活在多瑙河河口，由于不断受到来自东方的侵略，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向西。迁移，一直到喀尔巴阡山脚下。他们穿越被另一支斯拉夫族的俄罗斯人放弃了的地区，最后在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那块欧洲大平原上发现了一块适宜的土地，在沼泽与森林之间找到了栖身之地。
然而，新的生存地却是他们最糟糕的选择。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就和一个坐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出口正中间的人一样，是不可能寻求到安宁与静谧的。这片土地实际上是欧洲的前哨和通向俄罗斯的走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想去西面攻打欧洲占有北海的人必须得从这里起步，而那些想去东面抢劫俄国的人也得在这里借路。波兰是他们唯一的通道。处于常年的敌意和对抗之中的波兰将每一个农民锻炼成随时待命的战士，将每一座庄园转变成备战的坚固堡垒。结果，军事化生活使这个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一个常年备战作战的国家，商业发展根本无从谈起。
北极
波兰有几座大城市，它们都坐落在国家的中心位置——维斯瓦河岸边。南方的克拉科夫恰好位于喀尔巴阡山脚下的加利西亚（今波兰东南部维斯瓦河上游河谷——译者注）的平原上；华沙则在波兰平原的正中央；而但泽坐落在维斯瓦河河口，靠外国商贾维持着本地的经济。与这几座河畔城市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兰内陆荒凉干燥，人烟稀少。除了在俄罗斯境内的第聂伯河，这片平原上就没有什么其他河流。
波兰国内许多经济命脉操纵在犹太人手中。当年十字军骑士们带着神圣的热情洗劫了莱茵河地区许多著名的犹太区，以致这些犹太人逃到这片荒僻的土地上避难。那些发现俄国的、吃苦耐劳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许能给这个国家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波兰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波兰并没有四通八达的便捷的商业通道，也没有君士坦丁堡那样的城市可以安慰他们长途跋涉的艰辛与疲惫。
就这样，波兰人左右都不逢源，陷于水火之中。日耳曼人恨他们，因为他们尽管是自己的罗马天主教兄弟，但却是斯拉夫民族。俄国人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尽管是自己的斯拉夫手足，但却不是希腊天主教徒。土耳其人厌恶他们，因为土耳其人是信奉天主教的斯拉夫民族。
在中世纪，立陶宛皇室曾为波兰作出过许多贡献。如果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