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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腊帝国在10世纪时的一般状况和主要缺失
一道历史的光芒似乎从10世纪的黑暗之中照射出来。我们怀着好奇和尊敬的心情，打开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的作品，这是他在心智成熟的年龄，为了教诲自己的儿子而亲手动笔写成的，他曾承诺要在这部书中展现出东部帝国在和平和战争的时代国内外的情势。他根据个人以及历朝君王的做法，在这些著作的第一部书中，详细描绘了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和皇宫极为奢华的仪典和排场。[81]接着他在第二部书试图精确说明欧洲和亚洲各军区也就是各行省的情况。罗马战术运用的方式、部队的纪律和阵式、陆地和海上军事行动的准则，在这些极为实用的作品的第三部书中详加解释，这部分也可能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父亲利奥六世所著。[82]第四部他谈到帝国的施政方针，透露拜占庭政府在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友好相处或采取敌对行动时制定策略的机密过程。还有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著作，有关法律、农业和历史的实用体系，有助于增进臣民的福利和马其顿君王的荣誉。称为《巴西利克》的60卷巨著，[83]是有关民法体系的法典总览，是在这个辉煌王朝前面3位统治者的手下逐渐完成。
农业技术部分是古代最优秀的人员运用闲暇的时间，再三斟酌才敢动笔，其中经过精选的文章都编在君士坦丁20卷的《农艺学》之中。他指示要把历史上重大兴亡和善恶的事迹，分案分条编成53卷[84]，使每个市民都能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致重蹈覆辙。东部帝国的统治者不惜放下身段，放弃立法者的尊贵地位而屈居于卑下的教师或作家。要是他的继承人和臣民毫不在意他那身为家长的关怀之情，我们倒是可以继承和享用这份永恒的遗产。
这份礼物经过精确的衡量和评估，就会降低本身的价值和后代的感激，即使据有这些皇家的财富，我们仍旧为贫乏和无知而深感悔恨，原作者日益颓废的光荣也为冷漠或蔑视所抹除。《巴西利克》这部书完全在抄袭查士丁尼的法学作品，只不过是带有偏见和残缺不全的希腊文译本而已，但古代市民的理性常被顽固思想的影响力所取代，像离婚、娶妾和放款求利受到绝对的禁止，妨害到贸易的自由和私生活的幸福。君士坦丁的臣民在那部历史著作中，可能十分仰慕希腊和罗马难以匹敌的各项美德，并可能从中了解从前的人士是如何尽自己所能达成所渴求的目标的。然而帝国的高级官员或枢密大臣要是准备出版新的圣徒传记，必然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译者西蒙[85]荒诞而又华丽的神话，使迷信获得更为丰富而阴郁的材料。教会的一年行事历中所记载的功德和奇迹，在哲人的眼里比不上一个辛劳的农民，他会繁衍造物主恩赐的谷物，为他的同胞提供所需的粮食。
编著《农艺学》的帝王作家，却致力传授杀人放火的毁灭艺术，这是自色诺芬[86]时代以来，作为英雄和国王必备的本领。然而利奥和君士坦丁的《战术学》却掺杂那个时代等级较低的成分，缺乏原创性的天才，只能就胜利的结果肯定其有关的规定和原则，要想运用适当的风格和方法则显得力有不逮。他们把毫无关联和互不兼容的东西，盲目混合在一起：像斯巴达的方阵和马其顿的方阵，像加图的军团和图拉真的军团，以及奥古斯都的军团和狄奥多西的军团。甚至对于军事基本知识的应用，至少在谈到有关重要性的体认上，都让人怀疑。他们所熟悉的一般原则受到理性的指导，然而它所具备的优点，以及面对的困难完全在于如何实践履行。一个士兵的纪律主要靠训练而不是靠学习养成，指挥官的才能来自冷静和机敏的头脑，天生用来决定军队和国家的命运——前者是毕生劳累养成的习惯，后者是剎那间战机的掌握。靠着战术的课本要想在会战中获胜，就像依循评论的规则写出史诗一样，成功的可能性真是微不足道。至于典礼手册，则是教会丧失纯洁和城邦失去权力以后出现的可厌而无聊的活动，产生极其冗长而无用的记述而已。对于军区或行省进行研究，也许可以获得可信而有用的资料，通常这是政府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不必再依靠有关城市起源的神话，或者对城市居民的道德败坏的恶毒讽刺诗句。
历史学家对于这样的资料当然很乐意加以记录，如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像首都和行省的人口、税收和岁入的额度、皇家军队里服役的臣民和外国人的数量，连“哲学家”利奥六世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都不以为意，那么历史学家对此毫无所悉，也不应该受到责备。君士坦丁对于公共行政方面的著述也有类似的缺失，但仍然具有很多优点而显得与众不同：古代的民族有些状况极为可疑，叙述的内容非常荒谬，但是关于蛮族的地理和习俗都有很精确的记载。在这些民族之中，只有法兰克人有资格观察并记述东部城市的状况。奥托大帝的使臣是克雷摩那的主教，10世纪中叶曾经描绘了君士坦丁堡的情景，表现出明快的风格、生动的叙述和敏锐的观察。甚至就是勒特普朗德的偏见和热情，也都带有奔放和天才的标记。我靠着国外和国内极其有限的资料，深入探讨拜占庭帝国的形式和实质，了解希腊人的行省和财富、民政和军事的力量以及他们的特性和文学状况，这段时间约有600年，从赫拉克利乌斯在位到法兰克人或拉丁人成功的入侵为止。
二、希腊帝国的疆域划分以及财富和人口
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分疆而治以后，成群结队的蛮族从西徐亚和日耳曼地区蜂拥而来，布满所有的行省，消灭古老的罗马帝国。辽阔的疆域掩饰了君士坦丁堡的不堪一击，边界没有受到侵犯，至少还可以保持完整。查士丁尼的王国能够开疆辟土，攻占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带来耀眼的光辉。然而这些征战所获得的新的领地，只是暂时据有却极不稳定，而且东部帝国将近一半的国土为萨拉森人用武力夺走。阿拉伯的哈里发已经制服了叙利亚和埃及，等到阿非利加就范以后，西班牙这个已经成为哥特人王国的罗马行省，被哈里发的部将带兵入侵加以征服。地中海的岛屿无法逃脱他们海上势力的威胁，克里特的港口或西利西亚的城堡成为他们最远的据点，虔诚或背叛的埃米尔羞辱宝座和都城的尊严。剩余的行省仍旧接受皇帝的统治，经过重新的改组和整理，在赫拉克利乌斯继承人的规划之下，原来由省长、代行执政官或伯爵行使的司法权力，被行政区或军政府的制度所取代，那位皇帝作家对此有详尽的叙述。
在29个军区中，12个在欧洲，17个在亚洲，有关这方面的开始时间并不清楚，就军区这个词的语源而论也很难断言，界线随意指定而且经常变动。但那些为了保护各自的区域，自行提供经费组成的部队的特质和属性，产生了一些听上去非常奇怪的名字。爱好虚荣的希腊君主始终自负于光荣的征服，一直没有遗忘他们失去的领土。于是在幼发拉底河的西岸建立了一个新美索不达米亚，西西里的名称和负责治理的法务官，也被转移到卡拉布里亚一个比较狭窄的地带，贝内文图姆公国部分地区提升到伦巴第军区的规格和头衔。在阿拉伯帝国势力衰落的时期，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可能将民族的自负运用在更具实际利益的地方。尼西弗鲁斯、约翰·齐米塞斯和巴西尔二世的胜利，重振了罗马的声威，扩大了原来的疆域，西利西亚行省、安条克都会区以及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两个岛屿，又重新向基督和恺撒效忠，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并入君士坦丁堡的皇权管辖，保加利亚王国受到摧毁，马其顿王朝最后几位统治者伸展他们的主权，从幼发拉底河的源头直到罗马邻近地区。
到了公元11世纪，新来的敌人和灾难使帝国的前途蒙上阴影，诺曼人的亡命分子夺去意大利的剩余地区，土耳其征服者从罗马的主干上几乎砍断了所有的亚洲分支。在蒙受这些重大的损失以后，科穆宁家族的皇帝所统治的地区，仍旧从多瑙河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从贝尔格莱德到尼斯、特拉布宗和曲折的米安得河。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这些范围广阔的行省，还是臣服于皇帝的权杖之下，他据有塞浦路斯、罗得、克里特以及爱琴海或圣海[87]的50个岛屿，就是帝国的残余部分也超过欧洲最大王国的疆域。
这些帝王同样可以自豪而真实地宣称，他们在基督教世界的国君中，占有面积最大的城市，[88]最丰富的税金，最为繁荣旺盛和人口最稠密的国土。西部的城市随着帝国的衰亡已经日益没落和毁灭，无论是罗马的废墟，还是巴黎和伦敦的泥土城墙、木头棚屋和狭窄街道，都不可能让拉丁地区的陌生人藐视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尤其是它有宏伟的宫殿和教堂、众多富于技艺和生活奢华的人民。君士坦丁堡的财富产生诱惑力，但是从最早时期开始，凭着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实力，已经击退了波斯人、保加利亚人、阿拉伯人和俄罗斯人大胆的进攻，而且预判今后更会如此。行省没有那么好的运道和防御能力，很难找到一些地区或一些城市能够逃脱这些凶狠蛮族的侵犯。他们不可能长期占有，只能尽情掠夺和搜刮。
东部帝国自查士丁尼时代以后，国势陵夷，无法达到过去的程度，毁灭比发展所产生的力量更为积极与活跃，政府和宗教的暴虐统治带来长期的罪恶，使战争的灾难更为苦涩。俘虏从蛮族手里逃脱以后，常常会被统治者的大臣剥夺一切后关进监牢。迷信的希腊人因祈祷而心志堕落，因斋戒而身体虚弱，众多的修道院和宗教节期使人类浪费时日和精力，不能从事世俗的事务。然而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在世界各民族之中最为灵巧和勤奋，他们的领地在土壤、气候和位置方面更是得天独厚，而在技艺的支持和培育下，他们的坚忍和爱好和平的性格，较之于具有好战精神和封建制度下的欧洲，能够发挥更有利的作用。有些行省已经损失而且无可挽回，不幸的遭遇使仍旧依附帝国的行省重新获得人口和财富。
叙利亚、埃及和阿非利加的正统基督徒逃脱哈里发的魔掌，再度向他们的君主效忠，回到同胞的社会之中。他们随身携带动产，避开压迫者的搜刮，使他们在放逐生活中能缓和所受的痛苦，君士坦丁堡敞开胸怀，愿意与亚历山大里亚和提尔的流亡人士展开贸易。逃避敌对行动和宗教迫害的亚美尼亚和西徐亚首长都受到热情接待，追随的人员受到鼓励去建造新的城市和开垦荒废的田地。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许多地方都保留着这些民族殖民地的名称、习俗或至少是有关的回忆。甚至那些蛮族的部落全副武装定居在帝国的疆域之内，也逐渐遵守教会和政府的法令规定。他们虽一直和希腊人分开居住，他们的后裔却为国家供应了大量忠诚和服从的士兵。要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料，能够对拜占庭君主国的29个军区进行深入的探讨，只要有一个挑选的案例就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所幸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令人产生兴趣的行省，伯罗奔尼撒这个名字会让精通古典文学的读者眼睛为之一亮。
三、伯罗奔尼撒的社会和种族的动乱以及丝织品的生产
早在8世纪“圣像破坏者”社会混乱的统治时期，希腊甚至伯罗奔尼撒便受到一些斯拉夫队伍的蹂躏，这些人已打败保加利亚人的皇家旗帜。古老的异乡客像卡德摩斯、达那俄斯和珀罗普斯，[89]已在多产的土地散播策略和知识的种子，然而北方的野蛮人却彻底拔除了余留下来的带病的枯根。蛮族大举入寇，整个国家和居民都发生变动，希腊人的血统受到污染，伯罗奔尼撒最骄傲的贵族竟有着外族和奴隶的名字。经过接连几代君主辛勤的工作，这块土地就某种程度而言已经将蛮族清除殆尽，卑贱的残留人员立下服从的誓言愿意接受约束，按照规定呈献贡金和当兵服役，不过会经常违背这些誓言，政府要不时重申前令。
帕特拉斯受到围攻，是因为伯罗奔尼撒的斯拉夫人与阿非利加的萨拉森人凑巧同时发动。科林斯的法务官即将到来的传闻让大家信以为真，在最后这次灾难之中能够鼓舞市民的勇气。他们的出击大胆，获得胜利，外来的入侵者登船逃走，本国的叛军放下武器投降，这一天的光荣战迹要归功于一个幻影或是一名陌生人，他打着使徒圣安德鲁的名义在最前列奋战不懈。供奉遗骨的神龛装饰着那一次获胜的战利品，被俘的种族永远要为帕特拉斯宗主教会执役，成为忠心不二的家臣。希洛人和拉栖代蒙人[90]附近地区有两个斯拉夫部落叛变，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和平状况经常受到破坏。这些人有时会欺负拜占庭政府的软弱无力，有时会反抗不公正的压迫，直到最后与他们敌对的同胞也向着这个地区前近，要求颁布教皇的敕令来限制埃泽尔人和密伦吉人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他们每年缴纳1200枚金币作为贡金。
皇家的地理学家从这些外乡人的身上找到一个原生的种族，就某种程度而言与受到伤害的希洛人有血缘关系。罗马人特别是奥古斯都出于宽大的胸襟，将这些海岸的城市从斯巴达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并且赐予公民权，这种恩典的延续更使他们加上伊琉人或拉科尼亚自由人的称号。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在位时，他们得到迈诺特人的名称，凡是在岩石海岸遇难的船只都遭到肆无忌惮的抢劫，因而玷污他们要求自由权利的主张。他们居留的地区不适于谷物的生长，然而盛产橄榄，种植的面积一直延伸到马利亚角。他们接受拜占庭法务官指派的酋长或是君王，每年缴纳微不足道的400金币贡金，作为得到豁免而非依赖的象征。
拉科尼亚的自由人始终以罗马人自居，长久以来信奉希腊的宗教。巴西尔皇帝的热诚使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但是维纳斯和海神的祭祀在罗马世界遭到禁止已有500年之久，却还在这些村野受到信徒的崇拜。伯罗奔尼撒军区仍旧有40座城市，那些正在没落的城邦像斯巴达、阿尔戈斯和科林斯，到了10世纪时，距离古代的辉煌和当前的凄凉或许都是等长的时间。军事服役的义务可以亲身参加或是雇人替代，全部附属在行省的土地或采邑上，每个富有的佃农要缴纳5枚金币，同样数额的丁税由财产较少的人共同分摊。在宣布发起一次意大利战争时，伯罗奔尼撒人志愿提供100磅黄金(约合4000镑)和1000匹战马，附带整备齐全的武器和装具，用以豁免服兵役的义务。教堂和修道院负责供应人数较少的分队，出售教会的圣职可以获得充满罪恶的利益，琉卡狄亚[91]贫穷的主教也要负责出资100金币。
伯罗奔尼撒是一个富裕的行省，每年的税收有可靠的保证，制造业和贸易获得丰厚而正当的收益，可以建立很稳固的财务基础。从一项税务法令可以看出开明政策的某些特征，那就是所有伯罗奔尼撒的水手和制造羊皮纸和紫色染料的工人，可以免征个人的所得税。这种方式可以合理地运用或扩展到亚麻布、羊毛织品，特别是丝织品的制造上——前面两种从荷马时期起在希腊就已经极为风行，后者可能在查士丁尼当政时引进。这些在科林斯、底比斯和阿尔戈斯发展的技术，为众多的人民提供食物和职业。男人、女人和孩童都按照年纪和气力分配工作，其中很多不过是家用奴隶，他们的主子处于自由而体面的情况，不过是指挥工作和享受利润而已。
伯罗奔尼撒有一位富有而大方的贵妇人，她送给养子巴西尔皇帝的礼物毫无问题是出于希腊织机的产品。丹妮丽斯呈献一块纯羊毛地毯，设计的图案完全模仿孔雀的尾巴，大小可以铺满一座新教堂的地面，修建这座教堂用来奉献给基督、天使长米迦勒和先知以利亚。她还赠送600匹丝绸和亚麻布，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和名称，丝织品用提尔紫染色，绣出各种花样和图形，亚麻布织得非常细密，整块卷起来可以塞进一根手杖里。西西里一位历史学家在提到希腊纺织业时，依据丝绸的重量和质地、织品的细致、颜色的鲜艳、刺绣的风格和材料，分别列出不同的价格。单丝、双丝甚或三丝的织品通常可以在市场买到，至于六丝的绸缎需要更高的技术，售价极为昂贵。在所有的色彩之中，他用美妙的修辞言词，赞许艳丽如火的鲜红和如沐春风的翠绿。刺绣用丝线或金线，美丽的花朵比简单的线条或圆形的图案更受人欢迎。为皇宫或祭坛制作的服装，通常闪烁着名贵的宝石，图案都用东方成串的珍珠编成。
直到12世纪为止，基督教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只有希腊能靠着自然界的丝蚕和后天训练的工人，生产极为雅致和精美的奢侈品。可是，这个秘密终于被机警而勤劳的阿拉伯人偷走，东部和西部的哈里发耻于向不信者借用他们的设备和服饰。西班牙有两个城市阿尔梅里亚和里斯本，以制造、使用和输出丝织品而闻名于世。诺曼人首先将这种技术传入西西里，罗杰引进整个产业的贸易和运输，使他获得的胜利迥然不同于各个时代毫无变化和结果的敌对行动。他派出部将大肆洗劫科林斯、雅典和底比斯以后，俘虏大批的男女织工和工匠，将他们押上船带走，对他们的主子而言是非常光荣的战利品，对于希腊的皇帝可是极大的羞辱和损失。西西里的国王并非不知道礼物的价值，在清点俘虏时，他只接受科林斯和底比斯的男女工人，要是按照拜占庭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在野蛮的主子下面努力干活，就像古代的伊瑞特里亚人为大流士卖命一样。罗杰在巴勒莫的皇宫里修盖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专门供这批勤劳的工匠使用，他们的技艺后来传给子女和学徒，用来满足西方世界不断增长的需要。
西西里纺织业的衰落归咎于岛上的动乱和意大利各城市的竞争。到了1314年，卢卡在相邻的姐妹共和国中，单独垄断此一获利甚丰的行业。一次国内的大动乱使得这些工匠散布到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威尼斯、米兰，甚至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家，等到这个事件发生13年后，摩德纳的法令规定了有关桑树的种植，并且按时调整生丝的关税。[92]北部的气候对于养蚕并不相宜，但是法兰西和英格兰[93]的工业靠着意大利和中国提供原料而发达起来。
四、希腊帝国的岁入以及皇帝的盛大排场和奢侈生活
我必须再提一下，那个时代能留下的资料不仅含糊而且稀少，很难据以对希腊帝国的税收、岁入和资源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欧洲和亚洲的各行省，金银和钱财的溪流长年倾入皇家的大水库。等到树枝跟主干分离，更增加了君士坦丁堡相对的重要性。专制极权的原则在于国家从命于首都，首都从命于皇宫，皇宫从命于皇帝本人。一名犹太旅客在12世纪时前往东部游历，拜占庭的富裕状况使他眼花缭乱赞不绝口。图德拉的本杰明说道：
就是在这里，在这万国城市的所在，希腊帝国的贡金每年都要缴运过来，高耸的塔楼里面堆满名贵的丝绸、紫色染料和黄金。据称君士坦丁堡每天要向国君交纳2万枚金币，这些都是从商店、酒馆和市场向商人征收所得，他们经由海上或陆地从波斯、埃及、俄罗斯、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来到首都。[94]
只要是有关金钱的问题，犹太人的见解就很值得信赖，就像这样每年365天的出息还不少于700万镑，使我想到应该将希腊历书上的节庆尽量减少。狄奥多拉和巴西尔二世储存了大量财富，可以使人对它的供应和来源有一个虽不肯定却非同一般的概念。米凯尔的母亲在退隐到修道院之前，曾经试图公开忘恩负义的儿子实际继承财产的数额，好用来阻止或揭露他那穷极奢华的挥霍，10.9万磅黄金和30万磅白银是她和过世丈夫的节约成果。巴西尔的贪婪名声不亚于勇敢和运气，胜利的军队可以及时获得报酬和奖赏，根本无须动用埋藏在皇宫地道的20万磅黄金(约合800万镑)。用这样的方式去累积财富完全不合于现代财政的理念和做法，我们着重于运用和发行公共贷款来计算国家的财富。然而一个对敌人凶狠的国王、一个受到联盟尊重的共和国，却死守着古老的原则，两者都能达成最终的目标，就是建立军事强权和获得国家安宁。
无论是为了国家目前的支用而耗费国库，还是为了将来的用途而保留，最神圣而重要的需求是要保证皇帝的尊严和享乐，只有皇帝的决定可以制约和衡量他的私人开销。君士坦丁堡的君王远离合乎自然的简朴生活，然而随着岁月的流转，基于个人的喜爱或追求时尚，开始离开烟雾弥漫和嘈杂喧嚣的首都，尽情享受清新的田园空气。他们对农村庆祝葡萄丰收的节日感到极大的兴趣，可以愉快地打猎或是安静地钓鱼来打发闲暇的时光，躲开炎夏的太阳曝晒，享受凉爽海风的抚爱。亚洲和欧洲的海岸和岛屿到处是豪华的别墅，没有采用隐蔽和内敛的方式来兴建，并以自然景色衬托华丽的装饰。仅仅是花园里的大理石结构，就可让人知道主人的富有和建筑师的辛劳。统治者的产业在城区和郊外有很多堂皇富丽的房舍，一代代不断发生的灾难使遗产的继承权不断转移，其中有12处经过转让成为大臣所有。大皇宫[95]成为皇家御所的中心，在11个世纪的漫长时期里，始终坐落在椭圆形大竞技场、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御花园之间，在御花园建有很长的台阶，可以通到普罗蓬提斯海岸边。君士坦丁一世的原始建筑全部模仿或对照古罗马式样，他的继承人连续几代对其进行改进，企图要媲美旧世界的奇观。[96]拜占庭的皇宫在10世纪时，无论在气势宏大还是华丽方面，毫无疑问已经较罗马更胜一筹，使得拉丁人为之羡慕不已。
这得投入多少代的劳力和财富，才能造就如此庞大而又形式各异的建筑群!每一栋建筑物都表现出那个时代和建造人的风格，因为可供使用的空间极其有限，我们只有谅解主政的君王不惜拆除前代的工程，这种方式或许使他们暗中感到欣喜。治国要求节约的狄奥菲卢斯皇帝，对于家用的奢侈与豪华，倒是出手大方毫无限制。有一位受宠的使臣，傲慢的态度和生性的慷慨使阿拔斯王朝都感到惊愕，他在返国述职时，竟然呈献一座宫殿的模型，正是巴格达的哈里发在底格里斯河畔修建的宫殿。
狄奥菲卢斯按照这个模型立即建造起更加宏伟的宫殿，新建筑物附带花园和5座教堂，其中一座的规模特别高大华丽，上面覆盖3个圆顶，全部使用鎏金的黄铜屋瓦，安置在意大利的大理石石柱上面，四周的墙壁也镶嵌了各种颜色的大理石。教堂的正面是半圆形的柱廊，形状和名称都用希腊字母Σ来表示，使用15根弗里吉亚大理石柱作为支撑，地下拱道也运用类似的结构建造。柱廊前面的广场中间有一股喷泉，水池的四周围绕镶边银板，每个季节开始时，池里没有水而是装满各种最新鲜的水果，皇帝用来招待平民供他们自行取食。他坐的宝座布满黄金和宝石，安置在高台上，有大理石阶可以通达，他非常高兴观看这样热闹而又豪华的场面。宝座的下面坐着卫队的军官、行政官员和赛车场各派的首领，民众站在最底层的台阶，宽阔的场地挤满跳舞、唱歌和表演哑剧的人群。广场四周是法院大厅、军械库、各种机构和娱乐活动的办公室。“紫袍室”的得名来自皇后每年要在这里亲自分发紫色和红色的袍服。很多整排的房屋依据时节的不同提供各种用途，全部装饰着大理石和斑岩，还有绘画、雕刻、镶嵌画以及大量金银珠宝。
狄奥菲卢斯要满足富于幻想的华丽壮观，尽情运用那个时代艺术家的才华和辛劳，雅典人的品位却瞧不起那低级而又浪费的成品：一株枝叶齐全用黄金打造的树木，上面栖息着一群小鸟，发出人工的啁啾之声；两头用黄金铸造的雄狮，无论是体形的大小、外貌的凶猛还是发出的吼声，全都很难与丛林中的弟兄相区分开。巴西尔和科穆宁王朝那些狄奥菲卢斯的继承人，都有伟大的抱负要在自己的住处留下一些纪念物，宫殿最豪华和庄严的部分是金色的三方卧食餐厅。[97]家世富有和出身高贵的希腊人，全都企图仿效他们的君主，只是有的地方会稍加节制。当他们穿着彩绣的丝质袍服骑在马上从街头走过时，连儿童都会误以为他们是国王。
伯罗奔尼撒有一位贵妇丹妮丽斯，在巴西尔住在马其顿的少年时期曾施以援手，满怀柔情或虚荣下定决心要去拜访她那伟大的养子。从帕特拉斯到君士坦丁堡的行程一共有500英里，她的年事已高或出于怠惰的性情，无法忍受骑马或乘车的疲劳，便乘坐软轿或舁床，由10个健壮的奴隶抬着行走，由于换班的次数频繁，挑选一支300人的队伍来专司其事。她在拜占庭的皇宫受到所有人员的孝敬，高贵的身份如同皇后，不管她从哪里取得财富，凭着送出的礼物就无愧于皇家的手笔。我在前面提过，伯罗奔尼撒最精巧出色的产物就是各种亚麻、丝和羊毛的织品，但是最引人注目的礼物却是300名美貌的男孩，其中有100名是阉人。那位历史学家说道：“她不可能不知道，皇宫之适合于此类虫豸，更甚于牧人的奶酪引来夏日的苍蝇。”她临终时将伯罗奔尼撒大部分家财捐赠出去，在遗嘱中指定巴西尔的儿子利奥是她的继承人。等到这笔遗产交付以后，皇家的封地又增加了80个农村或田庄，3000名丹妮丽斯的奴隶被他们的新主人赐予自由，迁移到意大利海岸成立一个殖民区。从一位出身平民的贵妇人的例子，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皇帝真是富有四海。然而我们的享受虽然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奢侈的生活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总是靠着自己的私有财产，那要比挪用经管的公共钱财更为清白也更为安全。
五、皇室的封号和头衔以及宫廷、政府和军队的职位
一个绝对专制的政府，必须致力于弭平贵族和平民出身的差异，只有君王是一切荣誉的泉源。个人无论是在皇宫或是在帝国，地位的高低完全凭着皇帝武断意愿所赐予的头衔和职务。从韦斯巴芗到阿历克塞·科穆宁的1000多年之中，最高头衔“奥古斯都”可以任意授予在位国君的儿子或兄弟，“恺撒”则为第二号人物，至少也能列名于第二位阶。生性狡黠的阿历克塞为了避免违背诺言，曾经将恺撒头衔应许给一个势力强大的同事，那是他一个姐妹的丈夫，他同时又要奖赏忠诚的弟兄艾萨克，但是不愿让他升为奥古斯都成为自己的共治者，于是在奥古斯都和恺撒这两个头衔之间，插入一个新设立的高阶职位。灵活而又富于弹性的希腊语，容许阿历克塞将奥古斯都和皇帝两个词合而为一，产生“塞巴斯托克拉特”这个声调十分响亮的头衔。艾萨克擢升到恺撒之上，位于宝座的第一层，群众反复呼喊这个名字。他与统治者的区别在于头部和脚部装饰的差异。只有皇帝可以穿着紫色或红色的官靴，头戴皇冠或是模仿波斯国王三重冠式样[98]，这是一顶布或丝绸制作的金字塔形高帽，上面缀满各种珍珠和宝石，黄金制成的水平圆圈和两个拱门构成冠架，在顶部的位置也就是拱门相接的地方，安上一个圆球或是十字架，两串下垂的珍珠挂在面颊的两边。塞巴斯托克拉特和恺撒的官靴不是红色而是绿色，他们所戴的头饰或皇冠成开口状，贵重的宝石要少很多。
想象力极为丰富的阿历克塞又设立“Panhypersebastos”和“Protose bastos”两种官名，声调和意义都让希腊人感到满足，位阶与恺撒平行或稍低一级，这些名字含有高于或优于奥古斯都这个简单称呼的意味，后来罗马君王这个神圣和原始的头衔“奥古斯都”被贬低成为拜占庭宫廷加于亲戚或奴仆的尊称。阿历克塞的女儿用极为愉悦的态度，赞誉将希望和荣誉划分等级的巧妙做法，但就连毫无知识的人也都明白这些名词的含意何在。这种无味的文字游戏很容易被他的骄傲的继承人发扬光大。他们对所宠爱的儿子或兄弟尊以“主上”这个更崇高的称呼，规定新的服饰和赋予新的特权，这一切都紧随在皇帝之后。五个头衔如下：其一为主上；其二为塞巴斯托克拉特；其三为恺撒；其四为“Panhypersebastos”；其五为“Protosebastos”。这些只授予和他有血统关系的皇族，他们靠着皇帝的威严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由于没有实际的职务也无法发挥功能，他们的存在不能发挥作用，具有的权势极不稳定。
无论在哪一个君主国，政府的实际权力必然分别掌握在皇宫和财务大臣，以及舰队和军队的将领手里。这些职务的头衔有不同的称呼，经过时代演变，像伯爵、统领、法务官和财务官的地位在无形中下降，他们的仆从反而爬到他们的头上，享受国家最高的荣誉和地位。
其一，君主国的一切政务都得由君王亲自过问，主持皇宫事务和礼仪的部门最受尊敬。查士丁尼在位时，“Curopalata”的职责最受人注目，现在完全为“Protovestiare”所取代。这个职位的原始功能只不过是管理皇帝的衣柜而已，后来的权限扩大到有关仪式典礼和奢侈生活的全部业务，而且还手执银棒主持各种公开露面和私人接待的觐见事宜。
其二，在君士坦丁的古老体制之中，主计官称呼只用于财务的管理人员，各部门的主管官员分别称为疆域、驿站、军队和公私金库的主计官。至于总管法律和税务的最高长官称为“大主计官”，地位相当于拉丁王国的财务大臣。他用监督的眼光注视着民政实施的状况，在他的手下协助工作的人员，像城市的市长或郡守，以及首席秘书，掌管印玺、档案和专供皇帝签字的红色或紫色墨水。[99]外国使臣的引见和传译则由首席通事或通事[100]负责，这两个名字来自土耳其语，至今仍在土耳其政府中使用。
其三，御前侍卫从卫兵的低微身份和职务，在不知不觉中升到将领的地位。东部和西部的军区、欧洲和亚洲的军团，经常处于分裂的状况，最后还是“侍卫长”拥有地面部队的绝对和整体的指挥权。“Protostrator”最早的功能是照料皇帝骑马的马夫，逐渐成为侍卫长派往战场的部将，他的职权扩展到皇家马厩、骑兵部队和皇帝狩猎和放鹰的队伍。“Stratopedarch”是军营的首席军法官；“Protospathiare”负责指挥卫队；“Constable”“Aeteriarch”和“Acolyth”分别是法兰克人、蛮族部队和瓦兰吉亚人或英吉利人这些外国佣兵的首领，在拜占庭军队士气涣散毫无斗志时，成为最有实力的中流砥柱。
其四，水师由大公爵负责指挥，当他不在场时，他们要服从舰队首席“Drungaire”的命令，或是取代这个职位的埃米尔或水师提督，这个名字来自萨拉森语[101]，成为现代欧洲的通用语言。
以上提到的这些官员以及其他未能一一列举的职称，组成民政和军事的位阶体制。他们的官阶和薪俸、服饰和头衔、相互之间的礼节和受尊敬的地位，都要用尽心机来相互制衡，比起确立一套管理自由人民的制度更为复杂。当这个失去基础的结构永远埋入帝国的废墟之中，法典形成自负和奴役的纪念碑，就这方面而言已近乎完美的境地。[102]
六、皇帝的尊荣和权势以及对使臣的接待
人类将奉献给最高神明的最崇高的头衔和最卑顺的礼仪，出于谄媚与畏惧的心理，用在与我们禀性相同的造物身上。戴克里先从波斯的奴性统治借用的崇敬方式[103]，是俯伏在地面亲吻皇帝的脚。这种方式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变本加厉，直到希腊王国最后的朝代。除了星期日出于宗教更为高傲的动机，暂时不使用这种礼仪之外，凡在其他日子觐见皇帝的人员，无论是被授予冠冕和紫袍的王侯，出使代表独立君主的使臣，还是亚洲、埃及或西班牙的哈里发，法兰西或意大利的国王，古罗马的拉丁皇帝，都要行使这种带有屈辱性的礼节。克雷摩那主教勒特普朗德[104]进行交涉时，强调法兰克人的自由精神和他的主子奥托的尊严，然而他那诚挚的性格无法掩饰第一次觐见时表现出的卑躬屈节的态度。当他趋近宝座时，金树上的小鸟发出啁啾的鸣声，同时两只金狮蹲伏在地连连怒吼。勒特普朗德和两名随员被迫只得屈服行跪拜之礼，全身趴伏连续3次用前额叩地。在他站起来的剎那之间，有种机械装置将宝座从地板提升到藻井的高度，皇帝换上更为华丽的新服装出现，朝见在庄严而肃静的气氛下结束。
克雷摩那主教在诚实和惊异的叙述中，详细说明了拜占庭宫廷的仪式，直到现在土耳其政府仍旧奉行不辍，就是最后一代的莫斯科或俄罗斯公爵还是继续保有。使臣从威尼斯到君士坦丁堡经过海上和陆地的长途跋涉以后，就在金门的前面停下来，等待负责的官员用友善的态度将他们引导到接待的宫殿。但是这所宫殿有点像监狱，关防严格的管理人禁止他们与外来客或本地人接触。他在第一次觐见时呈献主子送来的礼物——奴隶、金瓶和贵重的铠甲。宫廷有意让他看到支付官吏和部队的金额，用以显示帝国富有的程度。他受到皇家盛宴的款待[105]，各国使臣座位排列的次序，按照希腊人对他们尊重和轻视的状况而定。皇帝把他桌上吃过的菜送给客人，用来表示最大的恩惠。在宠臣辞退时，皇帝会赐予表示职位的袍服。[106]每天早晚，负责民政和军事的官员和将领都在皇宫值勤，只要看到皇帝或他的笑容就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报酬，他的点头示意或是一个手势就是他的命令。即使是尘世最显赫的人物，在他面前也要保持肃静俯首听命。
皇帝用正规或偶尔的行列出巡首都，有时也会在公众的场所亲自露面，政治和宗教的仪式可以说是关系密切，他进入主要教堂的时间，希腊历书的节庆在这方面都有详尽的规定。每逢重大活动的前夕，传达官向全城宣告君王感恩和虔诚的意愿。街道打扫干净整洁，路面铺满各种鲜花，窗口和阳台陈列着名贵的家具、金银器皿和丝质挂毡，严格禁止民众喧哗和骚扰。队伍在前进时有军官带领部队在前面开道，政府的官员和大臣按照次序排列在后面跟进，皇帝的四周有宦官和家臣形成护卫，他到了教堂的大门，受到教长和教士隆重的接待。欢呼颂扬的工作也不是随意交给粗鲁的群众自动自发去做的。
赛车场的蓝绿两派队伍占据最适当的位置，长久以来党派之间的冲突使首都为之震撼，当前倒是不知不觉要在奴性方面一比高下。双方相互唱和高声赞誉皇帝，诗人和音乐家指挥合唱团，每一首歌都充满万岁和胜利的词句。无论是集会、宴席还是教堂都发出同样的欢呼声音，为了表示皇帝的权力无远弗届，还一再出现拉丁语、哥特语、波斯语、法兰西语和英格兰语的拥戴之声，这些民族不论真假都用雇来的人员担任。在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的笔下，这种注重形式和讲究奉承的学问，已沦为一部供作消遣之用的浮夸著作，再加上后续时代的虚荣给予充分的补充资料，内容就会更为丰富。然而，君王只要冷静思考，就知道同样的欢呼可以用于每个朝代的每号人物。若是他的出身微贱，想必不会忘记从前他发出的欢呼声何其响亮，而且要向人表现出喜悦之情，就在那个时刻激起他取而代之的野心，当他嫉妒前代皇帝为何有这样的好运道时，内心却在念念不忘要如何置之于死地。
七、皇室与异族通婚的状况和几个主要案例(733—988 A.D.)
君士坦丁提到欧洲北部各国的王侯，说他们既无信仰也无名声，都渴望娶皇家的淑女或是将女儿嫁给罗马的君王，使自己能与恺撒发生血胤关系。年迈的皇帝在教导儿子时，透露出策略和自负的秘密原则，说明如何拒绝这类狂妄无礼要求的充分理由。这位谨慎的皇帝说道：每一种动物凭着天性总是与同类交配，人类因语言、宗教和习俗的相异而区分为不同的部落，注意后裔血统的纯洁可以保持公私生活的和谐，只要与外族通婚就会引起血统的混杂，是产生大量纠纷与不和的根源。明智的罗马人一直保持这种观点，他们的法律禁止市民与异族通婚。在崇尚自由和德行的时代，一位元老院的议员不屑于将女儿嫁给国王，马可·安东尼因娶一位埃及妻室而名誉受损[107]，提图斯皇帝受到民众的抨击，被迫放弃不忍分离的贝雷尼塞。[108]
君士坦丁大帝用神圣的权威批准这一永久的禁令，各国的使臣特别是不信神的民族，都受到严正的告诫，异族联姻为教会和该城的奠基者所谴责和反对。绝不可更改的法条被铭刻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亵渎神圣的王侯如果胆敢玷污紫袍的威严，自绝于罗马人的政治和宗教社会，就将遭到放逐的惩罚。如果使者们受到拜占庭历史上任何虚假同胞的指导，他可以为他们举出3件违犯此令的重大事例：那就是利奥，或者更应说是他的父亲君士坦丁四世和科扎尔斯人国王女儿的婚姻；还有罗马努斯一世的孙女和保加利亚君王的结缡；以及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的儿子，年轻的罗马努斯与一位拥有法兰西和意大利血统的美女贝尔莎的亲事。
对于讨论的主题已经准备了三种答案，可以用来解决面临的困难和创制所需的法律。
其一，君士坦丁·科普罗尼穆斯的行为和罪恶已广为人知。这位伊索里亚的异端分子在玷污纯洁的洗礼和对圣像宣战之前，早已娶得一位蛮族妻室(733 A.D.)。这种亵渎的联姻不仅证实了他所犯下的罪行，也遭到教会人士和后代子孙千载的谩骂。
其二，罗马努斯一世不能算是合法的皇帝，他是出身平民的篡夺者，根本不知道国家的法律，也无视国家的荣誉。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在这君王的位阶中屈居第三，新娘的父亲是这对反叛父母的臣民和同谋。保加利亚人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帝国的安全要依赖这样一个极其荒谬的同盟，还要支付给他们数以千计俘虏的赎金。但是不要想从君士坦丁的法条中获得豁免，教士、元老院和人民全都反对罗马努斯的行为(941 A.D.)，认为他使国家丧失荣誉，无论生前死后都受到谴责。
其三，明智的波菲洛吉尼图斯想出一番有利的说辞，对于安排自己的儿子和意大利国王雨果的女儿贝尔莎结婚(943 A.D.)进行辩护：神圣的君士坦丁大帝赞许法兰克人的忠诚和勇敢，[109]而且有来卜先知的本领，预见到法兰克人在未来会有伟大的建树。只有这个民族不受禁令的限制。
法兰西的雨果国王是查理曼大帝的直系后裔，女儿贝尔莎继承了皇室和国家的特权。但是各种事实和恶毒的传闻，不知不觉中泄露了法兰西宫廷的欺骗或错误。雨果世袭的产业从法兰西君主国减缩到阿尔勒一隅之地，在这一方面倒是没有人否认：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他已经篡夺普罗旺斯的统治权，并且侵略意大利王国。雨果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出任公职的贵族，要是贝尔莎的母系血胤是出自加洛林王朝，那么每一个世代都被私生子的耻辱或邪恶的罪行玷污。雨果的祖母是名声大噪的瓦德拉达，是另一位洛泰尔的侍妾而不是妻室，他的通奸、离婚和第二次的婚礼，激起梵蒂冈的雷霆之怒。雨果的母亲被称为“伟大”的贝尔莎，先后成为阿尔勒伯爵和托斯卡纳侯爵的妻子，法兰西和意大利对于她惊世骇俗的勇气感到极为愤慨，在她60岁高龄时，那些各阶层的爱人为了满足她的野心，甘愿成为她忠诚不贰的奴仆。
来自母系的淫乱先例为意大利的国王所仿效，雨果有3个受到宠爱的侍妾，特别赐予维纳斯、朱诺和塞默勒[110]这些古典美女的称呼。维纳斯的女儿答应拜占庭宫廷的求亲，原来的名字贝尔莎改为优多克西娅，预定嫁给年轻的罗马努斯，但只是与这位东部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定亲而已。双方都还年龄尚幼，使得这一国外联姻延后举行，过了5年，仍为处女的结婚对象死亡，因而解除婚约。罗马努斯皇帝第二任妻子是平民出身的少女，但是家世是罗马人，他们的两个女儿狄奥法诺和安妮都与当时的君主结缡。奥托用陈兵示威和派遣使臣的方式求得双方的联姻，年长的公主被许配给奥托大帝的长子(972 A.D.)，作为和平的保证。一个来自偏僻地区的撒克逊人，怎么有资格获得法兰西国家的特权，很可能会启人疑窦，然而一位英雄凭着名声和虔诚重建西部帝国，所有的疑虑都会烟消云散。
狄奥法诺在公公和丈夫过世以后，由于儿子奥托三世年幼，她就统治着罗马、意大利和日耳曼，抛开对祖国的思念而尽自己应尽的天职，使得拉丁人赞誉她的慷慨德行。她的妹妹安妮举行婚礼时，所有传统的成见都已消失无踪，现实的利益和恐惧，可以取代门当户对的观念。北方的异教徒沃洛多米尔是俄罗斯大公爵，渴望能与罗马皇室的女儿结成连理(988 A.D.)，战争的威胁加上他承诺皈依基督教，同时提供强大的援军来对付国内的叛徒，使他的要求更难以被拒绝。希腊公主为了宗教和国家成为牺牲品，不得不离开父亲的宫殿，被判处毫无返国希望的流刑，在玻里斯提尼斯河岸受到野蛮人的控制，也可能住在北极圈的附近地区。然而安妮的婚姻生活不仅幸福美满而且瓜瓞绵绵，她孙儿杰罗斯劳斯的女儿，靠着曾祖母的皇室血统嫁给了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使他在欧洲和基督教世界的边陲找到了妻室。
八、皇帝的专制权力和加冕典礼的效忠宣誓
在拜占庭皇宫里，皇帝是礼仪的奴隶，一言一行都要遵守严格的形式，这些都是由他制定，也可以说是作茧自缚。他在皇宫成天受到众人的围绕，就是到农村去过隔绝红尘的生活，闲暇时刻也会受到干扰。然而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取决于他那专制无比的意愿、坚定不移的心志和极为崇高的地位，皇帝处于这种状况之下，即使盛大的排场和奢侈的生活也无法对其产生诱惑的力量，除非是能让势均力敌的统治者听从他的指使，才会引起更为强烈的兴趣。举国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元老院仅仅保有剩余的权势，最后还是被“哲学家”利奥全盘否定。倦怠冷漠的奴性习气使得希腊人的心灵变得麻木，在叛乱四起的狂野叫嚣声中，从来没有激起建立自由制度的理想，公众幸福的泉源和尺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性格。他们受到的桎梏因迷信而更为严重，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皇帝摆出庄严的姿态接受教长的加冕，在祭坛的下方，臣民无奈地宣誓要绝对服从他的统治和他的家族。
皇帝履行自己的权责，保证要尽可能戒绝严刑重典，比如处死和伤残之刑，并亲自批准正统基督教会的信条，承诺要服从七次宗教会议的谕令以及神圣教会的教规。要是提到施政的仁慈和德性，获得的保证不仅毫无约束力而且极不可靠，皇帝的誓言不是对人民而是对一位不可见的法官，除了犯下异端无可赦免的重罪之外，来自上天的使者通常会教导大众，统治者有难以取消的权力，犯下轻微的过错是无足为怪之事。希腊的圣职人员自己就是政府官员的臣民，只要暴君点一下头，就可以让一位主教得到任命、调职、罢黜或惩处，甚至是带来羞辱的死刑。不论他们有多大的财富或影响力，绝不可能像拉丁地区的教士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谴责罗马的教友贪图世俗的伟业，其实他的内心极为羡慕。但永无止境的专制政体在实施时，很庆幸能受到自然规律的遏止。帝国的主人根据他的智慧和德行，会将神圣和辛劳的职责局限在合适的路径上；也能够根据他的罪恶和愚行，让权杖从他手里掉落。有些大臣或宠幸心怀不轨，用难以察知的行为影响皇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着手谋求私利，不惜对公众进行镇压。在极为重要的关键时刻，一个身为奴隶的民族所具有的理性或善变，可使绝对专制的君王心怀畏惧之感。经验已经证明，帝王的权力只要扩大和延展，就会在权力的安全和实质方面有所丧失。
九、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的军事力量
不论专制君王使用哪些头衔或是断言他有哪些权利，唯一的依靠还是武力，用来保护自己对抗国外和国内的敌人。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到十字军东征，整个世界(我没有将遥远的中国算在里面)为3个主要的帝国或民族所占有，就是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执。他们所具有的军事实力，取决于勇气、兵法和财富，以及是否服从掌握最高权力的首长，毕竟首长可以运用举国之力下令发起作战行动。希腊人在第一个因素勇气方面远落后于对手，至于战争条件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会优于法兰克人，而与萨拉森人在伯仲之间。
(一)希腊人的水师和对地中海的控制
希腊人富有资财，能够花钱买得穷困民族的服役，维持一支水师，保护漫长的海岸免受敌人的骚扰。君士坦丁堡从贸易获得互惠的利润，可以用黄金换来斯拉夫人、突厥人、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流血牺牲，凭着他们作战的英勇才有尼西弗鲁斯和齐米塞斯的胜利。要是带着敌意的民族过于靠近边界而对帝国产生压力，就会将他们召集起来对更为遥远的部落安排协调良好的攻击，以防卫国家的安全以及实现和平的愿望。控制地中海从塔内斯河口直到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是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贯的主张，通常他们的这一目的可以达成。他们的首都储备着充足的海上补给品和技术熟练的工匠，希腊和亚细亚的地理位置、绵长的海岸线、深入的海湾以及众多的岛屿，使得臣民习于航海术的训练和操作，威尼斯和阿尔马菲的海外贸易为帝国的舰队供应所需的海员。
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的时代以来，造船的技术已经式微。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造船者而言，如何构建巨大的机具，能够安排3列、6列和10列的划桨，上下交错运动，不致产生相互的干扰，这些技术都已失传，就是现代的工程师也无法了解当年的状况。[111]拜占庭帝国的“德洛摩尼”[112]就是快速帆船或轻型战船，只有双层长桨，每层安装25排座椅，每个座椅有2名划桨手，分别操作船只两边的木桨。此外还要加上船长或百夫长，他们在作战时由持甲扈从陪同站在舵楼甲板，2名舵工负责操舵。2名军官位于船首，1名处理船锚的升降，1名负责指定目标，操作液体火的喷管用来对付敌船。全体船员在这门技艺发展的早期，同时履行水手和士兵的双重职责，配备防御和攻击的武器，像使用在上层甲板的弓和箭，也可以从下层桨架的射口中用长矛刺杀敌人。有时所造的战船体积较大而且结构更为坚固，这种情况下战斗和航行的工作就要加以律定，配置70名士兵和230名水手。但是水师的主要部分还是轻型船只，体积的大小以易于操控为原则。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马利亚海岬自古以来白浪滔天，很容易发生海难事件。一支皇家舰队只要在陆地上将船运过5英里的距离，就可穿越科林斯地峡[113]，免于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饱受风涛之苦。
从修昔底德时代以来，海战战术的原则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一支分遣舰队的战船前进接战时，仍旧摆出新月形的阵式，冲向对面的敌军，想尽办法要用尖锐的船首撞角冲击对手柔弱的船舷。用结实的木材建造抛掷石块和标枪的弩机；安置在甲板的中央、用吊杆举起装着武装人员的篮筐，能有效地登上敌舰实施肉搏战斗。现代的海事手册胪列各种信号的术语，不仅明确而且详尽，要是用古代指挥旗的位置和颜色来表示就不够精准。在漆黑的夜晚，追捕、攻击、停止、撤退、突围、列阵的命令，都是通过领导的旗舰用灯光来传达。陆地的烽火信号在高耸的山岭之间传送，8个烽火站的传递线可以控制500英里的空间，萨拉森人在塔尔苏斯的敌对行动，几个小时之内可以通报到君士坦丁堡。[114]
希腊皇帝为了占领克里特岛，军备整建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详尽周密，从而可以估算出他所具有的权势和实力。一支舰队有112艘战船以及75艘潘菲利亚型船只，建造的地点是在首都、爱琴海的岛屿以及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的海港。载运3.4名水手、7340名士兵、700名俄罗斯人，加上5087名马尔代特人，这些马尔代特人的祖先是从利巴努斯山区迁移过来的。每个月要支付的费用是3400枚金币，大约是13.6万镑。所有的武器和机具、衣物和亚麻布、面包和饲料，以及各种补给品和器皿，列出的清单更是数量惊人，使我们对皇帝的想法感到不解，因为如此大费周章去征服一个蕞尔小岛实在说不过去，要是用来建立一个兴旺的殖民地倒是绰绰有余。
(二)希腊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希腊火的发明并没有像火药那样对战争艺术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种液体的易燃物质救了君士坦丁的城市和帝国，运用在围城作战和海上战斗会产生可怖的效果。但是希腊火很少会得到改进也不容许有更大的发展，古代的作战机具像各种弩炮以及攻城锤和撞车，在工事筑城的攻防作战中仍旧发挥很大的功效。决定性的会战不可能使一列步兵喷出快速和浓密的火焰，敌人使用火攻时，穿着的铠甲同样无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钢铁仍旧是带来毁灭和保证安全最常用的工具，10世纪的头盔、胸甲和盾牌，无论就形式还是实质而论，与用来庇护亚历山大或阿喀琉斯同伴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现代希腊人的习性不像古老的军团士兵，能够持续忍受沉重的负担，他们把铠甲放在伴随行军的轻型车辆上，等到敌人接近，才在仓促的状况下，很勉强地忍受这种可以保护自己的累赘。他们在攻击时使用的武器有军刀、战斧和长矛，但马其顿长戟的长度只有12英尺或肘尺，比起长矛要短四分之一，使用起来更为方便。西徐亚和阿拉伯的箭矢极为锐利，作战时使人印象深刻。
历代的皇帝都叹息射艺的式微，给国家带来不幸和灾祸，不仅劝说还下达命令，鼓励习武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在40岁以前，孜孜不倦地勤练弓箭。队或团通常有300名足额的士兵，一般而言纵深最大是16列而最小是4列，利奥六世和君士坦丁七世的步兵采取中庸之道成8列。骑兵的冲锋基于合理的考量编成4排，敌方的战线即使能够挡住前排的冲击，也无法抵抗最后一排马匹的压力。要是步兵或骑兵的纵深或队列成倍增加，这种谨慎的部署方式泄露出一个秘密，那就是部队的作战勇气已经出现问题，可以很明显看出战线的人数已经增多，但是其中只有一支精选的队伍，敢与蛮族的长矛和军刀进行交锋。会战的序列根据地形、目标和敌军状况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经常运用的部署是采取两线再配置加上一个预备队，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获胜希望和战斗资源，这符合希腊人的性格作风和判断方式。在战败失利的情况之下，第一线从第二线所留的间隔中后退。预备队分为两部分，转向侧翼增加胜利的机会，或者是用来掩护撤退的行动。拜占庭统治者对于宿营和行军、训练和操演、敕令和典范，都已制定出权威的规则以资遵行，至少在军事的理论方面都已完成。[115]
希腊君王的财富和众多工匠的勤奋，能充分供应锻铁炉、织布机和试验室所需的各种技艺。然而权威著作和各种技艺无法造就最重要的战争机器，即士兵本身。虽然君士坦丁七世的《礼仪书》认为皇帝安全班师回朝是理所当然，[116]然而他的《战术学》却尽是如何避免可能的败北和拖延战事的时日，很少有更高明的战术。[117]虽然希腊人获得了一些短暂的胜利，却始终处于自己所认定的悲惨状况，也难逃邻国的法眼。一只冷漠的手和一条好辩的舌是对这个民族最粗鄙的描述。《战术学》的作者被围困在他的首都，有些最后出现的蛮族，对萨拉森人或法兰克人的名字感到畏惧，也能骄傲地展示出金质和银质的奖章，那是他们勒索君士坦丁堡虚弱的统治者强行获得的。受到他们的政府和习性所压制的进取精神，在某些方面应该可以受到宗教影响力的激发，但可惜希腊人的宗教只是训诫他们要忍受和服从。尼西弗鲁斯皇帝想把殉教者的荣誉，授予对抗不信者的圣战中丧失性命的基督徒，即使恢复罗马人名号的纪律和光荣，也不过片刻工夫。然而教长、主教和元老院的资深议员全都持反对态度，这种政治性的法案遭到抵制未能通过。他们费尽口舌极力赞同圣巴西尔的教规，任何人从事士兵的血腥行业使信仰受到玷污，都要隔绝与信徒的交往3年之久。[118]
(三)萨拉森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我们可以将希腊人的顾虑与最早的穆斯林做一下比较，如果不让后者上战场，他们会流出眼泪。对照卑劣自私的迷信行为和高尚自豪的宗教狂热，只要具有明智的眼光，就会洞悉敌对民族的历史发展。先知的友伴是充满热情和信仰的门徒，至于那些哈里发之后陆续获得的臣民[119]，毫无疑问是堕落的后代。然而他们的好战信条仍旧表现出神圣性，也赋予那些发起战争的人。宗教狂热的火花虽然处于潜伏的状况，还是至为重要，经由他们的信仰仍旧闪烁在心田深处，有些萨拉森人居住在基督徒的边界，经常燃起鲜明和积极的火焰。
他们的正规军是由勇敢的奴隶组成，这些人受到教导要保护他们的君王，伴随着主上的旗帜向前迈进。但等到号角声响起，宣示一场对抗不信者的圣战正式拉开序幕，叙利亚、西利西亚、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民众全都惊醒。有钱人禀持的抱负是为真主的大业牺牲性命或是获得胜利，穷人为抢劫的希望所诱惑，老人、残疾者和妇女也善尽自己的责任，派遣他们的代理人进入战场，装备所需的武器和马匹。这些进攻或防守的武器就强度和性能而言，与罗马人使用的装备不相上下，只是穆斯林信徒们在骑术和箭术方面更为高明。他们的腰带、缰辔和刀剑都用大块白银来装饰，展示出一个兴旺民族富丽堂皇的气象。除了来自南部的一些黑人弓箭手以外，对于他们祖先赤裸身体的英勇形象，阿拉伯人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不使用车辆来运输，而是伴随着长长行列的骆驼、骡子和毛驴，为数众多的牲口都装饰着旗帜和幡带，使整个队伍从外表看来更为雄伟而且声势惊人。东方的骆驼有笨拙的外貌和恶臭的气味，敌人的马匹遇到就会产生骚动。他们忍耐口渴和炎热的本领真是无可匹敌，但积极的精神一旦遇到冬季的寒冷就动弹不得。他们知道自己有爱好睡眠的习性，坚持要求完成周详的准备以防止敌人的夜袭。两条战线分别配置长方形的方阵形成战斗序列，每条战线都非常坚实而且形成纵深，第一线是弓箭手，而第二线是骑兵。他们在海上或陆地的接战中，发挥最大的耐性来抵抗狂暴的攻击，一直要等到敌人在受到压制的状况下疲乏不堪，否则很少主动前进发起冲锋。但若他们一旦被击败或是战线遭到突破，就根本不知道如何整顿部队再行战斗，对于迷信的成见使得他们更为惊慌，那就是他们认为真主已宣称自己站在敌人那边。
哈里发的衰亡可以证明这种令人畏惧的论点，在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之中，存在一些晦涩难解的预言[120]，早已提出宣告说他们要交替遭受败北的命运。团结的阿拉伯帝国已经解体，但独立的王朝或区域仍相当于人口众多和势力强大的王国。就拿阿勒颇或突尼斯的埃米尔来说，他们的水师和军队的实力，凭着技能、勤奋和财富都不容小觑。君士坦丁堡的君主在与萨拉森人处理有关和战的大计时，经常会产生很深的感触，这些蛮族就纪律和训练而论，完全没有未开化的痕迹。虽然他们缺乏创造的才能，但依然拥有求知和模仿的锐气。原型当然要比复制品更为完美，他们的船只、器械和筑城的结构都不是很高明。他们也毫不羞愧地承认，真主将舌头给予阿拉伯人，将精巧的双手赐予中国人，而希腊人则得到了善于思考的头脑。
(四)法兰克人和拉丁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几个日耳曼人的部落位于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胜利的影响力遍及高卢、日耳曼和意大利绝大部分地区。通用的称呼是法兰克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用来指称拉丁教会的基督徒，也泛指西方的民族，后来将他们的知识传播到大西洋的两岸。这个巨大的政治体曾受到查理曼的鼓舞，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联合起来，但是他的家族陷入分裂和堕落中，否则可以与拜占庭的恺撒争胜。那些可以用来为基督徒的屈辱复仇的皇家权力，很快就走向崩溃。当年的那些施政措施，像国家岁入的运用、贸易和生产的成果支持军事行动、行省和军队的和衷共济，以及从易北河口到台伯河一线规律配置的海上分遣舰队，全部都如过眼云烟，使得敌人不再畏惧而臣民不再信任。
查理曼的家族在10世纪初叶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他的王国分裂成很多独立和敌对的城邦，帝王的头衔被野心最大的首领僭用，国王的下属全都效法他们叛乱的行为。整个社会一片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每个行省的贵族拒绝服从君主并压迫臣属，对于同侪和邻邦进行永不休止的斗争。这种私人之间的战争摧毁了政府的架构，也煽动起民众的尚武精神。在现代的欧洲政治体系中，具有优势武力的只有5或6位强大的统治者，至少事实如此，作战行动被控制在遥远的边界，且听从几位人士的命令，他们尽毕生之力从事战争艺术的研究和实行。这个国家和社区的其余人员，在战争之中还能享受和平的安宁，唯一感觉到的变化是国家税赋的增加或减少。
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混乱局势下，每个农夫都是士兵，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处森林或山谷都是谋杀和抢劫的地点，每个城堡的领主都被迫扮演君主和武士的角色。家族的安全、对领土的维护以及受到伤害后的报复，全部取决于自己的勇气和策略，就像规模更大的征服者，一心想要采取攻击行动，宁愿放弃守势作战所具有的利益。亲冒战阵的危险和不得不下的决定，更能强化心灵和肉体的力量，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感召使他们拒绝抛弃盟友和饶恕敌人，不愿在官员的保护和照顾之下安然憩睡，并骄傲否定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在封建流行和社会混乱的时代，农耕和技艺所使用的工具转变成杀人的武器。民间和教区那些爱好和平的行业，不是全面受到禁止就是性质遭到败坏。主教也把他的法冠换成头盔，与其说是职责使然，不如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121]
法兰克人带着自负的神情，深知自己喜爱自由和武力。希腊人提到时，难免会感到惊异和畏惧。君士坦丁皇帝说道：
法兰克人的胆识和英勇已到达孟浪和鲁莽的程度，大无畏的精神表现在藐视危险和死亡上。在进入战场和接近战斗时，他们赶向战场的第一线，奋不顾身地正面冲向敌人，根本不考虑双方的兵力数量。他们靠着血亲和友情所结成的阵列极为坚固，为了救援至爱的战友激起拼死苦战的行动，要是报仇雪恨更不在话下。在他们的眼里，撤退就是极其可耻的败逃，败逃是永难洗刷的羞辱。[122]
上天赋予一个民族如此崇高和无畏的精神，要不是这些优点被许多重大的缺失所抵消，一定可以保证获得战无不克的胜利。法兰克人建立的海权已经没落，只得让希腊人和萨拉森人拥有海洋，让他们达成骚扰和供应无缺的目标。在骑士制度还未兴起的时代，法兰克人在骑兵部队服役不仅动作生疏而且缺乏技巧，在面临危险的紧急情况，他们的武士明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训练不足，宁愿选择下马步战。法兰克人对长矛和投射武器的运用不够纯熟，就他们惯用的武器而言，无论是刀剑的长度、铠甲的重量还是盾牌的面积，对他们都是负担和累赘。瘦弱的希腊人讽刺他们，称他们喝酒毫无节制。法兰克人有独立不受羁縻的气质，要是首领的土地已经超过了契约和服务所订的期限而他还想继续保有，他们就会抛弃首领的旗帜。无论在任何方面，对于勇气不足而讲究计谋的敌人，法兰克人都会用坦率的心胸，不在乎对方所设计的圈套。他们也接受贿赂，因为只要是蛮族都会被收买。他们在夜间也会被奇袭，在于他们忽略采取预防措施，使得双方的营地过于接近，或是没有设置警戒的步哨。夏季战役带来的劳累会耗尽他们的精力和耐性，要是不能供应丰富的酒类和食物满足他们暴饮贪吃的欲望，就会陷入绝望的境地。
法兰克人的一般性格表现出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变化，我把它归于历史的偶发事件而非气候和水土的影响，但是这些状况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奥托大帝的一位使臣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宣称：撒克逊人的争执用剑胜于用笔，他们宁可选择无可避免的死亡，也不情愿毫无尊严可言地转过身来背对敌人。这就是法兰西贵族的光荣，在他们那简陋的住所里，战争和掠夺是唯一的乐趣，也是一生之中仅有的职业。他们喜欢用装模作样的态度，去嘲笑意大利人的宫殿、盛宴和文雅的生活方式。就希腊人的看法，古代的伦巴第人崇尚自由和武德，竟然会产生意大利人这些堕落的后代。
十、拉丁语文的式微和黑暗时代的来临
根据卡拉卡拉众所周知的诏书，从不列颠到埃及，臣民都有权享有罗马人的姓氏和权利，在共和国的每个行省之内，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都能暂时或永久定居。东部和西部在分裂时期还是小心翼翼保持理想的联合状态，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的继承人在头衔、法律和制度方面，自称为职位对等而不可分离的共治者，是边界相同的罗马世界和罗马城的共管君王。等到西部帝国败亡以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还表现出君王的威严，经过60年的分离，查士丁尼运用征服者的权利，首次重新获得古罗马的统治权，使用罗马皇帝这一极为庄严的头衔。[123]他的一位继承人君士坦斯二世出于虚荣或不满的动机，抛弃位于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皇城，恢复台伯河畔古老首都的荣誉。这种极其狂妄的图谋(心怀恶意的拜占庭如此宣称)，好像是拒绝如花似玉的美貌处女，情愿娶一个风烛残年的枭面老妪，而且要费尽工夫去给她装点打扮。然而伦巴第人用刀剑反对他在意大利定居。他并非作为一个征服者，而是作为一个逃亡客进入了罗马，仅仅停留了12天，在大事搜刮之后便告别了这个世界古都。
意大利最后的反叛和分离是在查士丁尼征服的两个世纪后完成的，拉丁语文逐渐被人遗忘也是从他的统治开始的。这位立法者对拉丁文大加赞许，认为它的风格符合罗马政府的正当性和普遍性，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和元老院以及东部的军营和法庭的神圣用语，用来撰写他的制度、法典和民法汇编。但是对于这种外来的方言，亚洲行省的人民和士兵全都不懂，大部分法令诠释者和国家的大臣也是一知半解。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矛盾和冲突之后，自然和习惯胜过全凭人力形成的过时制度，查士丁尼为了利于臣民的阅读，在颁布新法时使用两种文字，那些卷册浩瀚的法学书籍都陆续译成希腊文，原文逐渐被人忘怀，大家只学习译本。希腊文本来就具有各种优点，理应受到重视，拜占庭君主国终于获得法律和民众的认同。后来的国君更因为出生地和居住地的关系，对于罗马语文非常生疏。阿拉伯人认为提比略二世是首位希腊籍恺撒，是一个新王朝和帝国的创始者，意大利人对莫里斯皇帝抱持同样的看法。事实上不为人知的改革是在赫拉克利乌斯逝世前完成的，残留的拉丁文只是暗中保存在法律的条款和宫廷的声明之中。等到查理曼和奥托恢复西部帝国以后，法兰克人和拉丁人的称号获得同等的含义和范围。这些傲慢的蛮族声称，他们对罗马的语言和统治应享有优先权，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抱着鄙视的态度，看待东部人士弃绝罗马的服装和语法，称他们是希腊的侨民。君王和人民很愤怒地拒绝接受这种轻蔑的称呼。不管随着时代的推移发生何种变迁，他们仍坚称，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始终保持着正统而连续的继承过程，衰落和败亡到谷底的时期，罗马人的称呼仍旧被君士坦丁堡最后的残余部分使用。
东部政府用拉丁文处理政务时，文学和哲学仍旧使用希腊文，语文素养造诣极深的大师，不会对罗马的门徒产生羡慕之心，那些人拿着借来的学术只会一味模仿它的风格。等到异教全部烟消云散、叙利亚和埃及沦亡丧失、亚历山大里亚和雅典的学院消灭殆尽以后，希腊人的学术研究在不知不觉中退到普通的修道院里，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家学院，后来在伊索里亚的利奥当政时被焚毁。那是一个喜爱名过其实的时代，学院的院长被称为“科学的太阳”，他有12个同事负责不同的学科和技艺，被冠上黄道十二宫的尊号；有3.65万卷图书供他们运用和研究，展现出的荷马著作的古老抄本，一卷羊皮纸有120英尺长，据传说这张羊皮纸是用一条奇异大蛇的肠子制成。[124]但公元7世纪和8世纪是混乱而又黑暗的时期，图书馆被烧成一堆瓦砾，学院全部关门大吉，“圣像破坏者”是古代文明的大敌，赫拉克利乌斯和伊索里亚两个王朝的君王，都是以野蛮无知和仇视学术而遭到后世痛骂。
十一、希腊的知识和学术在东部帝国的复兴
我们从9世纪开始隐约见到科学复兴的曙光。[125]阿拉伯人的宗教狂热消失以后，哈里发渴望征服帝国的艺术而不是行省，对于知识的渴求，重新燃起了与希腊人一争高下的意愿，要把古老图书馆的灰尘擦拭干净，接受教导要了解和奖励哲学家，对于这些哲学家迄今为止付出的辛勤努力，只有学习的乐趣和真理的追求是他们唯一的报酬。米凯尔三世的叔父巴尔达斯恺撒是文学的保护者，靠着这份功劳让后人记得他的事迹，原谅他那非分之想的野心。他的侄子虽然放纵于罪孽和愚行，但仍在巨大财富中拨用极少一部分，在马格奥拉皇宫开办一所学院，由于巴尔达斯的亲自参与，鼓励师长和学生在求知方面的激烈竞争。哲学家利奥是帖撒洛尼卡的大主教，他的学识凌驾于众人之上，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的造诣，使得东部的外国人士都大为景仰，像这样一门奇妙的学问获得众人的轻信，更是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用恭敬的态度表示，一切常人所无法理解的知识，必然来自灵感和法术的作用和效果。
名声显赫的佛提乌[126]在这位恺撒朋友的请求之下，放弃在世俗一心研究学问的自由生活，荣登教长的宝座，却先后被东部和西部的宗教会议开除教籍罢黜圣职。但甚至仇恨他的教士都承认，这位深思熟虑、手不释卷、口若悬河的通才学者，精通除诗歌以外所有的技艺或科学。就在佛提乌担任Protospathaire或卫队队长这个职位时，奉派成为使臣前往巴格达晋见哈里发。[127]像这样的流放甚或监禁为时甚为冗长，即使在准备不够充分的状况之下，也足以让他撰写《文库》一书作为消遣。这是学识渊博而见解精辟的伟大著作，他用不拘一格的文体评论了280位文学家、历史学家、辩论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简要摘录他们的叙述和理论，赞誉推崇他们的风格和特质，甚至用审慎的自由作风批判教会的神父，破除那个时代的迷信思想。
巴西尔皇帝为自己缺乏足够的教育而感到遗憾，就把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哲学家”利奥托付给佛提乌照顾，因而这位皇帝登基以后的时期出，以及他的儿子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统治期间，成为拜占庭文学最为兴盛的时代。这两位皇帝极为慷慨，搜寻古代的文献存放在皇家图书馆，聘请学者专家动笔节录或删改，以满足公众的求知欲，使文献不致过分冗长而令人厌烦。除了《巴西利克》这部法典以外，有关农业和战争的技艺这些能用来养活或毁灭人类的书籍，皇帝同样不辞辛劳使其能易于流传。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被归纳在53个项目或标题之下，其中只有两个(《使臣的派遣》以及《败德的行为》)逃脱时间的自然侵蚀，还能流传下来。不论是哪一个阶层的读者都能从中窥视过往世界的现象，从每一页史书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赞誉过往那些美好的时代，并以之为师。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详述拜占庭希腊人的作品，他们对古人有深入的研究，就某种程度而言值得现代人的感激和赞许。当今的学者仍然受益不浅的书籍，像斯托比乌斯的《哲学摘要》，苏伊达斯的《文法和历史辞典》，策策斯的《千年记事》用1.2万行诗叙述600个事迹，还有帖撒洛尼卡大主教优斯塔修斯的《荷马评注》，他的丰饶之书涵括400位作家的姓名和著作。从这些原作以及众多学者和评论家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12世纪图书馆的规模。荷马、德谟斯提尼、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天才使君士坦丁堡能够光彩夺目。我们对当前的财富无论是尽力享用还是略而不顾，提到那些世代仍旧羡慕不已，他们能够精读狄奥蓬普斯的历史、希佩里德斯的演说集、米南德的喜剧[128]、阿尔凯奥斯和萨福的颂歌。[129]经常有人不辞辛劳加以注解，证明希腊的古典作品不仅永垂不朽而且深得人心。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从两位博学的妇女可见一斑，优多西娅皇后和安娜·科穆宁娜公主是皇室人物，经过勤学苦读，精通修辞和哲学的高深修养。[130]都城的平民土语粗俗而野蛮，教会和皇宫的谈吐或至少在文字上表达出文雅和精确的腔调，有时更会尽力模仿雅典文化的纯正风格。
十二、希腊文化衰退的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竞争
我们的现代教育为了掌握两种过时语文的要求，可能消耗青年学子的时间，虽然有其必要但是过程极为艰辛，就会损伤他们的学习热诚。西部祖先的野蛮方言无法达到和谐与文雅的境界，使得诗人和演说家长期以来受到局限，他们的才华没有明确的概念或兼容的例证，天生受制于粗糙的判断和想象。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把平民土语中不够精纯的杂质清除以后，很快获得自由运用古代语文的能力，这是人类技艺最可喜的组合。他们对那些曾娱乐或教导最早民族的崇高的大师建立起熟悉的理解。然而这些优势对堕落的民族而言，只会增加他们的谴责和羞辱。他们用毫无生气的双手紧抓住祖先遗留的财富，完全没有继承积极进取的精神，无法用来创造或增进这笔神圣的遗产。他们虽也从事阅读、赞美和编纂，但是怠惰的灵魂没有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在10个世纪的变革之中，他们没有找到一项发明可以用来提高人类的尊严或是增进人类的福利，也没有在古代的思辨体系中增加新的观念。一代接一代培养充满耐性的门徒，使之轮番成为奴性世代那些思想僵化毫无创意的腐儒。没有一篇历史、哲学或文学的作品能出于特定的风格或情趣、原创的想象甚或高明的模仿所表现的美感，因而逃脱被人遗忘的命运。谈到散文方面，拜占庭最不会引起厌恶之感的作家有开门见山而且毫不做作的简朴风格，可以免于严苛的批评，但是提到演说家口若悬河的自我吹嘘，与激励他们效法的模式相去真是不能以道里计。他们的写作选择畸形和作废的字眼，运用僵硬而繁复的语句，造成错乱而矛盾的意念，玩弄童稚而低级的手法，展现虚假而修饰的花样，拼命抬高自己的身份，使得读者大为惊讶，在暧昧和夸张的烟雾中只包含极其琐碎的涵义，使得每一页的文字对我们的品位和理性而言，都会造成反感和伤害。他们的散文充斥着韵文极受厌恶的装腔作势，韵文却沉溺于散文极其卑下的平淡无味。那几位掌管着悲剧、史诗和抒情诗的缪斯始终沉默毫无声誉，君士坦丁堡的吟游诗人顶多不过写几句谜语和讽刺诗，再不然就是抄袭颂辞和讲讲故事而已，甚至连音韵的规律都已遗忘，荷马的旋律仍在耳边响起，在他们称为政治体裁或城市歌谣的诗文中，不仅整个架构软弱无力，就连韵脚和音步都混淆不清。[131]
希腊人的心灵始终为卑鄙和邪恶的迷信所束缚，迷信把统治权延伸到尘世各个学科的范畴之内。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能力为形而上的争论所迷惑，相信幻觉和奇迹使他们丧失所有合理证据的原则。他们对艺术欣赏的品味为僧侣的布道说教所败坏，那是高呼口号和圣书极其荒谬的大合奏。甚至这些受到轻视的学者因为滥用才华不再为众人所钦佩，希腊教会的领导人只要赞美和抄袭古代的神谕，就会使谦卑的心灵感到满足。无论学院还是讲坛，从未产生能与阿塔纳修斯和克利索斯托一争高下的人物。[132]
国家与国家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在所有追求积极和沉思的生活之中，是人类奋发图强和自我改进最大的动力来源。古代希腊的城市正好置身在联合与独立的交集点上，现在欧洲的国家也一再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范围更大但是形式比较松散。语言、宗教和习俗统一，使得相互之间成为彼此具有优点和长处的观众和裁判，独立的政府和利益可以保证他们各行其是的自由，同时激励他们在光荣的生涯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马人的处境并不是很顺利，然而在共和国的初期就已确定民族的风格，在拉丁姆和意大利的城邦之中也激起类似的竞赛，渴望在艺术和科学这两方面能赶上或超越他们的希腊导师。
恺撒的帝国毫无疑问会阻碍人类思想的发展和进步，辽阔的疆域可能使内部的竞争有活动的余地，但是等到状况逐渐恶化，领土一开始只剩下东部，最后缩减到只及于希腊和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臣民在堕落之余不仅可怜而且萎靡，这是长期处于孤独和隔离之境的必然结果。他们受到北方蛮族的压迫，这些不知名的部落几乎无法称之为“人”。而更为开化的阿拉伯人的语言和宗教则是所有社会交往难以逾越的障碍。
欧洲的征服者对臣民而言同是信仰基督教的弟兄，只是那些法兰克人或拉丁人的语言不为人所知晓，行为又极度粗野，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都很少与赫拉克利乌斯的继承人发生联系。希腊人独立于宇宙之间，自满的傲慢心态不因外族的优势而有所收敛，没有竞争者可以对他们进行鞭策，没有评判员可以裁定胜利的归属，因而他们在比赛之中显得毫无生气，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欧洲和亚洲的民族在前往圣地的远征中混杂在一起，只是在科穆宁王朝的统治之下，拜占庭帝国重新燃起知识和军事方面极其微弱的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