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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的政府和宗教与罗马帝国的衰亡有密切关系，我曾提及西徐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这些部族带着武器马匹、牛只羊群和妻儿家人，在里海到维斯杜拉河之间广阔无边的草原上放牧漂移，整个地区从波斯边界直达日耳曼人的疆域。但是好战成性的日耳曼人，开始只是抵抗，接着发展为侵略，最后终于颠覆西罗马帝国。这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欧洲国家的家务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更要重视和关切。近代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从日耳曼的森林中崛起，在那些蛮族简陋粗糙的制度中，仍可辨识出当代法律和习俗的基本原则。塔西佗这位历史学家，最早运用哲学的思维理则来研究史实，以独到的眼光和生花的妙笔，描绘出日耳曼人那种单纯朴素和自在无羁的原始状况。他的叙述简辟精到，不禁使当时的文人雅士爱不释手，也让现代的历史学家愿意深入研究。这个题材包罗万象，意义深长，已经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不仅着力甚大而且极其成功，读者对问题的了解变得更为熟悉，作者要想有所创见也就日益困难。因此我们要尽心全力探讨，反复思考某些天候、习俗和制度上的重要环节，就是这些因素，致使粗野的日耳曼蛮族得以成为罗马强权的劲敌。
一、日耳曼的自然环境
古代日耳曼延伸的区域极其广大，虽然不包括以莱茵河为边界、臣服于罗马的西部各省，占有之面积仍然超过欧洲的三分之一，几乎涵盖现在的日耳曼、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利沃尼亚和普鲁士的全部，以及波兰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广大的区域居住着一支由各个部落组成的庞大民族，从容貌、习俗和语言上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来源，显著的类似特征被一直保存下来。古代的日耳曼在西面以莱茵河与帝国的高卢行省相邻﹔南面以多瑙河与伊利里亚行省分界，起于多瑙河的一列山岭叫喀尔巴阡山脉，成为达契亚，或称匈牙利对抗日耳曼的屏障﹔东边与萨尔马提亚人处于相互防备的状况下，疆界的划分并不明显，这两个民族常因部落之间攻守联盟而纠缠不清；至于遥远而未知的北方，古代人依稀感觉到，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群岛[446]之外，还有一个冰冻的海洋。
有些学识丰富的学者认为，以前的欧洲比现在要冷，古代日耳曼对天候的描述有助于证实他们的理论。一般对厚重浓雾和漫漫长冬的怨言，可能较少受到关注，因为我们没有方法定出精确的温度标准，去衡量那些生长在希腊或亚细亚温暖地区的抱怨者的感觉或说法，但我必须指出两种比较不含糊的特定状况：
其一，莱茵河和多瑙河是屏障罗马行省的两条大河，经常在冰冻之后能够承载很大的重量。蛮族选择最寒冷的季节入侵，在宽广而坚实的冰桥上，[447]运送数量庞大的军队和骑兵，以及笨重的运输纵列，不至于有任何困难和危险。当前这个时代倒是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
其二，驯鹿这种用途广泛的动物经得住严寒，也唯有在这种气候才能生存，是北方蛮族荒寂生活最大的保障。有人发现它生长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岩石地区，此地离北极在十度之内。这些动物喜爱拉普兰和西伯利亚的雪地，无法在波罗的海以南地区生存，更谈不上饲养繁殖。但是在恺撒的时代，黑希尼亚森林遮盖着日耳曼和波兰大部分区域，[448]驯鹿、麋鹿和野牛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动物。近代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导致寒冷的天候减少的原因。广大的森林被逐渐砍伐，阳光可以照射到地面，[449]排放沼泽的积水使可耕种的土地增加，空气也更为温和。今天的加拿大就是古代日耳曼的缩影，虽然纬度与法国和英国气候最好的行省相当，但是冬季的酷寒实在令人无法消受，到处都有驯鹿生长，遍地覆盖又深又厚的积雪。在塞恩河和泰晤士河见不到冰雪的季节，圣劳伦斯河这条巨大的河流却已完全冻结。[450]
古代日耳曼气候对土著身心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很难了解清楚，也容易夸大其词。很多学者对此有共同看法，却谈不上有确切证据，就认为北方酷寒对增长寿命和促进生殖都有好处，北方的妇女比起温带环境的妇女更为多产，[451]人种繁殖会加速。我们也可断言，日耳曼寒彻心肺的空气，使得土著的四肢强壮、肌肉发达，身材也比南方人高大，适合担任发挥力量而非运用耐心的工作。他们因身体机能的强大而更加活跃，这也是天候使神经和心智受到磨炼的结果。冬季战争的严酷环境，会使罗马军队士气低落，但早已适应北方艰苦环境的青年丝毫不受影响；[452]反过来说，他们也无法适应夏季的炎热，在意大利阳光照射下，容易因生病和疲倦而衰弱不堪。[453]
二、日耳曼人的性格特质与生活习俗
地球上没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区会缺少居民，而第一批人往往会成为历史对这些居民的固有认识。然而，有些知名的学者，想要探索一个伟大民族的早期状况，不仅无法满足好奇心，一切努力也徒劳无功。塔西佗认为日耳曼人的血统纯正，国土的地势险要，但是他还是把这些蛮子称为印地基诺，意思就是“土著”。我们认为古代日耳曼在最早阶段，并不是由已形成政治社会的外来殖民所群居的地区，[454]而是某些在黑希尼亚森林流浪的野蛮人，逐渐融合成目前存在的民族且保有其名称。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会抱持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蛮族是他们所居住土地上的自然产物，这是一项很大胆的推论，要是没有证据的支持，将会受到宗教界的谴责。
这种理性的怀疑态度固然可取，但是无法反驳宗教方面的信念。采用摩西世界史观的各民族当中，大家都相信诺亚方舟的故事，就好像特洛伊围城对以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真实无虚，在既成事实的狭隘基础上，树立一个神话式的巨大而粗俗的超级结构。野性未褪的爱尔兰人[455]和鞑靼人一样，都宣称雅弗的独子是他们一脉相传的祖先[456]。17世纪有几位饱学之士潜心研究古代文明，从神话、传统、臆测和文字考证的吉光片羽中，将诺亚伟大的子孙从巴比伦的通天塔[457]带到大地之上。在这些明智通达的论述中，以乌普萨大学的奥劳斯·鲁德贝克最富创见，[458]姑且不论在历史学或神话学方面他是否获得盛名，起码可以说他是一个爱国人士，要把对世界的一切贡献归于他的国家。他认为希腊人是从瑞典(形成古代日耳曼相当大的部分)获得字母架构、天文学认识和宗教信仰的。在那令人愉悦的地方(就当地人的看法而言)，柏拉图的亚特兰提斯大陆、极北的乐土之乡、西方的金苹果花园、可爱的幸福群岛，甚至死后的极乐世界，都隐隐约约拿这里当作不完美的摹本。
只是上天如此垂爱的地方，不应在大洪水以后仍然一片荒芜。学识渊博的鲁德贝克认为，诺亚的家庭几年之间从8人增加到2万人，开始时应该散布在较小的殖民地，这样地球有了人类以后，才可以繁殖绵延下去。留在日耳曼或瑞典的这个分支[要是我没有弄错，那是在亚实基拿的领导下来到此地，他是歌蔑的儿子和雅弗的孙子]，在执行这件伟大的工作时，比别人更为勤奋，以至于在北方出现的人群，涌向欧洲的主体部分、非洲和亚洲，就像血液从四肢流向心脏(套用作者的隐喻)。
这些费尽心机构成的古日耳曼系统，却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推翻了，而且不会引起任何质疑也没有商榷余地，那就是在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不懂得使用文字。[459]文字的使用将文明人和无知识的野蛮人区划得泾渭分明，若没有这种人工系统的帮助，人类的记忆就会消退，从而丧失处理事务的思考能力。更高层次的思维理则，得不到模式和材料供应，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判断力变得衰弱而麻木，想象力趋向萎缩或失常。要想完全明了像这样重大的真实状况，只须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计算受过教育的人士和目不识丁的农夫之间的巨大差距。前者借着读书和思考，倍增自己的经验，悠游在漫长的时光和遥远的国度中；而后者扎根在一个地方，生存于有限年岁之内，在心智能力的运用上，比起为他工作的公牛好不了多少。民族之间的差距，比起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心平气和宣布，要是人类没有书写的能力，民族不会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录，在抽象的学科上不会有显著的进步，也不会拥有极为重要而且使人快乐的谋生技艺。
谈到这些技艺，古代的日耳曼人真是匮乏到可怜的地步。他们在无知和贫穷中度过一生，亏得有些卫道士用甘于纯朴来大肆赞扬。近代日耳曼据称有2300座有城墙的市镇，古代地理学家托勒密在这样广大的国土上，只发现不到90个地点，够条件能称之为城市。[460]然而，根据我们的观念，这些城市不过徒具虚名而已，只是一些粗制滥造的堡垒工事，建筑在森林的中央，当部落的武士出动击退突然进犯的敌人时，可用来保护妇女、儿童和牲口。
但是塔西佗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日耳曼并没有城市，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耳曼人鄙视罗马人辛勤构造的建筑物，将这些看成监禁他们的牢笼而非安全的场所。[461]他们并非比邻而居，或者聚合成正常的村落。[462]每个蛮子尽可能选平原、森林或靠近新鲜水源的地点，搭盖圆形的低矮茅舍，用不着石块和砖瓦，全部用粗木材建造，铺上干草当屋顶，上面留孔让烟气可以自由排出。在严寒的冬天，生活艰苦的日耳曼人只要有用兽皮制成的单薄的长袍，就能感到心满意足。住在更北边的民族则要穿着更厚的皮毛，妇女纺织很粗的亚麻布供自己使用。日耳曼森林里的猎物种类繁多，数量丰富，为他们供应所需食物，居民在不知不觉中锻炼出强壮的体魄。他们有庞大的牛群，外表看来不起眼但是蛮实用，成为他们主要的财产。少量谷物是他们取自大地的唯一产品，而对于栽培果树和种植牧草，则一窍不通。所有的土地每年要重新划分，个人的产业也随之改变，为了避免争执，大部分的土地保持荒废的状况，不加以耕作和使用。像这样一个民族，运用如此奇特的方式，真不敢期望他们在农业上能有多大的改进。
日耳曼极度缺乏金、银和铁。野蛮的居民既无技术也没耐性去探勘蕴藏丰富的银矿矿脉。等不伦瑞克和萨克森[463]的国王发现以后，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报酬。瑞典现在以铁砂供应欧洲，过去也一样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大的财富。铁这种金属对日耳曼人而言，最大的用途就是拿来制造武器，但从他们手中的这些武器可以知道，钢铁的产量实在太少。在处理平时和战争的各种事务过程中，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会出现一些罗马货币(主要是银币)，但是遥远的部落完全不知道金钱的功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商业行为，把粗糙的陶土器具，与罗马人送给他们国王和使者的银瓶，当作价值相等的物品。
一个人只要有思考的能力，就能发现这些重要的事实，比无关紧要的细节可以提供更多的启示。金钱的价值在于用来表示人类的需要和财产，如同创造文字是用来表达人类的思想，这两种制度使得人性的力量和情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助于达成预定的目标。金和银的使用大部分基于人为的因素，不像铁经过烈火的千锤百炼，经人类熟练的双手制造成形，对农业生产和各种技艺提供最大的贡献，效用之广已无法一一列举。总而言之，“金钱”是使人类勤奋工作最常用的“刺激物”，而“铁器”是使人类发挥工作效用最有力的工具。要是一个民族既没有“金钱”刺激，也得不到“铁器”支持，还能靠什么方法从极度野蛮的状态提升到文明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464]
若仔细观察世上的野蛮民族，会发现“因循怠惰”和“不思来日”是他们最大的通病。在文明国家中，个人的能力得到发展和训练，相互依存的巨大锁链，将社会上各种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人终生操劳以求一饱，极少数人受到神明垂爱，获得的财富超过他的需要，能有多余时间去追求乐趣或荣誉，增进财产或知识，基于责任对社会生活做出有益或愚蠢的事情。日耳曼人的社会架构并不复杂，照料房舍和家庭、管理土地和牛群，一概交给老弱残疾、妇女和奴隶。懒惰的战士不具备任何一种才艺让他消磨闲暇时日，就像动物一样满足于竟日竟夜的饮食和睡眠之中。
但自然界会产生奇异的反常现象(根据一位作者的看法，他曾深入探讨最不为人所知的黑暗角落)。这样的蛮族既是人类中最懒惰的人，也是最心浮气躁的人。他们不爱工作，喜欢过懒散的生活，却又讨厌平静无事，萎靡不振的心灵像是被压制在重负之下，急需经由新鲜有力的感觉来发泄。战争和危险对他们而言是唯一的欢愉，能契合他们凶残粗暴的脾气。日耳曼人听到武装的召唤声就满怀感激之情，从不安稳的昏睡中醒转，产生积极的进取心，经由身体的剧烈操劳和心灵的极度刺激，恢复意识，感觉到自己还生存在人世。在得到和平后的无聊沉闷期间，这些蛮子毫无节制地沉溺于豪赌和狂饮。豪赌能激起斗志，狂饮则丧失理智，这两种不同的方式都能免除思考的抑郁。他们为夜以继日耗在赌桌上而感到自豪，朋友和亲戚的鲜血经常流在满是醉鬼的会场。他们对赌债很讲信用，不顾一切的赌徒将个人财产和自由全部押在最后一把骰子上，耐心服从命运的决定，让自己被体格虽然较弱小却幸运的赢家用绳索捆绑加以惩罚，卖到远地为奴隶。[465]
味道很重的啤酒，是一种技术含量很低、从小麦和大麦中提炼出来的饮料，经过“腐化”(塔西佗特别强调这一点)的程序，做成很像酒的东西，符合日耳曼人格调低劣的口味。饮过意大利和高卢葡萄酒的日耳曼人，都会为那天之美禄的香醇可口倾倒。然而，他们并不打算把葡萄树移植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过去做得很成功)，也不愿意勤劳工作，来获得可以赚取厚利的原料。能用武力可以抢到手的东西却要用劳力去换取，这是对日耳曼精神的极度藐视。他们对烈酒产生无法克制的渴求，刺激着日耳曼蛮子侵入附近的行省，因为这些地方有上天赋予的最令人垂涎的礼物。托斯卡纳人将国家出卖给克里特民族，用温暖气候出产的鲜美水果和葡萄，吸引他们进入意大利。16世纪时日耳曼的外援部队受邀参加法兰西的内战，也是运用同样的手法，因为香槟省和勃艮第省是最著名的产酒地区，他们得到赠予美酒的承诺才参战。[466]酗酒虽然不是最危险的恶行，但却是最无教养的习性。在一个低度文明的国家，纵酒暴饮的行为经常会引起一阵搏斗、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
三、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
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开始，[467]经过10个世纪的努力，古代日耳曼的气候变得更温和，土地也更为肥沃，在同样面积的地区内，目前可以轻易维持100万农夫和工匠的人口，过去却无法用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供应10万名懒惰的战士。[468]日耳曼人将广大的森林弃而不用，除了狩猎以外，其余大部分的土地用来放牧，只有剩下很小的面积，进行毫不在意的粗放耕作，这样做之后却还埋怨国土的欠缺和贫瘠，无法维持为数众多的居民。他们没有维生的技艺，经常发生饥馑，只有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青年迁移出去，[469]减轻民族所遭遇的灾难。文明人拥有财产和享用财产，才能与国家的进步产生密切的联系，这是定居在一块土地上的有力保证。
日耳曼人随身携带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牛群和他们的妇女，欣然放弃沉静的森林，抱着无穷的希望去进行抢劫和征服。人数庞大的群众从这个民族的大熔炉中一拥而出，因为害怕被外人所奴役，他们的后裔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使得这种向外迁移的现象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有这样一种学说经过渲染逐渐成立，声誉卓著的学者也表示赞同，那就是在恺撒和塔西佗的时代，北方的居民要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数还要多。[470]经过深入探讨各时代的人口问题，证明这些现代的智者，他们的假定不但错误而且极不可能。马里亚纳和马基雅维利固然大名鼎鼎，但是罗伯逊和休谟在这方面更有成就。[471]
如日耳曼这样好战的民族，既没有城市、文字和技艺，也没有金钱，却能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算是在野蛮状态下找到的一些补偿。就好像我们的欲望和财产，成为专制政治中难以解除的桎梏一样，只有贫穷能使他们保有自由。塔西佗说道：
在苏欧尼族当中，财富掌握在高阶人员的手里，因此他们臣属于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对人民毫无信任，甚至不让他们自由使用武器，就像通行在日耳曼其他地区那样。他们既不将武器交付给公民，也不交付给自由人，而是托付给奴隶。他们的邻居赛东尼族，人民的地位比奴隶都不如，全部要服从一个妇女的命令。[472]
在提到这些例外事件时，这位伟大的历史学者非常清楚政府机能的一般理论。我们唯一感到困惑的是财富和专制，用什么方法才能深入北方的遥远角落，浇熄在罗马边境熊熊燃烧的大火。再来是那些丹麦人和挪威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以顽抗不屈的精神著称于世，怎可能如此听命于人，放弃日耳曼人自主不羁的伟大个性？[473]或许，在波罗的海海岸的某些部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个人的权利，但却承认国王的权威。不过，在日耳曼大部分地区，政府采用民主政治形式，与其说是经由普遍与明确的律法决定，不如说是由血统、勇气、辩才和迷信所形成的偶然优势来加以制约。
日耳曼人最初的理念是为了共同防卫而采取自愿参加的联盟方式成立政府。为了达成目标，每个人必须舍弃私人的意见和行动，服从大多数参与人员的决议。日耳曼的部落满足于这种粗陋而自由的政治社会架构，一个双亲都是自由人的青年，成年时被引入同胞所组成的会议，被很庄严地授予矛和盾，成为军事共和体制内地位平等而能发挥作用的成员。部落的战士会议，在固定的季节或突发的危险状况下召开，会议议题包括有关防卫措施的检讨、官吏的选举以及和平与战争的重大事务，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最后再做决定。有时这些重要的问题会事先经过审慎的考量，在特别推选的部落酋长会议中再提出来讨论。官吏可以审慎地思考，然后用言语说服参加会议的人，而人民只能参加表决和贯彻执行。日耳曼人在下达决心时，不但快速而且会运用激烈的手段。蛮族习惯于肆无忌惮地发泄情绪，逞一时之快而漠视未来所产生的后果，心中满怀愤怒，表现出藐视的神色，根本不理会法律和政策的约束，常用毫无内容的牢骚话，表达他们对懦弱商议的不满。等到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提议大家要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奋发图强，不论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还是要从事危险和荣誉的行动，全体都会用矛敲击着盾，发出巨大的响声，以表示对会议的热切赞美。日耳曼人经常随身携带武器来开会，此时最值得担忧的就是心志不坚的群众被不合的言辞和大量的饮酒所催动，拿出武器来宣示他们愤怒的决心，并且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波兰的议会经常发生流血事件，逼得人数众多的党派屈服于狂暴而激情的小组织。[474]
日耳曼人在危险的时刻选出部落的领袖，要是局势非常严重而急迫，几个部落可以共同推举一位将领，最勇敢的战士会受到提名，以身先士卒而不仅是发号施令的方式来指挥同胞投入战场。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但还是难免遭人疑忌。这个权力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日耳曼部落在平时并不承认任何最高领袖，不过，在一般的会议上会指派“诸侯”[475]，负责在各自的区域之内执行法律，也可以说是调解纠纷。在选择这些行政官员时，家世和功勋同样的重要，联合政府会派给他们卫士及一个百人议会。早期的诸侯享有卓越的地位和荣誉，罗马人会用合法的头衔来向他们表示敬意。
从行政权力的运用，就可看出日耳曼习俗衍生的制度所具有的特点。诸侯在所负责的行政区域之内，操持着土地财产的绝对权力，同时根据一种划分方式，每年重新加以分配。但是他却没有处死、监禁甚至殴打公民的权力。一个民族如此保护人身的权利，而不重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他的人民完全无视于勤奋的工作和技艺的学习，但是会受到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心的启发和激励。
日耳曼人只尊重那些加诸自己身上的责任，士兵以藐视的态度抗拒行政官员的权力。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中提到：
出身高贵的青年若没有列入著名领袖的忠诚战友名单中，去奉献他们的武力和服务，就会感到惭愧。这些忠诚伙伴之间进行着高贵的竞争，以便受到领袖的尊重，而获得更高地位。领袖之间的竞争，在于获得多少英勇的战友。永远被一群精选的青年所围绕，就是领袖的骄傲和力量，在和平时这些人是他的装饰，在战争时这些人是他的保障。这些英雄的荣誉会散播开来，超越部落的狭隘范围。礼物与使者被送来恳求得到他们的友谊，他们使用武力带来声望，保证所赞助的党派获得胜利。领袖的骁勇善战若在危险的时刻被其战友超越，他会感到极不光彩；从战友的立场来说，若无法与领袖同样的骁勇善战，更是个人最大的耻辱。领袖在战场上被击倒而他却全身而退，这是一辈子洗刷不掉的污名。保护领袖的个人安全，用自己的功勋当战利品来装饰他的荣誉，这是他们最神圣的责任。领袖为胜利而战，战友为领袖而战。最高贵的战士，即使本乡本土太平无事，也要赶赴遥远的战场，保持人多势众的队伍，去践行他们永不服输的精神，以冒险犯难来赢得声名。战友向慷慨的领袖要求奖赏，只有久历战阵的骏马，沾满血迹和赢得胜利的枪矛，才是合乎战士身份的礼物。领袖要表现自己的好客，在简单的餐桌上摆满丰盛的食物，来款待这些英勇的战友。唯有战争、掠夺、友情，才能保证他们的予取予求。
当然，这种制度偶尔会使共和政体积弱不振，但整体而言，却能激发日耳曼人在性格上的活力，使这些野蛮人易受影响的德行日趋成熟，以至于信仰和英勇、好客和礼节，在接着而来的骑士时代受到世人的瞩目。据一位才高八斗的学者宣称，领袖将最早期的采邑作为赠予勇敢战友的最光荣的礼物，等到征服罗马的行省以后，则以一种带着类似效忠职责与军事服务的方式，将获得的土地加以分配，因而产生了很多蛮族的地主。这种状况与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则相抵触，他们喜欢互赠礼物，但不会形成双方义务关系的负担。
“在骑士时代，更恰当地说是浪漫时代，所有男人都很勇敢，妇女都很贞洁。”贞洁是比勇敢更难保持的德行，这一切只能靠古代日耳曼的妇女实现。一夫多妻制除了诸侯之间，一般并不常见，目的在于巩固联盟关系。习俗而非法律禁止离婚，将通奸视为无法赦免的罪行来加以惩处，[476]基于先例和风气，诱拐妇女也被视为不正当行为。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塔西佗很坦率地拿蛮族的美德懿行和罗马女士的淫荡败德来做比较。严格说来，日耳曼人的婚姻生活，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一种忠诚和贞洁的风气。
文明的进步可以缓和人性的凶恶性格，但是对贞洁这种德行产生不了正面作用，因为引起不贞的原因在于心灵的软弱。要是一味在两性的交往上琢磨，就会让优雅的生活开始腐化，爱情的欲念转变为难以控制的热情，就会产生危险，要是被蒙蔽的话后果更为严重。优雅的服饰、动作和姿态，增加美丽的诱惑力，经由想象力，更加重了感官的刺激。奢华的欢娱、午夜的拥舞和淫乱的景象诱惑女性，增加了红杏出墙的机会[477]。要是拿这种危险的环境做个比较，蛮族未施脂粉的妇女，因贫穷、孤独，以及需要辛苦照顾家庭生活，在贞节方面更为安全可靠。日耳曼的茅舍，四周敞开一无遮蔽，对于配偶的忠诚，却比波斯后宫的高墙、门闩和太监更为安全。除了这些理由，还要基于荣誉的天性，日耳曼人以尊敬和信任对待妇女，每逢重大情况必与她们商量，欣然承认在她们的心胸之中存在着比男子更高的尊荣和智慧。
日耳曼的女性中有些解读命运的人，像是巴塔维亚战争的维利达[478]，以神的名义统治着日耳曼最凶狠的国家。其他的女性虽然没有被当成女神来崇拜，却被尊为与士兵完全平等的战友。她们从结婚典礼开始，一生都与丈夫安危与共、荣辱同当。[479]在日耳曼人大举入寇时，蛮族营地充斥着成群的妇女，无论是听到刀兵相接的声音，看见各种杀戮毁灭的场面，甚至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受到重伤或死亡，她们仍然镇定如昔，毫无畏惧之心。过去发生很多次这样的状况，日耳曼的军队已经丧失作战的勇气，因为妇女宁死也不愿当奴隶，所以又被赶回去拼命到底。要是大势已去，她们知道如何用自己的手，为自己和儿女做一了断，以免受到胜利者的侮辱。[480]这样的女强人真是令人钦佩，但说实在话，她们既不可爱也让人无法感受到爱，要与男人一比高下，就得抛弃迷人的诱惑力，那就是女性的娇弱和温柔。日耳曼女人发自内心的骄傲，教导她们要压制各种柔情，以争取荣誉。女人的最高荣誉就是贞操，这些精神昂扬的女性的情操和品行，可以视为民族特性的成因、结果和证据。女性的勇气，不论是由狂热所激发还是习惯所确立，在隐约之间对男性并不完美的模仿，表现出那个时代和民族的特色。
四、日耳曼人的宗教信仰
日耳曼人的宗教制度(要是蛮族的狂野想法能配得上这种称呼的话)基于他们的需要、畏惧和无知，[481]崇拜自然界庞大的物体和他们象征的代表，像是太阳和月亮、烈火和大地，还有那些想象中的神祇，各据有重要的职位来管辖着人类。他们相信经由某种不可思议的占卜，可以了解上天的意愿，而拿人来做牺牲，是祭坛最珍贵也是最乐意接受的祭品。神的子民持有高贵的观念，就能赢得神的赞许。他们既不将神局限在庙宇的墙内，也不用人像来表示神的形体。我们知道日耳曼人不善于建筑，同时也完全不懂雕刻的艺术。我们不必对说出真正的理由而有所顾忌，他们对宗教的表达与其说是基于理智的考量，毋宁说是欠缺创造的才能。日耳曼人用黑黝而古老的树丛当作庙宇，受到后代子孙奉若神明的尊敬，秘密幽暗的处所隐藏着想象中的神明力量，没有设定明显使人敬畏和崇拜的目标，却在心田深处烙上宗教的恐惧意识。[482]那些举止粗俗而又目不识丁的教士，根据经验运用各种手段，尽量要把这种印象和做法保持下去，以符合他们的利益。
基于同样的无知，这些蛮族并不知道和信奉法律的有效限制，竟然赤裸裸毫无防备地将自己暴露在迷信的盲目恐惧之中。日耳曼的教士利用同胞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在与俗世有关的事务上，拥有官吏所不敢行使的权限。傲慢的战士忍耐服从着鞭打的惩戒，这权力并非来源于人类，而是战争之神的命令。教会当局经常干涉内政的缺失，在民众召开的会议场合维持秩序，有时会对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事务表示更大的关切。近来在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较为偏远的地方，[483]经常举办庄严神圣的游行。大地女神那不为人知的象征物，置放在母牛拉曳的大车上，四周用布幔覆盖，女神的停居地是吕根岛，用这种方式巡视邻近部落的信徒。在她出巡这段期间，战争暂时休兵，争吵沉寂下来，武器弃置一旁，心浮气躁的日耳曼人有机会享受平静与和谐的祝福。11世纪的神职人员经常挂在口边的话，就是“奉神之名，停止打斗”，这很明显地引用自这个古老的习俗，这句话常用来呼吁双方休战，但是收效不大。
宗教所产生的影响力，只会强烈激起日耳曼人凶狠的情绪，没有办法产生安抚的效果。宗教在尘世的代理人基于既得利益和信仰狂热，以遵奉上天的旨意为名，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而且满怀成功的信心。神圣的旗帜长久以来在陷入迷信的队伍中受到尊敬，被置放在战场的前方，[484]同仇敌忾的军队发出可怕的誓言，要把对方献祭给战神和雷神。在士兵 (这就是日耳曼人) 的信念当中，怯懦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勇敢的男子汉会受到好战神明的垂爱﹔抛弃盾牌的卑鄙角色，会被他的同胞赶出宗教集会和内部会议。有些北方的部落相信转世的说法，[485]也有人相信战死后会进入一个可以痛饮美酒永生不朽的天堂。但是大家都同意，献身军旅和光荣战死，无论是今生和来世，都是对未来的幸福做了最好的准备。
教士给予永世不朽这种空洞的承诺，吟游诗人也会强调各种英勇的行为，这种社会等级很特别的人物，对于要想研究古代的凯尔特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和日耳曼人的某些学者专家而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对象。吟游诗人的天才和性格，以及对自身职责的重要性所抱持的尊敬心理，已经有充分的例证，但是我们无法想象或是表达出他们在听众心中激起的对战事和荣耀的热情。在一个光芒四射的民族当中，对诗的品味与其说是心灵的感受，还不如将之看成幻想的欢愉。然而，当我们闲暇无事时用阅读来消遣，身临其境般感受荷马和塔索[486]所描述的战场，在不知不觉中为虚构的情景所吸引，感受到一种战斗气氛的蓬勃生机。但是在心平气和下进行孤独的深思，这时所得到的感受是多么的微弱!又是何等的冷漠!吟游诗人在上战场时，或者在胜利的宴会，歌颂古代英雄的光荣事迹。古代英雄的后裔就是好战部落的族长，神情激昂地倾听朴实无华而充满生气的音韵，对战事和危险的展望提升了军歌的效果，而军歌激发起热情，渴求名声和不惜一死，就是日耳曼心灵不变的期盼。[487]
五、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所造成的影响
以上就是古代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他们生活地的气候，他们的缺乏学识、技艺和法律，他们的荣誉感、侠义心和宗教观以及那自由意识、崇尚武力和渴望冒险进取的精神，全都有助于形成一个产生军事英雄的民族。然而我们发现，从瓦鲁斯战败到德西乌斯临朝，250多年来，这些可怕的蛮族对于帝国萎靡颓废和奴隶充斥的行省，很少进行大规模的袭击，也没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扩张受到缺乏武器和纪律的阻碍，而其对罗马的愤怒也因古代日耳曼内部的纷争而转移。
其一，一个民族控制了铁以后不久就可以控制黄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日耳曼粗野的部落，同时缺乏这两样有价值的金属，只有独自慢慢去寻找，获得一种接着就可以得到第二种。从外表就能看出日耳曼军队缺乏铁，他们很少使用刀剑和长枪，他们的弗拉迈(这是日耳曼的名字)是顶部装着锐利而狭小铁尖的长矛，需要时可以从远处投掷，也用来做近身战斗时的冲刺。他们的骑兵带着这种矛和一个盾，就感到心满意足。为了增加步兵的战力，他们选择散开队形，尽力投射标枪。他们所谓的军装是一件宽大的披风，木头盾牌和柳条盾牌上仅有的装饰就是一片混杂的颜色。少数族长因穿着胸甲而显得与众不同，很少人有戴头盔的习惯。虽然日耳曼人的马匹外形不美观，速度也不够迅捷，没有受过罗马的马术训练，但有几个国家却以骑兵赢得很高的声誉。大体来说，日耳曼军队的主力是步兵，[488]按照部落和家族的次序，排成几列纵队。这些半武装的战士，无法忍受疲累与等待，总以狂嗥的叫嚣和混乱的队列冲向战场，有时会发挥天生的勇气，战胜虚有其表的罗马佣兵。蛮族只知倾全力发起第一击，但是不知道整顿部队再战或是退却以保持实力。他们认为被击退就是战败，战败的结果通常是全军覆灭。
罗马军人拥有全副盔甲，除此之外，他们的纪律、训练、阵式、设防的营地和各种投射机具无不齐全完备。面对这样的罗马军队，蛮族竟敢凭着血气之勇，在战场上迎战由军团构成的主力，真是令人感到惊讶无比。何况罗马军队还有协防军所属的各种部队来支援他们的作战。这种竞争实在太不公平，到了后来，罗马军队被奢靡和怠惰的习性销蚀了精力，被抗命和叛乱的风气败坏了纪律。等到把蛮族组成的协防军带进罗马的军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举措，因为这样就教会了日耳曼人运用战术和战法。虽然在开始时所使用的协防军数量不大而且有严密的防备，[489]但是从西维利斯的案例来看，罗马人相信这种危险是货真价实的。在尼禄死后的内战期间，这位智勇双全的巴塔维亚人，拟订了一个极具野心又极有创意的计划，所以他的敌人才拿他来跟汉尼拔和塞多留做比较。[490]8个巴塔维亚步兵支队，在不列颠和意大利战争时名声大噪，这时就投靠在他的旗帜之下。西维利斯遂领着这支日耳曼军队进入高卢，说服特雷武和朗格勒等有实力的城市支持他的理想目标，使他能够击败罗马军团，摧毁设防的营地。他使用在罗马军队服役时所获得的军事知识来对抗罗马人，最后经过一场顽强的斗争，屈服在帝国的势力之下。西维利斯以光荣的条约保全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巴塔维亚人仍旧据有莱茵河口的海岛，[491]是罗马君王的盟友而不是仆人。
其二，古代日耳曼要是能联合起来，所产生的力量必然非常巨大。地域广阔的国家可能有100万战士，全部都是适龄的壮丁，可以立即发挥作用。但是这批凶狠的群众，经常被各种怀有敌意的企图所刺激，无法协调合作，完成有利于整个民族的伟大计划。日耳曼分裂成四十几个独立的国家，就是在每个国家当中，也经常有几个部落联合起来，不仅组织松散，而且容易造成危险。蛮族很容易被激怒和煽动，他们不会原谅别人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更不要提公然的侮辱，引起他们的愤怒就会流血，而且记仇不愿和解。打猎和饮酒的乱哄哄宴会上，经常发生的偶发性争吵，就足够在整个民族之间产生心结。任何重要的族长所领有的私人采邑，都可以将这种不满在他的追随者和盟友之间播散开来。对无理取闹的报复，抢劫不设防的地方，都是引起战争的原因。日耳曼是最令人感到畏惧的国家，用杳无人烟和保持原状的广阔边疆，来环绕自己的领土。[492]邻国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证明他们感到武力的恐怖，用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保护自己的国家免于突然受到侵略的危险。塔西佗曾说过：
布鲁克特里族遭到邻近部落的绝灭，[493]这些部落也许是被这一种族的傲慢所刺激，也许是被所能获得的战利品所引诱，也许是受到了帝国神灵的启示。最终有6万多蛮族被杀，虽然并非罗马人所为，却为我们提供了能在竞技场上观赏的娱乐活动。罗马人现在已经到达繁荣的巅峰，除了要这些蛮族之间不和以外，对命运已别无所求，但愿罗马的敌国彼此永远保持势不两立的仇恨心理。[494]
塔西佗的这种想法，完全基于爱国心，但不见得合乎人道，也表示出他的同胞所秉持的政策原则。罗马帝国认为最安全的权宜措施，不是与蛮族作战，而是让他们分裂，因为就是击败对方也得不到利益和荣誉。罗马人借着金钱和谈判，暗中进入日耳曼的心脏地区，对于靠近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国家，在不丧失尊严的状况下，尽量运用各种诱惑的手段来加以安抚，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有用的朋友，而不是带来麻烦的敌人。最有名望和势力的族长，像是受到奉承可以满足虚荣心一般，接纳微不足道的礼物，这些礼物被他们当作高贵的标记和奢华的器具。在内部发生纷争时，势力较弱的派系企图与边疆行省的总督取得秘密的联系，好维护本身的利益。日耳曼人之间每一件争执，都是罗马人的阴谋煽动所致，而且任何有利公众和团结的计划，都被个人的猜忌和利益形成的强烈偏见所摧毁。[495]
马可·安东尼在位时，从莱茵河河口一直到多瑙河的所有日耳曼国家发起合谋，甚至包括萨尔马提亚人在内，这件事吓坏了罗马人。[496]我们并不清楚像这样一个仓促组成的联盟，究竟是基于需要，还是理智或感情上的产物。但可以很确切地说，蛮族并不是因为罗马皇帝的怠惰而受到引诱，也没有被罗马皇帝的野心所激怒。马可面临危险的进犯行动，一方面要保持坚定，另一方面要提高警觉。他安排有能力的将领到容易受到攻击的地点，自己亲自指挥多瑙河上游几个重要行省，经过冗长而互有输赢的战事以后，蛮族的战斗意志被摧毁。主谋的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497]不但自食其果，还受到严厉的处罚，被迫从多瑙河的河岸向后退出5英里，[498]奉令交出年轻的精英分子，立即送到不列颠遥远的海岛，他们在那里充当人质，也可以当作士兵使用。因为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经常叛乱，愤怒的皇帝决心要将这个区域变成帝国的一个行省，但这个计划因他的崩逝而中止。然而，这样一个令人畏惧的联盟，在帝国历史的最初两个世纪中只出现一次，以后就完全消失，在日耳曼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本章内容是概论日耳曼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并不对恺撒、塔西佗或托勒密时代的这个大国里的各种部落进行描述或辨识。因为新生的族群就像古老的部落一样，不断在本书中出现，只能简单扼要地提到他们的来源、状况和特殊的性格。现代国家是悠久定形的社会，用法律和政府结合在一起，被农业和技艺约束在祖国的土地上。日耳曼部落就像军人那样自愿结合起来，因为都是蛮族，就常会发生激烈的变动。同样在这块土地上，当征战和迁移浪潮发生时，所生活的居民就会变换。同样的社会，在防卫或侵略计划之下团结一致，会赋予新成立的联盟一个新的头衔。古代的联盟瓦解以后，会在独立的部落恢复长久被人遗忘的名称。一个胜利的国家经常将自己的名字颁给被征服的民族，有时自愿的群众会从各地蜂拥而来，投身到受人爱戴的领袖所展开的旗帜之下，他的营地就成为他的国家。在开创大业的环境里，要不了多久，这些混杂的群众就会有共同的称呼。凶恶的侵略者不断更换自己的名号，使得罗马帝国的臣民感到惊惶失措。
战争和政治是历史的主要课题，在这样繁忙的舞台上，人类因境况不同而大异其趣。一个伟大的帝国有几百万驯服的臣民，默默从事他们的工作，不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件，所以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宫廷、首都、军队和战场这些方面。但是一个自由放任和野性未驯的国家，在内部动乱的时节，或者出现小型共和国那种状况，[499]几乎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参加行动，后续的情况也会受到大家的瞩目。日耳曼的人民经由不断的分裂和不停的运动，使我们产生迷惑，好像人数在大量增加。日耳曼实在有太多的国王、战士、军队和国家，有些很容易使人忘记他们是同一个对象，只是在各种不同的称号之下重复地出现，而且经常对不具声望的对象滥加各种显赫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