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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沉浸在天真烂漫的疯狂慈悲状态里，疯狂？当时在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它治愈了害怕。）
我镇静地继续走着自己的路，背负着我自己，不是当成负担，而是护身。一到树林里，我的身后就响起了爆裂声，一块岩石随之从树木之间滚下山谷。苔藓里响起一阵嗡嗡声，像是来自一群受到惊扰从粪堆上飞起的苍蝇。这嗡嗡声来自一条直挺着脑袋、苔藓般的绿蛇，它向我发出咝咝声。这时，我如愿以偿地欣赏着它。干树枝堆下那个骷髅是一只雄狍的，犄角还连在脑壳上，我连同脑袋拿着走了一程，然后又扔掉了。到了一片林中旷地上，没有路可走了。旷地上密密麻麻长满齐胸高的蕨类植物。穿越时，我从容不迫地倾听着那些平常无声无息的、看不见的鸟儿在蕨类植物下面飞过发出的嗖嗖声。与这样的无忧无虑相映相衬，我接着高兴地看到了一条长满青苔的山间小道，通往山下时变宽了，成了一条老路。而更高兴于路上出现了刚刚驶过的小车的印子，绿色的草带上留下了刹车的痕迹——下山的坡是那样地陡——这时，我甚至觉得，仿佛伴随着这印记、被刹车榫头拔起的草团、深深切入的、油光闪亮的、积满了油乎乎的水的车轮沟、马蹄印和在一旁同行的人的靴子留下的印记，伴随着足底下这清清楚楚的文字映像，开始了一场完美的交响乐，而且这种最柔和的方式就是我迄今对音乐的理想所在。然后响在耳际的就是麻雀鸣叫和狗叫。虽然天又开始下起雨了，可我坐到树林边上，享用起黑莓来。这里和阴面的山谷不同，已经有了成熟的黑莓。我脱去鞋，让“天水”冲洗那疼痛的双脚。我累得身上直往外冒气。在手电筒的镜子柄上，我看到了一张脸上沾满松针。由于黑莓不解渴，继续行进时，我便享用着温暖的雨水。村口那棵接骨木也已经泛起黑色的斑点，旁边是第一棵不寻常的无花果树，果实好像直接长在树枝上。村子梯田脚下是一片白茫茫的石头荒漠，一条呈绿色的彩带蜿蜒穿过，那就是索卡河或者伊松佐河。
我四处乱走了两天，一到安全地方，于是就心想着，我走错的路还是太少了。后来也一样，只要一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是同样的想法。安全地方？在我一生中，我还没有一次觉得在哪儿是安全的。
当时，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伊松佐河上游山谷里只停留了一天一夜。他是在这个山谷的中心地托尔敏镇上过的夜。在这个地方的徽章上，那条河蜿蜒流过，上面交叉着象征那次伟大的农民起义的长柄叉和斧子。他在一户人家里找到了住处，租了间半地下室。天花板上布满了蜘蛛网。过了午夜，地下室的空气里充斥了一股强烈的呕吐物臭味：隔壁同住的一个人扯开嗓子一言不发地吐个没完没了，直到黎明时分。我起来时，只见上面的厨房里坐着一个一声不吭的孩子，怀里抱着一只猫，父母亲已经出门上班了。我往桌子上放了些钱，在客店里用起了早餐，望着面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梯田上有一条老公路穿过，那里坐落着一个个村庄。我沿着梯田逆流而上，朝着柯巴里德或者卡尔弗莱特走去。伊松佐河先是在山谷深处，然后越来越近了。在对面放牧的草地上，有一个个用来堆放干草的石房子，没有窗户和烟囱。在公路外切道和河流弯道结合的地方，我下去走到河岸边，在雨里脱去衣服，从一块突出的石头上下到河水里。水流从表面看上去那样湍急，而此刻并非那样激烈地在我面前分成两股了。河水直没到我肩上，十分冰冷，因为刚刚才从山里流出来。我下水的一瞬间，冰冷直钻到五脏六腑里了。我立刻鼓起全身的力量，逆流游去，可划动了数百次之后，却发现那块上面放着我衣服的石头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于是，这位游泳者停在原地，脑袋正好露在水面上，观察着这个地方。从这个视角望去，它属于一个陌生的大陆，独一无二，闪烁流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惟独被那些舌头状的卵石滩划分开来。河面上笼罩着一团团雾霭，水平线后与一片覆盖着黑油油的针叶林山脉相连。山脉雨蒙蒙的，是这一条条无名的河流永不停息的源头和后盾。索卡河？伊松佐河？荒无人烟，从我的下巴尖直延伸到一座船首似的、被遥远的太阳照亮的山峰，只有那冰冷的波浪和那温暖的雨水，这更可能使人想起一个太古时代，它也不需要去描述，而自成一体存在着。可后来，在河中间，我先后碰到了三个游泳同伴，显然——从那栗色的胳膊上留下的内衣印记看得出来——是几个工人在午休：匆匆忙忙地赶着趟儿，同时又欢呼雀跃的样子，一个比一个声音洪大，很快又从那图像里消失了（然后我看见他们站在河岸公路上一个载运碎石的车队里）。索卡河或者伊松佐河？是用这种阴性的斯洛文尼亚语表达还是那个阳性的意大利语表达更适合这条河呢？我心想着，在我看来，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阳性的。而对那三个工人来说，它应该是阴性的。——在河岸公路上继续行走时，我感到一只让人温暖的手搭在肩胛骨上，一双鞋子变成了慢慢划去的独木舟。
后来，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当地人说出“柯巴里德”这个名字时，它听起来就像出自一个孩子之口。真的，名字会一再使这个世界焕发出青春来！接着，和在家乡不一样了，我面前没有了村庄，而是站在一座大都市的残垣断壁里，森林突伸到有书店和花店的市中心，紧靠外围圈上的工厂旁边是一样被淋湿的奶牛。虽说在阿尔卑斯山余脉前，可在这位年轻人看来，柯巴里德或者卡尔弗莱特就是南方完美的代表；门口两旁长着夹竹桃，教堂前有月桂树，到处是石头建筑，路面铺着色彩斑斓的圆头石（当然走不了几步，它们就通到中欧那茂密的松林里去了）。
人们既讲斯洛文尼亚语又说意大利语，混乱一起，同房子的风格一模一样，杂乱无章，密密麻麻，有木头的，有石头的，也有大理石的。这一切闪烁出一种粗犷的情形。在那个同样按照山脉来命名的客店里，坐着一个玩牌的人。牌局结束时，他面带短暂的微笑，向自己的对手出示了赢来胜局的一张牌。在一个呈弧形的平台上，一个女人从那排与墙壁一般长的天竺葵花里，用手指弹去凋谢的花朵，最后又把一个红光闪亮的花盆摆上去。“这里就是我的祖籍地！”我就这样确定了。
从北方来的公共汽车开到拐弯的地方了，我坐在一张长木椅上等待着它的到来。然而却不是这辆车。与南斯拉夫的汽车不同，这辆车的车身漆面锃亮。车停下来时，里面映现出月桂树的影子。而当我此刻抬头望去时，只见车里端坐着我们村子的全体村民，一个接一个窗口显现出一副副熟悉的侧影。我不由自主地给自己寻找一个离得远远的地方，一个让人看不到的地方。难道端端正正坐在里面的真的是那些村民吗？他们更多不就是蹲伏着吗？当他们现在挺起身来时——那更多不就是吃力地站起来吗？他们伛偻着身子，非常艰难地从车里缓缓地移动出来，许多人还得要司机扶着从踏板上走下来。下了车，他们聚集在一起，站在公路拐弯的地方，目光相互寻找着，仿佛生怕丢掉自己似的。虽然是工作日，可他们都身着节日盛装，甚至是一身乡村的传统服装。惟独那位带队的神父穿着黑色旅行制服，领子是白色的。男人都头戴礼帽，在棕色的西装里面，全都是带金属扣的丝绒马甲；女人都披着带着缨子的五颜六色的披肩，每个人都在手腕上挂着一个超大的、可掀开的手包，而且全部一个样式。就连那些年龄最大的女人也梳起了一条辫子，并且将辫子在脑袋上盘成花环状。我拉开距离，躲在一个室外楼梯下，坐在一个砧板上，半掩着身子。肯定有几个人朝我望过来了，却没有人认出我来。惟有神父愣住了，而我想像着，一看见这个陌生的小伙子，他或许一下子想起了那个逃课的学生和宗教叛逆者柯巴尔·菲利普。他现在究竟会在哪儿呢？
他们始终是一个跟着一个走进客店里，久久停在那里。我打算等他们都进去。晚些时候还有一辆公共汽车开往喀斯特方向，那儿应该是我寻根问祖的目的地。我身旁有个柴堆，底部有个锥形洞口，像是一个狗洞。洞口上有句拉丁语壁文的残迹：“时机是不会让人知道的。”我想像着从这些村民的一举一动里看出了我母亲的情况挺好的。仅仅看着那些熟悉的手包就让你放下心了。
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也没有人来打扰。我如此显然地不用着急，看来证件足够了。当那些林肯山村的人走出来时，连老人的面颊都发红了。他们并没有醉酒，却全都被一种奇异的、迟钝的兴奋劲攫取了。我听到他们在讲国语，第一次讲得如此纯正，声音清晰，也没有村子里那习以为常的大杂烩和含含糊糊的发音了。这时，他们像是听到一声命令，在上车之前一起转过身去，面朝客栈墙壁。墙壁在这个地方没有窗户，只是一块上面开着一条条横道的黄色大平面。这墙壁把村民们那深暗的背影衬托得清清楚楚。我看见几个女人也不分年龄大小，相互手拉着手，男人们把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没有一个人不屈着膝，于是我恍然大悟，不仅我们柯巴尔家的人是被逐出家园的，而且所有这些有房无地的村民都一个样；整个林肯山村从太古以来就是一个流亡村；人人都一样奴颜婢膝，一样不幸，一样不合时宜；在我看来，连那个神父也不是什么教士了，在这儿的编队里更像是一个被剪短头发的、瘦骨嶙峋的囚徒。即使他们因为在这里受到了友好而廉价的招待而对着客栈抬起头来，可在我眼里，他们如此站在那里，的确就像站在一面哭诉墙的横道前一样，这些远足者同时也是朝圣者，那严肃的发型与打扮也与之般配。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出了民族服装里的名堂（就像后来又一次在那个老妪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她几乎紧闭两眼，站在自家喀斯特茅舍前，胳膊上搭着黑白两色的寿袍，也就是当年的婚礼服）。这队伍里也有一个小孩。这时，他敏捷地攀爬上外墙台，从那里用指尖和脚尖继续交替着向前移动，并且从墙壁一半的地方，在观望者的喝彩声中，轻盈地跳到地上：旅行的结束和返回的信号。
那辆远足汽车拐了一个之字形弯后向北离去，驶往那个所谓的阿尔卑斯山共和国。这时，在我的眼里，它越来越小了，和在疲惫不堪的目光里非常相像，发出嗡嗡的响声而去，变成了一个玩具小汽车。随之，一群乡巴佬奴仆永远消失在从祖国被遣送到流亡地的途中。我觉得，那群无望的人是多么灵巧和高贵啊（就连手上的血管都显现出一种高贵的图案），而这些自古本乡本土的南斯拉夫居民现在看上去多么粗笨和世俗啊，不是一个劲地抽烟，就是四处吐痰，或者给自己的生殖器挠痒。
我穿过空空如也的广场，走到那面墙跟前，事后才加入到那个行列里。从外面看去，我是帝国时代一个建筑物的观察者，一边描摹着那条条横道，一边仰头来仔细观看着屋檐。可在内心里，我把两臂举向天空，同时觉得它们就像是残余部分。在想像中，是诅咒和唾弃：没有什么东西是通向上天的。哭诉墙是幻想，这里只存在着水平线上的平行构造，没有什么准线，而且凹槽里粘满了街道的粉尘和蜘蛛网。房子两边的墙棱角，无论是朝南还是向北，都没有与任何东西相邻。我的祖籍地吗？——一旦这面近看闪烁出一片黄色的墙壁碎裂和崩塌了，肯定就是冲我来的！——可是一边有棵南方的柏树，火焰的余象，被果球照得亮闪闪，充斥在无所不在的麻雀的鸣叫声中——往树木隐藏深处瞪着眼睛偷偷看去——，难道那些闻上去像香子兰的夹竹桃花什么都不是吗？——“夹竹桃”、“柏树”、“月桂树”——这些都不是我的词语——我不是伴随着它们成长的——从来也没有在它们所指代的环境中生活过——我们这样的人所认识的月桂树，最多不过是烹饪在汤里的干叶而已。——由于这样的描述，这个问题也就更加复杂了：如果我要叙述一棵棕榈树，当我站在跟前时，它就成了我的经历，那么此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棕榈树）这个外来词。伴随着它，这棵树本身，连同鳞状树干和合抱的扇叶一起都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比如说，我可以一再把正好又从南北窗户前飞过的雪花重新命名为风、草、“云杉”、“赤松”（父亲的可用木材）、“天竺葵”、“莳萝”。然而，又比如说，当这个在内陆国家长大的人物要唤起他后来如此丰富多样地感受过的“海洋”情景时，海洋立刻就随着这个与自己不相干的“海洋”一词从你的视野里消失了。我始终就没有把握提起对那个孩子来说不过是名称或者压根儿就一无所知的事物。真的，连一切城市的东西，无论是“大广场”还是“有轨电车”，“公园”还是“高楼大厦”，这些对那个童年在乡下度过的孩子来说，是实在难以说出口的，比画得出手的。即使为了一个叙述那棵变得让人喜爱的树，也就是“悬铃木”的句子，近距离也是必不可少的，以便克服那自以为是的感觉，因为它那带有浅色斑点的树干和来回摆动的果球如此经常地把他从那乡巴佬的沉思中拖出来，使他喜笑颜开。对他来说，这种树就代表着融为一体的南方和城市——也像我面对柏树时一样，本来它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同时却又让我那样感兴趣，犹如从远方看去苍天之下那片虚幻的哭诉墙，并且告诫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