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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起脚后跟，用手背轻轻地拍了拍额头，穿过一个活门，急急忙忙地回到自己的地狱里。对这个年轻的菲利普·柯巴尔来说，这是第一次遇上了一个疯子和对公众有危险的人。相反，在他的同龄人眼里，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件。也许直到今日，他们依然惟命是从地臣服于他，就像当年在那个专为一次讲话遮得昏暗的区首府“多功能厅”里时一样。不过，这次对孤独的经历，不也同时放射出了解放的光芒吗？
这个躺在汽车里的人，最后看见自己面前有一个海峡，并且已经进入战时状态了。除了两个岗哨外，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在海峡这边，一个在海峡那边，两个都远在外水域里，人人都站在一个狭小的、在海浪里晃来晃去的圆盘上，而且有一个声音说，你立刻就会感受到，为什么战争会是惟一实际的东西。
等我醒来时，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没有恐惧，只是陶醉。汽车停下了，然而是一个陌生的、色彩异样的地方。刚才还发着红光的月亮变成了一个淡色的白日月亮，是天空上惟一的云朵，圆圆的，小小的，与又圆又小的太阳正好相对。我不知道自己怎样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至多不过想起了离合器频繁转换和灌木条掠过车窗玻璃的响声。折合门敞开着，一下车，我碰到了司机，他从容地——现在说起这一切来，只会像童话一样——向我说了一声早晨好，并且让这个似曾相识的小伙子来共享他的早点。
汽车停在空旷的路段上，不过有一条田间小道通往一个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村子里。然后，乘车的人们也从那里走过来，大家都一下子出现了，像从同一个家出来似的。这里想必就是始发点。他们编队移动着，穿得像是外出什么地方去上班。其中有一个警察，他身着制服，走在其他人一旁，充当着元帅角色。他们刚一上车，离开视线，那村子看上去就没有人烟了，犹如打眼看上去时一样，一座脱离了历史的浅灰色的石头纪念碑，一座周边地区空荡和多风的纪念碑。我一走进里面时，当然听到了收音机声，闻到了汽油味，碰到了一个丑陋得令人失望的年长女人，她把一封信投进了常见的黄色邮筒里。与此同时，她为什么非要把我当作“终于又一次回家来的那个过世的铁匠的儿子”来欢迎呢？请我坐到院里的长条椅上，四面高墙挡着凤，给我端来一盆水让我洗洗，给我缝好上衣缺失的扣子，为我织补破损的短袜——与哥哥不同，我压根儿就不会爱惜自己的东西。一件衬衣，他穿上十年还像新的，而我刚穿上一天就扯破了——，给我看她女儿的照片，让我住在她家里呢？仿佛童话规则就这样，我一个问题也没提，既不问这个地方的名字，也不问这个虚幻而自由的王国的名字。我在梦里越过了这王国的边界，之前有过渡，而之后就没有了。到了这里，与在路上截然不同，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熟悉的，所以我也明白自己已经到了喀斯特。
伴随着铺着漆布的餐桌，沉湎在神话里的惊奇和不安很快就让位于一张报纸的头版头条（通过另外一种语言，再也没有了掩饰），一个地下蓄水池，上面有一块牌子提醒你，在那次世界大战中，这个井状空间曾经是抵抗战士的秘密电台所在地。尽管如此，喀斯特连同失踪的哥哥一起，就是这个叙述的动机。可话说回来，难道一个地方是可以叙述的吗？
早在孩童时，喀斯特虹吸管流一开始就被弄错了。我从小就把哥哥的果园所在的那片碗状凹地当成了一个灰岩坑，因为它是再也明显不过的喀斯特地貌。就是因为有了它，才使得我们这片不起眼的雅恩费尔德平原引人注意了；多布拉瓦森林里的几个弹坑正好够垃圾坑的大小，德拉瓦河如此深深地隐藏着，流动在特罗格峡谷里，既不能行船，也不能载舟（最多不过是游击队员当年划着双把大木盆夜间渡过）。而在林肯山村里，肯定没有一个人曾经意识到生活在一条真正的、十分重要的河边上。这片平地上的凹地是我们这里惟一值得一看的东西，不是因为其形状，而是其独一无二性：这位学生自豪地心想着，这儿如此远在喀斯特北面，像那儿不计其数的地方一样，也有一个地下岩洞塌陷了，土壤从上面垮下去了，从而形成了这片肥沃的碗状土地。在我孩童的心灵里，凡是曾经发生过事情的地方，将来还会发生事情，完全另外的事情。而我望着这片被信以为真的灰岩坑的目光，既是期待的，同时又是畏惧的。
后来，当我受到那位（地理和历史）老师的启发时，这表象，这多年的表象早就根深蒂固了。如果说我有一个想往异地的目标的话，那就是喀斯特。与此同时，除了光秃秃的岩石镶嵌在其中，密密麻麻，除了一个个灰岩坑，坑底尽是红土，我对它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概念。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次，那个半大不小的家伙坐在家里的窗台上，神往那群山之后不为人所知的海滨高原时号啕大哭起来，那样猛烈，这哭声和孩子有时候的哭叫不一样，拥有一种惊叫的力量：我现在认识到，那是他未被问及，自觉自愿地从自身发出的最初的东西——他第一句自己的话。
又是那个老师，我现在从他那里继承来这个方法，为我叙述喀斯特的努力开个头（虽然与当年在窗台上的恸哭相应，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单纯的“噢，被加上翅膀的岩石！”的声音）。他虽然用一声惊呼开始了他心爱的历史，即玛雅人的历史，但不是从历史事件，而是从地下的演变而来的。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于土地特性预先确定的，只有当土地一同参与到每个阶段时，才可能有规律地叙述；惟一真实的历史撰写必须始终和地理研究同时来进行。他甚至敢于单从一个国家的各种地貌中来判定一个民族的循环，能不能在那儿居住的人群中形成循环以及民族。玛雅人的国家尤卡坦半岛也是喀斯特，一片塌陷的灰岩平地。然而与这个喀斯特，也就是“喀斯特鼻祖”的里雅斯特海湾的高原不同，世界上所有可以相比的地貌或许都从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名称，是它的“翻转形式”：在地中海之上的地区，到处都是岩灰坑。而在热带地区都会翻转向上形成塔形和锥形地貌。在欧洲这样的地方，少得可怜的雨水以及从大陆腹地流过来的河水被多缝的灰岩就地吞没了。而中美洲地区充沛的雨水则又从岩石孔里冒出来了，甚至成了海滨之前的淡水井，含盐的大西洋中的淡水井，而玛雅人当年就是划着小船出去汲水的。
所以，按照这位老师的学说，生活在原始喀斯特的人无疑就是玛雅人“翻转的民族”。他们不是去田间劳作要下到灰岩坑里，而不是攀上梯田吗？他们的圣地不就清清楚楚地展现在那光秃秃的山包上，而不是掩藏在原始森林里吗？对他们来说，岩洞不就是他们的庇护所，而玛雅人则把人当作祭品呈献在其中吗？他们所有的建筑物——不仅是庙宇，也包括偏远的田间小屋——不就是用坚硬的石头，而不是用木头和玉米叶子建造的吗？无论是主建筑还是鸡舍，是门槛还是屋顶，是这儿还是那儿，甚至连排水管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里，那些从田间小道上走向汽车的人和那个招待我的、非常肥胖的女人以及所有跟随她的人变成了一群印第安人。这些人是一个民族吗？是斯洛文尼亚人还是意大利人，这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不是他们的主要特征。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些喀斯特人就太少了，尽管他们拥有广阔的疆土和数以百计的村庄。或者也许他们是许许多多的人：无论怎么说，我向来只是看到他们要么单枪匹马，要么三三两两。如果说有许多人在一起，最多不过在教堂里，在汽车里和火车上，以及某个喀斯特影院里。要么一个人站在公墓里；要么一个或者两个（通常是夫妇二人）在自己的灰岩坑下面耙地；要么三个一堆（通常是老兵）坐在石头酒店里玩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同桌吃饭，或者形成一个圈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举行集会。虽然这里也不缺少铁托像，可我觉得，仿佛在这片高原上，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政治制度，仅仅是形式上的东西而已。在这片不毛之地上，可利用的面积真的是那样稀少和碎小，集体压根儿就行不通的：在灰岩坑底，田块就一棵苹果树的影子大小，远离村庄，只能被单个人占用。那么自然要问，为什么托尔敏的那次农民起义也蔓延到了喀斯特呢？他们在这里不再仅仅为了那“古老的权利”，而是喊着“我们不要什么权利，我们要的是战争，而且整个国家都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这个口号，为“最终的解放”而战斗。为什么在后来几个世纪里，这里建立的学校比别的地方都要多呢？为什么我在想像着，那个沃凯因的服务员和那个维帕瓦的士兵走在一群无特征的人堆里，相互立刻就会认得出来，哪怕只是瞥上一眼都会作为从家乡高原上溃逃到这里的人相互致以问候呢？在那里，地球依然是个圆盘，而不是新时期的球体。尽管如此：在喀斯特，我没有遇到一个独立的民族（连同循环），相反只是一群对他们来说四面八方不是“下面”就是“外面”的居民，共同概念和地方意识相当于一个世界城市的意识，从村庄到村庄的区别与那儿各个城区之间的一模一样（在哥哥的词典里，整个斯洛文尼亚的喀斯特拥有最多的语言发源地），只是每个城区独立存在，离下一个步行个把钟头远，坐落在真空地带里，而且没有一个城区叫做贫民区、市民区或者富人区：个个城区都通公路，几乎没有一条有名字，同样都是上坡，城南边，也许在高处教堂前长着一棵雪松，替代了城北边那棵栗子树，而城西边，也许在阵亡烈士纪念碑上多了一个意大利名字。无论是临时住处还是别墅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惟一的城堡坐落在圆圆的山顶上，孤寂，衰落，像一座荒漠城堡。它是由威尼斯人建造的。他们像之前的罗马人一样，把喀斯特的树都砍光了，用来给他们造船，这样才造就了这吞没流水的灰岩地区。在这从前单调和一望无边的氛围中，那些被锯成弧形的首领帝国的山巅成了与之格格不入的多余的修饰。
这个民族，在家乡一再被一些人引证，又一再被一些人召唤：在喀斯特，我并不因缺少它而感到不幸；也没有找到一个被驱逐的国王来悼念；也不再需要像在家乡时一样，去寻找那山间小道和盲窗，当成那个沉没的帝国的印记。这里的房屋不用基石和装饰条纹就可以存在下去——远望北方，纳诺山山脊上方聚集着我那中欧的云带，我说：他们＜b＞别无选择＜/b＞！
这样的自由自在是从哪儿来的呢？当时首次四面环顾时我就如此自问。一个地方怎么会意味着像“自由自在”一样的东西呢？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真的又多次踏上了喀斯特，背着背包（那儿惟一有这样一个东西的人），提着提包和箱子——为什么我觉得，仿佛手臂总是空着没事似的，仿佛从第一天开始，那个到处与我形影不离的海员背包从我的肩头消失了呢？
我首先想到的答案只有喀斯特风（也许还要加上太阳）。那是一种通常从西南方向刮来的风。它从亚得里亚海边升到高原上来，作为持续不断的、坐着或者站着几乎都感受不到的气流又掠过高原。一进入这样的风里，那个只会在喀斯特几个简直隐蔽的地方才看得到的大海就是一个永不平息的强大想像，远比你真的站在大海边上，或者甚至驾着帆船远远地向外自由自在地划去更加可信，更具感染力。要说脸上能够感觉到盐分的存在，这无疑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可路边像百里香、鼠尾草、迷迭香等野生草药（全都比我们菜园里的更要坚韧、精细和天然——每片叶子和每个精细部分同样早就成了调料的精华），几乎已经如同非洲的多节薄荷的香包，花白蜡树的花蕊，从树木里浸滴出来的树脂，让人想起一种浓烈饮料的刺柏球（没有陶醉于其中的危险），这些就不是什么幻觉了。这种风不只是因为是从低处的海上刮来的而成为上升气流：它极其柔和地吹拂到你的腋窝下，从而使走道的人觉得是被架着行走的，哪怕他是迎着风走动也罢。不就有古老的海滨民族吗？首先在南方，她们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在一定的时候，再回到被遗忘的高原上，在那里隐秘地为风举行庆典，可谓让风来透露给她们世界规则的秘密。
我也一再把喀斯特风感受为这样一种秘密透露——可是透露什么样的规则呢？到底有没有规则呢？有一次，母亲向我叙述了我降生人世的时刻：虽然我是她继另外两个之后最后一个孩子，可在娘胎里却待过了头，后来再也一动不动了。我终于来到世上了，开始哇哇叫了一声以后，便发出了一声大叫，接生婆为之用了“像一声胜利的号角”来表达。母亲这样叙述，也许是要让我高兴。然而与此同时，我感觉到的是恐惧，仿佛这是在叙述着我的死亡，而不是降生。这里描述的不是我初来到人世的时刻，而是我的末日，令我窒息，感觉就像我在那个号角声中正在被拖到刑场上去似的。实际上，我一再责备母亲生了我。这种责备根本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我随意顺口说出来的，这更多是一种无奈，而不是什么诅咒。有时是因为对手跟踪我，有时是因为冻疮，或者哪怕只是一个倒刺火辣辣地作痛，有时候只要一望出窗外不由自主就这样。母亲把我的哀诉放在心里了，一到这时候，她每次都泪流满面，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