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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哥特人的反叛及希腊惨遭蹂躏(395—397 A.D.)
罗马臣民若还未忘记狄奥多西大帝的功业，就会知道，过世的皇帝为了支撑脆弱而腐朽的帝国，曾花费了多大的苦心经营。他是元月去世，该年冬天尚未结束时，哥特人就已完成了发动战争的准备。蛮族的协防军打起独立自主的旗号，公开要与罗马为敌，他们凶狠的内心念念不忘要揭竿而起。他们的同胞受制于上一个和约的条件，想过平静和勤奋的生活，却招来欺诈和灾祸。他们听到号角声，就放弃农庄，全副热情拿起过去被迫丢下的武器。多瑙河的天堑已经完全向他们敞开，通行无阻，野性未泯的西徐亚武士从森林出发，那个格外严寒的冬天就像诗人所说：“他们拉着沉重的大车，在宽阔而冻结的冰层上，辗过曾经怒涛翻滚的河流。”位于多瑙河南岸行省的那些不幸土著，在过去20年中一直忍受着苦难的折磨，几乎已经刻入他们的脑海最深处。形形色色的蛮族队伍打着哥特人光荣的名号，纵情任性地散布在从达尔马提亚的森林边一直到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广阔空间中。[185]
哥特人从审慎而又慷慨的狄奥多西手里获得的年金有时会停止发放，再不然就是减少数量，这成为他们叛乱的借口。而由于他们对狄奥多西不知战阵为何物的儿子抱着轻视的态度，在受到这种侮辱时就变得更为愤怒。同时阿尔卡狄乌斯的大臣不仅软弱无能，而且食言多变，更加激起哥特人憎恨之心。鲁菲努斯经常拜访蛮族的营地，为了讨好他们，故意带着他们的武器，模仿他们的衣着，这些都成为他通敌的证据。人们后来发现，蛮族不知是出于感激还是策略的动机，虽然到处烧杀破坏，但是对于失去民心的统领的私产，还是会手下留情。
哥特人的行动不受他们酋长的驱使，现在都听从阿拉里克的指挥，因为这些酋长为他们盲目而固执的情绪所驱使，不像阿拉里克英勇过人而又足智多谋。这位显赫的领袖出身于巴尔蒂人高贵的门第，[186]只对阿马利人的皇室地位表示顺服。他要求拥有罗马军队的指挥权，在遭到拒绝后，激起他满腔怒火，显示出宫廷的极度愚蠢和重大失策。虽然心存奢望要攻占君士坦丁堡，但明智的将领立即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阿尔卡狄乌斯皇帝身处离心离德的宫廷和心怀不满的人民之中，对哥特大军的声势感到极为惊惧。城市中虽然缺乏高明的将才和英勇的部队，但不论是陆地还是海上的防御工事，都使得蛮族投掷的标枪完全失去作用。色雷斯和达契亚毫无反抗余地，而且已经残破不堪，阿拉里克不愿再在那里肆意蹂躏，决定要进攻那些迄今未受战火摧残的行省，以便在名声和财富方面都能得到丰硕的收获。[187]
安提奥库斯以执政官头衔出任总督，与他备受尊敬的父亲相比真是虎父犬子；而吉隆提乌斯指挥行省的部队，让他执行暴君欺压民众的命令，倒是绰绰有余，但要说凭着勇气和能力来防卫国土，只靠着天然的险阻而无人为的工事，实在是力有不逮。鲁菲努斯将统治希腊的军政大权授予这样一些官员，等于把古代的民主和学术中心拱手让给哥特侵略者。阿拉里克越过马其顿和色萨利的平原，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很快到达奥伊塔山脉的山麓，崎岖不平而又森林密布的高地，使得骑兵部队很难通过。整个山脉顺着海岸由东向西延伸，在悬崖和马利亚湾之间留下300英尺宽的间隙，有的地方缩小到只剩一条羊肠小道，仅供成单行的运输车队通过。温泉关是险要的狭窄隘道，列昂尼达斯和300名斯巴达人在此英勇捐躯。[188]只要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就可以仗着地形之利，拒止或扫灭哥特人的入侵。或许能在这个神圣的地点，从堕落的希腊人心胸之中激起战阵之勇的火花。
然而配置在温泉关担任守备的部队，根本没有接战就奉命撤离。阿拉里克在毫无阻碍的状况下迅速通过，维奥蒂亚和福基斯肥沃的土地立即被蛮族的洪流淹没，蛮族屠杀能服役的及龄男子，从烈火冲天的村庄里掳走美貌的妇女，掠去战利品和牛群。几年以后，前往希腊游历的旅客，很容易就能发现哥特人行军经过所留下的深印人心的斑斑血迹。底比斯之所以幸存，不是靠着七个城门的防御力量，而是阿拉里克无法久待，他急着去占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这个重要的港口。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不愿旷日持久地围城以免带来危险，所以提出条件接受他们的降服。等到雅典人听到哥特人前锋已经抵达的声音，很容易就被说服交出他们大部分的财产，当作密涅瓦之城和所有居民的赎金。在双方举行庄严的宣誓后，雅典人忠实履行应尽的义务，允许哥特君王带一小队经过挑选的队伍进入城中。他让自己尽情地在浴场里洗涤，感到全身无比的轻松，还接受了官员安排的豪华饮宴，很高兴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行止，以证明自己并非对于文明社会的礼仪一窍不通。[189]
但是阿提卡整个地区，从苏尼乌姆海峡到迈加拉，由于他怀着恶意到来而受到摧残。若用当代一个哲学家的话来做比喻，雅典本身就像被杀的受害者所遗留的空皮囊而已。从迈加拉到科林斯的距离不超过30英里，所谓的“坏路”无法让敌人通行，也不过说说罢了，实际上走起来很方便，现在的希腊人仍照样使用。奇西隆山浓密而幽暗的森林覆盖着内陆地区，赛翁尼安的山岩逼近水际，上面蜿蜒着狭窄道路，滨临海岸有6英里的长度，不论在任何时代，若让敌人通过这段山岩都是可耻的事。接着是科林斯地峡，只要一小部意志坚定且英勇无畏的士兵，就能成功守卫暂时构成的防线。这段五六英里的堑壕可连接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伯罗奔尼撤的城市对于天然的防壁信心十足，使他们完全不考虑本身古老的城墙。罗马总督的贪婪耗尽了所有资源，把不幸的行省出卖给敌人。科林斯、阿尔戈斯和斯巴达毫无抵抗，就屈服在哥特人的武力之下，所幸居民免于遭受屠杀，只是眼睁睁看着家人被掳为奴，城市被大火吞噬。[190]蛮族在搬走瓶瓮和雕像时，完全看所用材料是否贵重，根本不考虑艺术价值。女性俘虏降服在战争的原则下，享受美色是英勇的报酬，希腊人也没有理由抱怨，从英雄时代的例证来看这是公正的行为。[191]这个不同凡响的民族，他们的后代看待英勇和训练，就像斯巴达人当年瞧不起城墙一样。但他们不会再记得他们的祖先，曾对比阿拉里克还要难对付的入侵者那样豪迈地回答：“汝若是神，应不会伤害未曾冒犯汝之人；汝若是人，可前来交手，发现有人可与汝分庭抗礼。”[192]从温泉关到斯巴达，哥特人的领袖继续进军，尚未遭到能与之决战的对手。但是即将绝灭的异教中也有一个忠心的拥护者，充满信心地公开宣布，密涅瓦女神和无敌的伊吉斯，[193]还有阿喀琉斯愤怒的幽灵，会来守护雅典，只要希腊的神明带着同仇敌忾的气势降临人世，外来的君王就会闻风丧胆。但可惜的是，阿拉里克无论是在睡眠还是清醒的时刻，他的内心都不会接受希腊的迷信，也不会产生这种印象。荷马的诗歌和阿喀琉斯的名声，可能从未进入目不识丁的蛮族耳中，他们倒是虔诚接受基督教信仰，被教导要藐视罗马和雅典那些虚幻的神明。哥特人的入侵并没有给异教带来证明荣誉的机会，倒是在很偶然的状况下加速了残余分子的消亡。克瑞斯的神秘仪式延续了有1800年之久，在伊琉西斯的毁灭和希腊的灾难之后，已无法幸存于世。[194]
这民族既然无法依靠自身的武力、神祇和国君，那就只能寄希望于西部帝国将领的援助。斯提利科虽未获得允许去击退侵略希腊的蛮族，但还是决定进军，以对其施加惩戒。一支庞大的舰队在意大利的港口完成整备，部队在爱奥尼亚海上经过短暂而顺利的航行，靠近了被毁灭的科林斯，斯提利科的军队在地峡下船。阿卡迪亚那块森林密布的山区，是传说中潘神和德拉兹的居留地，[195]此处成为两位势均力敌的将领相互角力的场所。经过旷日持久且过程可疑的争战，罗马人的战术和毅力终于占据了上风。哥特人在疾病和逃亡的侵袭下，逐渐撤退到福洛伊地势高峻的山区，接近佩尼乌斯河的源头，位于伊利斯的边界。这是一处圣地，过去可以不受战争侵害。[196]蛮族的营地立即被围困，河流的水源在经过转向以后流到另外的河道。[197]当他们在难以忍受的口渴和饥饿的压力下，仍然苦战不休时，对手已经组成了强大的包围圈以阻止他们逃脱。斯提利科在完成所有防备措施以后，认为已稳操胜券，就离开战地去享受凯旋之乐，在希腊人的剧院欣赏各种戏剧节目和色情舞蹈。士兵擅自抛弃连队标志，分散在盟友的国土上到处横行，那些逃过敌人毒手的劫后余生人员，也都避免不了被再次掠夺的命运。
阿拉里克抓住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执行极为大胆的计划。比起在会战中独撑危局、掌握混乱场面，这更能展现一个将领的真正才华。他为了从伯罗奔尼撒的困境中找到生路，必须突破包围营地的堑壕线，实施困难而危险的行军，走30英里直达科林斯湾，然后把部队、俘虏和战利品运过一个内海的海湾。这个海湾位于里乌姆和对岸之间狭窄的地区，宽度大约有半英里。阿拉里克的行动必须隐秘、谨慎而且迅速，当罗马的将领获得敌人已经逃脱了他千辛万苦打造的包围圈的信息，而感到狼狈不堪时，哥特人已完全据有重要的行省伊庇鲁斯。罗马人过于迟缓的进击行动使阿拉里克获得了喘息的时间，在经过秘密的谈判后，他和君士坦丁堡的大臣签订了条约。斯提利科接到东部帝国宫廷傲慢的命令，因担心会引起内战，只有撤离阿尔卡狄乌斯的疆域。阿拉里克成为东部皇帝的盟友和部属以后，虽然是罗马的大敌，斯提利科也只有对他的崇高地位表示尊敬。
二、东部帝国对蛮族的安抚和蛮族入侵意大利(398—403 A.D.)
有位希腊哲学家[198]在狄奥多西逝世后访问君士坦丁堡，就国君的责任和罗马帝国的状况，发表了极为高明的见解。辛尼西乌斯对罗马军队致命的恶习感到惋惜，尤其是先帝把宽容的作风引进兵役制更是极为不智的做法。保卫国家是每个人不可逃避的义务，现在公民以及臣民可以花钱买到免服兵役的许可，靠蛮族佣兵的武力来维护国家安全。西徐亚人、亡命之徒都被允许加入军队，玷污帝国最光荣的职位。这些残忍凶恶的青年无视法律的规范，根本不愿学得一技之长，急着想要发财致富，把人民当成轻视和仇恨的对象。哥特人的权力就像坦塔罗斯的巨石[199]，永远悬挂在头顶上方，对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辛尼西乌斯建议君王要像勇敢而高贵的爱国者那样，对手下的官员指示具体的做法。他劝勉皇帝要有男子气概，以身作则激励臣民勇往直前的精神，摈弃宫廷和军营中奢侈豪华的风气，拿人民的军队来取代蛮族的佣兵，基于全民的利益来防卫他们自己的法律和财产。当国家处于危险关头，就要迫使商人离开店铺，哲学家离开学校，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把怠惰的市民从欢乐的美梦中惊醒，也要使勤奋的农民获得武装，以保护他们的田庄和收成。只有统率这样的部队，才配得上罗马人的名字，才能发扬罗马人的精神。他鼓励狄奥多西的儿子亲自去迎战这些蛮族。说实在的，他们称不上真正的英勇，除非把他们驱赶到西徐亚的荒漠，或是把他们贬为可耻的奴隶，就像当年拉栖代蒙人对掳获的希洛人那样[200]，否则绝不要轻言放下武器。阿尔卡狄乌斯的宫廷听了辛尼西乌斯的一席话，空怀满腔热情，赞赏雄辩的言辞，然而却忽略了规劝的内容。或许问题是出在哲学家本身，他对东部皇帝的讲话，就所提理由和德行的措辞来说，应该用在斯巴达国王的身上。他拟出的计划完全不切实际，无论是性质和情况都与这个堕落的时代完全脱节；或许问题出在傲慢的大臣身上，他们的职权很少受到外来意见的干扰，所以会把每一个意见看成粗俗不堪或是脱离现实，只要是超出他们的能力，或是偏离公务的形式和先例，就会大力反对。
当辛尼西乌斯的演讲和蛮族的败亡成为谈话主题，让大家讨论不休时，君士坦丁堡公开发布一份诏书，宣布擢升阿拉里克的职位，让他成为东部伊利里亚的主将。罗马的省民和盟友都感到气愤填膺，蹂躏希腊和伊庇鲁斯的蛮子竟获得如此丰厚的报酬，但为了守信，只有尊重条约的规定。胜利的哥特人在不久前围攻的城市中，成为合法的官员，儿子刚被屠杀的父亲和妻子遭受强暴的丈夫，现在成为他们权势所管辖下的臣民。叛乱者的成就激起了每一个外国佣兵领导者的野心，从阿拉里克对新获得统治权的运用方式，可看出他的策略是极其坚定而且明智的。对于马古斯、瑞塔里亚、纳伊苏斯和帖撒洛尼卡，这四个储存和制造攻击及防御武器的城市，他发布命令，要求将盾牌、头盔、军刀和长矛这些额外的补给品，提供给他的军队。这些不幸的省民被迫要制造毁灭自己的工具，蛮族已经把限制他们勇气发挥的最大缺失除去。阿拉里克的家世、光荣事迹以及令人信服的对未来的规划，逐渐把整个民族在他胜利的旗帜下融合为一体。蛮族的酋长全体一致同意，伊利里亚的主将依据古老的习惯，坐在举起的盾牌上，在庄严的仪式中被拥立为西哥特人的国王。[201]强大的武力倍增了他原来就具有的权势，他位居于两个帝国的边陲，交互对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的宫廷提出虚伪的保证，一直到他下定决心，宣告要入侵西部帝国的疆域为止。原来属于东部帝国位于欧洲部分的行省，早已残破不堪，而亚细亚又无法直接进入，坚固的君士坦丁堡在前面挡住了他的攻势。同时，他受到意大利的名声、美景和财富吸引，以前访问过两次，私心渴望将哥特人的旗帜竖立在罗马的城墙上，把300次凯旋所累积的战利品都夺取过来，让他的军队享受财富和尊荣。[202]
由于史料的缺乏[203]和日期的不准[204]，对于阿拉里克军队的第一次入侵意大利，要想描述有关细节至感困难。他的行军可能是自帖撒洛尼卡出发，经过好战成性而且充满敌意的潘诺尼亚，抵达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的山麓。穿越山区的通道有重兵把守，已经构筑了堑壕和工事，围攻阿奎莱亚以及征服伊斯特里亚和威尼提亚行省，显然要消耗相当的时日。他的作战行动极为谨慎而又缓慢，整个过程都令人感到疑虑。哥特国王主动退兵撤回多瑙河两岸，在他再度打算突入意大利的心脏区域之前，蛮族生力军不断蜂拥而来增援他的部队。
像这样震惊社会的重大事件，竟会从治学勤勉的历史学家笔下漏过，未曾被记述。只有克劳狄安为了打发时光聊以自娱，曾经思索阿拉里克大举出兵以后，对两位默默无闻人物的机遇所造成的影响，其中一个是阿奎莱亚的教会长老，另一个是维罗纳的农夫。
他在前一首诗中，叙述学问渊博的鲁菲努斯受到国内敌人的召唤，被要求在罗马宗教会议中公开露面。留在被围攻的城市虽然危险，但他经过盘算认为这样做比赶赴宗教会议更加安全。蛮族正在狂暴冲击阿奎莱亚的城墙，可以使他免于受到异端的残酷判决，否则就会在若干主教的坚持下承受惨无人道的鞭刑，接受永久放逐到荒凉小岛的惩处。[205]
在另一首诗中他说这位老人[206]根本无视国王和主教的争执，在维罗纳附近度过简单而清白的一生。他的欢乐、欲望和知识，都局限在他父亲遗留的农庄这个很小的范围内，老年时用来支撑行走的一根拐杖，他在幼年时期也曾在同一地点看到家人用过。然而哪怕是过着与世无争的农村生活(克劳狄安描述得非常真诚而且充满感情)，还是逃不掉战争铺天盖地而来的狂暴。他种的树木，那些与他同年龄的老树，被焚烧整个乡土的大火所吞噬，哥特人的骑兵分遣队洗劫他的木屋，侵犯他的家庭，阿拉里克的权力摧毁他的幸福，使他以后无法再享用，更不能传给子孙。诗人说道：“谣言长着恐怖的阴郁双翼，宣告蛮族的大军正在前进，要使意大利充满惊惶畏惧。”每个人都感到忧心如焚，财富越多者越感焦虑，那些胆小如鼠的家伙带着值钱的财物上船，想到西西里岛或阿非利加海岸避难。人们对于宗教迷信的畏惧，更加夸大了国家所遭受的灾难，随时都有奇特而充满不祥预兆的可怕故事流传出来。异教徒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忽略占卜征兆和停止奉献牺牲，但是基督徒通过圣徒和殉教者的求情赎罪，使心灵获得很大的安慰。[207]
霍诺留皇帝的畏惧心如同他崇高的地位，凌驾于臣民之上，显得与众不同。他受教于高傲的态度和奢华的生活，不承认世间竟会有那种力量，大胆妄为到敢冒犯奥古斯都继承人的安宁。大臣曲意奉承的伎俩掩盖住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一直到阿拉里克接近米兰的皇宫，他才知道大事不妙。当战争的声音将年轻的皇帝从梦中惊醒，他不是像一般同龄者那样急着拿起武器来备战，而是热切听从胆怯顾问所提出的意见，要把神圣的皇上和忠心的随从，转移到高卢所属行省安全而遥远的地点。只有斯提利科[208]具备勇气和权威，可以阻止这种极不光彩的举动，这样等于把罗马和意大利放弃给蛮族。但是皇宫的部队最近才被派遣到雷提亚边区，加上新征的兵员缓不济急，西部的主将只能向皇帝提出承诺，要是米兰的宫廷在他离开时留在原地，他会立即带着大军回来，以优势兵力迎击哥特国王。斯提利科没有耽误一点时间(片刻时光对国家的安全都极为重要)，急忙登船渡过拉里安湖，不顾阿尔卑斯山严寒的冬季，攀登冰天雪地的高山，在敌军未曾预料他会亲临指挥的状况下，率军突击在雷提亚一带骚扰的敌人。
一部分蛮族，也许是阿勒曼尼人的部族，非常尊敬他们长官的坚定意志，他依然冷静地用语言进行指挥，并亲自挑选出部族中最勇敢的年轻人加入军团，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尊重和爱护他们的表现。从邻近敌人手里解救出来的支队，不断投效到皇家的旗帜下。同时斯提利科对西部最遥远的部队发布命令，用急行军兼程赶去保护霍诺留和意大利。放弃莱茵河的碉堡工事后，高卢的安全靠日耳曼人信守条约，以及罗马古老而慑人的威名来守护。甚至就是配置在不列颠边墙后面，防备北方喀里多尼亚人的军团，都很快受到召唤调回大陆。阿勒曼尼人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也被说服要投效到皇帝麾下。这时皇帝正焦急等待主将赶回去，行事审慎而勇敢果断的斯提利科，在当前的情况下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也暴露出衰落帝国的积弱不振。罗马的军团长久以来无论是纪律和勇气都已江河日下，实力早在哥特战争和内战中损耗殆尽，现在只有不管行省的安危，才能集结一支军队来防卫意大利。
三、斯提利科在意大利对蛮族的用兵(403 A.D.)
看起来好像是斯提利科将君王遗弃在毫无防卫的米兰皇宫，事实上他可能计算过离开的期限、敌军的距离以及可以迟滞他们行动的障碍。主要的阻障还是意大利周围的河流，像是阿迪杰河、明修斯河、奥格利奥河和阿杜阿河，在冬季和春季时，因为降雨和冰雪融化的关系，这些河流都会涨水，河面不仅宽阔，而且水流湍急。[209]但是当前这个季节非常干燥，哥特人毫无困难就能越过宽广而多石的河床，在中央的位置才有一道水很浅的溪流。就在阿拉里克趋近米兰的城墙或郊区时，看到罗马皇帝在他前面弃城逃走，感到骄傲自负，不禁心中大乐，而这时哥特军队早已派出一支强大的分遣队，固守阿杜阿河的桥梁和通路。霍诺留在一小群高阶官员和宦官的陪同下，身边只有兵力微弱的护卫，很快向着阿尔卑斯山区撤退，想在阿尔勒城找到安身的地方，过去有几位皇帝在此地建立过行宫。但是哥特人的骑兵很快就会赶上，[210]使霍诺留无法渡过波河。[211]他们处于非常紧急的危险状况，不得不找有防御工事的阿斯塔作为临时避难所，这是利古里亚或皮德蒙特的一个小镇，位于塔纳鲁斯河的河岸边上。[212]像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竟会聚集如此丰硕的战利品，势必无法长久抵抗，哥特国王立即开始围城并不断施加压力。
皇帝事后宣称，他的胸怀坦荡从不畏惧，可能连他自己的宫廷中都没有人相信。[213]最后到了毫无希望的紧要关头，蛮族甚至已开出了体面的投降条件，终于盼望到英雄到来，他的名声使皇帝放弃了投降的念头，免于遭到被敌人俘虏的耻辱。斯提利科亲自率领英勇无敌的选锋，怕攻占桥梁浪费时间，所以全体泅水渡过阿杜阿河，接着需要越过波河，这是极为大胆的冒险行为，更不必提所遭遇到的危险和困难。但这样他就能抄近路穿越哥特人营地抵达阿斯塔城下，行动终获成功，使罗马人重获希望，也维护了他们的荣誉。蛮族不仅没有攫取胜利的果实，反而逐渐被西方的部队围困，援军还在不断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各处隘道。蛮族的居留地被清剿，运输的车队被拦截，罗马人提高警戒准备建立包围圈，要把围攻阿斯塔的部队全部围困在里面。哥特民族留着长发的酋长都来参加军事会议，他们全是年长的武士，身体围裹着毛皮，严峻的面孔画着显示荣誉的疤痕。他们考虑是继续作战获得光荣，还是确保掠夺到的既得利益，最后认为以慎重为上策，建议及时撤退。在这场重要的争辩中，阿拉里克展现出罗马征服者的气势，提醒在座的同胞他们所达到的成就和企图后，用激励士气的讲话向他们提出庄严而确切的保证：要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王国，纵使殒身丧命也在所不惜。
蛮族经常因为纪律的松弛而暴露在被袭击的危险之下，但是，斯提利科却并没有选择在他们享乐和痛饮时进攻，而是决定将进攻的时间放在蛮族基督徒庆祝复活节的欢宴时刻。[214]当然就教士的说法这是亵渎神圣的行为，因此为了执行这个策略，便把任务交付给索尔这个蛮族出身的异教徒，他在狄奥多西的资深将领中，具有非常显赫的名声。阿拉里克建立在波勒提亚[215]附近的哥特人营地，在皇家骑兵突然发起的猛烈袭击中，完全陷入混乱的局面(公元403年3月29日)。但是，不过片刻工夫，他们的领袖发挥天赋的无畏才能，对所属的蛮族士兵下达进入战场展开会战的命令，于是他们立刻从惊慌的状况中恢复。基督教的上帝回应了他们的祈求，他们虔诚的宗教信念，为他们与生俱来的英勇气质增添了新的力量。在这场接战中，双方有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势均力敌的状态。阿兰人的酋长外形矮小而粗野，却掩藏着气度宽宏的心灵，奋不顾身地搏斗直到为帝国牺牲性命，证明他那无可置疑的忠诚。这个骁勇的蛮族在克劳狄安的诗歌中，还未得到应有的名声，因为诗人只赞美他的美德却不提他的名字。他战死以后，所指挥的队伍发生惊慌跟着逃散，要不是斯提利科立即率领罗马和蛮族的步兵发起攻击，一翼骑兵的溃败就会为阿拉里克带来胜利。
将领的战术素养加上士兵的骁勇奋战克服了所有的阻碍，血战一天到达日暮，哥特人从战场撤离，营地的堑壕被强行突破，就像罗马的臣民饱尝洗劫和杀戮的痛苦一样，他们也遭到大祸临头的报应。科林斯和阿尔戈斯贵重的战利品，让西部的老兵都发了一笔横财。阿拉里克的妻子被罗马人俘虏，她曾经迫不及待地要求她的丈夫赠予她所应许的罗马珠宝和贵族女婢，现在只有恳求对她表示轻视的敌人大发慈悲。数以千计的俘虏从哥特人的锁链中得到释放，他们分散在意大利的行省，异口同声颂扬这位解救者的英雄事迹。无论是从诗人还是从共和国的立场来说，斯提利科的凯旋[216]都可以与马略相提并论，在意大利的同一块地方，迎战并歼灭北部蛮族的另一支大军。后代子孙看见辛布里人和哥特人的累累白骨和破烂头盔，很容易被混淆；后人可能会为了纪念这座城市而建立一座共同的胜利纪念碑来缅怀这两位名垂千古的将领。他们在这个让人低回不已的地点，击败了罗马两个最难克服的敌人。[217]
克劳狄安[218]用雄辩的口才来歌功颂德，赞扬波勒提亚的胜利，这一天可以说是他的赞助人一生之中最光荣的日子。但我们可以从中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是在推崇哥特国王，说实在的，他的名字完全可以被打上海盗和土匪的标签，每个时代的征服者都能被加上这种头衔。但斯提利科的诗人心知肚明，阿拉里克具有绝不认输的坚忍性格，能从每一次挫折中奋发图强，获得敌人的资源后东山再起。他在步兵部队惨败后，带着完整无缺的骑兵主力逃离战场，也可说是被迫后撤，一点都不浪费时间来悲悼许多英勇同伴难以挽回的损失。胜利的敌军还以为可以俘虏哥特国王，但他们的行动却难免受到败兵的牵制。于是阿拉里克大胆决定突破亚平宁山无人防守的关隘，使富裕的托斯卡纳成为一片焦土，他情愿战死在城下也要夺取罗马。
斯提利科的主动积极和勇于任事拯救了首都，使其免于一场浩劫，但他对陷入绝境的敌人存着忌惮之心，不愿用另一次会战来赌帝国的命运，提议要用金钱换取蛮族的离去。锐气十足的阿拉里克拒绝他所提出的条件，对于允许他撤离和提供年金，表示出藐视和愤慨的态度。但对于各行其是的酋长，他的权力其实相当有限，王位也并不稳当，他之所以能够从与其他酋长相等的地位被擢升为国王，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支持。除了少数人另有打算，他们还是愿意追随未能获胜的统帅，但是其中有很多人在私下与霍诺留的大臣取得协议，受到诱惑就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国王只有屈从大众的要求，同意与西部帝国签订条约。他率领军容壮大的部队进入意大利，现在只能带着残部回师渡过波河。罗马军队有相当强大的兵力用来继续监视他的行动，斯提利科与一些蛮族酋长保持秘密联系，阿拉里克若在营地或会议中有什么企图和打算，他很快就会接到通知。
哥特国王要用光荣的成就来证明他的撤退是早有图谋，他决心占领重要的城市维罗纳，以控制雷提亚这一阿尔卑斯山的主要通道。目的在于让大军畅通无阻地经过散布着日耳曼人部落的地区，和日耳曼人建立联盟关系以补充耗损过大的实力，然后经从莱茵河的另一边，侵入高卢富饶且毫无戒心的行省。他根本不知有叛徒已将行动计划泄露出去，一无所知地向着山区的通道前进，谁知已被皇家的部队占据。片刻之间，他的前锋、侧翼和后卫同时暴露在攻击之下。这场血战在离维罗纳城外不远处展开，比起上次在波勒提亚的惨败，哥特人的损失不算太严重。国王快速逃脱，要不然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若不是阿兰人轻举妄动，罗马主将的计谋就不会落空。阿拉里克将军队的残余人员安顿在邻近的山岩地区，现在对手已从各方面对他形成合围之势，而他已做好了抵御兵力优势敌军围攻的准备。但他无法抗拒饥饿和疾病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对于缺乏毅力且任性善变的蛮族，也不可能阻止陆续发生的逃亡事件。在这种穷途末路的绝境中，他最后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当然还有敌手的宽厚逃出生天，斯提利科将哥特国王的撤离看作自己对意大利的解救。[219]虽然人民和教士无法对和战大计提出合理判断，但却敢于指责斯提利科的策略。他有许多次围困和歼灭国家大敌的机会，却还是纵虎归山。公众获得安全之初会产生感激和欢愉，但后来大家的心头都为猜忌和诽谤所盘踞。
四、霍诺留巡视罗马及经营拉文纳(400—404 A.D.)
罗马市民听到阿拉里克的进军感到心惊胆寒，赶紧动工整修首都的城墙，这等于明确宣告人民的畏惧和帝国的衰落。等蛮族撤离后，霍诺留经臣下劝说，接受元老院基于责任所提出的邀请，在这个极为喜庆的时期，前往皇家的都城庆祝对哥特人的胜利(404 A.D.)，以及他第六次出任执政官的职务。[220]罗马的郊区和街道，从米尔维亚桥一直到帕拉丁山，全部拥挤着观看的人潮。在这100多年漫长的时间里，作为统治者的君王只有三次亲临巡视。他们的眼光集中在只有斯提利科够资格坐的战车上，现在他陪同着站在皇家的后生晚辈旁边。大家同声向凯旋式的盛大排场欢呼不已，跟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不一样，这次并没有沾染内战的鲜血。队伍通过一个高大的凯旋门，是专为这次盛典所建造。但在7年后，已经征服罗马的哥特人要是识字，就会读出纪念碑上辞藻优美的铭文，居然记载说他们整个民族在7年前遭到击败，已经完全毁灭。
皇帝在首都居留7个月，他的行为中规中矩，很小心地迎合教士、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爱好。教士由于他经常拜访使徒的圣地以及赠送丰盛的礼物而感到教诲有功。在凯旋式的行列中，皇帝很体贴地没有让元老院议员很丢脸地跟在皇家的战车后面步行，同时斯提利科在会议中装出一副对他们优容和尊敬的态度。霍诺留在公开的竞赛活动中表现出关心和殷勤的模样，使人民感到满意。而且场面非常华丽盛大，观众深表赞许。等到预定的比赛回合结束，赛车场突然改变原有的布景和装饰，捕猎野兽提供变化多端而且精彩刺激的娱乐节目，接着是军事的舞蹈表演。从克劳狄安生动鲜明的叙述看来，想来有点类似现在的马上比武竞赛。
在霍诺留提供的竞赛活动中，角斗士[221]最后一次残酷地搏命杀戮，用他们的鲜血玷污罗马的大竞技场。第一个基督徒皇帝所能享有的殊荣，是首次颁布诏书指责流血牺牲的表演和娱乐，[222]但这项仁慈的法令只能表示君王的意愿，未能改正积习已深的恶行。诸如此类残害生命的行为已令一个文明进步的民族堕落到比吃人的野蛮民族都还不如的程度。帝国的大城市每年被杀的受害者多达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到了12月时，更要特别提供角斗士的格斗节目。呈献在罗马人民眼前的全是流血和残酷，这种视死如归的壮观，对他们的内心造成冲击，令他们感到兴奋。正当全民沉醉在波勒提亚大捷的欢乐之中时，有位基督教诗人规劝皇帝运用权威根除恐怖的习俗，这种恶行长久以来对人道和宗教的呼吁充耳不闻。[223]
普鲁登提乌斯悲怆的叙述不如特勒马库斯献身的勇气那样有效，这位亚细亚的僧侣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人类而言可称得上重如泰山。[224]奋不顾身的僧侣纵身跳进格斗场阻止角斗士的对决，罗马人看到喜爱的节目受到干扰不禁大为光火，大家投掷石块把他当场击毙。但群众的狂暴很快平息下来，他们钦佩特勒马库斯的义行，认为他配得上殉教者的荣誉，于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霍诺留的法律，从此大竞技场的所有活动永远禁止牺牲人命。有些市民遵奉祖先遗留的习俗，意有所指地提到，只有在这个表现坚毅精神的训练场，还能保留罗马最后残余的尚武风气，使罗马人习惯流血的场面，轻视死亡不为所动。但是，古代希腊和现代欧洲的英勇行为是何等的高贵，就可证明这种虚荣而残酷的偏见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米兰的皇宫毫无防卫能力，使皇帝本人身陷危险境地，何况这个门户洞开的国家，到处都有蛮族肆虐横行，迫得他要在意大利一些无法攻入的城堡中，找到一处能够安全居留的庇护所。色萨利人在亚得里亚海岸建立一个名叫拉文纳的殖民区，位置离波河9个河口最南端约10到12英里，这个地方后来归还给翁布里亚的土著。奥古斯都有鉴于此处的位置适中，在离旧城约3英里处，建造了一个可以容纳250艘战船的广阔海港。这个海军基地的设施包括军械库、仓储栈房、部队的兵舍和工匠的作坊，是罗马舰队永久的守备据点，获得光荣的出身和不朽的令名。从港口到市镇这块区域很快就布满了建筑物和居民，拉文纳三个面积广阔而且人口众多的居留区，逐渐合并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奥古斯都时代兴建的主运河，从波河注入充沛的水源，经过城市流进海港，还把水流引进环绕着城墙的深邃壕沟，再分为上千条小运河流到城市每个区域，将城市分隔成无数的小岛，只能运用船只和桥梁取得联系。拉文纳的房屋看上去可以比拟威尼斯，兴建在木桩打入地层的基础上。邻近的地区一直到很多英里的范围之内，都是水浅泥深难以逾越的沼泽。拉文纳靠着人工修筑的堤道与内陆连接，等到来势汹汹的敌军接近时，不仅容易防守，在必要时也可以破坏堤道，以阻止敌军的进入。不过，这些沼泽地区也散布着一些葡萄园，虽然在四五次收成以后就会耗尽地力，但城市享受产量丰盛的美酒比喝水还要方便。[225]城市的空气清新宜人而且有益健康，很像亚历山大里亚周边的状况，虽然地势低洼又潮湿，但不致引起疾病和瘟疫。还有一件特别有利之处，就是亚得里亚海的潮汐会冲进运河，使停滞的水流动，因此不会产生有碍卫生的污水。每天都有邻近地区的船只，顺着潮水进入拉文纳的市区中心。随着海水逐渐消退，现代的城市离开亚得里亚海有4英里远。早在5到6世纪时，奥古斯都的港口就成为景色怡人的果园，有一块松林丛生之地，罗马舰队当年就在那里锚泊。[226]甚至就是沧海桑田的变迁，也能使这个地点的自然形势增加几分力量。一片浅滩对敌人的大型船舰来说就是很有效的障碍，在这个有利的位置建造防御设施，布置兵力，使得防御能力变得更加强大。西部的皇帝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在他的一生当中，有20年龟缩在拉文纳——这个四周被城墙和沼泽包围的永久监牢。霍诺留的做法被实力衰弱的继承人仿效，像是哥特人的国王，以及后来的艾克萨克斯，都在这里占据了皇帝的宝座和宫殿。一直到8世纪中叶，拉文纳都是政府所在地和意大利的首都。[227]
霍诺留的戒惧审慎不是没有根据，他的预防措施也不是没有效果。正当意大利从哥特人手中获得解救而薄海欢腾时，在日耳曼民族之中正掀起一场猛烈的风暴(400 A.D.)，后者屈服在无可抗拒的激昂之中，这是从亚洲大陆极东之地逐渐传播过来的。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在匈奴人逃走以后，全部被胜利的鲜卑人占据。他们有时分裂成独立部落，有时联合在一个强势的酋长手下，最后自称拓跋氏，意为广大地区的主人，能够团结一心建立难以抗拒的强大实力。拓跋氏很快迫使东部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承认他们在兵力上的优势地位，趁着中国积弱不振和内部混乱大举侵入。这些幸运的鞑靼人采用被征服民族的法律和习俗，在王国的北部行省建立了一个新王朝，统治将近160年之久。
他们在进入中国称王称帝之前就以英勇而闻名于世，其中有一个拓跋氏的君王将一个名叫木骨闾的奴隶编进骑兵队，后来这个奴隶畏惧惩罚就背弃了他的队伍，率领100多名追随者逃进沙漠。这帮土匪和亡命之徒逐渐壮大，从一个营地扩展为一个部族，最后成为人数众多的民族，获得闻名于世的称呼──哲欧根人[228]。世袭的酋长都是奴隶木骨闾的后代，西徐亚的王国也采用他们的位阶制度。木骨闾最伟大的后裔是年轻的社仑，他遭遇了很多灾难，经过磨炼后成为英雄人物。他在逆境中勇敢奋斗，打破拓跋氏蛮横加在他们民族身上的重轭，成为民族的立法者和鞑靼的征服者。他的部队有正规编制，以群为单位，每群1200人，临阵退缩者的惩罚是用乱石击毙，而将最显赫的职位奖赏给英勇的战士。社仑非常了解自身的优势，对中国的学术抱着藐视的态度，所采用的技艺和制度，完全以有利于他的统治以及能发挥战斗精神为限。他的毡幕夏天时驻扎在水草丰茂的塞林加河畔，冬天则迁移到更南边的地区，征服的疆域从朝鲜半岛越过额尔齐斯河，击败住在里海北部的匈奴，荣获“可汗”的新称号，以彰显从伟大胜利中赢得的声望和权力。
五、日耳曼人大迁移及拉达盖苏斯的入寇(405—406 A.D.)
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拥有广阔的疆域，双方在地理上形成隔绝，穿越这段未知的区域，就像通过伏尔加河来到维斯图拉河一样，很多重大事件在这一过程中不是中断就是湮灭。然而从蛮族的习性以及成功迁移的经验，明显可以看出匈奴人受到哲欧根人的武力压迫，他们在气焰高涨的胜利者出现后，很快向后撤走，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地区都被他们同宗的部族占有。匈奴人仓促逃往富饶的平原，维斯杜拉河在这片土地上缓缓流进波罗的海，他们来到此地后，马上展开了勇敢的攻击。匈奴人的入侵使北部地区提高警觉，变得骚动不安，有的民族被迫撤离，对日耳曼的国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229]这地区的居民(古时候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在此定居)决定把森林和沼泽留给萨尔马提亚的难民，或至少让他们过多的人口流入罗马帝国各行省。[230]
胜利的社仑使用“哲欧根人的可汗”这个头衔后又过了4年，另一个蛮族——傲慢的罗多迦斯特，也称拉达盖苏斯[231]，从日耳曼北边一直前进，几乎抵达罗马的城门，留下的残余军队终于摧毁西罗马帝国。这支庞大的队伍以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最具实力；阿兰人在他们新的居留地获得了友善接待，就将行动快速的骑兵部队，用来加强日耳曼重装步兵的战力；而哥特人的冒险分子全都热情投效到拉达盖苏斯的麾下，有些史学家称他为“哥特王”。12000名勇士因高贵的出身和英勇的事迹有别于一般庶民，威风凛凛地担任前锋部队。[232]整个群体不少于20万作战人员，再加上妇女、孩童和奴隶，总人数可能达到40万之众，势不可当的迁移行动从波罗的海海岸出发。就像当年共和国威名最盛的时代，数以万计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从此地倾巢而出，前去侵袭罗马和意大利。这些蛮族离开故土后，只留下显示出他们伟大的遗迹，诸如连绵不绝的防壁和巨大的土堤。经过很多年代后，此地成了范围广阔的可怕荒凉之域，一直到在后代子孙的权力下建立起了名声，新的居民才流入空旷的土地。如果欧洲的政府无法保护国土和财产的话，而已经侵占了一大片土地的民族没有能力耕种，那么很快就会得到勤劳而贫穷的邻国给予的协助。
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在那个时代既不完善也不可靠。拉文纳宫廷根本不知道北部地区正发生重大变革，直到在波罗的海形成的乌云，蔓延到上多瑙河两岸响起震耳的雷声。要是西部的皇帝听到大臣带来危险即将到来的信息，那么他也宁可做一个战争的旁观者享受休闲的生活，任这些蛮族自相残杀并为之暗地里庆幸不已。罗马的安全完全倚仗斯提利科的策谋和武力，但帝国已处于实力虚弱和民穷财尽的状况，无力重建多瑙河防务，无法有效阻止日耳曼人入侵。[233]霍诺留那位警觉性极高的大臣，迫于时势只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意大利，再一次放弃行省，召回所有的部队。同时他想尽办法征募新兵，虽然对避战的惩罚极为严厉，但兵士还是怯懦逃避。他又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逮捕或引诱逃兵，对于愿意从军的奴隶答应给予他们自由以及两个金币的奖赏。[234]他费尽千辛万苦总算从庞大帝国的臣民中，组成一支有三四万人的军队。想当年在西庇阿和卡米卢斯的时代，光是罗马地区有自由权的公民就可以轻松提供这一数量的兵员。[235]斯提利科的30个军团还要加上增援的大量蛮族协防军，阿兰人以个人身份加入服役，还有匈奴人和哥特人的部队，他们都在本国君主胡尔丁和萨鲁斯的领导之下，基于利益和仇恨反对拉达盖苏斯的野心。
日耳曼人的共主拉达盖苏斯势如破竹(406 A.D.)，越过阿尔卑斯山、波河和亚平宁山的天险。他的左侧是霍诺留那难以进入的皇宫，被遗忘在拉文纳的沼泽之中；另一边是斯提利科的营地，大本营设置在提西努斯也就是帕维亚，看来在距离遥远的军队集结完毕之前，是不会与日耳曼人进行决战了。很多意大利的城市遭到洗劫和摧毁，拉达盖苏斯围攻佛罗伦萨，[236]在这个知名共和国历史上，这座城市还是初次发生这样的大事件。市民靠着坚定的毅力加上蛮族缺乏攻城的技术，不仅使敌人无法得逞，也暂时阻止了入侵的狂流。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在敌军接近到180英里时感到战栗不已，很急切地拿过去曾经逃过的危险与如今岌岌可危的处境做比较。
阿拉里克是一个基督徒和士兵，他率领的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且明了战争的法则，尊敬条约的神圣性，无论是在营地或在教堂，都会与帝国的臣民进行亲切的交谈；反之，野蛮的拉达盖苏斯对南方文明国家的习俗、宗教甚至语言都极为陌生，信仰的残酷激怒了他凶狠的脾气。一般认为他受到严正誓言的束缚，要把城市化为一堆瓦砾和尘土，要将最有名望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当作牺牲，用他们的血涂满祭坛以平息神明的震怒。公众的危险之处在于，当国内灾祸产生时，往往展现出宗教派系无可救药的疯狂。那些朱庇特和墨丘利深受压迫的信徒，尊敬这位虔诚异教徒的作风。虽然他是罗马不共戴天的仇敌，但他们大声宣称，比起拉达盖苏斯的武力更关心他所选定的牺牲，在私下暗自高兴国家遭逢灾难，可以用来指责基督徒对手的信仰。[237]
佛罗伦萨面临穷途末路的困境，市民微弱的勇气只靠圣安布罗斯的权威加以支持。他在梦中得到启示，他们会很快获得援救，[238]接着他们突然看到斯提利科的旗帜出现在城墙外，带着联军来解救忠诚的城市，并且很快让这个重要的地点成为蛮族大军的坟墓。那些作者对拉达盖苏斯的失败有不同的说法，产生明显的矛盾，但并没有曲解提出的证据，这方面的做法倒很一致。奥罗修斯和奥古斯丁因为友谊和宗教而关系密切，把胜利视为奇迹，将之归于神的恩典而非人的英勇，[239]并严格排除其他可以获胜的因素，甚至认为连流血牺牲都没有出现。两位作者提到罗马人的营地，呈现出的景象是兵甲充足而又无所事事，佛罗伦萨对面的腓苏利山高耸挺拔，他们乐于见到蛮族陷入绝境，在崎岖而贫瘠的山峦中慢慢灭亡。他们非常夸张地断言基督徒大军没有一个士兵被杀或受伤，我们或许可以用无言的轻视态度视之，但奥古斯丁和奥罗修斯其余的叙述，倒是吻合战争的状况和主将的性格。斯提利科知道自己指挥的是帝国仅有的一支军队，基于审慎的考量，不愿与倔强而又狂暴的日耳曼人在战场上决一胜负。他要用坚强的防线将敌人包围，这是第三次拿来对付哥特国王，规模更为庞大，可以发挥最大的效果。
罗马的军人即使大字不识一个也都熟悉恺撒的战例，都拉基乌姆的对垒线有15英里长，用连绵不断的堑壕与防壁把24座碉堡连接起来，[240]这等于是把战场变成了一种壕沟战的模式，可以围困数量庞大的蛮族人员，断绝他们的给养，把他们活活饿死。罗马部队与他们的祖先相比，作战的英勇自叹不如，勤奋的精神倒是没有完全丧失。要是士兵认为辛苦的奴工有损自己尊严，托斯卡纳可以提供数以千计的农夫，虽然不参加作战，但靠着构筑工事，同样能为拯救自己的家园尽一份力量。蛮族大量的马匹和人员被包围得无法动弹，[241]饥馑而非战斗使他们渐趋毁灭，但罗马人花时间进行这样艰巨的工程时，却暴露在焦急的敌军的不断攻击之下。挨饿的蛮族在绝望之中被迫对抗斯提利科的防线，罗马将领有时也得迁就勇敢的协防军，他们一直对主将施压，表示要攻击日耳曼人的营地，基于各种意外的状况，还是发生了激烈而血腥的战斗。
在佐西穆斯、普洛斯帕和马塞利努斯的编年史中，对这方面的叙述令人肃然起敬。罗马军队及时把人员和物资送进佛罗伦萨城内，拉达盖苏斯挨饿的大军反而被围困。气焰惊人的国王率领这么多黩武的民族，在损失最英勇的武士后，沦落到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罗马人能诚信履行条约以及斯提利科的大发慈悲之上。[242]被俘虏的帝王死于可耻的斩首，这使罗马和基督教的凯旋蒙上了耻辱的色彩。死刑的执行只延迟了片刻，这更坐实了胜利者的罪行，不仅冷酷而且是精心策划的结果。[243]几乎成了饿殍的日耳曼人即使逃过协防军的杀害，也以少到几块金币的价格被贩卖为奴。食物不足加上水土不服，大量不幸的外乡人身亡异域，看来这些不讲人道的买主，无法从利用他们的劳力得到丰硕的收获了，必然遭到人财两空的损失。斯提利科向皇帝和元老院报告他的成就，第二次获得“意大利拯救者”的光荣称号。[244]
六、日耳曼人入侵高卢所造成的后果(406 A.D.)
胜利的名声，尤其是奇迹的发生，催生了非常夸张的说法，说是从波罗的海地区迁移过来的大军甚至整个种族，全都悲惨地灭亡在佛罗伦萨城下。确实拉达盖苏斯本人、他的勇敢而忠诚的伙伴以及占据各自种族三分之一以上的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追随着将领的旗帜全军覆没。[245]这样一支联合大军真是令人惊奇，不过引起分裂的原因倒是非常明显而有说服力：家世出身所产生的骄纵心理、英勇行为带来的傲慢无礼、高高在上的指挥激起的嫉妒羡慕、不愿屈居下属的愤怒情绪、各持己见不愿让步的争执，种种因利益和情感所产生的对立不和，在这么多的国王和武士之间不断发生，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谦让和服从。拉达盖苏斯被击败后，日耳曼还有两个很大的群体，人数都在10万以上，仍旧维持着相当的武力，在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或是在阿尔卑斯山与多瑙河之间流窜，很难确定他们是否想为领袖之死雪耻复仇，或仅仅是想发泄愤怒的情绪。斯提利科的谨慎和坚定使蛮族的目标发生转变，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既阻止他们进军，又不阻止他们撤离。他最关心的是罗马和意大利的安全，至于牺牲遥远行省的财富和安宁，在他而言不仅漠不关心，而且在所不惜。[246]潘诺尼亚的逃兵加入了蛮族的阵营，使他们明了整个地区和道路的状况。阿拉里克曾经计划入侵高卢，最后却是由拉达盖苏斯大军的残部着手执行。[247]
然而，要是他们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以为居住在莱茵河两岸的日耳曼部落会给予他们帮助，那么希望就会落空。阿勒曼尼人保持无所作为的中立态度，法兰克人用忠诚和勇气来防卫罗马帝国的安全。斯提利科为了应付目前的局势，第一步行动是尽快从莱茵河顺流而下，目的是笼络住黩武好战的法兰克人，使其不致有变，以确保双方牢固的联盟关系，还有就是使威胁共和国和平的心腹大患能够离开意大利。马尔科米尔是法兰克人的一位国王，他违反了本应遵守的条约，在罗马官员主持的法庭公开定罪，对他最后的判决却相当仁慈，只是将他流放到遥远的托斯卡纳行省。这种罢黜有损国王的尊严，却没有激起臣民的愤慨，他们反而处死想要替他报仇的桑诺，并且忠于斯提利科所选择支持的国王。
当北部的民族大迁移，引起高卢和日耳曼的边境动荡不安时，法兰克人英勇迎战由汪达尔人组成的大军。汪达尔人根本不顾敌手过去给他们的教训，再次与蛮族联军分离，采取单独的作战行动，结果因为鲁莽轻进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两万汪达尔人连同他们的国王戈迪吉斯克拉斯在战场被杀。要不是阿兰人的骑兵队前来解救，挥军蹂躏法兰克人的步兵，汪达尔人整个民族都会遭到灭绝的命运。法兰克人在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后，被迫放弃无法占到优势的斗争。战胜的同盟军向前追击，在那年最后一天(公元406年12月31日)，此时严寒的季节已经使莱茵河全部冻结，他们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挥军进入高卢未设防的行省。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这次的入侵具有历史意义，他们再也没有后撤。这可以被看作罗马帝国在阿尔卑斯山以外地区衰亡的先兆，莱茵河这一天然的屏障已完全被突破，再也无法起到分割野蛮和文明国家的作用。
日耳曼的和平，多少年来一直取决于法兰克人的归附和阿勒曼尼人的中立，但在此时，罗马的臣民丝毫没有觉察到趋近的灾难，还在享受平静和繁荣的景况，很少会为高卢边境的安定祈福。他们的牲口和牛群获得允许在蛮族的草地放牧，猎人深入幽暗的黑希尼亚森林，既不畏惧也无危险。[248]莱茵河的两岸就像台伯河一样，到处都是优美的住宅和耕种的农庄。要是一个诗人顺流而下，他会疑惑不知哪一边是罗马人的疆域。这种和平与富裕的景色突然变成赤地千里的大漠，只有冒烟的废墟使人为的荒芜有别于自然的孤寂。门茨这个蓬勃发展的城市，遭到蛮族的入侵，全城被毁无寸瓦之覆，数千基督徒在教堂遭到惨无人道的屠杀。沃姆斯受到长期围攻一直坚守不降，城破后市民已无噍类。斯特拉斯堡、斯皮尔斯、兰斯、图尔奈、阿拉斯和亚眠，都忍受着沉重的负担，遭到日耳曼人残酷的压迫。毁灭一切的战火从莱茵河畔蔓延开来，遍及高卢17个行省的大部分区域。把海洋、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人民富足而范围广大的国度，全部放弃给蛮族。他们把教会的主教、元老院的议员以及处女，全部混杂在一起驱赶着前行，大车装满从他们的家庭和祭坛上搜刮来的战利品。
我们感激神职人员借这个教诲基督徒悔改的机会，隐约描述出公众遭受重大灾难的状况。他们认为世间的罪行引起神施以正义的制裁，人类在这个邪恶而奸猾的世界，被当成易消亡之物受到抛弃。但佩拉吉安派[249]挑起了争论，他们试图探测慈恩和宿命的深渊。拉丁教士很快便将之严肃采纳，对于上帝下令施行、预见或容许一连串的道德与自然的灾祸，贸然地去权衡背后的原因，既不现实，也是错误的。受苦人民贸然地将他们的罪行和灾难，与他们的祖先对比，同时他们指责神圣的正义，没有将人类之中的弱者、无辜和幼童从毁灭之中加以赦免。无用的争论忽视了不变的自然法则，那就是无辜者可以得到和平，勤奋者可以得到富足，英勇者可以得到安全。拉文纳宫廷的政策怯懦而自私，要召回帕拉丁(内卫)军团来保卫意大利，剩下的部队无法胜任艰难的使命。蛮族的协防军宁愿不受军纪的约束，任意掠夺物品来获取利益，也比正常和有限的薪饷要好得多。
高卢行省遍地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们保卫着田园、家人和祭坛。要是他们无惧死亡，就值得说服以为己用，只要他们还在乎生长的乡土，就可以作为不断阻挡蛮族入侵的无法克服的障碍。蛮族缺乏纪律和武器，只要这致命的缺点继续存在，就会因为久经战阵导致兵员数量屈居劣势，最后降服于人口众多的国家。当查理五世入侵法兰西时，他审问一名战俘，从边界到巴黎要几天的行程。“或许要12天，不过这将是我们打败你所需的时间。”如此英勇的回答，遏制了野心勃勃君王的傲慢自大态度。霍诺留的臣民有别于弗朗西斯一世的臣民，他们所表现出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到两年的工夫，波罗的海的野蛮人就已经将部队分散开，每一支部队的人数都少到可忽视的地步，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没有经过任何一场作战就挺进到比利牛斯山的山麓。
七、不列颠的叛乱和君士坦丁的拥立(407—408 A.D.)
在霍诺留统治早期，斯提利科保持警觉始终防卫着遥远的不列颠，抵御着来自海洋、山岭和爱尔兰海岸的敌人[250]的入侵行动。但这些从不死心的蛮族，没有忽略哥特人战争的好机会，这时行省在安东尼边墙和驻地的罗马部队已被抽调一空。若有任何一个军团人员从意大利的远戍中回到故乡，就会事无巨细地谈到霍诺留的为人和宫廷，他们会趋向于解除效忠的束缚，这刺激了不列颠的军队产生谋叛的念头。犯上作乱的风气在早期动摇了伽利埃努斯的统治，后来又因为士兵产生贪婪的暴力行为而死灰复燃，那些不幸或具有野心的人员成为军队选择的对象，成为满足他们欲望的工具，最后成为白白牺牲的受害人。[251]军队在开始时拥立马可，让他身兼不列颠和西部的皇帝，接着在仓促的状况下谋杀他，违反了自己身上忠贞的誓言。他们不赞同他的行事方式，所以把事件本末写成一篇文辞并茂的墓志铭，镌刻在他的墓碑上。格拉提安是下一个人选，他们奉上冠冕和紫袍，过了4个月，格拉提安落得和前任同样的下场。
每当不列颠的军团想起当年把教会和帝国献给伟大的君士坦丁的场景，我们就会明白他们选择第三位皇帝的奇特动机。他们发现有一个列兵的名字叫君士坦丁，还没有权衡他是否有能力和分量来维护这一光荣的名号，就任性而轻浮地把他扶上宝座。然而比起马可和格拉提安的短暂统治，君士坦丁的权力倒是很稳固，政府的运作非常成功。他考虑到要是把无所事事的军队留在营区会带来危险，过去已经发生过两次谋叛和流血事件，这逼得他不得不动手征服西部的行省。君士坦丁率领微不足道的兵力在布涅格登陆，休息了几天后，就号召高卢的城市挣脱蛮族的枷锁，承认他是合法的君主。这些城市毫不犹豫就响应他的号召，愿意服从他的统治，拉文纳的宫廷抱着置身事外的心理，这就等于解除了一个被弃民族所应尽的忠诚责任。西部的人民现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能够接受所处局势的变化，他们不仅毫无顾虑而且带着几分希望，产生自欺欺人的想法，认为他的部队和权势，能够以皇帝的身份在高卢定居下来，保护不幸的国度免遭蛮族的蹂躏。君士坦丁首次成功地击败了分兵的日耳曼人，奉承的声音将之夸大为战绩辉煌的决定性胜利。敌人再度联合起来摆出傲慢无礼的姿态，让对方知道上次的胜利并不足恃。双方经过谈判获得了一段短暂而不稳的休战期，有些蛮族的部落在他大方的赐予和承诺之下，答应出力防守莱茵河。这种花费很大而且得不到保证的协定，无法重建高卢人原有的作战勇气和实力，只能羞辱君主的尊严，耗尽国库仅存的财富。
这位虚有其表的高卢解救者，沉浸在自己想象出的胜利中，带着扬扬得意的神态向南方的行省进军。不出意料，他本人很快就遭遇到了危险。哥特人萨鲁斯奉令把叛贼的头颅送到霍诺留的脚前，于是不列颠和意大利的部队，毫无意义地消耗在内战之中。君士坦丁损失了查士丁尼和尼维加斯特斯两员将领，前者在战场被杀，后者在与叛党的和谈中遭到毒手，他不得不加强防御能力，在维埃那固守。皇家军队在经过7天的攻城后，突然开始撤退，同时很可耻地用金钱向阿尔卑斯山的山贼和土匪买得安全通过的保证。[252]这片山区现在将两个敌对国家的统治疆域分隔开，两边边界线上的堡垒都派遣了帝国的部队守备，这些兵力原先大可以用来有效保卫罗马的国境，对抗日耳曼和西徐亚的蛮族。
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这一边，君士坦丁的野心随着危险的临近而被证实。他的帝座很快通过征服西班牙或者说是归顺建立起来。西班牙主要是基于常规和习惯性的臣属地位，他们接受了高卢统领所委派的官员和法令。仅有的对君士坦丁权威的反对并非来自政府的授意和人民的习气，而是出于狄奥多西家族私人的情绪和利益。留在家乡的四兄弟[253]从故去的皇帝那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和丰富的家财，因此颇为亲友推崇，很多受到恩惠的年轻人冒险前来投效，想从狄奥多西的儿子那里寻找机会。他们想要掌握琉息太尼亚的驻防部队，失败以后，就退守自己的产业，用私人经费武装起一支部队，全部由奴隶和征召的追随人员组成，很勇敢地前去占领比利牛斯山的坚固据点。国内的反抗事件使高卢和不列颠的君主产生警惕心，也感到困窘，迫得他要与蛮族协防军的几支队伍进行磋商，好为西班牙战争效命疆场。这些部队有显赫的战功，被称为“霍诺留帮(Honorians)”[254]，这个名字可以提醒他们要效忠合法的君主。
要是这个说法讲得通，那么苏格兰人肯定也会偏爱一个不列颠的国君。摩尔人和马科曼尼人受到篡夺者极度慷慨的引诱而加入他们的阵营，说是事成以后要把西班牙的军职甚或公职分配给蛮族。霍诺留帮的部队一共有9个队，总兵力不超过5000人，我们可以很容易查到他们在西部帝国的建立过程。这些数量有限的兵力足够结束这次战争，免得君士坦丁的权力和安全受到威胁。狄奥多西家族的农民部队在比利牛斯山被包围歼灭，有两个兄弟的运气很好，从海上逃到意大利和东部帝国，另外两位被拘禁一段时间后在阿尔勒遭到处决。对公开的羞辱毫无感觉的霍诺留，或许会因高贵的亲戚遭到不幸而受影响。如此微弱的武力就决定了辽阔的欧洲西部的所有权，所及的范围从安东尼边墙到赫拉克勒斯之柱。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根本不了解重大变革的前因后果，持着狭隘而偏颇的观念，毫无疑问不会把有关和战的军国大计看得那么重要。但是国家实力整个在衰败之中，甚至将专制政府最后的资源都消耗一空，民穷财尽的行省所得岁入已经负担不起军事行动所需的费用，无法使不满和怯懦的人民入营服役。
八、斯提利科的绥靖行动和产生的影响(404—408 A.D.)
诗人运用奉承的笔调叙述罗马鹰帜在波勒提亚和维罗纳的胜利，从意大利的边境追击仓促撤退的阿拉里克，一队想象中的幽灵队伍，在蛮族大军的上空盘旋，带来的战争、饥馑和疾病使他们几乎全军覆灭。这次远征行动整个过程充满噩运，哥特国王必须忍受相当大的损失，不断从事袭扰作战的军队要有一段休息的时间，补充所需的兵员，恢复已经丧失的信心。逆境在磨炼也在展现阿拉里克的才华，英勇无敌的名声吸引蛮族最剽悍的勇士投效哥特人的阵营，他们来自黑海到莱茵河这片广大的地区，掠夺和征服的欲望掀起汹涌的怒潮。斯提利科认为他是值得尊敬的敌手，阿拉里克立刻接受对方的友谊。他拒绝为东部的皇帝服务，愿意与拉文纳的宫廷缔结和平盟约，成为伊利里亚统领辖区内所有罗马军队的主将。霍诺留的大臣(斯提利科)过去曾被授予这个职位，他所统治的整个地区完全依据古老的界线划定，为了使雄图大展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条约里订出或暗示了相关的条件，然而却因拉达盖苏斯的大举入侵而暂缓实施。哥特国王保持中立的立场，可以与恺撒对喀提林叛国案[255]漠不关心的态度相比，他对共和国的公敌拒绝给予协助，但也不加以反对。等击败汪达尔人后，斯提利科重申对东部各行省的权力，指派负责司法和财务的文职官员，同时宣称他已失去耐心，要率领罗马人和哥特人的联军直迫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但斯提利科厌恶内战，他非常清楚国内软弱的状况，无论如何还是以谨慎为上策，所以国内的和平胜于国外的征服是无可置疑的主张，同时他最关心的大事，是要使阿拉里克的军队远离意大利。这种企图并没有逃过哥特国王洞察一切的眼光，他继续与敌对的宫廷保持让人起疑的联系，甚至可以将之视为对斯提利科的反叛。同时他像贪得无厌的佣兵，深入色萨利和伊庇鲁斯发起虚应故事的作战，然后立刻回师对毫无成效的作战索取数额庞大的报酬。他从意大利边界靠近艾摩纳的营地，把很长一份承诺经费和补给的记录，派人呈送给西部的皇帝，要求立即满足自己所需，并暗示拒绝会产生的后果。虽然他的行动带有敌意，但他的言辞倒是非常得体而且顺从，很谦卑地表白自己是斯提利科的朋友和霍诺留的士兵，会毫不迟疑率领部队进军对抗高卢的篡夺者，恳求赐予西部帝国无人领有的行省，作为哥特民族永久的居留地。
这两位政客想欺骗对方和整个世界，有关政治的秘密记录一定被收藏在难以进入的暗室之中。若非阿拉里克和斯提利科在人数众多的会议中发生争论，显示出两人有联系，否则根本无人知晓此事。政府需要人为的支持，就必须移樽就教于自己的臣民不可，所表现出的原则与其说是温和倒不如说是软弱，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罗马元老院的权势。霍诺留的大臣用恭敬的态度与共和国的立法机构进行磋商，斯提利科在恺撒的宫殿召集元老院会议，用委婉的言辞报告政府事务的实际状况，提出哥特国王的需求，和平与战争会遵从他们明智的抉择。议员从400年的睡梦中突然惊醒，但看来在重要的事务上，他们只能激起前辈所具有的勇气而非智慧。他们用正常的发言或喧嚣的呼叫大声宣称，花钱购买短暂而耻辱的休战，对罗马的尊严没有任何好处。高傲的人民做出的判断，常会无可避免带来毁灭的羞辱。大臣有关和平的意图，只有少数没有骨气或被收买的追随者给予支持。他只能就自己的行为甚或哥特君王的要求致歉，期望能平息大家的情绪。
支付给蛮族津贴激起了罗马人的气愤不平，但我们不应该将之看成是贡金或赎款，说蛮族用武力的威胁来强行勒索(这是斯提利科的说辞)。阿拉里克对被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所篡夺的行省，很诚恳地向共和国提出主权的要求，以作为对他的服务公平而合理的报酬。阿拉里克之所以中止作战行动开始后撤，是因为皇帝非常急迫地给他去信，虽然是私函，他也只有服从。经由塞妮娜的调停，已经获得这些有违原来宗旨的命令(斯提利科没有掩饰自己家族所犯的错误)。他的妻子很重视孝道，为此与她的皇帝兄弟产生了意见分歧，而这位兄弟是她养父的儿子，人往往把亲情看得比公众利益更重，所以他也无法对此事进行追查。
这种表面上的理由虽然得到斯提利科的认同，却隐约掩盖着拉文纳皇宫的阴谋活动。经过一场激辩后，议员仗义勇为和坚持自由权利的呼声平息下来，元老院勉强给予批准，同意以津贴的名义支付给阿拉里克4000磅黄金，以保障意大利的和平，修复与哥特国王的友谊。朗帕狄乌斯是会议里最有名望的成员，他坚持不同的立场，大声疾呼表达反对的意见：“这不是和平条约而是卖身契。”然后他很快躲进基督教堂的庇护所，好逃避大胆抗拒所带来的危险。
九、奥林庇乌斯的阴谋和斯提利科的覆亡(408 A.D.)
但是斯提利科的统治即将走向终点，自尊心很强的大臣察觉到羞辱临头的迹象。朗帕狄乌斯的大胆举动受到赞许，元老院不愿长期居于卑躬屈节的地位，对只能招怨且虚有其表的自由权利，摆出轻视和抗拒的态度；部队仍旧拥有罗马军团的名义和特权，他们对于斯提利科偏爱蛮族而愤愤不平；公众的灾祸是人民堕落的必然后果，却全部被归咎于大臣有害的政策。然而斯提利科只要维持统治权，就能够掌握皇帝懦弱的心灵，就能继续对抗人民甚或士兵的叫嚣。但原来听话而又温驯的霍诺留开始对他产生畏惧、疑虑和憎恨等情绪，奸诈的奥林庇乌斯[256]用基督徒的虔诚面具掩饰他邪恶的本质，在暗中陷害他的恩主(公元408年5月)。奥林庇乌斯靠着斯提利科的提携擢升为皇宫中地位最高的官员，对毫无怀疑之心的皇帝揭露真相：皇帝已经年满25岁，在自己的政府中却没有分量和权力。同时奥林庇乌斯很生动地描述斯提利科的企图，用非常巧妙的手法打动了怯懦和怠惰的皇帝，说斯提利科准备谋害君王，怀着莫大的野心要让他的儿子优奇里乌斯戴上皇冠。皇帝在这位新宠臣的唆使下，发出自主的声音，以显示君王的尊严和地位。斯提利科很惊奇地发现，宫廷和御前会议在暗中的决定，全都违反他的利益和意图。霍诺留宣称不愿居住在罗马的皇宫，情愿回到拉文纳安全的城堡。等接到他的兄弟阿尔卡狄乌斯死亡的信息，便准备拜访君士坦丁堡，要以监护人的身份，管理年幼的狄奥多西所统治的行省。[257]霍诺留在得知这样大规模的远征行动所要面对的困难和所需的费用后，就停下了为突然的进军所进行的积极准备工作。但皇帝前往帕维亚的营区这一行动隐藏着危险的阴谋，这里的部队都将成为斯提利科的敌人，虽然他的蛮族协防军仍旧驻扎在当地。斯提利科平时对查士丁尼的意见言听计从，这位他所信任的罗马人是他的拥护者，不仅非常活跃而且很有远见，他反对他前往帕维亚，因为会对他的声望产生不利影响，还会危及他的安全。查士丁尼费尽唇舌但毫无成效，这注定了奥林庇乌斯将赢得胜利，行事谨慎的律师于是离开即将灭亡的赞助人。
皇帝行进途中经过博洛尼亚，斯提利科在暗地里操纵激起警卫兵变，之后又得到平息，他宣布对罪犯处以十一之刑，[258]然后又认为他们过去有功于国家而给予赦免。这次暴乱事件后，皇帝最后一次拥抱大臣，这时已把他看成叛贼。霍诺留继续前往帕维亚营区，接受部队对皇帝的欢呼，大军在此集结是为了进行高卢战争。第四天早晨，皇帝在奥林庇乌斯的教唆之下，宣布要集合军队举行宣誓典礼，而这些士兵经过奥林庇乌斯花钱收买和大力说服，准备执行血腥的阴谋。一声号令下，他们先杀掉了斯提利科的朋友，这些都是帝国最显赫的官员：像是高卢和意大利的两位禁卫军统领、骑兵和步兵的两位主将、御前大臣、财务大臣、内务大臣和宫廷伯爵，还有很多人员失踪，很多房屋受到劫掠，愤怒的士兵继续施展暴行，直到日暮才结束。皇帝被发现浑身战栗地站在帕维亚街头，没有穿袍服和冠冕，他接受宠臣劝说，责备死者的罪过，用严肃的言辞嘉许凶手的忠诚和主持正义的行动。
帕维亚大屠杀使斯提利科内心充满悲愤和忧虑，他很快在博洛尼亚营区召集同盟领袖会议。斯提利科麾下的这些追随者会一起遭到灭亡的命运，冲动的呼叫在会场中响起，大声吶喊着要为死者报仇，一刻都不能拖延，只要打着英雄的旗帜进军，胜利就会唾手可得。有罪的奥林庇乌斯和堕落的罗马人，都会受到打击和制裁，最后要将他们连根铲除，甚至可以把皇冠戴在受枉屈的将领头上。斯提利科没有立即下定决心，否则局势大有可为，他在犹豫迟疑中丧失了时机，以致陷入无法挽回的困境。他仍旧不知皇帝下落，也不相信自己人员的忠诚，同时他感到害怕，为对抗意大利的军队和人民，必须武装一大群难以驾驭的蛮族，这很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关系密切的盟友无法忍受他那怯懦和迟疑的拖延，带着畏惧和气愤的心情撤离。萨鲁斯是哥特人武士，在蛮族中以孔武有力和作战剽悍而知名，在午夜时突然侵袭恩主的营地，抢夺行李辎重，杀死护卫的匈奴人，冲进帐幕。大臣心中忧虑尚未入睡，正在沉思自己所处险境，好不容易逃脱哥特人的杀害，立即对意大利的城市发出最后警告，要他们关上城门防范蛮族。
这时斯提利科已走上绝路，迫得只有到拉文纳自投罗网，岂不知该地已完全落入仇敌手中。奥林庇乌斯拥有霍诺留授予的军政大权，很快就知道他的对手以哀求者的身份，落脚于基督教堂的祭坛前面。这位伪君子的性格卑劣，装出虔诚的面孔采用规避的手段，不愿违犯神圣的庇护特权。赫拉克利亚安伯爵率领一队士兵，在清晨(公元408年8月23日)出现在拉文纳教堂前，主教对赫拉克利亚安庄严的誓言感到满意，他宣称他们接到的皇室命令是要保护斯提利科本人的安全。等到不幸的大臣受骗踏出圣所大门，赫拉克利亚安拿出死刑执行状要立即动手处决，斯提利科的罪名是谋逆和犯上。他保持平静的态度没有申辩，随从明知大势已去，仍想给予无效的援救。斯提利科不愧为罗马最后一个名将，情愿引颈就戮，死于赫拉克利亚安的剑下。
十、霍诺留宫廷对斯提利科亲友的迫害(408 A.D.)
皇宫那群奴才过去一直崇拜斯提利科的权势，现在对他的败亡横加诬蔑。从前只要与西部主将有一点亲属关系，就能获得财富与官职，现在这些人全部受到刻意的罢黜和严厉惩处。他的家庭与狄奥多西皇室有三重联婚的姻亲关系，最后却落到极为悲惨的处境，甚至对地位最卑微的农夫都羡慕不已。他的儿子优奇里乌斯在逃走途中被截回，无辜的青年被处死后，塞曼提娅与她的丈夫离婚，补上了姐姐玛利亚的位置担任皇后，也像玛利亚一样虽然结婚，却始终是处女之身。斯提利科的朋友即使逃过帕维亚的屠杀，也受到奥林庇乌斯斩草除根的迫害，在残酷的审讯之下，要他们承认结党密谋和亵圣弑君之罪。他们宁可死也不愿承认莫须有的罪名，这种坚定的意志证实庇主的识人之明[259]和含冤受屈。专制的权力可以取人性命而无须审判、抹杀功绩无需证据，不辨忠奸的司法无法使后代子孙心服口服。[260]斯提利科功在国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的罪名不仅证据薄弱而且未必如此，完全是出于众口铄金的阿谀和仇恨。在他死后4个月，西罗马帝国以霍诺留的名义颁布了一封诏书，要恢复两个帝国的自由交往和联系，诏书中称，过去因为公众之敌从中作祟，才会长期中断。这位大臣的名声和财富来自国家的繁荣兴旺，现在却被指控要把意大利出卖给蛮族，完全无视他在波勒提亚、维罗纳以及佛罗伦萨的城墙之下，屡次击败蛮族大军的丰功伟绩。更说他图谋要将帝冠置于其子优奇里乌斯的头上，如果他真有这种念头，那在执行时不可能没有准备和同谋。这位“有野心的”父亲也不应该让“未来的皇帝”优奇里乌斯在20岁时，还在秘书处担任护民官这样低微的职务。甚至斯提利科的敌手带着恶意指责他的宗教信仰，他那把握时机而且带有奇迹性质的救援，当时在教士的赞许下举行了虔诚的庆典。然而，现在这些教士却断言，一旦优奇里乌斯即位马上就会采取措施恢复偶像崇拜，并对教会进行迫害行动。事实上，斯提利科的儿子一直在基督教内部接受教育，身为父亲的他一贯表示同意和热烈的支持。[261]塞妮娜竟敢把灶神庙所供神像的华丽项链据为己有。[262]亵渎神圣的大臣所作所为受到异教徒的诅咒，他下令将西比莱圣书和罗马神谕丢到火里。[263]斯提利科的真正罪名是傲慢的言行和慑人的权力，他抱着高贵的情操不愿让自己的同胞流血牺牲，这帮助了不值一提的敌手获得胜利。即使霍诺留如此对待这样一个过去曾尽力保护他的童年和捍卫他的帝国的人士，但后代子孙仍不屑责备皇帝的忘恩负义，这可说是对霍诺留的最后一次羞辱。
在这一大批跟着遭殃的人员当中，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在当时都受人瞩目，我们的好奇心仅及于著名的诗人克劳狄安。他受到斯提利科的关怀和照应，也随着庇主的败亡而惨遭摧残。他在宫廷的位阶是担任名义上的护民官和书记官，要感激塞妮娜的牵线，让他能够娶得阿非利加行省富有的女继承人。[264]克劳狄安获得罗马元老院的赏识和厚爱，其雕像被竖立在图拉真广场。[265]等到赞美斯提利科的言辞成为犯罪的证据，权势熏人而且心胸狭窄的廷臣，就把克劳狄安视为眼中钉，为他那无礼的才智所激怒。他曾经用生动的隽语加以比较，描绘出意大利先后两位禁卫军统领完全相反的性格。有一位像哲学家那样无为而治，情愿把时间花在睡眠和阅读上；对比之下，另外一个是唯利是图的贪官，不辞辛劳追逐着不义之财。“多么幸福!”克劳狄安说道，“要是马利乌斯一直清醒而哈德良永远沉睡，意大利的人民该有多么幸福!”像这种友善和温馨的规劝不会干扰到马利乌斯的休憩，但是哈德良在旁虎视眈眈等待报复的机会，轻易就通过斯提利科的仇敌之手，将令人讨厌的诗人变成微不足道的牺牲品。不过，诗人在这场混乱的变局当中，行事非常谨慎小心。他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求饶书信，向受到冒犯的统领公开认错，用悲惨的笔调悔恨当年的轻率和幼稚，表明那完全是出于冲动和愚蠢，诚挚希望他的对手能像神明、英雄和狮子那样，具有慈悲为怀的精神，望宽宏大量的“哈德良”能高抬贵手，放过毫无抵抗力且受人轻视的仇人。他已处于羞辱和贫困的卑贱地位，因为放逐、刑求和亲密友人之死，而受到很深的伤害。
不论他的恳求是否有效，未来的生活是否发生意外事件，不过几年时光，诗人就和斯提利科一样逝去，那位“哈德良”的名字也被人遗忘。但只要拉丁语文仍旧被保存和运用，阅读克劳狄安的作品就会给人带来欢乐。如果我们公正衡量他的功过，我们就得承认，克劳狄安没有使我们的理性得到满足，当然更无法让理性保持沉默。要想写出一篇能够称得上崇高和荡气回肠的文章并不容易，同样，要想挑选出能够打动人心、放飞我们想象力的诗句也不容易。我们要想从克劳狄安的诗中，寻找到有趣寓言中令人愉悦的创见和人的操行，或是现实中合理而生动的人物和环境，这一切都是白费工夫。我们知道他写出这些祝颂或抨击，都是为了服务他的庇主，这些因袭的作品鼓舞他的意念，要令其超过真理和自然的限制。不过，这些不完美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为克劳狄安的诗意所弥补，他用少见而宝贵的才华使卑贱的题材得以提升，贫瘠的题材得以修饰，单调的题材得以变化。他的诗歌在叙事诗方面尤其有特色，表现得柔美和华丽，大多展现出多样化的想象力，不会滥用自己的知识以穿凿附会，有时会表现出强有力的风格，以及一种永恒而和谐的韵律。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赞许，无论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适用。克劳狄安并不显赫的出身，使我们更要为他的功绩添上一笔；他是艺术和帝国衰微时代的埃及人[266]，从小接受希腊人的教育，成人后不仅精通且能驾驭拉丁语文，翱翔于软弱无力的当代人士之上，在相隔300多年后又置身于古罗马的诗人之列。[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