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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的图像崇拜和埃德萨的圣像
谈到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我认为前者不仅听命而且要从属于后者，这是一个合理而有利的原则，要是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在叙述时，同样要把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事。诺斯替派的东方哲学沦入宿命论和天赐恩典的黑暗深渊，领用圣餐是基督的肉体从象征到实质的奇异变化[6]，我把这些留给沉思的神学家，让他们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我将带着勤勉的态度和愉悦的心情，评述教会史的重大事件，像是基督教的传播、正统教会的制度、异教的覆灭、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神秘争论所衍生的多个教派，这些都是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产生了直接影响的事件。在这些范畴之中，我们认为圣像的崇拜居于首要位置，在八九世纪引起激烈的争执。一个与群众迷信有关的问题，竟然会引起意大利的叛乱、教皇建立世俗的权力，以及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复兴。
原始基督徒对于圣像的制作和滥用极为厌恶，而这种方案可能是由于他们是犹太人的后裔，以及他们对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摩西律法严格禁止用任何形式来代表“神”，这种概念稳固建立在上帝选民的原则和践行之中。基督教辩护士竭尽才智去指责愚蠢的偶像崇拜者，说他们对着自己用手制作的东西打躬作揖。青铜和大理石的神像要是真有灵性和魔力，应该离开基座对着有创作天才的艺术家顶礼膜拜。早期那些诺斯替之流的教派，以及不够完美的新入教者，会把加在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身上的虚荣，奉献给基督和圣保罗的雕像；但是正统基督徒的公开宗教仪式，始终保持简单和属灵的风格。
公元300年，伊利贝里斯的宗教会议发出谴责，首次注意到图像使用的问题。在君士坦丁继承人的统治之下，意气风发的教会处于和平与奢华的环境，那些颇有见识的主教为了群众的利益，只有纵容这种举目可见的迷信行为。等到异教绝灭以后，他们不必再担心迷信与异教之间的可憎对比，因此对他们也未加限制。最早具有象征意义的崇拜行为，即对十字架和圣徒遗骸的尊敬。常被恳请给予说项和求情的圣徒和殉教者，坐在上帝的右手边，然而人们全都相信，仁慈博爱和超乎自然的恩泽，不停地撒在他们的坟墓上面，虔诚的朝圣客只要前来朝拜、触摸和亲吻这些无生命的遗骸——他们的德性和苦难所遗留的纪念物，就会毫无问题地分享这些恩泽的赐福。有一种纪念物是形体和面貌的复制品，经过画家和雕塑家的手精制而成，比起故世贤德之士的头骨或草鞋更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不论是哪个时代，这种复制品受到世人的热爱和珍视，基于个人的友谊或公开的尊敬，能够满足人类感情的需要。罗马皇帝的纪念图像便一直受到政府和宗教荣誉的推崇。一种不过于夸张而又诚挚的敬爱，被施加于贤明哲者和爱国人士的雕像之上。
这些异教的德行、这些光辉的罪过，在神圣的人物面前就会自惭形秽，因为只有他们在死后才享有永恒的天国。在开始时，这种实验还只是非常小心谨慎地进行着。这些受到尊敬的图像，被谨慎地使用于教导愚蠢无知的人，唤醒生性冷淡的人，满足异教改信者的偏见。历经缓慢而又无可避免的发展过程，对原身和实体荣誉的崇拜被转移到对复制品的崇拜，虔诚的基督徒都在圣徒的图像前面祷告，异教仪式中的跪拜、燃烛、烧香都偷偷进入正统基督徒的教堂。理性或虔诚的考量被幻觉和奇迹的证据压制得噤若寒蝉，那些能说话、能移动和能流血的神像，必然被赋予不可思议的力量，非常适合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无限的圣灵和永恒的天父，弥漫并支撑起整个宇宙，最大胆的画笔试图用形状和颜色将之描绘出来，免不了害怕得两手发抖。对于画出来的天使加以崇拜，迷信的心灵很容易与其融和成为一体，尤其是还有神的儿子，到达世间以后就用人体的形象，他们更敢于如法炮制。三位一体的第二神格被赋予真实和凡人的肉身，但是肉身已经升到天国，要不是门徒亲眼看到一些相似的容貌，后来的圣徒凭着可见的遗骨和肖像，很可能会抹去对基督的精神崇拜。圣母玛利亚从类似的纵容中获得好处，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没有人知道她葬在何地，她的灵魂连同肉身一同进入了天国，无知的希腊人和拉丁人全都接受这种臆测。图像的运用和崇拜在公元6世纪末叶之前已经稳固建立，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希腊人和亚洲人更是如痴如醉，万神庙和梵蒂冈装饰着新迷信的标志。只有粗鲁的蛮族和西部的阿里乌斯派教士，对于这种近乎偶像崇拜的做法漠然视之。遍布于古代寺庙之中的青铜或大理石制作的大型雕像，则非希腊基督徒的想象或良心所能接受的。平面的彩色图像受到肯定，视为更适切而又无害的仿效模式。[7]
复制品的优点和效果在于和原物的雷同神似，但原始基督徒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儿子、他的母亲和他的使徒的真正容貌。巴勒斯坦的帕尼阿斯留存着基督雕像[8]，可能是某一位尘世的拯救者。诺斯替派和亵渎神圣的纪念物受到斥责，基督教艺术家靠着暗中仿效异教的模型获取灵感来源。在这种痛苦的创造过程中，大胆而巧妙的发明可以确保形象的逼真以及崇拜的无罪。
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叙利亚传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神话上层结构。这个传闻是有关基督和阿布加鲁斯的通信联系，在欧西比乌斯时代广为流行，受到现代辩护士的忍痛抛弃。那就是当年恺撒里亚的主教[9]记录有关基督的信函[10]，却非常奇特地忘记了那幅基督画像[11]——完美显现在亚麻布上的一张基督的脸。主教通过这幅画，坚定了恳求他治病的出身皇室的外乡人的信仰，同时将它放在防备森严的城市埃德萨，免得遭受犹太人恶意的破坏。原始基督徒对此事一无所知，因为这幅画像封存在一座神龛的墙壁里，在被遗忘500年以后，一位颇有见识的主教将其取出来，及时供热诚的信徒顶礼膜拜。这幅画像最早也最显赫的事迹，是将该城从科斯罗伊斯·努息万的武力威胁中解救出来，把神的承诺当成受到尊敬的誓言——埃德萨永远不会被外敌攻占。然而，普罗科皮乌斯的原文把埃德萨的两次获救，归功于市民的财富和英勇，他们一方面花钱买通对方，同时击退波斯国王的攻击。这位信奉异教的历史学家对于下述这段证词一无所知，却被写进了埃法格里乌斯的教会记录：埃德萨被围攻时，将保护神雅典娜神像送上防壁，用来浇熄火焰的水溅到神圣的面孔，这样一来不仅没有使火熄灭，反而火上加油烧得更大。
埃德萨的基督像自从立下大功以后，市民满怀感激之情，非常恭敬地将其保存起来。亚美尼亚人拒绝接受埃德萨的传说，更为轻信的希腊人尊敬非常逼真的画像，认为其完全出于神灵的创造，绝非凡夫的手笔。一首拜占庭赞美诗的风格和内涵可以表达他们的感情，远非粗俗的偶像崇拜可以妄加比拟的：
主的仁慈将恩惠普及万民，
画像带着光被四海的典饰；
天国的圣徒都要低首垂目，
凡夫的肉眼怎敢凝眸而视？
上帝用无瑕的手亲自制作，
尽善尽美的画像完全神似；
信徒用畏惧和敬爱来事奉，
全心全意蒙受圣灵的赏赐。
在公元6世纪结束之前，这些“无手之绘”(希腊文中是一个单字)[12]的画像，在东部帝国的军营和城市中到处流传，不仅是崇拜的目标也是奇迹的工具。在发生危险或出现骚乱时，可敬的画像只要张挂出来，就能使罗马军团恢复希望，激起勇气，或者压制怒火，爱护民众。这些图画之中绝大部分经过人手的复制，只能求得大致的雷同而已，也不能具名出于何人的手笔。但是这些画师之中有些人的出身较高，能够直接接触到原作获得神似之处，在技术方面更为精进，达到奇妙而又丰富的成效。最具野心的期望是要通过埃德萨的画像使子女之孝变成手足之情，正如罗马、西班牙或耶路撒冷印有耶稣像的汗巾，那是基督在痛苦和流血的情况下，用来擦拭他的面孔的，之后被交给一位圣洁的贵夫人。这个富有成效的先例很快被应用于圣母玛利亚、圣徒和殉教者。在巴勒斯坦的狄奥波里斯有一座教堂，上帝之母[13]的容貌被深深刻在一根大理石柱上。东部和西部都用圣路加的笔来装饰，那位福音书的作者或许是一个医生，被迫从事画家的职业，在原始基督徒的眼中，竟然是那样的亵渎和可恶。荷马的缪司和菲迪亚斯的凿子创造出奥林匹斯山的约夫，可能在哲学的心灵中激起暂时的虔诚。然而这些正统基督徒的画像，是在鉴赏和天才最为没落的时期，由那些僧侣画匠毫无章法地涂抹而成。[14]
二、“圣像破坏者”利奥和对僧侣的迫害行动(726—840 A.D.)
图像崇拜在不知不觉中偷偷溜进教会，其中每一小步在迷信的心灵看来都是可喜的做法，不仅无罪而且被欣然接受。但是在公元8世纪初期，那些较为胆怯的希腊人开始担心，他们打着基督教的幌子要恢复祖先的宗教。他们带着悲哀和焦急的心情听到偶像崇拜者的称呼，这是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不断加在别人头上的罪名。[15]摩西的律法和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对雕刻的神像和所有相关的礼拜仪式，都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一直处于奴役状况的犹太人，可能会缓和他们的狂热，减弱他们的权威；但是意气昂扬的伊斯兰教徒，他们统治着大马士革，威胁着君士坦丁堡，在谴责的天平上加上真理和胜利所累积的重量。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城市，都用基督、他的母亲和圣徒的像来加强防卫的力量。每个城市出于希望和承诺，认为可以获得奇迹的保护。在10年快速征服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占领这些城市，也夺取这些图像，在他们看来，对这些木雕泥塑的偶像到底是尊敬还是鄙视，真主已经宣示了最后的判决。埃德萨有段时间曾经抗拒波斯人的攻势，但这座被选定的城市即基督的配偶，最后依然遭遇了毁灭的命运，神圣的图像成为不信者的奴隶和战利品。
经过300年的奴役之后，虔诚的君士坦丁堡总算收回埃德萨的守护神雅典娜像，条件是1.2万磅白银、200名伊斯兰教徒的赎金，以及埃德萨地区的永久休战。[16]在这个悲痛和惊慌的时刻，僧侣费尽口舌要为图像辩护，证明绝大部分东部人的罪孽和分裂，使得宝贵的象征丧失赐予的恩典，失去应有的效能。然而这些僧侣现在遭到反对，很多简朴而理性的基督徒发出不满的声浪，要从经文、事实和原始时代去找证据，而且在暗中渴望教会进行改革。图像崇拜从来没有受到明确和通用的法令的肯定，在东部帝国的发展有所延迟或加速，全视个人或习俗的差异性、当地的文明程度以及主教的行事性格而定。首都民众的轻浮作风和拜占庭教士的创作天才，难免带着愉悦的心情珍视外表辉煌的崇拜行为，然而在荒凉和遥远的亚细亚边区，对于神圣而又奢侈的变革一无所知。教徒众多的诺斯替派和阿里乌斯派在改信以后，始终维持分裂前所奉行的简单宗教仪式。亚美尼亚人是罗马最为好战的臣民，在12世纪时看到图像还是无法容忍。[17]这些不同教派的人产生大量的偏见和嫌恶的情绪，就色雷斯或安纳托利亚的村庄来说还不打紧，但是一名军人、一位教士或一个宦官的命运，经常会与教会和国家的权力息息相关。
投身诸如此类的冒险活动，最幸运的人要算皇帝利奥三世[18]。他从伊索里亚山区登上东部帝国的宝座，不知道什么是神圣，什么是亵渎，但是他的教育和理性，也可能是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交往，使这位好战成性的农夫养成对图像的仇恨。一个君王有责任把自己的思想观念，用教诲的形式灌输给所有的臣民，然而在统治初期的不稳定状况下，经过10年艰辛而又危险的岁月，利奥不得不扮演伪善的姿态，跪拜在他所藐视的偶像面前，每年都公开宣示正教信仰和宗教热忱，使罗马教皇的愿望获得满足。在进行宗教革新的过程中，开始的步骤不仅温和而且谨慎。他召开一次盛大的会议，元老院的议员和教会的主教全部参加，在大家的同意之下设立规定，把所有的图像从圣所和祭坛移走，放置在教堂适当的高处，可以让民众很清楚地看到，却不能用来进行迷信的活动。可是现在双方已经产生尊敬和憎恶这种快速而又敌对的冲动，要想加以遏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神圣的图像居于崇高的地位，仍然感化着会众，并对暴君进行谴责。利奥自己为抗拒的态度和抨击的言论所激怒，拥护他的人也指责他没有善尽职责，敦促他要学习犹太国王的榜样，可以毫无顾虑地一拳击碎神庙里的铜蛇。他在第二道诏书中，明令禁止保留和运用一切宗教图像，君士坦丁堡和各行省的教堂全面清除偶像崇拜，毁弃所有的基督、圣母和圣徒的画像，或是在建筑物的墙壁上刷上一层泥灰。
这个“圣像破坏者”所形成的派别，受到6位皇帝宗教狂热和专制手段的支持，东部和西部陷入一场长达120年喧嚣不断的冲突之中。伊索里亚人利奥的计划是以基督教大公会议之名名正言顺地宣布，否定图像是标明信仰的一个条件，然而会议的召开最后只能留给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去执行。[19]然而尽管获得胜利的顽固分子把那次会议称作傻瓜笨蛋和无神论者的闹剧，他们自己提出的怀有偏见和支离破碎的议案，同样透露出很多理性和虔诚的迹象。在君士坦丁堡郊区召开的大公会议，能够接纳各行省宗教会议的论点和信条，参加人员的数目值得肯定，包括欧洲和安纳托利亚的338名主教。因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已经是哈里发的奴隶，罗马教皇要意大利的教会和西部与希腊人划清界限。这一次的拜占庭宗教会议自认拥有第七次大公会议的权力和地位，然而这个称号只是对前六次大会的承认，过去辛劳的工作建立起正统基督教会的信仰。经过长达6个月的讨论以后，338位主教在毫无异议之下签署了一份信条，除了圣餐仪式以外，基督所有可见的象征全部都是亵渎行为或异端邪说，图像崇拜是基督教的败坏和异教的复兴。所有与偶像崇拜有关的纪念物都要被销毁和清除，任何人拒不交出私下进行迷信活动的物品，就等于是违抗教会和皇帝的权威和法令。与会的主教发出忠诚的欢呼，赞美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在尘世建立莫大的德业，他们把消除他们宗教上的不满的工作交托给他，凭着他的热情和正义感去做。在君士坦丁堡，也与前几次大会一样，君主的意愿是主教信仰的准据。只是我对这一次的情况有点怀疑，大多数的高级教士在希望和畏惧的诱惑之下，会牺牲内心的良知。在弥漫着迷信的长夜，基督徒偏离了福音的简单教义，而且他们已很难找到回头的线索，沿着它走出混乱的迷宫。
图像崇拜就虔诚的爱好而言，一定会与十字架、圣母、圣徒和他们的遗骨混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分离。圣地上弥漫着奇迹和显灵的浓雾，心灵、好奇和怀疑的神经，都因为习惯于服从和信任而变得麻痹而失去感觉。君士坦丁五世自己也蒙受指责，说他过分放纵皇家的权力，竟然会怀疑、否认或讪笑正统教会的神秘仪式[20]，然而这些却铭刻在主教公开和私下的信条里。这个胆大包天的“圣像破坏者”，可能心中暗怀莫大的恐惧，攻击普遍受到崇敬的对象，那就是在上天获得尊荣的保护神。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自由和知识增长了人类的才智，对革新的渴望取代了对古代的尊崇。活力充沛的欧洲藐视那些幢幢的魅影，因病态和奴性而衰弱的希腊人曾经为之惊惧不已。
抽象的异端邪说只能靠着教会的号角向人民传播诋毁的声音，即使最无知的人也可以体会、最冷漠的人也能感觉到可见的神明遭到亵渎，已经渐趋没落。利奥三世最初的敌意是直接对着高高在上的基督发出的。基督圣像被安放在皇宫大门的前厅，云梯已经架起来便于将其取下，但是一群狂热分子和妇女，像是发疯般用力摇晃云梯，就在他们虔诚的晃动中，看到亵渎神圣的大臣从高处跌落，一一摔死在砖铺的地面上，古代殉道者的荣誉被这些因谋杀和造反而罪有应得的罪人玷污。[21]君士坦丁堡和行省不断发生动乱，使得皇帝的诏书无法被执行，利奥三世本人也身处险境，他的官员遭到屠杀，靠着政府和军队使用诸般手段运用权力，才将民众的宗教狂热给压制下去。
多岛之海可以被称为圣海，很多岛屿上到处都是图像和僧侣，他们的信徒对于基督、圣母和圣徒的敌人，毫不犹豫地弃之如敝履。他们武装起一支包括多种类型船只的舰队，展开受过祝福的神圣旗帜，大胆地航向君士坦丁堡的海港，要把受到上帝和民众宠爱的接班人，安置在这个城市的帝座上。他们完全依靠奇迹的援助，然而宗教的奇迹敌不过“希腊火”的威力，等到舰队被击败陷入烈焰之中，毫无防守能力的岛屿只有任凭征服者处置。利奥三世的儿子在登基的第一年，发动了一次对付萨拉森人的远征。皇帝的亲戚阿尔塔瓦斯德斯是正统基督教信仰的护卫者，趁着他不在，正好施展野心勃勃的企图，一举占领首都、皇宫和帝座。图像崇拜在获得胜利后又重新恢复，教长抛弃伪装的姿态显现出真正的面目，在新旧两个都城，篡夺者的主权要求全都获得承认。
君士坦丁五世逃到父执辈的山区寻求庇护，接着率领大胆而热情的伊索里亚人下山，最后的胜利使宗教狂热分子的武力和预言全部破灭。君士坦丁五世在位的时间很长，要全力对付动乱、叛逆、密谋、仇恨和血腥报复，他的敌手只是拿图像迫害当作动机或借口。何况，他们要是失去尘世的皇冠，希腊人会将殉教者的桂冠加在他们的头上。在一切公开或暗中进行的谋叛活动中，皇帝都感觉到僧侣那无法化解的仇恨。他们是迷信的忠实奴隶，靠着迷信获得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他们祷告，他们传道，他们赎罪，他们狂热无比，他们谋叛作乱。咒骂、谴责之词如洪流般涌入巴勒斯坦的孤寂之地，最后一位希腊神父圣约翰·达马森提努斯[22]，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死后世界，都用他的笔将暴君的头颅奉献给魔鬼。
我没有工夫去研究，这些僧侣在多大程度上挑起，又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他们真实或伪装的苦难。他们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由于皇帝的残酷失去了性命或变成了残废，多少人被弄瞎眼睛或是被剃掉胡须。个人的行为受到惩罚后，他开始废止修院。由于修院既富有又没有用处，他的仇恨可能是出于贪婪，而爱国心仅仅是借口。他的检察总长使用“恶龙”[23]这个可怕的称呼来执行任务，激起这个“黑色”民族的恐惧和厌恶：他们的宗教团体被解散；原来的建筑物变成仓库或军营；土地、动产和牲口全被没收。可以用现代人的先例来支持这一类的控诉，说他们对修道院的圣徒遗物甚或书籍，进行任意和恶毒的破坏。针对僧侣的习惯和职能，图像的公开和私下的礼拜遭到严厉的禁止，而且强迫东部帝国的臣民或至少是僧侣要严正表明弃绝偶像崇拜。
三、格列高利二世反对销毁圣像和意大利的叛乱(727—728 A.D.)
耐性十足的东部勉强抛弃神圣的图像。意大利人独自抱持着宗教的热忱，对于这些图像极为珍视百般保护。就圣职位阶和审判权责而言，君士坦丁堡教长与罗马教皇居于几乎平等的地位，但是希腊的高级教士在统治者的眼里不过是家用奴仆，看到皇帝颔首作势，就会从修道院跑到帝座的前面，或是从帝座跑回修道院。拉丁主教在西部的蛮族之中，处于遥远而又危险的位置，激发起他们的自由精神。主教由民选产生，因此能够得到罗马人的欢心，有高额的年金收入使公私两方面都获得满足，拜占庭的皇帝处于弱势加上对西部的忽略，逼得他们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首先考虑的事项是罗马的安全。教士曾经在逆境中受到磨炼，君王的德行和抱负不知不觉地就会对他产生熏陶的作用，无论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还是叙利亚人，只要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就会养成同样的作风，采取同样的策略。在失去军团和行省以后，教皇凭着个人的才能和运道，再度使得罗马恢复最高的权位。在公元8世纪时，一般人认为教皇的统治权建立在叛乱的基础之上。经由“圣像破坏者”的异端邪说引起，这种叛乱不仅正当而且合法。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的行为，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斗争中，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凭着各自的意愿，做出很多不同的解释。
拜占庭的作者们异口同声宣称，在规劝没有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正式提出东部和西部分治的要求，剥夺亵渎神圣的暴君对意大利的税收和主权。希腊人看到教皇的胜利所获得的成就，更明确地表示要将“圣像破坏者”逐出教会，由于他们强烈依附于宗教而不是国家，认为这些拥护使徒的人具有宗教的热情和正统的立场，不但没有给予指责反而加以赞颂。现代的罗马捍卫者抱着急切的心理，接受诸如此类的赞颂和先例。要求皇家异端退位下台这种伟大而光荣的做法，获得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和贝拉明的褒扬。要是有人向他们请教，为什么没有人严厉谴责古代的尼禄和尤利安？他们的答复是原始教会之所以忠诚依顺，唯一的原因在于软弱无力。[24]在这种情况之下，爱与恨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些带着宗教狂热的新教徒，力图使君王和官员燃起怒火和心怀恐惧，因此对于两位格列高利教皇反对合法的统治者，必须详细叙述他们那种傲慢和叛逆的行动。[25]高卢教会绝大部分是温和的天主教徒，只有他们为“圣像破坏者”辩护，尊敬圣徒却不赞同所衍生出来的罪孽。这些拥护者对皇冠和法冠一视同仁，以公正、圣书和传统为标准，来界定出史实的正确性，并且求助于拉丁人的证据以及教皇本人的传记[26]和书信。
格列高利二世写给利奥皇帝的两封信函，原件仍旧留存世间[27]，即使不是雄辩和逻辑的最佳典范，也能展现出教皇国创始人的形态，或至少可以看出经过掩饰的面貌。格列高利对皇帝这样表示：
在过去那纯洁而幸运的10年里，我们每年能够安详享受你所赐予的恩泽，皇家的信函经过御笔签署，神圣的誓言保证忠于祖先传留的正教信条。但现在，这是何等可悲的变化!这是多么骇人的传闻!你现在指责正统基督徒的偶像崇拜，这种控诉只会暴露自己的不敬和无知，我们被迫对这种无知采取粗鲁的辩驳方式：神圣的书信集中最基本的原理就足够开导你那神智不清的头脑。要是你进入文法学校自称是宗教信仰的敌人，那些纯洁和虔诚的儿童也会气得把启蒙课本砸在你的头上。
经由这段颇为得当的致意，教皇试图用常见的说法，试图将古代的偶像和基督徒的图像区别开来。前者是出于想象的魅影或魔鬼，真正的上帝在那时还没有用任何可见的方式显现他的面容；后者是基督、圣母或圣徒的真实形象，经过不计其数的奇迹，表明这种相关的崇拜不仅无罪而且有益。他真以为利奥三世对教会的历史一无所知，因为他认定图像的永久运用是起于使徒时代，可敬的图像在正统基督教会的6次会议上都有出现。从基督教现在所具有的优势和当前所施展的作为，可以引申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基督教世界的和谐不再需要举行大公会议。格列高利很坦诚地承认，只有在正统基督教皇帝的统治之下，这种会议才会产生作用。轻率和不仁的利奥三世所犯的罪行还不仅是一个异端而已，格列高利向他推荐和平、沉默，以及真诚服从于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精神领导。民政和教会权责的区分由教皇来决定，他把肉体拨给前者，而灵魂归于后者。正义的剑掌握在官员的手里，逐出教会这更为锐利的武器则委托给教士。在执行神圣的任务时，狂热的儿子不会饶恕有罪的父亲，圣彼得的继承人可以合法谴责世间的君王：
啊!暴君!你用充满罪恶和掌握军队的手来攻击我们；这些信仰上帝却毫无武装的人，只能恳求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派出一个魔鬼来毁灭你的肉体，好拯救你的灵魂。愚昧无知的你竟然公开宣称：“我要给罗马下命令，我要把圣彼得的图像砸得粉碎，格列高利也要像他的前任马丁一样，被用流放的铁链锁住带到皇帝的宝座前面。”我只盼望上帝的恩典，让我追随神圣的马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但愿君士坦斯二世的下场会对教会的迫害者形成一种警告。那个暴君受到西西里主教的谴责后，终于罪有应得，被一个家奴杀死，直到今日西徐亚的民族仍对这位圣徒顶礼膜拜，他在这群人的中间结束他的流刑和生命。我们为了教育和支持笃信的人民，有责任要活下去，在战争中不会为生命安全而放弃冒险犯难的决心。你根本没有能力保护罗马的臣民，城市位于海滨，会暴露在你的蹂躏之下，我们可以搬迁到伦巴第人的第一个城堡里去，距离不过是24个斯塔迪亚[28]，到那时你就去喝西北风吧!难道你不知道教皇是团结的纽带，也是东部和西部和平的仲裁人？每个民族都盼望我们能够谦恭和善，他们尊敬圣彼得，将他当成是世间的上帝，你却威胁要毁弃他的圣像。西部那些遥远的内陆王国对基督和他的代理人极为推崇。我们现在正准备去访问最有势力的国君，他希望从我们的手里接受神圣的洗礼。[29]蛮族都已顺从福音的约束，唯独只有你对牧人的声音充耳不闻。这些虔诚的蛮族被激起狂暴的怒火，渴望对东部的迫害进行报复。马上抛弃轻率和致命的不法行为，沉思教会的信条、敬畏上天的震怒和忏悔自己的过错吧!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我们对斗争的牺牲没有任何责任，无辜的鲜血会全部洒在你的头上!
利奥三世首次在君士坦丁堡对圣像的攻击，为一大群从意大利和西部来的外乡人所目睹，他们用悲伤和愤怒的语气谈起皇帝亵渎神圣的行为，但是在接到他那全面禁止的诏书后，只能对着家里的神像发抖。基督和圣母的圣像，还有天使、殉教者和圣徒的挂图，意大利的教堂里所有的绘制品都要毁弃。皇帝对于教皇摆出强硬的态度，指出两条路让他选择：顺从将获得皇帝的恩典作为奖赏，违抗会遭到黜免和流放的惩处。格列高利认为情势的发展无论基于宗教还是策略，已不容他迟疑不决，何况他给皇帝写信时的傲慢语气，不仅表明他坚信自己的理念非常正确，而且有反抗的力量。他不依赖祷告或奇迹，而是大胆地发动武装对付公众的敌人，他的牧函警告意大利人，面临危险的处境时要善尽自己的责任。
等到这个信号发出去以后，拉文纳、威尼斯以及太守管辖区的城市和彭塔波里斯[30]，全都追随宗教的大业，海上和陆地的军事实力绝大部分由本地人士组成，就是受雇的外来佣兵也都感染爱国的精神和热诚。意大利人发誓要保护教皇和神圣的图像，生死与共也在所不惜。罗马的人民效忠他们的教父，甚至伦巴第人也蠢蠢欲动，想要分享圣战的功劳和利益。公开的最叛逆行为和最明显的报复手段，就是把利奥三世的雕像打得粉碎；收效最大和深受欢迎的造反活动，就是意大利扣留缴纳的贡金，剥夺他的权力，让他无法滥收新颁布的丁税。[31]进行选举产生官员和总督，行政独立的形式也因这次的事件得以保存下来。
公众的怒火高涨，使得意大利人准备拥立一位笃信正统教义的皇帝，用一支舰队和军队伴随他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拜占庭宫廷将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斥为叛乱的罪魁祸首，竭尽一切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想把他们抓住，然后明正典刑取其性命。罗马不断受到访问或突击。派来的人员是卫队队长，或是负有秘密使命的高阶官员像是公爵和太守，他们带着外国的部队一起登陆，得到一些本地人士的协助。那不勒斯的迷信行为也会为之羞愧，因为他们的父执盲从于异端邪说的事业。然而这种暗中或公开的攻势被罗马人的勇气和警觉击退，希腊人的阴谋被揭露，人员遭到屠杀，领导者死得极为可耻。教皇虽然心怀慈悲之念，却始终拒绝为这些罪有应得的受害者求情说项。拉文纳[32]城内有好几个区域，长久以来笼罩着充满血腥的传统的宿怨，在宗教的争论中为党派的倾轧找到新的素材。然而图像的信徒在人数和勇气上都具有优势，太守想要力挽狂澜，却在群众的叛乱中丧失性命。皇帝为了惩罚这桩重大的罪行，恢复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威，派遣一支舰队和军队进入亚得里亚海湾，尽管在狂风巨浪下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一路多有耽搁，但希腊人最后还是在拉文纳附近地区登陆。他们威胁要血洗这个罪恶滔天的都城，不仅要仿效还要超过查士丁尼二世的前例——他为了惩治上一次的叛乱，曾将该市主要的人物选出50人来处死。妇女和教士怀着忏悔的心情趴在地上祷告，男子手执武器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共同面临的危险使各党派团结起来，宁可双方对垒决一死战，也不愿长期忍受围困之苦。有一天正在苦战时，两军互有输赢形成拉锯的态势，忽然看到一个幻影并且听到声音，拉文纳获得胜利的保证而得意扬扬。外来的人员撤到他们的船上，人烟稠密的海岸到处都是沉没的船舶，波河的水面被鲜血染得一片深红，在6年之内公众出于忌讳，始终不愿食用河里的鱼类。举行一年一度的庆典建立图像崇拜的制度时，希腊暴君也受到永久的憎恨。
正统基督教凭借武力获得胜利以后，罗马教皇召开反对“圣像破坏者”异端邪说的宗教会议，有93位主教参加，经大家一致同意后宣布，凡有人在言语和行动上攻击祖先的传统和圣徒的图像，一律处以革出教会的制裁，这样的判决也心照不宣地将皇帝包括在内[33]，但是最后的表决只是提出没有结果的劝告，似乎暗示革出教会的裁定并没有落在皇帝的头上。等到自己的安全、对图像的崇拜，以及罗马和意大利的自由全都获得保证以后，教皇立即放宽原来那种严厉的态度，对拜占庭领域的残余部分予以赦免。他们举行温和的会议，延迟并阻止选举新的皇帝，规劝意大利人不要从罗马帝国这个主体中分裂出去，允许太守居住在拉文纳城内，身份不是主人而是俘虏。直到查理曼大帝加冕成为皇帝之前，罗马和意大利的统治者所使用的名义，始终是以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自居。[34]
四、伦巴第人向罗马进击及丕平的救援行动(730—774 A.D.)
奥古斯都过去运用武力和权谋对罗马的自由进行压迫，经过750年的长期奴役统治以后，罗马从伊索里亚人利奥三世的宗教迫害中获得解放。执政官的胜利完全在恺撒的手里失去，经历帝国的衰亡过程，地界神所掌管的神圣国境线，在不知不觉中从大洋、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向后撤离，罗马又缩回从维泰博到特拉奇纳，从纳尔尼到台伯河口的古代疆域。[35]想当年那些国王被放逐以后，共和国之所以能奠定稳固的基础，完全靠的是智慧和美德。王政时期永久的统治权，现在分别由两个任期一年的行政官员掌管，元老院继续执行行政和咨询的权力，立法权则交给人民的会议，会议的席位按照财产和功绩很公平合理地设置。
早期的罗马人对奢侈的技艺一无所知，却能改进政府和战争的智能。社会的意愿绝对不容侵犯，个人的权利具有神圣地位，13万名市民全副武装保卫国家或从事征战。这是由一帮强盗和化外之民陶铸而成的民族，全力追求自由精神和雄心壮志的荣誉。[36]等到希腊皇帝的统治权被剥夺以后，罗马的废墟显现出绝灭和残破的凄凉景象，这座城市的奴役是一种习惯行为而自由只是偶然现象，迷信所造成的结果是使自己成为欢愉或恐惧的目标。制度所残留的内容甚至于形式，已从罗马人的行动和记忆中全部擦拭得干干净净，他们缺乏再度建立共和国架构的知识或德性。这群智能不足的残兵败将是奴隶和移民的后代子孙，在胜利的蛮族眼中毫无地位可言。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要是用最藐视的口气对待仇敌，就会称对方是罗马人。勒特普朗德主教说道：“在这个称呼之中，包括人性中最卑鄙、最怯懦、最恶毒、极端贪婪奢侈和腐败堕落的成分。”基于当前情况的需要，罗马居民被安置在共和国政府这种粗制滥造的模式之中，他们被迫在和平的岁月选举法官，在战争的时期选举领袖。贵族聚会进行商议，决定的事项没有群众的参与和同意便无法执行。
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共管的施政风格已经恢复，但内涵的精神完全丧失得无影无踪，法纪荡然以及高压手段引起喧嚣的冲突，新兴的独立地位受到打击和玷辱。法治观念的缺乏只能靠宗教影响加以弥补，主教的权威使外交和内政的议事受到掣肘和拖累。教皇的赈济、布道、与西部的国王和高级教士通信联系、最近的礼拜仪式以及他们的感激和誓言，使得罗马人已经习惯于把他看成本市的首席官员或君主。教皇身为基督徒的谦恭态度，不会因为“主上”或“主子”的称呼而受到损害，他们的面容和铭文在最古老的钱币上面历历可见。他对尘世的统治受到1000年的尊敬，现在已经获得肯定，高贵的头衔得之于人民的自由选择，因为是他们把罗马人从奴役的状况中解救出来。
古代的希腊发生争执时，伊利斯[37]神圣的人民在朱庇特的保护之下，享受永恒的和平，并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38]。如果有类似的特权保护圣彼得教堂使之免遭战争的侵害，如果基督徒参拜神圣的庙堂时，必须在使徒和他的继承人面前收起他们的刀剑，那么罗马人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但是只有立法者和贤德之士手执权杖才会追蹑神秘的循环过程，这种和平的体系与教皇的热忱和野心根本无法并存。罗马人不可能像伊利斯人那样安于纯洁和宁静的农耕生活，意大利的蛮族受到天候的影响，性情已经变得稍温和了些，但比起希腊城邦在公众和个人的生活上都有规范，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伦巴第国王勒特普朗德的忏悔和虔诚形成令人难忘的先例，这位征服者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梵蒂冈的大门前，听到格列高利二世的声音[39]，就将部队向后撤回，放弃武力征战的行动，他带着恭敬的态度去参拜圣彼得大教堂，等到完成礼拜的仪式之后，将自己的长剑和匕首、胸甲和斗篷、银十字架和黄金皇冠，全部奉献在使徒的墓前。
然而这种宗教的热忱主要还是一种错觉或策略，对于利益的诉求不仅强烈而且持久不变，伦巴第人的习性就是爱好武力和掠夺，对于他们的君王和人民来说，一直萦回于内心的就是意大利的混乱局面、罗马人的手无寸铁、新主子的放弃武力。皇帝颁布最早的诏书，他们公开宣称要成为圣像的捍卫者。勒特普朗德入侵罗马涅行省，从这个很特别的称呼可见一斑。基督教的太守管辖区毫无反抗之力，被他的民政和军事力量降服，一支外国军队首次开进拉文纳这个强攻不下的堡垒。威尼斯人积极发挥海上优势，很快光复了这座城市和堡垒，信仰虔诚的臣民听从格列高利二世的告诫，不要把利奥三世个人所犯的罪行算在罗马帝国的头上。[40]
希腊人不在意伦巴第人的附和从命，却重视他们的冒犯行动，这两个民族在信仰方面一直相互带有敌意，要用危险而不真诚的联盟关系来化解双方的歧见。国王和太守进军去占领斯波莱托和罗马，这场风暴很快消失，没有产生任何成效。但是勒特普朗德的策略使意大利提高了警觉，带来的困扰是要就敌对行动和停战协定两者做一抉择。勒特普朗德的继承人是阿斯托法斯，他宣称自己是皇帝和教皇的敌人。拉文纳在武力攻打或阴谋叛逆之下被敌人夺取[41]，这场最后的征战终结了太守这一职位，从哥特王国灭亡和查士丁尼的时代以来，太守一直运用从属的权力统治这个地区。罗马受到传唤要承认胜利的伦巴第人是他们合法的统治者，每个市民为了赎身，每年要缴纳1个金币作为贡金。要是他们不遵从命令，就会被毁灭的刀兵严惩。罗马人始终犹豫拖延，不断恳求和抱怨。直到最后教皇越过阿尔卑斯山，获得一位结盟者的保证，他不仅提供友谊的帮助，还对伦巴第人展开报复的行动[42]，威胁罗马的蛮族才被军队和谈判所阻止。
格列高利一世在极为困苦的状况下，要向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铁锤”查理寻求援助。查理虽然用不起眼的头衔如皇宫总管或公爵统治着法兰西王国，但是他打败了萨拉森人，取得光耀千古的胜利，把自己的国家甚或整个欧洲从伊斯兰的枷锁下拯救出来。查理用适当的礼仪接见教皇的使臣，除了从事友善而无效的斡旋之外，虽然他想要完成最重要的占领行动，却由于他的寿命过于短暂，无法对意大利的事务进行干预。他的儿子丕平继承了他全部的权力和德行，负起罗马教会捍卫者的职责，对于宗教的热爱和荣誉激起了法兰西君主的炽热情绪。台伯河畔的情势极为危急时，援军却还在塞纳河边。当灾难的距离太过遥远时，我们的同情心也会冷却下来。
教皇斯蒂芬三世在全城欲哭无泪的状况下，采取最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亲自去拜访伦巴第和法兰西的宫廷，去抗议敌人极不厚道的行动，或是使朋友产生怜悯和义愤之心。他用连祷和演说安抚公众不要灰心丧志以后，在法兰西君主和希腊皇帝派出的使臣的陪同之下，展开这趟极为辛苦的行程。伦巴第国王仍旧固执己见并态度强硬，但威胁之词无法平息罗马教皇的怨言，也不能减缓他行进的速度。斯蒂芬三世越过潘乃阿尔卑斯山，在圣莫里斯修道院停憩，急着抓住保护人的右手，他知道无论是战争还是友谊都不会落空。他以使徒继承人的身份受到妥善的接待，在紧接而来的会议中以及该年3月或5月的战场上，他把所受的委屈表现在一个虔诚而又好战的民族面前。等他再越过阿尔卑斯山时已不再是一个可怜的求援者，而是站在法兰西军队前的征服者，这些部队由他们的国王亲自率领。伦巴第人经过一阵虚弱无力的抵抗后，只得签订丧权辱国的和平条约，立誓要恢复罗马教会的权力，尊重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阿斯托法斯一旦从法兰西军队前全身而退，立刻就忘记了他的承诺，想要一雪前耻。罗马再度被伦巴第人的军队包围，斯蒂芬三世忧虑外高卢同盟因为倦怠而失去宗教的热诚，迫得他用圣彼得的名义，写出感人的书信来诉说他所受的冤屈和目前的需要。[43]使徒向他的义子法兰西国王、教士和贵族提出保证，即使他的肉体已死亡，但是灵魂仍然永存不朽。他们现在服从罗马教会创始人和捍卫者的呼吁，圣母、天使、圣徒和殉教者以及所有在天国的人，异口同声地认为有这种需要，而且肯定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财富、胜利和乐园用来奖励虔诚的冒险行动，但要是他们让使徒的坟墓、寺院和他的人民落在不忠不义的伦巴第人手里，这种疏忽所带来的惩罚是永恒的诅咒。
丕平的第二次远征行动像第一次那样迅速和顺利，罗马获得拯救，让圣彼得感到满意。阿斯托法斯被外国主子鞭笞，使他获得教训，知道行事要公正，做人要守信。伦巴第经过两次惩处以后国势凋敝，在20年内一直处于衰弱和破落的状况。但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因所处的境地而感到卑下，缺乏实力并没有使他们产生爱好和平的德性，仍旧保持乖张的作风，不断地用对主权的诉求、边境入寇和攻击行动来侵扰罗马人，开始时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等到受到羞辱的打击后就草草结束。
这个陷入绝境的王国在两面都受到压迫，南边是热诚而审慎的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北边是丕平的儿子——查理曼，那个伟大而又走运的天才人物。教会和国家的英雄在公共和家族的友谊下联合起来，当他们对趴伏在地上的讨饶者施与无情践踏时，表面上装出一副和颜悦色和悲天悯人的样子。伦巴第人仅有的抵抗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关隘和帕维亚的城墙，丕平的儿子对前者运用奇袭加以攻克，对后者施与水泄不通的包围。经过2年的封锁以后，最后德西德里乌斯这位土生土长的君王终于献出了自己的权杖和都城，向敌人投降。伦巴第人在外国的国王统治下，还是运用本国的法律，成为法兰克人的弟兄，而不是变成他们的臣民，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一样是从同为日耳曼人的血统、习俗和语言中派生出来的。
五、丕平和查理曼成为法兰西的国王和罗马的大公(751—768 A.D.)
教皇和加洛林家族的相互义务关系，形成古代史和现代史、政府史和教会史之间最重要的枢纽。在征服意大利期间，罗马教会的捍卫者获得有利的态势、华丽的头衔、人民的意愿、教士的祈祷和密谋。教皇送给加洛林王朝的最贵重礼物是法兰西国王[44]和罗马大公的崇高地位。
其一，在圣彼得的宗教王国统治之下，这些民族开始在台伯河畔寻找他们的国王、法律和关系到命运的神谕。法兰克人对政府的名称和实质之间的差异感到百思不解，皇家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宫总管丕平的手里，除了皇帝的头衔以外，无法满足他的野心。他用英勇的战斗消灭敌人，用慷慨的行为增加朋友。他的父亲是基督教世界的救星，四代的服务使个人的功绩显得更为高贵。皇家的名称和形象仍旧保存在基尔德里克的身上，他生性软弱，是克洛维的最后一代子孙，然而那早已过时的权力只能用来作为叛乱的工具。全国民众都想恢复简单的制度，作为臣民而又像君王的丕平，带着雄心壮志要肯定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命运。
总管和贵族都曾宣誓要效忠于皇家的傀儡，在他们的眼里，克洛维世系不仅纯洁而且神圣。他们共同派遣使臣写信给教皇，让他们能驱散心中的疑虑或是解除先前的承诺。两位格列高利的继承人是扎卡里教皇，基于利害关系所做的决定是要投其所好，根本不考虑公理正义。教皇公开宣称，国家可以合法地把国王的头衔和权力授予同一个人。而不幸的基尔德里克，这公共安全的牺牲品，则应退位并削发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这样的答复正中下怀，被当作是智者的见解、法官的判决和先知的神谕，立即为法兰克人所接受。
墨洛温王朝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丕平被自由的人民推举登上帝座，他们已习惯于服从他的法令，集结在他的旗帜下向前迈进。加冕礼在教皇的批准下举行了两次，一次由最忠实的仆人圣卜尼法斯主持，他是日耳曼的使徒；一次在圣丹尼斯的修道院，斯蒂芬三世用感恩的手将皇冠加在恩主的头上。以色列国王的皇家涂油礼也被巧妙地加以运用[45]，圣彼得的继承人具备神圣使臣的特性，一位日耳曼的首领经过转变成为神授的君王，现代欧洲人的迷信和虚荣使犹太人的仪式得以传播和维持。法兰克人解除了古老誓言的约束，要是他们胆敢重新恢复过去自由选择的权力，而不是从显赫和神圣的加洛林家族中找出一位国王，那么可怕的“破门罪”就会落在他们和子孙的头上。这些君王毫不忧虑未来的危险，而为现在的安全自得其乐。查理曼大帝的国务大臣认为法兰西国王的权杖完全为教皇的权势左右，在他们最大胆的冒险行动中，对于尘世的司法权仍旧充满信心并坚持到底。
其二，罗马大公由于习俗和语言的改变，不仅远离罗慕路斯的元老院或君士坦丁的皇宫，同样也告别共和国的贵族或身为养父母的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收复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以后，这些遥远的行省不仅重要而且处于危险的处境，要求派遣一位被授予最高权力的官员，就给予他一个普通的称号叫作“太守”或“大公”。拉文纳的总督在皇室的资历表上占有一席之地，把他的司法审判权延伸到整个罗马城。自从意大利叛乱失去太守管辖区以后，罗马人处于苦难之中，迫得他们要牺牲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即使要采用这种方式，他们也要行使自己独断专行的权力，元老院和人民的敕令相继将罗马大公的荣誉授予“铁锤”查理和他的后裔。
作为强势民族的首领，定会蔑视奴性的头衔和从属的职位，于是趁着希腊皇帝的统治难以为继，处于帝国权力真空之际，他们从教皇和共和国得到更为光荣的使命。罗马使臣把圣彼得祭坛的钥匙交给大公，作为统治权的保证和象征，同时还有一面神圣的旗帜，使他们有权利和责任展示开来保护教会和城市。[46]在“铁锤”查理和丕平的时代，伦巴第国王的干预断送了罗马的自由，也威胁到了它的安全，这时罗马大公对于遥远的保护人而言，不过代表着一个头衔、义务和同盟关系而已。查理曼大帝的权势和政策，为他们消灭了一个敌人，却带来一个主子。
他第一次拜访这个都城的时候，受到了从前太守作为皇帝代表所受到的一切仪式的欢迎。而这种荣誉由于阿德里安一世教皇所表达的欢欣和感激而更为增色不少。阿德里安一世刚刚接到国君即刻驾临的消息，马上派遣罗马的行政官员和贵族举着旌旗，到离城30英里的地方去迎接。弗拉米尼亚大道长约1英里距离的道路两旁，排列着希腊人、伦巴第人、撒克逊人等各团体和民族的大队人马，罗马青年全副武装，儿童手里拿着棕榈叶和橄榄枝，为伟大的救星唱着赞美的诗歌。在神圣的十字架和圣徒的标志前面，查理曼大帝从马上下来，领着他的贵族队伍走向梵蒂冈。当他走上阶梯时，亲吻使徒门楣的每一步台阶。阿德里安一世率领他的教士在门厅的柱廊下恭候，像朋友和地位平等的人那样行拥抱礼，当他们一起走向祭坛时，国王或大公却擅自挽住教皇的右手。
这个法兰克人对虚有其表的礼仪并不满意，从他征服伦巴第到加冕称帝，26年的光阴转瞬而过，是他的武力解救了罗马，这个城市理应臣属于查理曼的王权之下。人民宣誓效忠他本人和他的家族，用他的名义铸造钱币，以他的审判来主持正义，他有权力对教皇的选举进行审查和核定。除了君主与生俱来的权力，皇帝并没有比罗马大公多出任何特权。[47]
六、加洛林王朝对罗马教皇的赏赐和回报(751—814 A.D.)
加洛林家族被罗马教会尊为救星和恩主，教会为其提供很多的恩惠足以表达感激之情。教会一些古老的产业像是农庄和房屋，被很慷慨地转移到城市和行省的世俗主权之下。丕平的征服行动所获得最早的成果，就是把太守管辖区当成送给教会的赠品。[48]阿斯托法斯在叹息声中放弃了他的猎物，各主要城市的钥匙和人质都被交给法兰西的使臣，然后用主子的名义呈送到圣彼得的墓前。太守管辖区[49]的范围非常广阔，原来包括听命于皇帝和代理人的意大利各个行省，但是严格认定的真正疆界仅限于拉文纳、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的行政区域，还有不可分割的属地彭塔波里斯，沿着亚得里亚海岸从里米尼延伸到安科纳，东侧通向中部地区直到遥远的亚平宁山的山脊。在这一次的交易行为中，教皇的野心和贪婪受到极其严厉的指责。谦恭的基督教教士或许应该拒绝接受尘世的王国，要是他不抛弃宗教职责所具备的德行，便很难对这个王国进行统治。一个忠诚的臣民，或者是一个身份高尚的对手，不会急着分享蛮族的战利品。要是皇帝委托斯蒂芬以他的名义请求归还太守管辖区，我认为教皇并不能免予谋叛和欺骗的谴责。
按照法律的严格解释，任何人可以接受恩主赐予的东西，只要合于公正的要求都不会因而受到伤害。希腊皇帝放弃或是丧失了他对太守管辖区的权力，何况阿斯托法斯的剑根本不是加洛林王朝的敌手。丕平在一次衔枚疾进的远征行动中，自己亲率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这与“圣像破坏者”毫无关系。他可以占有也能合法转让征战的成果。对于希腊人一再要求他归还，他虔诚地回答：“任何人也不能敦促他要回送出去的礼物，献给教皇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罪孽和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份极为丰硕的赠予获得最高和绝对主权的认可，世人头一次见到基督教的主教被授予尘世君王的特权，像是官员的选用、司法的审判、赋税的征收以及拉文纳皇宫的财富。
在伦巴第王国解体时，斯波莱托公国的居民要在这场风暴中找寻避难的地方，比照罗马人惯用的方式剃光脑袋，自称是圣彼得的奴仆和子民，等到公国自愿归顺以后，所形成的范围就是现在这个教会国家。经过查理曼口头或书面的赠予[50]，神秘的范围无限扩张，而且查理曼因获胜而一时欣喜，把原来属于太守管辖区的城市和岛屿，从他自己和皇帝的手里转移给教皇。但是等他冷静下来深入思考问题，难免带着嫉妒和羡慕的眼光，盘算他的教会盟友过于壮大的声势。有关他自己和他父亲的承诺兑现等有关问题，他全都用外交辞令加以回避，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强调帝国那不可转让的权力。拉文纳[51]也和罗马一样，无论在查理曼生前还是死后，一直列名在主要城市的名单之中。太守管辖区的统治权逐渐在教皇的手里失去，他们发现拉文纳的总主教成为危险的内部竞争对手[52]，贵族和人民全都蔑视一个教士强加于他们的束缚，在那段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他们只能保留对古老权利要求的记忆，曾经在繁荣的时代恢复和实现。
欺骗是衰弱者和奸诈者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强壮却无知的蛮族常常陷入教会策略的罗网之中。梵蒂冈和拉特兰宫是一个军械库和制造厂，他们会视情况需要，制造或隐藏许多真实或虚假、讹传或可疑的鬼祟伎俩，目的是在获取罗马教会的利益。在公元8世纪结束之前，有某一位教皇的御用作家或许就是闻名遐迩的伊希多尔，编纂教皇的《法令集》以及颂扬君士坦丁的捐赠，这是教皇精神和世俗王国的两根神奇支柱。这笔令人难以忘怀的捐赠是用阿德里安一世的信函向世人宣布的，他规劝查理曼效法君士坦丁大帝的先例，并且使大帝的名声再度受到世人的敬仰。根据当时的传说，罗马主教圣西尔维斯特治愈了最早那位基督教皇帝的麻风病，使他的心灵在施洗的圣水中获得净化，从来没有一位医生获得如此光荣的回报。这位皇家新改信者放弃圣彼得的宝座和产业，宣布要到东部去建立一个新的都城，把他对罗马、意大利和西部行省自由而永久的统治权，全部委托给教皇。[53]
这样一个杜撰的故事产生了极为有利的效果，希腊的皇帝被宣告犯下了篡夺的罪行，格列高利的反叛是为了讨回合法的遗产，教皇从此摆脱人情的包袱，加上洛林王朝名义上的礼物，只占教会国家极少的部分，何况这些都是应该归还给他的领地。罗马的统治权不再依靠心志不专的人民做出选择，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都被授予恺撒的紫袍和特权。那个时代的无知和轻信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最为荒谬的神话故事，在希腊和法兰西都能被人接受而且受到同样的重视，仍旧列入教会法的条款和敕令[54]之中。皇帝和罗马人都没有能力辨别的伪造谎言，已经损害到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唯一的反对意见来自萨宾地方的修道院，在12世纪初期，对君士坦丁的捐赠就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驳斥。等到恢复文字表达的自由以后，这种杜撰的手法被劳伦提乌斯·瓦拉的大笔戳穿，他既是能言善辩的学者，也是一名罗马的爱国志士。[55]15世纪的当代人士对于他那种胆大妄为的亵渎行径感到大为惊异，然而这种行动代表着理性的进步，默默发展，最终会成为无可抗拒的潮流，还没有等到下一个世纪的结束，这个神话故事就为大家所排斥，受到历史学家和诗人的藐视、罗马教会辩护者的含蓄或温和的批判。[56]教皇们自己也纵容人们对无知人民的轻信加以耻笑，但是一个不实和过时的头衔仍然维持着他们的统治，靠着曾经支持着教皇法令和西比莱神谕[57]的运道，在基础被掏空以后，整座大厦还继续存在着。
七、两位女皇在东方恢复和建立圣像的崇拜(780—842 A.D.)
当教皇在意大利得到自由并建立主权时，东部又恢复了图像的崇拜，这是促成他们叛变的第一动因。在君士坦丁五世的统治期间，政府和教会的联合力量推倒了迷信的大树，但并没有斩断主根。现在这些崇拜行为所维护的偶像，暗中得到教士和女性的尊敬。僧侣和妇人建立起亲密的联盟，战胜了男子的理性和权威而获得最后的胜利。利奥四世没有用刚正不阿的态度来保卫他父亲和他祖父的宗教，他那美丽动人而又野心勃勃的妻子艾琳，受到雅典人宗教热情的感染，雅典人继承了祖先的偶像崇拜而不是哲学素养。当她丈夫在世时，这种情绪受到危机和掩饰的刺激而变得更为热烈。她也尽力地去保护或是擢升受宠的僧侣，把他们从修行的洞窟里请出来，安置在东部主教的宝座上面。
等到艾琳以自己或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时，她义正词严地要动手消灭“圣像破坏者”。而她为了未来的迫害行动所迈出的第一步，是向全国颁布“宗教自由”的诏书，先要恢复僧侣的地位，陈列数以千计的图像供民众瞻仰，传播数以千计有关他们遭受苦难和奇迹的神话。那些因死亡或被免职而空出来的主教职位则被她合法地授予他人。急着获得世俗或教会职位的竞争者，想要预先影响她的决定，就要先讨好她。她的御前大臣塔拉修斯获得提升以后，使艾琳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能够管理和指挥东方的教会。大公会议决定的信条，只能用同样性质的会议予以撤销和废止。[58]她把“圣像破坏者”召来开会，这些人为了维护权益非常大胆，不愿意争辩，君士坦丁堡的士兵和民众发出可怕的怒吼，主教那些微弱的声音竟然产生巨大的回响。经过1年的拖延和暗中安排，将难以掌握的部队移防，选定尼斯作为第二次正统基督教宗教会议的地点(公元787年9月24日—10月23日)，用来排除可能的障碍。
运用希腊人所喜爱的阴谋活动，再度将主教的信仰掌握在君王的手里，只用了1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重大的工作。“圣像破坏者”现在已经不是法官，他们要以罪犯或忏悔者的身份出现。教皇阿德里安和东部教长所派遣的代表团[59]，使得整个场面增添了很多的光彩。大会主席塔拉修斯拟出决议的信条，350位主教用欢呼和签字给予批准。他们毫无异议地宣称，图像崇拜获得圣书和理性的赞同，也符合祖先和会议的愿望。然而他们对于崇拜是直接还是间接，基督的神性和形象是否有权接受同等的礼仪，还是犹疑不决无法获得定论。第二次尼斯大公会议的议程和提案现在还留存于世，可以说是迷信和无知、虚伪和愚昧的一座奇特纪念碑。我在这里仅仅注意到主教的判断，他们比较图像崇拜和伦理道德各自所具备的优点。有位僧侣与偶像崇拜的魔鬼缔结停战协定，条件是他要中断每日的祷告，去参拜挂在所住小室中的一幅图画。他为此事感到踌躇而去请教长老，决疑者回答道：“你何必再去礼拜基督和圣母的圣像，不如每天到市内的妓院去会见妓女，那对你岂不是更好。”
为了维护正统信仰(至少是罗马教会正统信仰)的荣誉，多少有些不幸的是，召开尼斯大公会议的两位君王，无独有偶地都在手上沾着自己儿子的鲜血。专制的艾琳对第二次会议给予热烈的赞同和严苛的执行，对朋友很宽容，但是对敌手绝不饶恕。在历时38年连续五个朝代的统治中，这场斗争一直激烈进行，双方的愤怒丝毫没有减弱，图像的崇拜者和破坏者之间互有胜负，我无意详述事件的细节和经过。放逐艾琳而继任的尼西弗鲁斯容许普遍的言论自由并且身体力行，这是他在统治期间的唯一美德，却受到僧侣的指控，说他基于这个缘故会沉沦地狱。米凯尔一世的性格是迷信和懦弱的，圣徒和图像没有能力保护帝座上的信徒。利奥五世穿上紫袍，肯定亚美尼亚人的头衔和宗教，受到崇拜的偶像连同高举义帜的追随者，遭到第二次流放。他们的欢呼声是在表示对谋杀一个邪恶暴君的同意，米凯尔二世是杀害利奥五世的凶手和继承人，从出生起就沾染了弗里吉亚人的异端邪说，他试图在敌对的双方间进行调停，正统基督徒的倔强顽固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偏袒对手。
米凯尔二世胆小怯懦，只有处处采取温和的姿态，他的儿子狄奥菲卢斯根本不知畏惧和怜悯为何物，这才是最残忍的，也是最后一位“圣像破坏者”。那个时代的宗教狂热情绪一直在与统治者唱反调，皇帝如果想要抗拒潮流就会激起群众的愤怒遭到惩罚，狄奥菲卢斯逝世后，他的遗孀狄奥多拉成为帝国的监护人，第二位女性终于使图像赢得最后的胜利。她的办法不仅大胆而且取得了决定性的效果，她杜撰出死去的丈夫最后忏悔的谎言，要为他洗清罪名和灵魂。“圣像破坏者”的教长遭判决以后获得减刑，免予被剜去双眼的惩罚而是抽打200皮鞭。主教兴奋得发抖，僧侣快乐得大叫，图像的胜利使正统教徒的节期保持一年一度的庆典。然而还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图像是否真正具备应有的神性，11世纪的希腊人一直争论不休，所持的见解可以说是集荒谬之大成。我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不能得到肯定而明确的答复。
西部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公开宣布，接受尼斯宗教会议的信条，并且大公会议被正统基督教尊为第七次全国会议。罗马和意大利总是顺从教父的指示，只是绝大部分的拉丁基督徒在迷信的竞赛中远远落在后面。法兰西、日耳曼、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教会采取中间路线，处于崇敬和销毁图像的两个极端之间，他们的礼拜堂里也陈列着图像，但他们并不把其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而是历史和信仰极为生动和有用的纪念物。一本愤世之作起于宗教争论，以查理曼大帝的名义编辑和出版[60]，经过他的批准在法兰克福召开宗教会议[61]，有300名主教参加。他们谴责“圣像破坏者”的狂暴行为，同时也公开发表声明，严词抨击希腊人的迷信活动和自称大公会议的信条，长久以来这些都为西部的蛮族所不齿。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和美洲的很多国家处于偶像崇拜的时代，仍旧笼罩在迷信的黑暗之中，图像崇拜用默默耕耘和不为人知的方式向前发展，对于他们的犹豫和迟疑反而产生了很大的弥补作用。
八、东、西两个帝国的分裂和查理曼大帝的加冕(774—800 A.D.)
前后几任教皇在尼斯宗教会议以后，趁着虔诚的艾琳在位的机会，把帝国转移到宗教信仰并不正统的查理曼手里，终于完成了罗马和意大利的分治。他们被迫在敌对的民族之间进行选择，宗教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当他们尽力掩饰朋友的缺失时，却看到敌人竟然具有正统基督徒的美德，心中感到不以为然和极其怀疑。两个首都的仇恨因语言和习惯的不同而永难化解，70年的敌对状态使彼此的关系更为疏离，处于分裂的情势之下，罗马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教皇体验到统治的权威。他们现在要是屈服，就会受到忌妒的暴君的无情报复，何况意大利的反叛已经暴露了拜占庭的无能和暴虐。希腊皇帝后来虽恢复了图像，仍旧没有恢复卡拉布里亚的产业[62]和伊利里亚的教区[63]，这是圣彼得的继承人从“圣像破坏者”手里夺走的。教皇阿德里安提出威胁，要是他们不尽快放弃破坏圣像这种异端的做法，就要公开宣判将他们逐出教会。希腊人现在具有正统基督徒的名分，但他们的宗教还沾染着统治君王的气息；法兰克人即使桀骜不驯，但是有识之士依然可以看出，他们逐渐从利用图像转变为崇拜图像。
查理曼大帝的名声虽有若干瑕疵，但那是因为写传的作家之间发生言辞刻薄的争论。事实上这位征服者能发挥政治家的风范，采用不同的施政作为，以适合法兰西和意大利的状况。他曾经4次前往梵蒂冈朝拜或访问，与教皇行拥抱礼都能表现出诚挚的友情和恭敬的态度，跪在使徒的坟墓和图像前，毫不犹疑地就参加了罗马礼拜仪式的祈祷和游行。明智或感激的教皇难道能抛弃他们的恩主吗？这些教皇有权转让他赠送的太守管辖区吗？他们真有力量废除罗马政府吗？大公的头衔就查理曼大帝的功勋和事业而言算不了什么，教皇只有帮助其恢复西部帝国才能报答他们所受的恩惠，也才能保障他们建立教会的成就。他们通过运用这样一个极具决定性的措施，最后终究会将希腊人要求的主权剥夺殆尽。罗马将从一个省级城镇的卑下地位恢复原有的权势，拉丁基督徒团结在古老的都城，服从一位最高领袖，西部的征服者会从圣彼得的继承人手里接过皇帝的冠冕。罗马教会获得一位热情洋溢和声威显赫的拥戴者，主教可以在加洛林王朝势力的庇护之下，光荣而安全地统治着罗马城。[64]
罗马在异教彻底绝灭之前，为了争取富裕的主教辖区，常常产生暴动和流血事件，现在的居民人数虽然减少然而变得更为野蛮，获得的报酬也显得更加重要，居于领导地位的圣职人员，渴望圣彼得的宝座，斗争更是激烈。阿德里安一世的统治区域超越了前朝或后代的范围，罗马的城墙、神圣的遗产、伦巴第人的毁灭和查理曼的友谊，都是使他扬名立万的战利品。他在暗中教诲接替他宝座的继承人，要在狭窄的领地内展现出伟大君主的德行。他的功业在死后仍旧受到尊敬，但是在接着进行的选举中，拉特兰的一位教士成为利奥三世，受到阿德里安宠爱的侄儿虽被擢升到教会最高职位，却反而没有选上。
他的侄子在4年多的时间里，装出默认的态度或忏悔的心情，用来掩饰最为阴险的报复图谋，直到有一天举行宗教的游行，一群疯狂的谋叛分子驱散没有抵抗能力的群众，对神圣的教皇发起攻击要将他杀害。这些人处于混乱状况，也可能是一时犹豫，企图当场杀死或使他失去自由的打算无法得逞。利奥三世被认为已死就将他丢在路旁，但他只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苏醒过来后就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和视力，像这种很自然的现象，被用来增强他个人所蒙受的奇迹，因为他有两次被凶手用刀几乎要夺去性命。他从被囚禁的地方逃到梵蒂冈，斯波莱托公爵赶来援救，查理曼对他的受伤表示同情，在帕德伯恩或威斯特伐利亚的营地接见这位罗马教皇，也可能是邀请他前来访问。利奥带着一个由伯爵和主教组成的委员会，再度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罗马，这些人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裁定他的清白。撒克逊的征服者一直拖到翌年，才亲身前来完成神圣的职责，其实这样做他感到很勉强。他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朝拜活动中，在罗马得到国王和大公应有的尊荣和接待。利奥获得允许，可以用宣誓来洗清被指控的罪行，他的仇敌只有保持沉默，谋害教皇性命的十恶不赦罪行受到轻微的处分，为了有所交代施与流放了事。
在公元8世纪最后一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出现在圣彼得教堂(公元800年12月25日)，为了满足罗马的虚荣心，他把本国简单朴素的衣着换成大公金碧辉煌的礼服。[65]
神圣的仪式举行完毕以后，利奥突然将一顶华丽的皇冠加在他的头上，教堂的圆顶回响着民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胜利的查理万岁!上帝为最虔诚的奥古斯都加冕，成为伟大与和平的罗马皇帝!”查理曼大帝的头部和身体完成了神圣的皇家涂油礼，按照恺撒的先例，他受到教皇的致敬或推崇。他的加冕誓言明确表明承诺要维持教会的信仰和特权。教会得到的第一批收获是他向使徒的祭坛呈献的丰厚礼物。皇帝在私下的谈话中郑重声明他对利奥预先的安排一无所知，否则会在那重大的日子设法不出席，使得利奥的一番好意全部落空。但是典礼的准备工作必定已经揭穿了这些“保密”的行动，查理曼的行程透露出他不仅知道也有所期待。他曾经承认唯一的抱负是要获得皇帝的头衔，而且教皇曾经在罗马的宗教会议中公开宣布，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奖励他的功绩和勋业。
九、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方式和行事作风(768—814 A.D.)
大帝的称号经常被赋予一些皇帝，但有时的确也名副其实，唯独查理曼这位君王能将大帝的头衔和自己的名字永远结合在一起，何况还要加上圣徒的称号，出现在罗马的史书上。这位教会的圣徒何其幸运，在一个开明的时代受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纷至沓来的赞誉。[66]民族的野蛮习性和他所出现的时机，无疑加强了他真正的功劳，然而一样物体的外观尺寸会因不相称的对比而放大，帕尔米拉的废墟在四周荒凉的沙漠的衬托下会显得相当雄伟。我绝无意破坏他的名声，只想从西部帝国神圣和伟大的中兴之主身上找出一些瑕疵。从个人的道德要求而论，对于守贞和禁欲不必过分地强调。[67]但是他有9个妻室或侍妾，爱情生活风流成性而喜新厌旧，将为数众多的私生子被送到教堂，他的女儿全都长期独身，举止放荡，因与父亲的关系过于亲热而引起猜疑。[68]当然，这些对于公众的幸福倒是不会产生实质的损害。
我也不应该指责一位征服者的雄心壮志，但是在一个有仇必报的时代，他的兄弟卡洛曼的儿子、墨洛温王朝在阿基坦的君王，以及在同一个地点被砍头的4500个撒克逊人，必然对查理曼大帝的公正和仁慈颇有微词。他对被击败的撒克逊人所施加的处置[69]，完全滥用了征服者的权力。他的法律和他的武力一样充满血腥的气味，要是讨论他的动机，如果不是出于固执的性格，也要归于倔强的脾气。爱好静坐的读者会为他身心永不停息的活动而感到不可思议，他的臣民和敌人也为他的突然出现而感到惊讶不已，因为他们深信这一刻他应该在帝国最遥远的边陲。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更不要说是夏季或冬季，他都不会停下来休息。我们就是凭着想象，也无法把他远征所到的地点完全列入他统治时期的编年史中，只是这种活动力是民族的优点，不只是个人独有。法兰克人飘荡不定的生活，通常将时间消磨在狩猎、朝拜和军事冒险行动中，查理曼四处奔波与其他族人最大的区别，不过在于随员众多和目标重要而已。
他在军事方面所建立的名声，要受到他的部队、他的敌人和他的行动这几个方面的严格考验。亚历山大用他的父亲腓力建立的武力进行征服[70]，但是在查理曼前面的两位英雄人物，把他们的名声、经验和胜利的伙伴全都遗留给他。查理曼亲自率领久经战阵和无可匹敌的军队，制服那些野蛮或堕落的民族，他们从来不知道为了共同的安全而联合起来，他也没有遇到在数量、训练和装备上势均力敌的对手。战争的科学在丧失以后又与和平的技艺一同复苏，但是他没有用任何一次围攻或会战，来表现他的军事行动是如何的高明，能够克服重大的困难和取得特殊的成就，他可能要用羡慕的眼光看待他祖父获得萨拉森人的战利品。在他进行西班牙的远征行动之后，掩护大军的后卫在比利牛斯山被击败，那些陷入绝境无法发挥英勇精神的士兵，临终之际难免要指责他们的将领不懂兵法，行动也过于冒失。[71]
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对查理曼的法律极为推崇，使我也感到肃然起敬。他的法律不成体系而是包括大量特定和琐碎的诏书和条例，像是纠正滥权的行为、风俗习惯的改革、增加农田的产值、注重家禽的照应甚至鸡蛋的售价等。他希望能改革法律和法兰克人的性格，无论这种企图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和有欠完美，仍旧值得赞许，那个时代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恶习，在他的治理之下能够加以遏阻或缓和。[72]然而在他设立的制度中，我倒是没有发现放诸四海的观念和永垂不朽的精神，这才是一位立法者嘉惠后代子孙的最大福祉。帝国的团结和稳定完全依赖于一个人的生命，他仿效极为危险的做法把国土分给儿子，经过多次改组议会以后，整个政府架构在无为而治和集权专制的混乱之间摇摆不定。他尊敬教士的虔诚和知识，想要把尘世的统治和民事的审判全都托付给野心勃勃的他们，等到他的儿子刘易斯受到主教的罢黜和羞辱，必然会怪罪做父亲的没有先见之明。他制定法律强制征收什一税，因为有恶魔在空中说，拖欠税负是引起上一次荒歉的主要原因。
查理曼大帝在文教方面的功绩，可以用兴建学校和提倡艺术为证，很多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他与臣民和外乡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人被他邀请到宫廷来教育君王和人民。他自己的学习过程起步很迟，非常勤勉然而成效不是很显著，要是他能说拉丁话也听得懂希腊语，获得这些入门的知识也是来自交谈而非书本，等到成年以后，他才发奋要做到能够写字，今天这是每个农夫在幼年时期就要学习的技能。在那个时代，要培育文法和逻辑、音乐和天文的才能，也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迷信罢了。但是人类思想的求知欲最后总会导致本身的进步，鼓励追求知识反映出查理曼性格最纯洁和可喜的光辉。地位的尊崇[73]、统治的长久、武力的强大、政府的活力以及对遥远民族的尊重，使他有别于很多的君主，从他光复西部帝国之后又开启了欧洲一个新的纪元。
十、帝国从法兰西向外的扩张和遭遇的敌人(768—814 A.D.)
查理曼的帝国并不是没有资格获得这样的称呼，欧洲有些最具规模的王国就是这位君王的世袭产业或征服之地，他在同一个时间统治着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日耳曼和匈牙利。[74]
其一，高卢这个罗马行省转变为法兰西王国，但在墨洛温世系没落的状况下，由于不列颠人的独立和阿基坦人的反叛，疆域缩减很多。查理曼追击不列颠人并将他们限制在大洋的两岸地区，这个凶狠的部族与那些法兰西的民族，在来源和语言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受到的责罚是缴纳贡金、送出人质和维持和平。经过长久而又迂回的斗争，阿基坦公爵的叛乱行动所受到的惩处是丧失他们的行省、自由和性命。野心勃勃的总督事事想要仿效皇宫总管，结果受到严苛和无情的处置，但是到最近才发现，这些可怜的诸侯才是克洛维血统和王座最后的合法继承人。[75]他们的先世是克洛维的兄弟达戈伯特，可以算是墨洛温家族的旁支。这个古老的王国被贬为加斯科尼公国，领地是比利牛斯山下的费森扎克和阿马尼亚克。整个家族一直到16世纪初叶都非常兴旺，在经历加洛林皇室的暴虐统治以后还能幸存，并继续经历第三王朝的不公或厚爱。法兰西与阿基坦重新结合，把边界扩展到当前的状况，增加了尼德兰和西班牙，使国境能以莱茵河为界。
其二，萨拉森人被查理曼的祖父和父亲逐出法兰西，仍旧据有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即从直布罗陀的高岩到比利牛斯山。等到内部发生争执造成分裂，萨拉戈萨有位阿拉伯埃米尔恳求查理曼在帕德伯恩的议会给予保护。查理曼发起远征行动恢复埃米尔的地位，保持很公正的态度，不因宗教信仰而有区别地对待，一方面粉碎基督徒的抵抗，同时也奖励伊斯兰教徒的从命和服务。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西班牙战争爆发[76]，要将帝国控制的地区从比利牛斯山延伸到埃布罗河。法兰西总督进驻到巴塞罗那，据有的领地是鲁西隆和加泰罗尼亚。纳瓦尔和阿勒冈还是初创时期的王国，全部受到他的管辖。
其三，查理曼用伦巴第国王和罗马大公的身份，统治着绝大部分的意大利地区，广大的疆域从阿尔卑斯山到卡拉布里亚的边界长达1000英里。贝内文图姆公国原来是伦巴第人的采邑，在牺牲希腊人的权益以后，将现在的那不勒斯王国包括在里面。但统治着这一公国的阿雷奇斯公爵，不愿让他的国土受到奴役，采用诸侯的独立头衔起兵反抗加洛林王国。阿雷奇斯的抵御非常顽强，后来的屈服也没有令他丧失荣誉。皇帝满足于简单的贡品、拆除所有的碉堡工事以及将至高君王的头像印上钱币，也都能感到满意。阿雷奇斯的儿子运用巧妙的奉承手段，使自己父亲的统治变得名正言顺，但是他处于这样的地位一直小心谨慎，使贝内文图姆逃过法兰西的高压统治。
其四，查理曼是将日耳曼统合在一个王权之下的首位君王，弗朗科尼亚这个范围仍旧保存着东法兰西的名称，黑森和图林根的民众基于共同的宗教和政府，现在与胜利者完全合并在一起。阿勒曼尼人过去使罗马人感到极为畏惧，但现在已经成为法兰克人忠实的诸侯和同盟的战友，他们的国土位于阿尔萨斯、士瓦本和瑞士目前的疆域之内。巴伐里亚拥有类似的恩典，能够使用自己的法律和习俗，相比之下他们没有耐性去伺候一位主子。塔西洛一再反叛，使他们的世袭公爵遭到废除的命运，在重要边区负责管辖和守备的伯爵，分享被黜公爵的权力。然而日耳曼的北部从莱茵河到越过易北河，仍然充满敌意，也是异教徒的天下，一直要经过33年的战争以后，撒克逊人屈服于基督和查理曼的束缚之下，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偶像和他们的信徒全部遭到灭绝，仅仅在威悉河两岸古老的萨克森地域，建立明斯特、奥斯纳堡、帕德伯恩、明登、不来梅、费尔登、希尔德斯海姆和哈尔伯施塔特8个主教辖区，主教府邸的所在地成为蛮荒之区最早的学校和城市。从某种程度而言，子女的宗教和人性救赎了父母的屠杀。越过易北河以后都是斯拉夫人，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同但是有不同的称呼，占有普鲁士、波兰和波希米亚现在的领土，有段时间出现短暂的顺从情况，使法国的历史学家将帝国的疆域延伸到波罗的海和维斯图拉河。对这些国家的征服行动或宗教皈依要到较晚的时代才发生，但是波希米亚与日耳曼主体的结合主要可以归功于查理曼的武力。
其五，他对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或匈奴人采取报复手段，就如同这些蛮族施加于当地民族的灾难那样。法兰西的军队采用水陆兼进的方式，通过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平原进入这个地区。匈奴人的“寨子”是用木头做成的围绕着居住地区或村庄的防壁，被具有3倍优势的法兰西部队攻破。经过8年血腥的激战以后，折损了几位法兰西将领，获得的战果是匈奴人地位最高的贵族惨遭杀戮，整个民族的残余人员被迫只得降服，台吉的皇家宫廷所在之地全部荒芜不为人知。250年劫掠所获得的金银财宝，让得胜的部队人人腰缠万贯，意大利和高卢的教堂被修饰一新。查理曼在据有潘诺尼亚以后，帝国的国境以蒂萨河和萨沃河流入多瑙河的汇合口为界，轻而易举地将埃斯特利亚、黎本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几个行省并入领土。扩张领土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好处。为了表示谦逊，他留下滨海的城市让希腊人获得实质或名义上的统治。但这种过于遥远的主权对于拉丁皇帝而言，只能获得名声而无法增加实力，他也不必冒险负起教会的使命，教化蛮族的游牧生活和偶像崇拜。他也曾经试过在索恩河与默兹河，以及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修筑可以通航的运河[77]，执行时可以使整个帝国焕发出活力。然而钱财开销最大和人力投入最多的工作，还是浪费在主座教堂的兴建上。
要是我们检视这张地图的轮廓，就会看到法兰克人的帝国从东到西是由埃布罗河延展到易北河或维斯图拉河，从南到北是由贝内文图姆公国到埃得河，这里是日耳曼和丹麦的永久边界。欧洲其余部分的灾难和分裂使查理曼个人和政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一群先世为撒克逊人或苏格兰人的诸侯，使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这些岛屿纷争四起。等到失去西班牙以后，基督徒和哥特王国正统的阿方索家族，就被局限在奥斯图里安山区很狭小的地区。
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尊敬加洛林王朝君王的权力或德行，恳求建立联盟给予照应和支持，把他称为自己的再生父母，是西方世界高高在上的皇帝。[78]查理曼与哈里发哈伦·拉须德[79]建立平等的交往关系，这时哈伦的统治权从阿非利加扩展到印度。查理曼接受对方使臣送来的礼物，是一顶帐篷、一座水钟、一头大象和一把圣墓的钥匙。照说很难理解一名法兰克人和一名阿拉伯人的私人友谊，他们相互之间的个性、语言和宗教没有共同之处，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公开的联系完全是出于虚荣心作祟，相隔遥远的位置不会引起利害的冲突。罗马的西部帝国有三分之二的疆域属于查理曼，日耳曼那些难以接近或无法征服的民族已经在他的控制之下，缺少的人力资源可以获得充分的供应。但是他在选择敌人时，宁可对手是北方的贫民，也不要南方的富户，这点确实让我们感到非常诧异。
他在日耳曼的森林和沼泽打了33次千辛万苦的战役，要是用这些兵力来驱除意大利的希腊人或是西班牙的萨拉森人，不仅游刃有余，还可以获得更响亮的名声。攻击虚弱的希腊人可以保证获得胜利，出于光荣和报复的心理也能激起神圣的十字军来对付萨拉森人，何况还可以大声疾呼发挥宗教和策略的作用。或许在他越过莱茵河和易北河的远征行动中，渴望从罗马帝国所面临的噩运中拯救他的国家，那就是要让现在文明社会的敌人解除武装，以及毁灭未来民族迁移的种子。但是有人用很有见地的眼光提到，他已经了解到预防措施的重要性，要是扩张以后的国土还会发生敌对状况，那就得将征服行动遍及于整个区域，否则毫无效果可言。[80]
长久以来掩盖着斯堪的那维亚这个大陆或是岛屿、不让欧洲知晓的厚重帘幕，现在终于被日耳曼的征服者拉开，唤醒了野蛮的土人早已麻痹的勇气。那些最为凶狠的撒克逊偶像崇拜者逃离基督徒暴君，跑向北方的同胞寻找庇护，大洋和地中海满布着他们的海盗舰队。查理曼看到诺曼人的毁灭行动时不禁叹气，在不到70年的时间，诺曼人将加速灭亡他的家族和王国。
十一、查理曼的继承人及日耳曼国王奥托的崛起(814—962 A.D.)
教皇和罗马人要是按照最早的制度，授予查理曼的头衔无论是皇帝还是奥古斯都只能及身而止，那么他的继承人在每一次的空位期，都要经过正式或默许的选举才能登上宝座。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刘易斯(814—840 A.D.)在有关的联席会议中，宣称自己对于王国和征服具有独立的权利，皇帝似乎已预见到了且想要防止教士别有用心的主张。皇室继承人所受的教导是从神圣的祭坛拿到皇冠，然后自己将它加冕在头上，当作他的上帝、他的父亲和他的民族送给他的礼物。洛泰尔和刘易斯二世在往后的联席会议上，重复举行同样的典礼，虽然不像第一次那样干劲十足。加洛林王朝的权杖从父亲传给儿子的直系后裔达四代，教皇的野心受到贬抑，高据虚有其表的地位，只能为世袭的君王加冕和涂油，而这些君王早已拥有权势和国土。
“虔诚者”刘易斯在他的兄弟去世后拥有查理曼所打下的天下，但是帝国所有的民族和贵族，以及刘易斯的主教和他的子女，很快了解到当前的状况，也就是这个巨大的团体不会再被一个人的心灵鼓舞，虽然外表看来安然无恙，但基础的中心已经发生崩塌。在爆发了一场损失10万名法兰克人的战争后，整个帝国用一纸协定被分给3个儿子，他们之间毫无孝顺之心和手足之情。日耳曼和法兰西的王国从此永久分离；高卢位于中间的部分，就是罗讷河与阿尔卑斯山、默兹河与莱茵河之间的行省；再加上意大利被授予有皇族身份的洛泰尔(840—856 A.D.)。洛泰尔在分得他的这份产业后，把洛林和阿尔勒两个刚刚成立和为时短暂的王国，授予他的幼子。洛泰尔的长子刘易斯二世(856—875 A.D.)因获得意大利的疆域而感到满足，这是罗马皇帝很适当的世袭领地。刘易斯二世逝世后，没有留下男性后裔，他的叔伯和堂兄弟争夺遗留的皇位，教皇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借着审核候选人的资格和功绩，把皇位授予最会逢迎或个性慷慨的继承人，确保其能够在登上皇位后拥护罗马教会。加洛林王朝的渣滓完全无法展现出任何德行或权力的征兆，只有非常荒谬的称呼像是“秃子”“结巴子”“胖子”和“单纯”，这群国王的特色是驯顺的个性和相似的面貌，很快被历史遗忘。
旁系血统的败亡使整个世袭的权利落在“胖子”查理的手里，他是这个家族最后一任皇帝。他的痴呆和疯狂使他任由日耳曼、意大利和法兰西背离而不采取任何行动(888 A.D.)。他在议会中被迫逊位，向叛徒乞求供应每日的饮食。他的无能受到藐视，敌人竟然饶恕他的性命，让他能够自由地生活。所有的总督、主教和领主凭着自己的实力，夺取没落帝国已经分裂的碎片，查理曼的女儿或私生子方面的血胤具备优先权，其中大部分的头衔和主权都很可疑。个人的功勋有限，倒也符合国土缩小的状况，只要率领军队出现在罗马的城门，就可以在梵蒂冈加冕称帝。不过他们的言行都很谦虚，通常能得到意大利国王的称号就感到满足。从“胖子”查理退位到奥托建国，整个空位期有74年之久。
奥托[81]出身贵族世家，祖先曾经是萨克森公爵，如果他真是威提肯的子孙，而威提肯又是查理曼的敌手和改信者，那么久意味着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后裔竟然反过来统治了他们的征服者。他的父亲是“捉鸟人”亨利，被整个民族选出来拯救并且建立日耳曼王国。亨利的儿子是几位称号叫奥托的皇帝中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君主(962 A.D.)，把帝国的边境[82]向四面八方扩展——高卢的一部分，沿着默兹河和摩泽尔河的河岸，直到莱茵河的西边，都指明要交给日耳曼人。这个民族从恺撒和塔西佗的时代起，在血统和语言方面就已混杂在一起。在莱茵河、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地区，奥托的继承人对于四分五裂的勃艮第和阿尔勒王国，只获得虚有其名的最高权力。
奥托在欧洲的北部用武力传播基督教，成为易北河和奥得河斯拉夫民族的征服者和使徒；勃兰登堡和斯里斯威克的进军行动，通过日耳曼的殖民地得到强化；丹麦的国王以及波兰和波希米亚的公爵，承认自己是缴纳贡金的封臣。奥托率领胜利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征服意大利王国，解救教皇的窘境，从此以后这顶皇冠用于以日耳曼为名的国家。从那个值得纪念的时代开始，大陆公法的两项原则经过大力的推动，获得时间的认可：其一，经由日耳曼议会选出的君王，立即获得隶属于君王名下的意大利和罗马王国；其二，他要从罗马教皇的手里接受皇冠，才能获得皇帝和奥古斯都的合法的头衔。[83]
十二、东、西两个帝国的事务和教皇选举的权责(800—1060 A.D.)
查理曼的皇室尊严以不同的方式向着东方宣告，他并没有把希腊皇帝看成父执辈加以尊敬，而是采用兄弟这种平等而又亲密的称呼。查理曼或许想成为艾琳的丈夫，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在谈话中表达出和平与友谊，并且可能隐藏着一桩与那位公主的联姻协定，野心勃勃的她已经抛弃了作为母亲的神圣责任。两个帝国相距遥远而又无法融洽相处，这样的联合到底真实状况如何，能够延续多少时间，可能发生何种后果，都无法加以臆测。拉丁人始终保持着沉默倒是让我们感到可疑，也许是艾琳的敌人杜撰出这类的传闻，用来指控她犯下叛逆的罪行，要将教会和国家出卖给西部的外国人士。[84]法兰西的使臣是尼西弗鲁斯阴谋事件的旁观者，几乎成为举国同仇敌忾的受害人。
古代罗马的叛国背逆和亵渎神圣激起君士坦丁堡的怒火，有句朗朗上口的谚语“法兰克人是好朋友和坏邻居”。然而这种做法很危险，会刺激邻人采取报复的行动，进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用索菲亚大教堂来举行皇家加冕大典。经过一段迂回而又漫长的辛苦行程之后，尼西弗鲁斯的使臣到达位于萨拉河岸的营地。查理曼在一个弗朗科尼亚的村庄，摆出盛大的排场来打击拜占庭皇宫的虚荣，至少也要给他一个下马威。[85]希腊人被连续引进四个接见的大厅：在第一个大厅有位衣着华丽的贵人高坐在上，他们正要俯下身体行跪拜礼时，他告诉他们说他仅是皇帝的奴仆，是皇家马厩的管理人。类似的误会和答话在几个房间里重复进行，陆续出现内廷伯爵、皇宫管事和寝宫总管。使臣越来越无奈，越来越焦急，一直到觐见厅的门打开，他们看到真正的国君坐在宝座上面，到处摆满来自外国的奢侈品，平日他对这些东西极为藐视。四周围绕着获得胜利的军事首长，这些人受到他的宠爱和尊敬。
两个帝国签订和平与联盟的条约，划定东部和西部的国境，以目前主权所及的地区为准。不过希腊人很快忘记了这种令人羞辱的平等，或是仅仅记得要去恨那些勒索过他们的蛮族。基于短暂的联合所感受到的美德和权力，他们用极为推崇的礼节向神圣的查理曼致敬，用罗马皇帝的称号向他欢呼。等他那虔诚的儿子继位后就失去了这种待遇，拜占庭的书信是如此称呼：“致国王或自称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皇帝”。等到权力和美德都已经绝灭以后，他们剥夺刘易斯二世世袭的头衔，使用蛮族对国王的称呼，等于将他贬低到拉丁的诸侯这个阶层。从刘易斯二世的答复中[86]就可以看出他的懦弱，他只能用渊博的学识从神圣和世俗的历史中提出证明，“国王”这个称号和希腊的“皇帝”是同义词。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头衔被赋予专属而至高的意义，他的权力来自祖先和教皇，可以合理地分享罗马皇帝的荣誉。奥托统治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争论，他们的使臣生动地描述了拜占庭宫廷的傲慢无礼。[87]希腊人乐于藐视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的贫穷无知，在他们最后面临衰亡之际，拒绝让日耳曼国王滥用罗马皇帝的头衔。
身为皇帝在教皇的选举中，继续运用他们得之于哥特和希腊君王的权力，罗马教会的世俗产业和宗教审判更增加了这种特权的重要性。在基督教的贵族政体中，教士的主要成员仍然组成了一个元老院，协助主教进行管理工作，或是填补主教的空缺。罗马划分为28个牧区，每个牧区有一位红衣教士或长老负责治理，无论这个头衔的来源是多么普通和谦恭，他们还是渴望与登基的国王一争高下。他们的数量通过7位最重要医院的辅祭，7位拉特兰宫的内廷审判长，还有教堂的显要人物的联合而得到增长。教会的元老院接受罗马行省7位红衣主教的指导，他们每周都要到拉特兰宫去处理事务，留在城郊的奥斯蒂亚、波尔图、维利特里、塔斯库卢姆、普拉内斯特、蒂伯尔和萨宾等教区的时间较少。同时他们要分享教廷的荣誉和权威，教皇一旦逝世，这些主教就推荐一位继承人给红衣主教团去投票选举[88]，产生的结果经由罗马民众的欢呼或叫嚣来批准或拒绝。
然而这样的选举过程仍旧会出现问题，因为要等到教会的拥护者皇帝亲自表示认可和同意，否则教皇不可能合法任职。皇家委员会立即审核选举程序的形式和权限，不可或缺的事项是要先详细审查候选人的资格，然后他才能接受他们的宣誓效忠，同意用捐赠不断充实圣彼得的产业。在经常发生教派分裂的状况下，敌对一方的权利要求会屈从于皇帝的裁决，他在主教的宗教会议中，审讯、宣判和惩处一个犯罪教皇的罪行。奥托一世将一项协定强加于元老院和人民，保证他们提出的候选人能为国君所接受。[89]他的继承人期待或阻挠他们的选择，他们将罗马的圣职赐给他们的秘书和教师，有点像在科隆或班贝格主教辖区的做法，不论一位法兰克人或撒克逊人建立了多大的功绩，他的名字本身就可以证实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这些特权行为大部分被全民选举的缺陷免除。如果竞争者受到红衣主教的排斥，可以求助于群众的热情或贪婪，梵蒂冈和拉特兰都沾染着受害者的鲜血。那些最有权势的元老院议员，像是托斯卡纳的侯爵和塔斯库卢姆的伯爵，使教廷受到长期而可耻的奴役统治。
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教皇被暴君侮辱、囚禁和谋杀，正因为教会的产业被人霸占，教会陷入贫穷的境地，教皇才会遭到不幸的待遇。教皇不能再支持罗马这个君主国家，也不能再做教士应尽的善行。[90]玛罗齐娅和狄奥多拉是当妓女的一对姐妹，靠着财富和美丽发挥影响力，用政治活动和风流艳事进行各种不法的密谋。她们有很多入幕之宾，其中最奋发图强的爱人获得罗马的法冠，统治的方式[91]可以让人联想到黑暗时代[92]传说[93]中的女性教皇。[94]玛罗齐娅的私生子、孙子和曾孙都曾经盘踞在圣彼得教堂的宝座上，像这种光宗耀祖的家谱倒是很罕见。她的孙子在19岁就成为拉丁教会的首领，在年轻和成人时保持容光焕发的神色。各国的朝圣客带着证据当着奥托大帝的面，在罗马的宗教会议上对他提出控诉。就拿若望十二世来说，他拒用圣职的服装和礼仪，认为自己是士兵，可以饮酒、杀人、放火、赌博和狩猎，这些对士兵而言都不是可耻的事。他可能是出于穷困的原因，公开买卖圣职。他做出祈求朱庇特和维纳斯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如果真有其事，也不会有多么严重。然而我们读到一些让人感到惊奇的事，玛罗齐娅的这位可敬的孙子与罗马的贵妇人通奸，公开姘居在一起，拉特兰宫变成卖淫的大本营。他强暴处女和孀妇，使女性朝圣客不敢朝见圣彼得的墓地，以免在虔诚的礼拜过程中为他的继承人所侵犯。新教徒用带有恶意的心态乐于详述这个伪基督的品性，但是在深通世故的人看来，教士的恶行远没有美德那样危险。
教廷在长期丑闻不断的状况下，由个性严峻和热心公益的格列高利七世对其加以改革和整顿。这位满怀雄心壮志的僧侣奉献出他的一生要达成两个目标：其一，律定红衣主教团在教皇的选举方面，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行使的职能，永远废除被皇帝和罗马人民篡夺的权利；其二，确保西部帝国再度成为教会的采邑或封地[95]，扩展尘世的统治权给予地球上所有的帝王和王国。经过50年的斗争以后，他完成了第一件规划的工作，他的建议获得圣秩制度坚定的支持，每个成员的自由权与他们最高的职位有关；第二项企图虽然获得部分成就，表面看来相当光彩，但是受到世俗权力的强烈反抗，最后由于人类理性的进步还是无疾而终。
十三、罗马的政教之争和意大利王国的建立(774—1025 A.D.)
无论是主教还是人民，对于罗马帝国的复兴，都不可能将丧失的行省赐予查理曼或是奥托，因为这些行省是过去他们抓住时机、运用武力才赢得的。然而罗马人有为自己选择主人的自由，在把全部职权委托给大公以后，又赞同西部的法兰西和撒克逊皇帝兼任大公，现在局面已经变得无可挽回。罗马城从恺撒统治到郡守统治的这段时期，留下了一些残破不全的记录，对于他们的皇宫、铸币厂、法庭、诏书和正义之剑保存了若干蛛丝马迹的回忆，最晚一直到13世纪。处于教皇的谋略和民众的暴力之间，罗马的最高权力已经破碎和残缺。查理曼的继承人满足于皇帝和奥古斯都的头衔，对于维护地方审判权根本不予理会。在兴旺繁华的时候，他们的野心会转向更有诱惑力的目标，等到帝国处于衰败和分裂的处境，他们被迫要保卫世袭的行省。
意大利已经残破不堪，艳名远播的玛罗齐娅勾引了一名篡夺者前来成为她的第三任丈夫，勃艮第国王休·卡佩在她的党派引导之下，领兵进入哈德良的堤道或圣安杰罗堡垒，这里控制着主要的桥梁和进入罗马的门户。阿尔贝里克是她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被逼前来参加婚礼的喜宴。他表现出非常勉强的态度，接待宾客说话不得体，当众被后父挥拳责打，这一记耳光就产生了一次革命(932 A.D.)。这个青年大声疾呼道：“罗马人，过去你们曾经是世界的主人，这些勃艮第人不过是最低贱的奴隶，当前在这些贪婪而又残忍的蛮族统治之下，连我都受到伤害，你们怎么逃得掉奴役的生活。”城市每个区域都响起警钟要大家武装起来，勃艮第人在仓促的状况下只能很羞辱地撤离，玛罗齐娅被获胜的儿子关进监狱，他的兄弟教皇若望十一世退位从事灵修的职责。阿尔贝里克以君王的头衔，拥有罗马的统治权长达20年之久。据说他满足了大家的偏好，恢复了执政官和护民官的职位，至少也要先制定各种头衔。阿尔贝里克的儿子和继承人奥克塔维安，后来成为教皇，是为若望十二世，他也和前任一样为伦巴第的君王所激怒，因而找人来解救教会和共和国，奥托的服务所得到的报酬是皇家的尊严和荣誉，但撒克逊人蛮横无礼而罗马人个性急躁，帝王的特权和选举的自由在暗中斗法，加冕典礼的庆祝活动受到干扰，奥托命令他的执剑官片刻不可离身，免得在祭坛的前面受到刺杀和谋害。皇帝在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家之前，谴责民众的作乱犯上和若望十二世的忘恩负义。
教皇在一次宗教会议中遭到罢黜(967 A.D.)，郡守被绑在驴背上游街并且当众遭鞭打，然后关进地牢；13个罪行重大的人员被吊死，其他人员受到砍断手足或驱离家园的处分，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古老的法条认可这种严厉的审判程序。义正词严的声音指控奥托二世奸诈和血腥的行为，他用待客和交友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邀请元老院的议员参加宴会然后加以屠杀。[96]他的儿子奥托三世还未成年时，罗马拟定大胆的图谋要摆脱撒克逊人加在身上的枷锁。执政官克雷森提乌斯就如共和国时期暗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斯，以臣民和流犯的身份两次崛起，能够控制整个城市。他随心所欲地用高压手段对付教皇，或是将教皇驱逐出境后再任命一位，同时形成一个阴谋组织要恢复希腊皇帝的权势(998 A.D.)。他对于圣安杰罗堡垒进行坚韧不拔的围攻作战，直到不幸的执政官因对方答应赦免其余人员而被出卖，他被绞架吊死，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堡的雉堞。奥托三世在与部队分离以后运道转坏，被围在皇宫中三天缺乏饮食，可耻地逃走，免得遭到罗马人的毒手。
元老院议员托勒密成为人民的领袖，克雷森提乌斯的寡妇毒死皇室情人，为丈夫报仇，内心感到痛快，也获得受人尊敬的名声。奥托三世的构想是放弃北方荒凉的国土，在意大利设立他的宝座，恢复罗马君主国的制度。他的继承人平生只来过一次台伯河畔，在梵蒂冈接受加冕的皇冠。[97]当他们缺席时被人藐视，一旦前来参加就引起厌恶和畏惧。这些君王率领蛮族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成为这个国家的外乡来客和世仇大敌，短暂的巡视引起动乱和流血的场面。对这些蛮族的祖先还有微弱的记忆，仍旧在折磨着罗马人的心灵，罗马人因而用虔诚的愤怒之情注视着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士瓦本人和波希米亚人的后裔子孙，过去是这些人篡夺了恺撒的紫袍和特权。
违反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只为了顺从遥远的国家和外国的民族，这是天下最不合情理的事。蛮族的洪流根本不理会地面的状况，但是要支持一个面积广大的帝国，必须在政策和压制这两方面建立一套严密有效的系统：绝对的权力居于核心地位，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也可以立即获得丰富的资源；距离遥远的边陲有快捷而便利的交通；构建的城堡工事阻止反叛活动的蔓延；依法行事的施政作为保护人民和惩罚罪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使敌人敬畏，不会激起叛逆的情绪和陷入绝望的处境。日耳曼的恺撒抱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充满野心要奴役意大利王国。他们世袭的田产沿着莱茵河延伸，或是散布在各个行省，但是后续的诸侯出于一时的轻率或穷困，竟将这广大的领土转让。他们的税收来自微不足道和令人痛恨的帝王特权，岁入很难用来维持整个皇家的需要。他们的军队由封建的家臣依据法律或志愿投效所组成，抱着勉强的态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到处抢劫，根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反复无常的习性使他们在战役没有结束之前就不告而别。炎热气候产生的瘟疫使整个军队受到感染，幸存的人员将诸侯和贵族的遗骨带回去。[98]他们毫无节制的酗酒产生的致命影响，常常归咎于意大利人的背叛和恶意。当地的土著很高兴蛮族终于遭到浩劫。这些不合常情的暴政可以与意大利令人感到可怜的暴君相比较，不论是民众还是读者，对于这种争执事件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在11世纪和12世纪时，伦巴第人的勤奋和自由又重新燃起新的希望，这种光明正大的先例终于被托斯卡纳共和国仿效。意大利的城市保有市政府的组织，始终没有受到废止，皇帝的恩典和政策使这些特权得到认同，意图通过平民的障碍来防止贵族的独立。不过这些兴旺的社区无论在数量还是精神方面，都使城市迅速发展，每天都在扩大他们的实力和权益。[99]每个城市根据面积列入主教辖区或行政区域，无论是修道院院长还是主教，边境侯爵还是地区伯爵，都丧失了对土地的裁量权。最高傲的贵族受到说服或是被迫放弃孤独的城堡，接受自由人和官吏更为光荣的身份。市民大会继承立法的权责，但是执行的权力被委托给三位执政官，每年从贵族、豪门和平民这三个阶层中选出，共和国通常有这样的区分。基于法律平等所给予的保护，农业和商业的工作都逐渐恢复，但面临危险的情势培育着伦巴第人好武善战的精神。通常在警钟响起或旗帜[100]高举时，城市的大门涌入大批英勇无畏的队伍，他们对乡土的热忱经过因势利导，很快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对这个风行一时的防御体系，自负的恺撒也葬身在它的墙脚。自由的风向所向无敌，凌驾于两位腓特烈之上，他们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君王，头一位在军事武德方面的表现更为卓越，第二位在和平与知识方面有较杰出的成就。
十四、腓特烈一世和二世的事功及日耳曼诸侯的独立(1152—1250 A.D.)
腓特烈一世(1152—1190 A.D.)的抱负是要恢复身御紫袍的威严和光彩，带着政治家的手腕、士兵的英勇和暴君的残酷入侵伦巴第共和国。新发现的《民法汇编》是最有利于专制政体的一门学问，被收买的拥护者公开宣扬，皇帝对他的臣民而言，是掌握生命和财产而有绝对权力的主子。腓特烈的皇室特权一般说来没有那么可恶，在隆卡格利亚的议会中通过。意大利的税收核定是3万磅白银，财务官员的掠夺使需求的数目增加到无法计算的地步。负隅顽抗的城市要运用威胁或武力加以攻占，抓到的俘虏送给刽子手行刑，尸体用投射器具抛进城里。米兰受到围攻而投降以后，这个雄伟的首都所有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300个人质被送到日耳曼，居民被赶到4个村庄去谋生，由不能通融的征服者实施高压统治。[101]米兰很快从灰烬中重生，灾难使伦巴第人的联盟变得更为坚固，他们的复国大业受到威尼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希腊皇帝的赞助，压迫人民的结构在一日之内倒塌。
腓特烈一世在君士坦斯的条约里虽然有保留条款，但还是签字将自由权利给予24个城市。他的孙子在成年以后靠着个人的英勇继续斗争，成为腓特烈二世(1198—1250 A.D.)，靠天赋得到个人和特定的优点，他的出生和教育让人认为他是意大利人。两个派系发生无法和解的争执，吉贝林派依靠皇帝的支持，而归尔甫派打出自由和教会的旗帜。当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亨利六世同意帝国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合并时，罗马的宫廷还在昏睡之中。从这些世袭的领土中，腓特烈二世在军队和钱财方面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接济。然而腓特烈二世终于受到压制，是来自伦巴第人的军队和梵蒂冈的威胁。他的王国被交给一个异乡人，家族最后一个子孙在那不勒斯的行刑台上被公开斩首。在60年的时间内，意大利再没有出现一位皇帝，只有当统治者的遗物受到可耻的拍卖时，才能让人记起他们的名字。
西部的蛮族征服者们很高兴用皇帝的头衔来装饰他们的首领，但是这并不表示授予他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般的专制权力。日耳曼人崇尚个人的自由，他们的征战完全是出于自发的行为，民族的特质为一种精神所激励，要对罗马最新和古老的奴性法律体系抱着藐视的态度。他们那刚强的性格使他们拒绝顺从官员的命令，而强大的个人武力又使他们具有极强的掌控欲。统治者要想把这种体系强加到他们的身上，这不仅徒然无益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想法。查理曼和奥托的帝国早就被部族或行省的公爵、较小区域的伯爵还有在国界或边陲的侯爵瓜分得一干二净，这些人都拥有民政和军事的全部权责，就像早期的恺撒所指派的部将。绝大部分的罗马总督都是军人出身，靠着机运获得高位，诱惑他们所雇用的军团，觊觎君王的宝座，他们的反叛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会伤害到政府的权力和结构。
如果日耳曼的公爵、侯爵和伯爵对于权力的诉求不是那么大胆，那么他们的成功所导致的结局会持续更久，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就会更大。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最高的权力阶层，暗中的努力是要建立和拥有行省的独立自主。他们的野心受到下列因素的支持：产业和家臣的分量、相互之间的榜样和资助、下属贵族阶层的共同利益、诸侯和家族的变迁和更换、未成年的奥托三世和亨利四世、野心勃勃的教皇，以及对意大利和罗马并不稳固的皇位的徒劳追求。王室和地区主权的所有价值被行省的军事首长逐渐篡夺，这些权力包括和平和战争、赦免和处死、铸币和征税，以及国外的联盟和国内的经济。不论用暴力获得了什么，都能通过施与恩惠或灾难获得批准，将之当作可疑的选举或自愿的卖命所获得的报酬。无论被授予什么，如果没有受到伤害，就不能拒绝将之传给他的继承人或与他地位相等的人。任何与局部或临时所有权有关的行动，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出日耳曼王国的制度。在每个行省，随处可见的公爵或伯爵，形成介乎帝座和贵族之间的阶层，有法律地位的臣民成为这些私人首长的附庸和家臣。首长从统治者那儿接过的旗帜，常常会在战场上升起来对抗他。
加洛林和撒克逊的王朝基于迷信或政策，对于僧侣的谦恭和忠诚，产生盲目的依赖心理，尊重他们的世俗权力，不断加以提升。日耳曼的主教辖区较之于最富足的军事地区，在控制的地区和赋予的特权方面不相上下，而在丰富的收入和管辖的人口方面更有过之。只要皇帝还保有在主教职务出缺时，拔擢教会和世俗的人员来接替的权力，那么这些朋友和宠臣出于感恩和抱负，就会全力维护皇帝的基业。但是等到主教的叙任发生争执时，皇帝却失去了对于教士会议的影响力。选举的自由权完全得到恢复，主教的收入已经减少，这对于就职人员的第一次祈祷来说，是庄严的嘲讽，因为他们答应在就职以后，各教堂要推行单一薪俸的规定。
日耳曼出任政府职务的总督不必看上官的脸色，只有同侪的判决可以让他降级贬职。在君主政体的早期，指派儿子继承父亲的公爵或伯爵职位，必须要恳求皇帝给予恩典。这逐渐使获得成为一种习惯，索取成为一种权利，从直系继承人延伸到旁系血亲或女性姻亲。帝国(开始时是流行的称呼，最后成为法定的名衔)的领土根据遗嘱和出售可以分割和转让，大势所趋之下，私有和永久的继承使公共的信托完全丧失作用。皇帝不可能再用籍没和摧毁杀戮带来的灾祸获得大量财富，对于无主的采邑按规定要在1年的期限内处理完毕，就是在选择候选人时，也有责任要咨询国会或省级议会的意见。
腓特烈二世崩殂以后，日耳曼成为有100个头的怪物。一群诸侯和高级教士争夺这个残破的帝国，各地有无数的领主建立起城堡，仿效上官的行为，根本没有服从的观念，一切都要按照自己所拥有的实力，以征服或掠夺之名不断发生敌对行动。诸如此类的无政府状态是欧洲的法律和习俗无可避免的后果。暴力的摧毁作用同样使法兰西和意大利王国在受到蹂躏以后四分五裂。然而意大利的城市和法兰西的采邑在分崩离析的同时，产生了日耳曼式的联合，在帝国的名义之下形成联邦共和国的伟大体制。议会起初是一种常设的机构，后来则成为永久的制度，使民族的精神保持活力。一个公共立法机构的权力仍旧通过三个部分或团体进行运转，分别是选侯、诸侯以及日耳曼的自由和皇家城市。
其一，七个最有权力的封建诸侯，获得显赫的称号和位阶，最重要的特权是选举罗马皇帝。这几位选侯分别是波希米亚的国王、萨克森的公爵、勃兰登堡的侯爵、莱茵地区的皇室领地伯爵，以及门兹、特里夫和科隆的总主教。
其二，诸侯和高级教士的选举团要从乱哄哄的大批成员中脱颖而出，最终减少到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表决权，包括很多源远流长而且独立自主的伯爵，但是不包括贵族和骑士阶层，就像在波兰的议会，每到选举，就会有6万人骑着马来参加。
其三，对于出身和权势、武力和法冠感到自负的人，非常明智地认同平民是立法机构的第三个部分，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在同一时代被引进法兰西、英格兰和日耳曼的国家会议。汉萨同盟控制着北部贸易和航运，莱茵联邦能够确保内陆地区的和平与交通。城市运用财富和策略发挥影响力，对于选侯和诸侯这两个位阶较高团体所通过的法案，他们的否决依然无效。[102]
十五、日耳曼皇帝查理四世虚有其表的尊荣(1347—1356 A.D.)
我们要到14世纪才能看清楚日耳曼罗马帝国的真正情形和对比状况，除了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以外，不再拥有图拉真或君士坦丁的任何一个行省。他们那些一无是处的继承人是哈布斯堡、拿骚、卢森堡和施瓦茨堡的伯爵。皇帝亨利七世为他的儿子获得波希米亚的皇冠，他的孙子查理四世要是按照日耳曼人自己的说法，是出生在一个陌生而又野蛮的民族中间。[103]等到巴伐里亚的刘易斯被革出教会以后，查理四世获得处于空位期的帝国，这是教皇的礼物，也可能是对他做出的承诺，然而不自量力的教皇在阿维尼翁的放逐和拘禁期间，自以为正在统治全世界。他的竞争对手的过世使得选举团能够达成一致，查理四世在毫无异议之下被尊为罗马的国王和未来的皇帝。这个头衔在同一时期也曾贱卖给日耳曼和希腊的恺撒，日耳曼皇帝仅仅是被选出的一位职位不重要的行政官员，选他的人是一批奉行贵族政体的诸侯，他们连一个村庄都不让皇帝拥有。他仅有的可以发挥作用的特权是召集国家元老院开会，主持议程和提出议案。他的出生地是波希米亚王国，虽然不如邻近的城市纽伦堡那样的富裕，但已经成为他权力最坚固的基地和岁入最主要的财源。他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全部实力是300名骑兵。
在圣安布罗斯主座教堂，查理四世用一顶铁皇冠加冕，完全是按照伦巴第君主国的传统做法，但是他只被允许带一队没有武装的随从，等他进入以后城门就关闭起来。意大利的国王将米兰的统治权授予威斯康提，这时反被后者的部队监禁。查理四世在梵蒂冈再度用帝国的金冠加冕，但是要遵守一项秘密协定：罗马皇帝必须立即离开，不能在罗马停留一夜。口若悬河的彼特拉克[104]凭着幻想恢复卡皮托的光荣，带着悲伤的心情谴责波希米亚人可耻的逃走，甚至他同时代的人都可以看出，查理四世唯一可以行使的职责是高价出售特权和头衔。意大利的黄金可以保证他儿子当选，但是这位罗马皇帝实在贫穷得可怜，有一次在沃尔姆斯的街头被一个屠夫抓住，扣押在一个小酒馆要他还清欠款。
让我们离开这个丢人现眼的场面，转过头去看看同一位查理在帝国议会上的呼风换雨。确定日耳曼制度的教皇敕书，是用统治者和立法者的名义颁布的，有100位诸侯在他的宝座前躬身行礼，愿意接受总管或大臣的职称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在皇家的宴会上，7位选侯是世袭的高级官吏，阶级和头衔不亚于国王，他们严格履行着内廷大臣的职责；门兹、科隆和特里夫的大主教以及日耳曼、意大利和阿尔勒的终身职大法官，他们带着庄严的神色将3个王国的印玺捧在手里；大元帅骑在马背上，带着装在银器里的燕麦行使他的职责，等他把燕麦倒在地上以后，就立即下马去调整宾客的座位和觐见的次序；宴会管事由莱茵地区享有王权的伯爵担任，他负责将菜肴端上皇帝的餐桌；勃兰登堡侯爵担任寝宫总管，用餐完毕后奉上盥洗的金壶和金盆；波希米亚国王的侍酒大臣是皇帝的兄弟卢森堡和布拉班特公爵。整个行列由几位知名的猎手压阵，他们在响亮的号角和猎犬的吠声中，抬进来一只野猪和一头雄鹿。
皇帝的最高权力不仅限于日耳曼地区，欧洲的各世袭君王也明确表示，他具有万人之上的地位和权力，他的祖先是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君王，是西部伟大共和国的世俗领袖[105]，尊贵的头衔长久以来非他莫属，只有他可以与教皇争夺决定国王传承和召集宗教会议的最高特权。学识渊博的巴尔托卢斯是民法的代言人，靠查理四世发给的年金过日子，在他的学院里到处可以听到这种论点：日耳曼皇帝是整个地球合法的统治者，管辖的区域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任何反对意见不仅是错误的谬论，而且要被视为异端邪说给予惩处，甚至福音书也如此宣称：“恺撒·奥古斯都明令规定，世人都应缴税。”
如果将奥古斯都和查理四世两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全部移走，我们会发现这两位恺撒存在强烈的对比：那位波希米亚人夸大其词来掩饰自己的虚弱，而那位罗马人却要礼贤下士来隐藏自己的强大。奥古斯都率领胜利的军团，统治的海面和陆地的领土从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直到大西洋，然而他却自称是国家的公仆，和他的同胞完全平等。罗马和所属行省的征服者，采用全民与合法的形式担任监察官、执政官和护民官。他的意志就是人类的法律，但是宣布他的法律却要借用元老院和人民的声音。是元老院和人民的敕令，使他们的主人不断地接受委托治理共和国。奥古斯都的穿着服饰、家庭生活[106]、头衔称呼、社会职能，全都维持一个罗马平民的形象。那些最富心机的谄媚者，对于具有绝对和永恒权力的国君，用尊敬的态度始终保守着这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