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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这条古老的天堑，虽然经常受到侵犯却也能很快恢复作用，然而在赫拉克利乌斯的孙儿君士坦丁四世的统治下，蛮族的洪流席卷而过，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他们的进展对哈里发有利，就把这些蛮族视为未知和从天而降的辅助部队：恺撒在失去叙利亚、埃及和阿非利加以后，要防守都城对抗萨拉森人，已经两次陷入危险和羞辱的状况，因此要把罗马的军团部署在亚洲，更没有能力防范在多瑙河地区的蛮族。为了这些令人感兴趣的民族，我不得不背离保证要遵守的原订写作大纲，这个题材的优点可以掩盖我的错误或是容易找到借口。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战争、宗教还是学术，甚至谈到他们的兴起或没落，阿拉伯人总是让我们感到好奇和难以捉摸：希腊人的教会和帝国最早受到摧残，可以归咎于阿拉伯人的武力，穆罕默德的门徒仍旧掌握着东方世界政治和宗教的权杖。
然而如果认为另一群蛮族也完成了类似的工作，这种说法有点勉强，他们在公元7世纪和12世纪之间，来自西徐亚的大平原，进行短暂的寇边或不断迁徙。[164]他们的姓氏称谓非常俗气，家世来源十分可疑，行动过程无人知晓，宗教信仰盲目无知，作战英勇残酷无情，他们的公众和个人生活始终保持着团结，并且维护习俗，不会因率直纯真而软化凶狠的性格，也不会讲求策略而变得文雅高尚。拜占庭宝座的权威击退这群乌合之众的攻击，在经历浩劫以后还能幸存。这些蛮族的绝大部分都已消失，他们的存在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物；苟延残喘的余众在一个外国暴君的统治下呻吟，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我所选择的史料只能限于那些仍值得记述者，像古代的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诺曼人的征战和土耳其人的君主国，在永难忘怀的十字军到达圣地，以及君士坦丁的帝国和城市沦陷以后，就很自然地告一段落。
一、保加利亚人的迁徙和最早建立的王国(640—1017 A.D.)
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前，先击灭了保加利亚军队。保加利亚人经过这次败北以后，整个民族连带他们的名字消失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位于玻里斯提尼斯河、塔内斯河和伏尔加河那些陌生的殖民地，很可能又恢复原来或类似的称呼(680 A.D.)。[165]古老的保加利亚国王留给5个儿子的遗言，是要他们节制与和谐。年轻人将老父的教训，当成经验丰富长者的逆耳之言，5位王子埋葬了他们的父亲，分掉国王的臣民和牛群，忘记了老父提出的忠告，然后大家分手各奔前途，开始漂泊去找寻各人的机运。我们发现最富冒险精神的弟兄到达意大利的腹地，获得拉文纳太守的庇护。[166]这股迁徙的潮流直接朝着或是被迫指向都城。
现代的保加利亚沿着多瑙河的南岸，一直使用保持到目前的名字，也能维护所建立的形象，归因于当年那些新来到的征服者运用战争和条约，陆续获得达尔达尼亚、色萨利和两个伊庇鲁斯这些罗马行省。[167]教会的最高权力从查士丁尼幼年时成长的城市撒尔底迦改换到另外的地点，在保加利亚人欣欣向荣的时代，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莱克尼杜斯或阿克里达，非常荣幸能够被设置国王和教长的宝座。[168]语言是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保加利亚的先世拥有斯拉夫尼亚人的血统，但更精确的说法是斯拉夫尼亚种族，[169]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族群[170]如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拉西亚人、克罗地亚人、瓦拉吉亚人，对于这个居于领导地位的部族，不是追随他们的旗帜就是模仿他们的榜样。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他们遍布整个陆地，成为希腊帝国的俘虏、臣民、盟友或敌人。整个民族被称为斯拉夫人[171]，无论是出于偶然或是恶意，他们的名字从原来的光荣的含义被视为奴役的象征。[172]
殖民地当中的克罗巴提亚人[173]或克罗地亚人都是这个伟大民族的后裔，也是达尔马提亚的征服者和统治者(900 A.D.)，现在加入奥地利的军队共同行动。滨海的城市以及建立不久的拉古萨共和国，哀求拜占庭宫廷给予援助和指导。他们得到宽宏大量的巴西尔的劝告：对于罗马帝国只要稍表效忠即可，但是他们必须要付年金以安抚难以抵御的蛮族，以免引起无法收拾的怒火。克罗地亚王国由11位“佐潘”(封建领主)分享统治权，联合的兵力达到6万骑兵和10万步卒。漫长的海岸线曲折不齐，形成辽阔的港湾，受到一串岛屿的掩护，在意大利的海岸上几乎都能将之收于眼底。无论是当地土著还是外来人士，都可以用这个地域来练习航海的技术。克罗地亚人仿效古老的黎本尼亚型快船，建造他们的船只(双桅帆船)：180艘各型船只对于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来说已经是非常理想的配置，但我们的水手也许会嘲笑这些作战用的船只，每艘上面只配置10人、20人或40人。他们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为商业和贸易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然而斯拉夫尼亚的海盗仍旧出没频繁而且带来危险。在10世纪快要结束之前，威尼斯共和国有力地控制了亚得里亚海湾，[174]让船只能够不受阻碍自由通航。这些达尔马提亚国王的祖先非常精通航海术，已经到达滥用不知节制的地步，后来才离开这门危险的行业，定居在白克罗地亚，就是西里西和小波兰的内陆地区，按照希腊人的计算，离黑海有30天的行程。
不论就时间还是位置来说，保加利亚人的丰功伟业[175]只限于一个很狭小的范围(640—1017 A.D.)。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时，他们的统治已经延伸到多瑙河南岸地区，但是实力更为强大的民族紧跟他们的迁徙行动，逼得他们又回到多瑙河北岸，然后向着西方发展。然而，只有晦涩难解的记录保存了他们的功绩，可以夸耀获得的荣誉，那就是他们在战场上杀死了一位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过去这荣耀属于哥特人。皇帝尼西弗鲁斯一世在阿拉伯战争中丧失声誉，却在斯拉夫尼亚战争中丢掉性命(811 A.D.)。第一次的作战行动中，他大胆而成功地深入保加利亚中部地区，烧毁皇家的宫廷，但其实也不过是一些木造的建筑物和村庄而已。然而就在他搜寻战利品以及拒绝和平条约时，他的敌人激励士气和集结战力，使得撤离的渡口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战栗的尼西弗鲁斯在知道状况以后大声喊道：“天哪!天哪!我们已经插翅难飞了!”有两天的时间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完全是一副坐以待毙的模样，等到第三天的早晨，保加利亚人对营地发起奇袭，罗马君王和帝国的重要官员都被杀死在帐幕里。瓦伦斯皇帝的尸体能够免遭亵渎(378 A.D.)，但是尼西弗鲁斯的头颅被插在长矛上示众，他的头盖骨镶嵌黄金制成的底座，经常在胜利的宴会中斟满美酒供大家饮用。希腊人哀悼君王受到侮辱，然而他们认为这是贪婪和残酷应得的惩罚。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酒杯，十分清楚地表现出西徐亚旷野的习性和风俗，但是在与希腊人和平交往、获得文明开发的地区，以及引进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以后，就在同一个世纪的末叶，保加利亚人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保加利亚的贵族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学校和皇宫接受教育，西美昂是一位有皇室血胤的年轻人，研习德谟斯提尼的修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他想成为国王或武士，放弃僧侣的修道宣誓。在他超过40年的统治之下(888—927/932 A.D.)，保加利亚跻身世界文明强权之列。西美昂一再对东部帝国发起攻击，希腊人可以任意谴责他的忘恩负义和亵渎神圣，以从中获得一丝安慰。他们花钱买到异教徒土耳其人的帮助。但西美昂的第二次会战，弥补了前一次会战的损失，只要能躲过这个可畏国家的军队，就可以算是一次胜利。塞尔维亚人被击溃，人员不是成为俘虏就是四散逃走。要是有人在他们恢复元气之前到这个国家来游历，会发现这个国家只有不到50个流浪汉，没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过着被追捕的危险生活。阿奇洛斯河岸有一个古代的遗迹，希腊人在此地被击败，蛮族的赫拉克勒斯用神力折断了他们的尖角。
西美昂编组部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在与皇帝面对面的谈判中，他强迫对方要履行他所提出的和平条件。他们的会面戒备十分森严，皇家的座舰被拖着靠近一个人工制造而且警卫森严的平台，保加利亚人的排场要与皇帝的权势一比高下。态度谦逊的罗马努斯一世说道：“你是基督徒吗？那么你有责任不让教友流血牺牲。你愿意接受和平，难道不是受到财富的诱惑？那么请收起你的剑，张开你的双手，我会尽最大努力来满足你的欲望。”他们用皇家的联姻来保证双方的修好，自由贸易获得核准，恢复到原来的规模，宫廷最高等级的礼遇用来维系保加利亚人的友谊，比起敌国或外国的使臣更为优渥。为了表示对西美昂的尊敬，皇帝加封其崇高而令人反感的头衔，特别称他为“巴塞勒斯”或皇帝。不过这种友情只维持了非常短的时间，西美昂逝世以后两国再度大动干戈，他的继承人发生内讧，难逃毁灭的命运(950 A.D.)。
11世纪初期，巴西尔二世呱呱坠地就继承帝位，平生的作为获得保加利亚征服者的称号。他在莱克尼杜斯的皇宫发现金库里有40万镑(约为1万磅的黄金)的财富，使他的贪婪多少能够获得满足。他对1.5万名战俘施以极度冷酷和令人发指的报复，而且他们的罪名是保卫自己的国家，更能显示出暴虐和残忍的性格。这1.5万人都被剜去双目，每100个战俘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保留一只眼睛，使他能够牵引瞎眼的百人队返乡参见国王。据说他们的国王因而死于忧伤和恐惧之中，这种可怖的景象使全民为之惊恐畏惧，保加利亚人从他们的居留地被扫地出门，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行省之内。幸存的酋长劝诫他们的子弟要坚忍图成，负起雪耻复仇的责任。
二、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的迁徙以及共同的先世(884—900 A.D.)
大约在基督纪元900年，匈牙利人这个凶狠的族群首次威胁到欧洲，出于畏惧和迷信的心理，他们被误认为是《圣经》里提到的歌革和玛各，[176]是世界末日的征候和预兆。[177]等到他们传进文字以后，出于爱国心所产生的好奇，形成强烈和值得赞许的冲动，要去探索古代的事物。[178]他们遵从理性的考量，不再为阿提拉和匈奴人无用的宗谱而自夸，只是抱怨鞑靼战争使最早的记录受到损毁，乡土风味的民歌无论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虚构，很久以前就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皇家的地理学家获得当代和外国的资料，与匈牙利人一份简陋的年代记余留的残卷相对照[179]，非常辛苦才能找到吻合之处。匈牙利人在本国和东方的称呼是马扎尔人[180]，但是在西徐亚人的部落当中，希腊人为了便于区别，为其取了一个专用而特别的名字称之为土耳其人，把他们视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裔，这个民族过去征服并统治着从中国到伏尔加河这片广阔的区域。潘诺尼亚的殖民地与波斯边界的东部土耳其人，一直保持着贸易和友善的长期联系。在分离350年以后，匈牙利国王的传教士发现并拜访靠近伏尔加河的古老国家。他们受到一群异教和野蛮的民众好客的款待，这些人还保有匈牙利人的姓名，大家用本乡的语言交谈，记起长久失去联络的弟兄原来的传统，他们带着惊奇的神色，听取新的王国和宗教各种不可思议的故事，后来基于血缘的利害关系，激起改变信仰的狂热情绪。他们之中有一位最伟大的君主，曾经拟订非常有创意的构想，后来还是无疾而终：他认为潘诺尼亚现在是人烟稀少的荒漠，他们的族人虽然在这里建立殖民地，但可以从鞑靼地区的腹地补充所需的人员。
匈牙利人从鞑靼地区这块最早的发源地，被战争和迁徙的潮流带向西方，这是更遥远的部落发生移动而引起的，他们既是逃亡者同时也是征服者。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机运的因素，匈牙利人迁徙的路线直接指向罗马帝国的边疆，沿着巨大河川的两岸暂时停留下来。在莫斯科、基辅和摩尔达维亚这些区域，还可以发现他们临时居住的遗迹。在这种路途漫长而又形式各异的游历过程中，匈牙利人无法逃避外人的统治，他们与异族的通婚使纯净的血统获得改进，也可以说是受到玷污。完全是出于强制或选择的动机，科扎尔斯人有几个部落参加他们的阵营，成为资格最老的诸侯或家臣，引进第二种语言供他们使用。科扎尔斯人有显赫的名声，在会战队列中获得最荣誉的位置。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盟友所组成的军队，在行进时分成7个人员概等的“师级”单位，每个师由30857位武士编成，再加上适当比例的妇女、儿童和奴隶，估计至少形成一个百万人的迁移团体。他们的全民会议接受7位“瓦伊沃德”或世袭酋长的指导，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这种模式会产生争执导致实力减弱，所以他们推举一个人进行简单而有力的管理。生性谦虚的莱贝迪阿斯婉拒了授予他的权杖，阿尔穆斯和他的儿子阿帕德有良好的身世或功勋，获得大家的承认。科扎尔斯人至高无上的可汗具有很大的权势，愿意为君王和人民所订的约定做证：人民要服从君王的指挥，君王要维护人民的幸福和光荣。
现代知识所获得的辨别能力，可以让我们对古代民族获得新颖和广泛的概念，因此还可以对以上的叙述加以补充。匈牙利的语言非常独特，好像独立于斯拉夫尼亚人的方言之外，倒是与芬尼克族的用语相当接近，两者有密切的关系。[181]芬尼克人是一个被淘汰和习性野蛮的种族，过去曾占有亚洲和欧洲的北部地区。他们真正的称呼是乌戈人或伊果人，出现在中国的西部边界，[182]鞑靼人提出的证据说他们迁徙到额尔齐斯河流域。经过探查在西伯利亚的南部地区也有类似的族名和语言。[183]芬尼克族剩余的部落，分布的状况非常广泛而又稀疏，从鄂毕河的源头一直到拉普兰的海岸。[184]匈牙利人和拉普兰人有血缘关系，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儿女，展现出不同气候对人类的深刻影响。他们之间有鲜明的对比，南下的大胆冒险家在多瑙河痛饮美酒，可怜的难民则陷入北极圈的雪地中。匈牙利人的身体和心智具备天赋的英勇气质和性格，战争和自由从来就是支配他们的主要力量，虽然不见得经常可以达成目标。[185]严寒的气候使拉普兰人的身材变小而且智力退化，极地的民族是人群之中最孤独的子孙，对战争非常陌生，也不了解人类的血缘关系。如果理性和德行是和平的护卫者，那么他们的无知就是最大的幸福。[186]
《战术学》一书的作者利奥六世曾经记载(900 A.D.)西徐亚人的各旗，[187]其游牧和战斗生活全都大同小异，生存方式类似，也运用相同的毁灭工具。但他特别强调保加利亚人和匈牙利人这两个族群，在各方面要优于他们的蛮族弟兄，纪律和管理有长足的进步，社会的架构和政府的组织还很简陋，两者的运用方式倒是非常接近，同时两个族群的外表看起来也很相像。利奥六世决定还是用相同的描述方式，但是会产生敌友难分的后果。从10世纪当代人士的一些介绍中，可以凸显他的描述。除了军事技能的优势和名气之外，这些蛮族讨厌和藐视人类认为有价值的所有事物。他们自认人数众多而且无拘无束，难免要激起凶狠的天性。匈牙利人使用皮革制作的帐幕，穿着动物毛皮做成的衣服，剃光头发而且黥面，说话很慢但是动作敏捷，根本不遵守条约的规定。他们和所有蛮族一样遭到谴责，他们太无知，以至于不了解诚信的重要；他们太傲慢，以至于否认或掩饰违反最庄严誓约的行为。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而受到赞誉，然而他们之所以戒绝奢侈的行为，在于对这方面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他们对于所见到的一切物品，都抱着垂涎和贪婪的态度，高涨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无底洞，唯一愿意从事的工作是暴力和掠夺。
为了定义游牧民族，我已经对遍及那个社会阶层的生计、战事和统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我还要多说几句，就匈牙利人而言，捕鱼和狩猎同样重要，因为他们很少会去耕种土地，所以一旦到达新的居留地，有时还要从事部分并不熟练的农耕工作。在他们的迁移过程中，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远征行动中，整个群体伴随着数以千计的牛羊，掀起一大阵高腾入云的灰尘，可以立即供应有益健康的乳类和肉食。大众最关心的事项是供应充足的草料，只要把牲口安置在牧场里，强壮的武士就再也不会感受到危险和劳累。人员和家畜毫无规划地散布在国土上，要不是他们的轻装骑兵能够占领广阔的空间，保持不断的机动来发现和迟滞敌人的接近，他们的营地就会暴露在夜间的奇袭之下。他们从罗马人的战术中获得一些经验，士兵可以使用刀剑、长矛和头盔，战马也装上铁制的胸甲，然而传统和致命的武器还是鞑靼弓，从最幼小的年纪开始，儿童和奴仆就不断练习射术和骑术，一定要精通这两门武艺。他们的手臂很有力，瞄准很稳定，能够在急速的奔驰中转身，很快射出一阵箭雨。
无论是堂堂正正的会战还是在暗中设置的埋伏，无论是不敌败逃还是全力追击，他们同样让人感到畏惧不容轻视。战线最前面的队列表面上看可以保持原来的次序，但等到发起冲锋就成为一股狂潮向前挤压。他们的追击非常莽撞而又草率，放松缰绳猛冲，口里发出可怕的呐喊。但是一旦他们开始逃走，不管是真的害怕还是故意诱敌，都习惯用极快的速度和突然的机动，阻止大胆追赶的敌人并且实施反击。匈牙利人滥用胜利的权力使整个欧洲为之惊骇难忘，何况萨拉森人和丹麦人造成的伤口还在剧痛不已。他们不会向人讨饶，更不会大发慈悲，不管男女都受到指责说是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嗜食生肉的习性更使得故事广为流传，说他们喜欢喝人血，将人杀死挖出心脏来食用。然而匈牙利人并不缺少公正和仁慈的原则，那是每个人的天性。不管是公众还是个人受到伤害或冤屈，任意报复的特权还是会受到法律和惩处的抑制。就一个开放营地的安全保障来说，偷窃是最容易发生和最危险的犯罪行为。在蛮族之中，很多人都有自动自发的德性，支持他们的法律，改进他们的行为，抱着热爱和同情的心理，履行社会生活的责任。
三、匈牙利人的建国和“捕鸟者”亨利的胜利(889—972 A.D.)
土耳其人的各旗经过逃亡和胜利的漫长旅程以后，逐渐接近法兰西人和拜占庭帝国所共有的边界(889 A.D.)。他们最早征服和最后定居的地区，在多瑙河流域的中部，上下游各以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为界，并且将潘诺尼亚这个罗马行省包括在内，就是现在的匈牙利王国。这片广大和肥沃的土地原来被摩拉维亚人很轻松地占有，这是一个使用斯拉夫尼亚人称呼的部落，后来被侵略者赶到范围很狭小的行省。查理曼大帝将一个含糊不清和虚有其名的帝国，向前扩张远及外斯拉夫尼亚的边缘，但是等到他的嫡系子孙没落以后，摩拉维亚公爵不想再对东部法兰西王国的君主履行兵役和缴纳贡金的义务。私生子阿努夫在一怒之下邀请土耳其人的军队入境(900 A.D.)，这样他们才能冲过真正或想象的边墙，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是极为不智的举动。
日耳曼国王被谴责是卖国贼，背叛基督教的信仰和统治。终阿努夫一生，匈牙利人出于感恩或畏惧而受到遏止，但等到其子刘易斯在位的幼年时代，他们发现并开始侵略巴伐利亚，完全采用西徐亚人速战速决的方式，在一天之内，周长约50英里的地区遭到洗劫和毁灭。在奥古斯堡(本次会战又称列克菲德会战，发生在公元955年8月10日，匈牙利和土耳其的联军击败德意志国王奥托大帝的大军)会战中，基督徒维持着优势直到白天第七个时辰，土耳其骑兵部队运用佯装溃逃的策略，诱使他们中计而战败。战火蔓延到巴伐利亚、土瓦本和弗朗科尼亚这几个行省，匈牙利人让最强悍的男爵训练家臣，加强城堡的防御力量，这样一来等于助长了无政府的统治局面。
林立的市镇围墙和筑城源于这个灾祸频仍的时期，敌人也已经克服距离这个限制因素，几乎在转瞬之间，可以让圣加尔的海尔维第亚修道院，以及位于北部海岸的城市不来梅，全部化为一堆灰烬。大约有30多年的时间里，日耳曼王国忍受缴纳贡金的羞辱，解除武装后失去抵抗的能力，受到威胁要将他们的妇女和子女掳走作为俘虏，把所有年龄在10岁以上的男性全部杀光，这也是最严重和最有效的恐吓。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继续叙述匈牙利人越过莱茵河的进展，但是我要提及另一件令人惊愕之事，那就是法兰西的南部行省受到暴风雨般的袭击，躲在比利牛斯山后面的西班牙，在看到难以抗拒的异族在迅速接近后大为惊愕。[188]匈牙利人先是想入侵附近的意大利地区(900 A.D.)，后来从设置在布伦塔的营地，看到这个新发现的国家实力非常强大而且人口众多，难免产生敬畏的心理。他们请求允许撤离此地，傲慢的意大利国王竟然严词拒绝，他的固执和轻率所付出的代价是2万名基督徒的性命。
在西部帝国的城市当中，皇室所在的帕维亚不仅名声响亮而且雄伟壮观，罗马的卓越地位只不过来自使徒的遗骸。匈牙利人倾巢来犯，帕维亚烈焰四起，43座教堂化为一片焦土(924 A.D.)；对人民大开杀戒以后，只赦免了200多个可怜虫；在家园尚在冒烟的废墟里，他们还收集到几个蒲式耳的金银(多么含糊的夸大之词)。从阿尔卑斯山到罗马和卡普阿附近这个区域，每年都遭受定期的大规模入侵，那些逃过一劫的教堂回响着心惊胆战的连祷文：“主啊!拯救我们免于匈牙利人弓箭的危害!”但圣徒充耳不闻显得冷酷无情，蛮族的洪流席卷而过，一直到卡拉布里亚的尽头才停止。[189]匈牙利人最后接受了对方提出的和解协议，每个意大利臣民按人头付费，10个蒲式耳的银两被送进土耳其人的营地。然而用谎言来对付暴力是顺理成章的办法，强盗在丁口的数目和金银的成色这两方面都受到欺骗。位于东边的匈牙利人要对抗保加利亚人，双方势均力敌就会引起冲突。保加利亚人的宗教信仰禁止与异教徒建立联盟关系，他们所处的位置成为拜占庭帝国能够抵抗敌人的障碍。等到障碍被克服以后(924 A.D.)，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看见土耳其人的旗帜有如潮涌，有一名最大胆的武士竟敢向着金门投掷战斧。希腊人的计谋和财富转变了这次攻击的方向，但是匈牙利人对于撤军感到自豪，因为他们迫使强悍的保加利亚人和尊贵的恺撒，愿意双手奉上贡金。[190]在同一场战役里，他们发起遥远和快速的作战行动，似乎夸大了土耳其人的战力和数量，但他们的勇气还是值得赞扬，一支300到400名骑士的轻装部队，常常对着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城门，进行最大胆的入侵行动。在9世纪和10世纪这个灾祸频仍的时期，欧洲从北面、东面和南面忍受三重惩罚的痛苦，诺曼人、匈牙利人和萨拉森人有时践踏同一块饱受蹂躏的土地，这些野蛮的敌人就像荷马所说那样：一只撕裂的雄鹿尸体上面，有两只狮子在咆哮。[191]
萨克逊的君王“捕鸟者”亨利和奥托大帝，完成了拯救日耳曼和基督教世界的丰功伟业，在两场令人难忘的会战中，永久粉碎匈牙利人的势力。[192]英勇的亨利在国家受到侵略时(934 A.D.)，从病床上一跃而起，但他的心灵充满活力，靠着审慎和明智的作为获得成功。在开始战斗的那天早晨，他说道：“战友们!维持战线的队形，用盾牌挡住异教徒第一击所射出的箭雨，发起同等速度的进袭，用长矛阻止他们第二击的冲锋。”他们服从命令，击败敌人。梅泽堡有幅历史性的图画，描绘出亨利的面容或至少展现出他的性格，在一个蒙眛无知的时代，他相信美术能使他的令名享誉千古。[193]过了20年以后(955 A.D.)，那些在亨利剑下身亡的土耳其人，他们的子侄辈又开始侵犯其子的帝国，就保守的估计这支大军不会少于10万名骑兵。他们受到国内倾轧党派的密请，日耳曼的防务因阴谋叛逆而敞开，匈牙利人很快扩展势力越过莱茵河与默兹河，进入法兰德斯的内陆腹地。
但积极和审慎的奥托大帝着手肃清阴谋活动，要这些君王认清当前的局势，除非能够彼此建立互信互助，否则一定会丧失他们的宗教和国家。整个民族的实力集结在奥古斯堡的平原，按照行省和部落的分配名额，编成8个军团发起行军和战斗：巴伐利亚人组成第一、第二和第三军团；第四军团是弗朗科尼亚人；第五军团是撒克逊人，由君王直接统率；第六和第七军团由土瓦本人组成；第八军团是1000名波希米亚人，担任大军的后卫。他们的力量在于纪律和英勇，再用谋略和迷信来加强，迷信在这种状况下，才当得起高尚和有益的字眼。士兵用斋戒来净化心灵，营地受到圣徒和殉教者遗骸的祝福，基督教的英雄挂起君士坦丁的佩剑，手里握着查理曼无坚不摧的长矛，挥舞着圣莫里斯的旗帜——莫里斯曾经担任底比斯军团的长官。然而奥托最坚定的信心在于圣矛，其上镶嵌着十字架的铁钉，这件沾染基督宝血的遗物，是他的父亲用战争的威胁和一个行省作为礼物，从勃艮第国王手里强行索取来的。他们预期匈牙利人会出现在大军的前面，匈牙利人却秘密渡过莱希河——这条巴伐利亚的河流注入多瑙河——然后转到基督徒大军的后方，开始抢劫辎重行列，使得波希米亚和土瓦本的军团一时为之大乱。弗朗科尼亚人恢复会战的态势，他们的公爵是英勇的康拉德，他精疲力竭后正在休息，却被箭矢贯穿。撒克逊人在国王的亲征下奋战到底，他的胜利就功勋和重要性而言，超过近200年来所有将领所获得的成果。
匈牙利人的损失主要在于人员的逃走而非作战伤亡，四周有巴伐利亚的河流围绕，他们过去的残酷行为使他们丧失被宽恕的希望。3位被俘的王侯被吊死在拉蒂斯邦，为数甚众的战俘惨遭杀害或就此残废，逃亡的难民要是胆敢在自己的家乡现身，就会被定罪以致终身穷困不堪而且备受羞辱。现在这个民族遭受挫折，已经表现出谦恭的态度，匈牙利最容易进入的关隘，都用壕沟和防壁来加强守备的力量。不幸的灾难才会使人接受节制与和平的劝告，西方的强盗只有听天由命展开洗心革面的生活。他们的下一代受到一位有见识君主的告诫(972 A.D.)，这块肥沃的土地可以加倍生产各种农产品，经过交易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地的种族有土耳其人和芬尼克人的血统，后来西徐亚人或斯拉夫尼亚人建立新殖民地，就与他们的后裔混杂起来，[194]又从欧洲各国输入数以千计最强壮和勤奋的俘虏。等到盖萨与一位巴伐利亚的公主结缡以后，获得日耳曼贵族的位阶和产业。[195]盖萨的儿子被授予王室的头衔，阿帕德家族统治匈牙利王国300年。但是生而自由的蛮族不会羡慕帝王的威严，人民维护他们不容剥夺的权利，可以推选、罢黜和惩处国家世袭的公仆。
四、俄罗斯君主国的起源以及瓦兰吉亚人的事迹(839—862 A.D.)
俄罗斯人这个名字[196]在公元9世纪第一次出现(839 A.D.)，是由东部皇帝狄奥菲卢斯的一位使臣告诉查理曼大帝的儿子、西部皇帝刘易斯。俄罗斯的大公爵或称台吉也可以称为沙皇，派遣特使在希腊人的陪同下前往君士坦丁堡，漫长的旅程越过很多带有敌意的民族所居留的地区，在回程时希望能够避开危险，请求法兰西国君通过海路将他们送返国门。经过密切的接触可以看出祖先的起源：他们与瑞典人和诺曼人是同一血统，诺曼人这个名字让法兰西人感到讨厌而又畏惧，难免担心这些来自异乡的俄罗斯人，不是和平的信差而是战争的探子。等到希腊人告别以后，俄罗斯人的行程受到延宕。刘易斯经过考量后，采取令人满意的做法，为了两个帝国的利益，他必须遵守待客之道而且要审慎行事。[197]俄罗斯的人民或者是君王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北部国家的通史和编年史[198]都有详尽的说明，一致如此认定。
诺曼人突然在海上和军事冒险行动大放异彩，不再为一层穿不透的黑暗所掩盖。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地区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充满各行其是的头目和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叹息着平时的倦怠，含笑面对痛苦的死亡。海盗生活是斯堪的纳维亚年轻人的考验、行业、荣誉和专长。他们没有耐性留在阴冷的气候和狭小的环境中，大家在一场欢宴中出发冒险，拿着武器，吹响起程的号角，登上船只，前去探寻可以抢劫或居留的海岸。波罗的海是他们创立海上伟业最早的场地，他们巡视东部的沿岸地区，芬尼克人和斯拉夫尼亚人的部落在此兴建无人知晓的居所。拉多加 湖早期原始的俄罗斯人用白貂皮当作贡金，送给这些外来的异乡人，并且尊称他们为瓦兰吉亚人[199]或海盗。他们凭着占据优势的武器、纪律和名气，博得当地土著的畏惧和崇敬。当地的俄罗斯人与内陆的野蛮人发生战事时，这些瓦兰吉亚人愿意作为朋友或帮手提供服务，并逐渐通过选举或征服获得了值得保护的人民的统治权。瓦兰吉亚人的暴政使他们遭到驱离，基于过去的英勇行为再度被召回，最后有位斯堪的纳维亚的酋长留里克，成为一个王朝的创始人(862 A.D.)，这个王朝的统治期限长达700年之久。留里克的弟兄扩大他的影响力。他的战友在俄罗斯的南部行省，仿效服役和篡夺的先例，运用战争和暗杀这些司空见惯的方法，凝聚成一个强大君主国的架构。
只要留里克的后裔仍被视为外国人和征服者，他们就会用瓦兰吉亚人的武力进行统治，把产业和臣民分配给忠诚的卫队队长，而波罗的海海岸则会为他们提供源源不绝的冒险家。[200]当斯堪的纳维亚的酋长在这片土地上生根茁壮以后，他们就与俄罗斯人的血统、宗教和语言掺杂在一起，首位瓦拉迪米尔的功绩就是从这些外国的佣兵手里拯救他的祖国。瓦兰吉亚人拥戴他登上宝座，他的钱财难以满足佣兵的需要，但是他们乐意听从他的劝告，就是要寻找一位更为富有而不是更有感激之心的主子。他们应该乘船前往希腊，在那里不是用白色貂皮，而是用丝和黄金来报答他们的服务。俄罗斯的君王同时也向拜占庭的盟友提出警告，对于北国个性冲动的后代，有的要遣散，有的可以雇用，给予他们酬劳的同时也要多方面加以约束。当时的作者曾经记载瓦兰吉亚人被引入君士坦丁堡的情景以及他们的姓氏和性格。他们逐渐获得信任和尊敬，地位也日益升高，整个团体集结在君士坦丁堡执行警卫的责任。他们的实力因人数众多的队伍的加入而得以增强，这些人都是来自图勒之岛的老乡。
在当前封闭的情况之下，图勒这个相当含糊的称呼就是指英格兰。新的瓦兰吉亚人指的是英吉利人或丹麦人殖民地上的居民，他们从诺曼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逃走。朝圣漫游和海上抢劫的习性使他们能够接近地球上所有的国家，这些流亡无家可归的人受到拜占庭宫廷接纳，可以保有毫无瑕疵的忠诚，经过多少代的传承直到帝国的终结，他们交谈时仍使用丹麦语或英语。他们的肩上背着宽锋面的双刃战斧，随侍希腊皇帝前往寺庙、元老院和椭圆形竞技场，他无论睡眠或用餐都在深受信任的卫士保护之下，皇宫、金库和都城的钥匙都交到瓦兰吉亚人可靠而忠诚的手里。[201]
五、俄罗斯人进犯君士坦丁堡的4次海上远征(815—1043 A.D.)
在10世纪时，西徐亚的地理位置远超过古代知识的范围，俄罗斯的君主国在君士坦丁的地图上，占有面积广大而又极为重要的地区。留里克的儿子成为沃洛多米尔或莫斯科这个辽阔行省的主人，要是他们受到东方各旗的限制只能向一边发展，那么西边的国界在最早的时代，就会扩展到波罗的海和普鲁士人的国度。他们在北部的疆域已经拓展到北纬60度，包括整个极北乐土之区，居住着幻想中的怪物，笼罩永恒的黑暗浓雾。他们顺着玻里斯提尼斯河的水路前往南方，可以趋近黑海周边地区的河流。在这个广大空间里居住或漫游的部落，都听命于同一个征服者，在不知不觉中融合成同一个民族。俄罗斯语是斯拉夫尼亚人的一种方言，但是这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在10世纪时有很大的差异。由于斯拉夫尼亚人在南部人多势大，可以推测出北部最早的俄罗斯人，虽然是瓦兰吉亚人原来的臣民，应该算是芬尼克族的一支。随着逐水草漫游的部落在这里迁移、联合和分裂，西徐亚旷野无拘无束和一望无垠的景色不断变换。
俄罗斯最古老的地图在某些地点，仍旧保留原有的名字和位置，诺夫哥罗德[202]和基辅这两个首都同时出现在君主国最早的时期。诺夫哥罗德当时还配不上地位崇高的名声，也还不是汉萨同盟的成员，同盟可以传播财富的潮流和自由的原则；基辅还没有众多的人民，到后来市容才变得雄伟壮观，但要与君士坦丁堡相比仍显不足，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见过恺撒居处的人来说，这个城市有300所教堂还是值得夸耀的。这两个城市的起源不过是营地或市集，蛮族聚集在这些交通最方便的地点，举行会议处理与战争或贸易有关的事务。这些会议可以促进社交的活动和商业的技巧，比如从南部行省输入新品种的牛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奥得河的河口到君士坦丁堡港湾，无论是海洋还是陆地，都弥漫着通商贸易的进取精神。
在偶像崇拜和蛮荒未开化的时代，斯拉夫尼亚人的城市朱林，由于诺曼人经常来访而变得非常富裕，他们谨慎经营一个购买和交换的自由商场，并且确保贸易的安全和便利。从这个位于奥得河入口的商港，海盗船或是商人航行43天可以抵达波罗的海东岸，距离最遥远的民族就在这里相会融合，据说库尔兰、神圣的树丛装饰着希腊人和西班人的黄金。[203]人们在大海和诺夫哥罗德之间发现一条很便利的通道：夏天通过一个海湾、一个湖泊和一条可通航的河流；冬季是平坦而坚硬的无边无际的雪地。
俄罗斯人从城市的邻近地区顺着溪流下行到玻里斯提尼斯河，他们将一棵树做成独木舟，装上不同年纪的奴隶、不同种类的毛皮、从蜂巢里取得的蜡和蜜、宰杀牲口制成的皮革，所有北国的产品在基辅的栈房里收集和装卸。6月通常是船队起航的季节，独木舟装上长桨和坐板，成为比较结实和容量更大的小船，在进入玻里斯提尼斯河以前没有任何障碍，接着陆续就有7或13道石质山脊横过河床，形成奔腾的急流。在水流比较浅的小型瀑布，船只通过减轻负载以后通过；[204]但是落差很大的大瀑布无法通行，水手拖着他们的船只，带着奴隶，通过崎岖的陆地走6英里路，在这极为劳累的行程中，成为旷野的强盗最容易抢夺的目标。到达瀑布下方的第一个岛屿，俄罗斯人为逢凶化吉而设宴庆祝，在靠近河口的第二个岛屿，他们修理损坏的船只，因为黑海的航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更加危险。要是他们沿着海岸行驶，就可以进入多瑙河；遇到顺风，只要36或40小时就能抵达对岸的安纳托利亚。君士坦丁堡同意北国的陌生人每年一度的来访。俄罗斯人在固定的季节返回，带着谷物、酒、油等大宗的货物，以及希腊的产品和印度的香料。他们有些同胞居留在都城和行省，国家之间签署协定，保护北国商贾的人身、家财和特权。[205]
造福人类的交通路线很快被人类利用进行彼此伤害：俄罗斯人在190年内，曾经4次想要抢劫君士坦丁堡的金银财宝。发生的事件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是动机、工具和目标完全相似，全部采用海上远征的方式。俄罗斯的船商在恺撒的城市见识到繁华的景象，享受到奢侈的生活，这些不可思议的故事和数量稀少的供应品，刺激了那些野蛮的老乡产生难以满足的欲望。那些在当地气候之下无法出产的货物使他们极为羡慕，那些因他们太懒无法模仿和太穷无力购买的工艺品使他们垂涎三尺。瓦兰吉亚人的王侯打着海盗的旗帜展开冒险活动，有些民族居住在北方的岛屿之上，远在无边无际的大洋之中，最英勇的士兵都从那里被吸引过来。哥萨克的舰队在9世纪恢复了过去海上的雄风，从玻里斯提尼斯河出发，为了达成同样的目的，航行经过同样的海洋。[206]希腊人把单一的独木舟叫作monoxyla，也可以用来形容俄罗斯船只的船底。他们在很长一根山毛榉或柳树的树干上面挖出船的形状，在脆弱和狭小的基部两边装上木板，并不断拼接，一直达到60英尺的长度和12英尺的高度。这种船不需要建造甲板，但是有两个舵和一根桅杆，航行靠着帆和桨，可以容纳40人到70人，以及他们的武器，还有淡水和咸鱼等给养。
俄罗斯人第一次的考验是制造200艘小船，但是要对抗君士坦丁堡，那这支民族武力可能需要1000到1200艘船只。他们的船队并不比阿伽门农的皇家水师差太多，只是在某些畏惧的人看来，却将原有的实力和数量夸大10到15倍。希腊的皇帝要是能够未卜先知并预先防范，就应该在玻里斯提尼斯河口派驻一支海上部队。他们的怠惰使得他们放弃了安纳托利亚海岸，任凭海盗式的战争在那里肆虐。经过600年的平静以后，黑海地区再度遭受蹂躏。长久以来只有首都受到关切，对于一个遥远行省的痛苦，君王和历史学家并不放在心上。这轮猛攻沿着海岸从发西斯河与特拉布宗横扫而过，最后闯入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这段15英里长的水道里，俄罗斯人粗制滥造的船只，应该会被技术高超的敌手所阻止或摧毁。
基辅的王侯指挥了第一次的冒险行动[207](865 A.D.)，他们趁着狄奥菲卢斯的儿子米凯尔三世离开都城，毫无阻拦通过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港口。米凯尔三世历经险阻艰辛，在皇宫阶梯的下面登陆，立即赶赴圣母玛利亚大教堂，[208]接受教长的建议，将圣母的衣服这个极为宝贵的遗物，从圣所捧出来浸泡在海里。一阵及时发生的暴风雨，逼得俄罗斯人不得不撤离，这要很虔诚地归功于上帝之母的拯救。
留里克之子的监护人奥列格发起第二次的袭击(904 A.D.)，希腊人保持缄默，让人对事实的真相产生怀疑，至少对这件事的重要性无法苟同。防守的兵力和工事形成坚固的障碍，保卫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俄罗斯人采用权宜之计，将船只拖过狭窄的陆地，使希腊人的作为全部落空。在官方的编年史上记载这个很简单的作战方式，形容为好像刮起一阵强烈的狂风，使俄罗斯人的船队能顺着风在干燥的陆地滑行。
第三次用兵(941 A.D.)的首领是留里克之子伊戈尔，他趁着帝国的水师全部用来对抗萨拉森人，实力衰弱自顾不暇之际，发起袭击。然而只要能激起全民的勇气，防御的工具就不致匮乏，15艘破旧不堪的战船勇敢起航前去迎击敌军，并不像通常那样在船首装设单管的希腊火，而是在每艘船的两舷和船尾，充分供应液体的易燃物质。工程人员的技术非常熟练，天候的状况也相当有利，数以千计的俄罗斯人跳到海里，宁可在水中淹毙也不愿被火烧死。这些人游上色雷斯的海岸，惨遭农夫和士兵毫不留情的屠杀。还是有三分之一的独木舟逃到浅水区域得以幸存。伊戈尔在次年春天再次准备动手，不仅要恢复声誉，还要报仇雪耻。经过一段长期的和平以后，伊戈尔的曾孙雅罗斯劳斯又打算进行一次海上入侵(1043 A.D.)。他的儿子所指挥的船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同样被全力施为的火攻打得溃不成军。希腊人的前锋莽撞追击，被敌人占据优势的船只和人员围歼而无还手之力，他们准备的希腊火可能已经消耗殆尽，有24艘战船被夺走、击沉或是焚毁。
然而俄罗斯战争的威胁或灾祸经常会发生转变，条约所发生的作用大于武力。在这些海上的敌对行动中，所有不利的因素都在希腊人这边，诸如野蛮的敌人毫无恻隐之心；打赢俄罗斯这个极端贫穷的国家也得不到战利品；他们撤退到无法进入的地区，使胜利者失去报复的希望；同时帝国的傲慢和虚弱，迁就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那就是任何人与蛮族打交道无论得失都毫无荣誉可言。为了签订和平条约，最初他们的开价很高，使希腊人无法接受：船队每名士兵和水手要3磅黄金。俄罗斯的少壮派坚持原来征服和荣誉的计划，但德高望重的老成派提出温和的主张。他们说道：
对于恺撒慷慨的还价要感到满足，能够获得黄金、白银、丝绸和所有渴望的物品，无须经过一番战斗岂不是更好？难道我们可以保证获得胜利？难道我们能与大海缔结一份条约？我们并不是在陆地上战斗，只要漂浮在深邃的水面，死神就在我们的头顶不停飞翔。
这些北方的船队在记忆之中像是自极圈从天而降，带来的惊骇给皇家的城市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哪个阶层的人士在闲聊之中，全都异口同声断言而且相信，陶鲁斯的广场有一座骑马铜像，上面很秘密地刻着一段预言，在最后的日子里，俄罗斯人如何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209]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一支俄罗斯的大军，没有从玻里斯提尼斯河出航，而是绕过欧洲大陆，土耳其的首都遭到分遣舰队的威胁，每一艘强大和高耸的战舰可以用航海的技术和犀利的炮火击沉或打散100艘他们祖先所使用的独木舟。当前这一代或许可以看到预言成真，这种非常罕见的预言，叙述的风格非常清晰而且日期非常明确。
六、斯瓦托斯劳斯的统治及其战败的始末(955—973 A.D.)
俄罗斯人在陆地没有像在海洋那么可畏，因为他们以步战为主，西徐亚人各旗的骑兵部队经常会将他们非正规的军团冲散，或者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然而他们的市镇正在成长，无论防务是多么微弱和不够完善，总可以为臣民提供庇护，也可以阻挡敌人的进军。基辅的君主国在发生致命的分裂之前，始终保有北部地区的统治权，从伏尔加河到多瑙河之间所有的民族，不是降服于斯瓦托斯劳斯[210]的武力，就是被他击退。斯瓦托斯劳斯是伊戈尔的儿子，伊戈尔是奥列格[211]的儿子，奥列格是留里克的儿子。斯瓦托斯劳斯的心灵和身体都很英勇，极为艰苦的军旅生涯和蛮荒生活，使得意志和精神的力量更为强大。他通常裹着一块熊皮睡在地上，头枕着马鞍，饮食粗糙而又节俭，就像荷马笔下的英雄人物[212]，将吃的肉(通常是马肉)放在炭火上炙烤。他的军队经由战争的训练和演习，能够保持稳定的耐力和严肃的纪律，我们可以假定士兵不允许过着比酋长更为奢侈的生活。
希腊皇帝尼西弗鲁斯二世派出使臣带着1500磅黄金作为礼物，放在斯瓦托斯劳斯的脚前，作为请他远征保加利亚的经费或是为了酬谢他的辛劳。于是斯瓦托斯劳斯集结了一支6万人的军队登船出发，从玻里斯提尼斯河航向多瑙河，在梅西亚的海岸登陆，突然遭遇对方发生激战，俄罗斯人的刀剑胜过保加利亚骑兵的弓箭。战败的国王丧失性命，他的子女成为俘虏，一直到海姆斯山为止的国土都遭到北方的侵略者占领或蹂躏。然而瓦兰吉亚的君王并没有放弃他的猎物和履行他的承诺，所以他不愿守约撤走而是大举进兵，要是他的野心能够获得成功，帝国的政治中枢在很早的时期，就会迁移到更为温暖和收获丰硕的地区。
斯瓦托斯劳斯不仅享用也了解这个新位置的利益，靠着交换或掠夺可以获得世上各种物产。便利的海上交通可以从俄罗斯运出毛皮、蜡和蜂蜜这些当地的商品，匈牙利供应血统优良的马匹和来自西方的掠夺物，希腊的金、银和外国的奢侈品极为丰富，他们很穷，所以对这些东西装出不屑一顾的神色。帕特齐纳克特人、科扎尔斯人和土耳其人的队伍，都赶赴胜利的旗帜之下。尼西弗鲁斯二世的使臣背叛了托付给他的任务，自己想要登基称帝，答应与他的新盟友分享东部世界的财富。俄罗斯的君王从多瑙河进军，一直赶到哈德良堡。皇帝发出一份正式的照会，要求他撤离罗马的行省，受到他的轻视与拒绝，斯瓦托斯劳斯非常凶狠地答复：君士坦丁堡很快会看到一个敌人和一个新统治者。
尼西弗鲁斯二世引狼入室，现在已经无法赶走狼，他的宝座和妻子都为约翰·齐米塞斯所接收。这位约翰一世的身材矮小，却具有英雄人物的精神和能力。他的部将赢得第一场会战的胜利，使俄罗斯失去外国盟邦，他们有2万人不是死于刀剑之下，就是激起叛变的行为，或是受到引诱而逃亡在外。色雷斯获得解救，却仍旧有7万名全副武装的蛮族整装待发。齐米塞斯新近完成叙利亚的征服并将军团召回，准备到了春天就打着胜利君主的旗帜进军，他公开宣布自己是保加利亚人的朋友，要为他们的受害报仇雪恨。海姆斯山的关隘根本无人防守，他们立即加以占领，罗马人的前锋要列阵赢取不朽的名声(以模仿波斯人的风格而自豪)。皇帝率领的主力有10500名步兵，其余的部队随着辎重和军事工程的纵列，行进的速度缓慢而且戒备森严。
齐米塞斯旗开得胜，在两天之内夺取梅西亚诺波里斯亦称佩里斯拉巴。[213]全面进攻的号角响起，士兵架起云梯爬上城墙，8500名俄罗斯人死于刀剑之下。保加利亚国王的儿子从备受羞辱的监禁中被解救出来，被授予有名无实的冠冕。斯瓦托斯劳斯再度遭受重大的损失，退守多瑙河岸边坚固的据点德里斯特拉，敌人交替运用快速和缓慢的部队在后面追击。拜占庭的战船溯多瑙河而上，军团完成对垒线的作业，俄罗斯君王被包围在加强工事的营地和城市之中，要忍受攻击和饥馑带来的痛苦。无论是士兵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还是部队负隅顽抗的出击行动，都没有办法使斯瓦托斯劳斯脱离困境，经过65天的围攻以后，气数已尽，只得屈服。通过胜利者宽大的条件可以见识到其审慎的作风，齐米塞斯不仅钦佩他的英勇，对于一个无法征服的心灵，也顾虑他会发起孤注一掷的反扑。
俄罗斯的大公爵愿意约束自己的行为，立下庄严的誓言要放弃所有敌对的企图。皇帝开放一条安全的通路让他归国，恢复贸易和航行的自由，他的士兵每人发给一斗的粮食，从2.2万斗的分配量，可以证实蛮族的损失和残余的人员。经过一段痛苦的航程，他们再度抵达玻里斯提尼斯河的河口，但是给养已经耗尽，天候非常恶劣，要在冰天雪地的状况下度过寒冬。就在他开始出发之前，斯瓦托斯劳斯受到邻近部落的袭击和压迫，希腊人始终在幕后与这些部落保持长久而有效的联系。[214]齐米塞斯班师回朝的状况有天壤之别，就像古罗马的救星卡米卢斯和马略，[215]受到都城盛大的欢迎。但信仰虔诚的皇帝把胜利的功劳归于上帝之母，圣母玛利亚抱着圣婴的画像被放在一辆凯旋式的战车上，装饰着各式各样的战利品和保加利亚皇室的纹章旗帜。齐米塞斯跨鞍顾盼策马进入都城，头上戴着皇帝的冠冕，手里拿着胜利的桂冠，君士坦丁堡在惊讶之余赞颂统治者的武德和功勋。[216]
七、俄罗斯人的皈依和基督教向北部地区的发展(800—1100 A.D.)
佛提乌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长，传教的抱负与求知的欲望在他而言倒是不分轩轾，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希腊的教会，对于俄罗斯人的皈依都感到极为庆幸。[217]这些凶狠残忍的蛮族为理性和宗教的言论所说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神，传教士是他们的导师，罗马人是他们的朋友和兄弟。然而基督教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而且时机尚未成熟。这些俄罗斯酋长在海盗的冒险生涯中，难免会有各种不同的机遇，也有人会浸入水中接受洗礼。一位主教使用都主教的名义，可能在基辅的教堂为奴隶和土著的会众奉行圣事。但福音的种子撒布在贫瘠的土壤，背教者日多而皈依者日少，等到奥尔加的受洗才开创了俄罗斯的基督教新纪元。这名身世卑贱的女性不仅为她的丈夫伊戈尔之死报仇，也掌握了他所遗留的权杖，她拥有积极主动的德性，博得蛮族的敬畏和服从。趁着国内外一片安宁的时刻，她从基辅航向君士坦丁堡，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图斯详细叙述了在都城和皇宫接待她的仪式和礼节。所有的程序、名衔、商谈、宴会和礼物都要极度地配合，以满足这位陌生来客的虚荣心理，使她尊敬罗马皇帝高高在上的威严。[218]在洗礼的圣事仪式中，她接受海伦娜女皇这个广受尊敬的名字。她的叔父、2名通事、16名高阶和18名低阶的侍女、22名仆从或家臣以及44名俄罗斯商人，都先于她举行仪式或随着改变信仰，这些人组成了奥尔加大公爵夫人的随从队伍。
海伦娜回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以后，用坚定的态度支持新的宗教，但她努力传播福音却没有获得成功的荣冠，无论是她的家族还是国家，仍用顽梗不化或漠不关心的态度，继续信奉祖先的神明。她的儿子斯瓦托斯劳斯担心改信会引来讥讽和嘲笑，她的孙儿沃洛多米尔表现出年轻人的热诚，要仿效古人修饰古代传统的宗教纪念物。北国还是要用活人献祭来邀宠那些野蛮的神祇，在选择牺牲时，宁愿要一个本国人而不是外乡人，基督徒比偶像崇拜者更为合适。父亲要保护儿子免于祭司的杀害，在狂热信徒的暴怒中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虔诚的奥尔加所给予的教导和榜样，在君王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深刻而神秘的印象，希腊的传教士继续讲道、争论和施洗。俄罗斯的使臣或商人将君士坦丁堡文雅的迷信活动，与森林深处的偶像崇拜做一下比较，他们带着羡慕和钦佩的情绪注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圣徒和殉道者鲜明的画像、装饰华丽和庄严肃穆的祭坛、人数众多而又穿着法衣的僧侣、排场盛大和秩序井然的仪式。他们在虔诚静肃与和谐圣歌交互进行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要让他们相信每天都有一队天使组成的唱诗班，从天国下凡加入虔诚的基督徒之中，这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不过真正决定或加速沃洛多米尔的皈依的事情，在于他渴望迎娶一位罗马的新娘。就在赫尔松这座城市，基督教的主教同时主持受洗和结婚的仪式。沃洛多米尔把这个城市归还给新娘的兄弟巴西尔二世，但据说青铜的城门被拆下来运到诺夫哥罗德，装设在第一所教堂的门口，作为他在信仰的战场获胜的纪念物。[219]他下达专横的命令，把雷神佩伦的雕像拖过基辅的街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对这位神明敬畏有加。12名强壮的蛮族用木棍将神像打成稀烂，再愤慨地抛进玻里斯提尼斯河的水流之中。沃洛多米尔公开宣布他的谕令，任何人拒绝受洗的仪式就是上帝和君王的敌人，绝不宽恕。数以千计听命的俄罗斯人立即来到河里来接受洗礼，真是人满为患，对于大公爵和贵族阶层所接受的教义，不仅是真理而且非常卓越，俄罗斯人加以默认。异教的遗迹到下一个世代全部绝灭，但沃洛多米尔的两个兄弟过世时尚未受洗，他们的遗骸从坟墓里被挖出来，经过不合常规的圣事和仪式后，亡故者获得神圣的令名。
基督纪元9—11世纪，福音和教会的统治扩展到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希米亚、萨克森、丹麦、挪威、瑞典、波兰和俄罗斯。使徒的宗教狂热所获得的胜利，重现了基督教的堕落时代。欧洲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全部听命于一种宗教，这种宗教与原来当地土著的偶像崇拜，主要的差异是在理论，实际的形式上并没有多大不同。日耳曼和希腊的僧侣激起值得赞誉的抱负，拜访蛮族的帐幕和木屋。早期传教士拥有的一切只是贫穷、困苦和危险，他们心怀积极进取和诲人不倦的勇气，他们的动机是纯洁无私和充满善意的，他们将良心的宁静和感恩人民对他们的尊敬当作最好的报酬。但是他们辛勤工作所得到的丰硕收获，为后续时代的高级教士所承受或享用，这些人不仅态度傲慢而且变得富有。最早的皈依不会用强制的手段，完全出于自动自发的行为，传教士仅有的工具是圣洁的生活和说服的技巧。异教徒本土的神话和传说，遇到外乡人的奇迹和显灵，就只有哑口无言。酋长出于虚荣和利益，保持着良好的脾气。国家的领导人物受到礼遇，被授予国王和圣徒的头衔[220]，他们把正教的信仰强加在臣民和邻人的身上，认为这样做是合法且虔诚的。从荷尔斯泰因到芬兰湾这段波罗的海海岸，遭到十字架旗帜的入侵，到了14世纪才因立陶宛的改变信仰，而结束了偶像崇拜的时代。
然而必须用坦诚的态度承认真相所在，北部地区的改变信仰无论是对年代久远还是新近入教的基督徒，全都带来很多尘世的利益。战争的暴怒是人类与生俱有的情绪，福音书有关博爱与和平的教训，也没有办法加以疗伤止痛，正教君王的野心在每个时代都要恢复敌对意图所造成的灾祸。允许蛮族进入文明和宗教的社会，他们就会学习到宽恕他们的弟兄和耕种他们的产业，在诺曼人、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从海洋和陆地发起的进犯之下，将欧洲从濒临毁灭的处境中解救出来。教士的影响力有助于建立法律和秩序，艺术和科学的基础知识传入地球上那些未开化的国家。俄罗斯君王出于宽厚的虔诚心理，允诺运用更为熟练的希腊人提供的服务，来装饰他们的城市和教导他们的人民。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的教堂很粗糙地模仿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和图画，把神父的著作译成斯拉夫尼亚的土语。300名贵族青年受到邀请或是被强迫，要到雅罗斯劳斯的学院来上课听讲。俄罗斯与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和政府有特殊的联系渠道，所以应该在早期就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那个时代希腊人对于拉丁人的无知表示轻视的态度。
然而拜占庭这个国家奴性太深、孤立无援，正处于急速的衰退中。等到基辅没落以后，玻里斯提尼斯河的航行被人遗忘。沃洛多米尔和莫斯科的大君与海洋和基督教世界分离，分裂的君主国受到鞑靼奴役制度可耻而盲目的压迫。[221]拉丁的传教士使斯拉夫尼亚和斯堪的纳维亚王国改变信仰，使他们接受教皇在精神和世俗方面的权力。[222]但是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宗教，就会在相互之间与罗马联合起来，吸取欧洲共和国自由和博爱的精神，逐渐分享从西方世界升起的知识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