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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参见奥默·?巴尔托夫的《希特勒的军队：第三帝国的士兵、纳粹分子和战争》（1992）一书中的精彩章节“前线的去现代化”，作者在其中令人信服地显示了第三帝国是能够赢得欧洲闪电战的，但是不能赢得和世界三个主要工业强国的总体战，并且第三帝国经历了俄国最原始的环境。纳粹领导层对这些环境的回应是退回到最糟糕、最弄巧成拙的种族幻想当中，用残暴和不道德的战争观替代了物质的力量和合理的计划。
注 在1941年6月22日到战争结束期间，共有570万苏联士兵被德国俘虏。到战争结束，只有93万俘虏在德国战俘营幸存下来，100万俘虏可能被释放或者作为“志愿者”为德国人工作，50万人逃跑或者被释放，余下占57.5％的330万俘虏死亡。
注 正如沃尔夫冈·?索夫斯基所说：“这些办公桌后面的犯罪者和许多低层级的、挥挥鞭子的同事既不是变态佬，也不是施虐狂——他们令人吃惊地正常。”
注 涉及犹太人抵抗的文献一直在不断地增加，但是所有这些犹太人或德国人献给抵抗行动的图书、文章、回忆录和笔记，都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抵抗无论怎样高贵或者勇敢，结果上都没有什么影响。
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
“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的传说
当盟军解放的坦克在被战争撕裂的德国四处蔓延的时候，它们遭遇了两个有着鲜明对比的德国：第一个是许多明信片上城镇的外观，以及微笑的德国小姐；另一个是纳粹死亡营可怕的遗产。几乎每一个主要的集中营都是一堆堆丑陋的、散发着恶臭的尸体。它们所呈现的令人恶心的景象，以致士兵们把道德的愤怒发泄到纳粹的警卫身上，不是射杀他们，就是让囚犯把他们分尸。美国第四装甲师解放了在哥达附近奥尔德鲁夫的奴役劳动营，逮捕了当地的市长和他的夫人，并带他们参观了这所劳动营。纳粹在里面工作的一座阴森大楼在市长的小城一览无遗，鉴于这一事实，当市长告诉美国指挥官他并不知道任何腐烂尸体发出恶臭的事情时，这位指挥官简直难以置信。在答应第二天和所有成年的市民重返劳动营之后，由于不能面对与这一真相的再次遭遇，这位市长和他的夫人自杀了。奥尔德鲁夫是盟军在1945年4月和5月解放的许多死亡营中的一个，它揭示了纳粹暴政的可怕之处。那时和后来的德国人不断重复的话就是，他们并不知道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任何罪行。在世界新闻界，奥尔德鲁夫也扮演了这一角色。当盟军最高司令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他的两位主要的司令官奥马尔·?布拉德利和乔治·?巴顿一左一右陪伴下访问这一劳动营的时候，他以极度愤怒的口吻对士兵们说：“我要让每支在前线的美国部队来看看这个地方。有人跟我们说，美国士兵不知道正在为何而战。现在至少他将知道他正在与什么东西斗争。”
艾森豪威尔和其他盟军领导人已经发誓起诉纳粹战犯，他们也郑重承诺在纽伦堡召集战犯法庭。战胜国决定不仅要审判活着的纳粹领导人，而且要让德国人为所有以希特勒及其党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负责。纽伦堡审判假定了德国民众是有罪的，而非清白无辜。这一有罪的假定如何在道德上或者法律上是适当的？一个人可能合乎情理地认为：在道德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我们的统治者以我们的名义，为我们集体的利益的所作所为负责。然而，公民对他们领导人的罪行在犯罪的意义上是没有责任的。正如雅斯贝尔斯很早以前指出：罪行有程度的差异，犹如承担的责任有程度的差异。罪行和责任以对犯罪行为的知晓和对犯罪行为的共谋为先决条件。德国人对大屠杀知道些什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如何参与这一犯罪的呢？
当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德国人声称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似乎没有人直接知道任何事情；他们只是听到了东部残暴行为的谣言和没有证实的报道。德国人后来说，无论如何，一个人面对大规模残暴行为的报道能够做些什么呢？把它们报告给警察？米尔顿·?迈耶在战后采访了前纳粹分子，一再听到同样的花言巧语的自我辩白：“在政府专制统治下，谁愿意成为第一个承担……追踪怀疑政府过失的人？谁愿意在动荡和战争期间，在自己的权力之外，让自己关注真正的或者谣传的……完全在自己生活之外的邪恶？毕竟，假如一个人发现了能做什么呢？”他们只是作为强迫他们服从命令的邪恶制度中的微小齿轮，在这样的辩解背后，普通德国人共同重复的话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做任何事反对这个制度。”但是，当面对直接共谋犯罪行为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宣称他们只是服从命令。首先是说谎或者否认，然后是借助机器中小齿轮的辩解，接着是来自更高权力部门的命令。什么是在这些宣称背后的真实故事？它可能在一层层谎言、否认、躲避、心理抑制、转移、合理化中挖掘出来吗？它是一个无望的学术努力吗？——尤其是假如一个人接受了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她认为撒谎已经成为了德国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不可能回溯性地“固定”既往，对死去的犯罪者或者胆怯的旁观者作出倾向性的道德判断也无济于事，因此，聚焦我们一定程度确切知道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公共信息的可靠性，以及德国人知道这些信息的可能性，我们可能会得到最好的帮助，并对它作出合适的评估。
为了回答有多少德国人知道大屠杀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开始于一系列的缩减。这些缩减直接或间接与涉足犯罪自身的人数相关。宽泛而言，这会涉及希特勒、大多数纳粹最高领导层的成员、特别行动队和它的辅助部队、党卫队集中营的人员、州和纳粹党各种各样机构中控制犹太人事务的大多数官员。这些事务包括财产没收、法律上的甄别、移民、强制劳动、强迫集中居住、驱逐出境。
保守而言，这包括大约10万人，也许至多25万人。无论人数是多少，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数字，因此合乎情理的是：有太多的人不可能对如此规模的罪行守口如瓶。确实正如上面所显示的，无数的士兵离开东部前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皮夹子里携带了残暴行为的照片，并且告知亲人的事情又被亲人告诉了别人。在东部前线有关大规模枪杀的信息很快流传了出去，到1942年已广为人知。纳粹的宣传——假如得到合适的解析和评估的话——无疑让公众感到可怕的复仇正降临到犹太人身上。当然，战争切断了德国人的大多数国外信息来源，使得他们更多地依赖于纳粹的宣传，另外，大屠杀发生在东部前线，因此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超出了视线和关心。但是，德国人非常清楚犹太人受到他们政府多么残酷的待遇，他们不可能忘记在光天化日下，在数十万德国人眼皮下进行的对整个德国犹太人的驱逐。根据劳伦斯·?斯托克斯的评估，大多数反犹太人的恐怖行为被德国民众广泛知晓。毕竟来自帝国和欧洲各地无尽的列车充塞了饥渴、垂死的犹太人，车头向东行驶，这几乎是无法隐藏的。
尽管严格保密的大幕覆盖在大规模杀戮和毒气杀人之上，同时可以确信纳粹领导人相信德国民众不会情愿接受这一罪行，但事实证明长期隐藏这一罪行和它的恐怖是不可能的。反对希特勒的德国领导人在1941年夏季知道了这些残暴行为，他们在毒气杀人刚一开始就得到了这一信息。这一点对于波兰地下力量的领导人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领导人之一扬·?卡尔斯基前往英国，然后去美国警告西方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安东尼·?艾登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卡尔斯基告诉他们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被德国人毒气杀死之时，没有人相信；事实上，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难以置信地听取了卡尔斯基的故事，然后坦率地告诉他：“卡尔斯基先生，像我这样的人和像你这样的人谈话必须完全坦诚。因此，我说我不能相信你。”卡尔斯基只是许多大屠杀的见证者之一，他们试图竭力告诉世界其余地方他所看见的东西。正如上述所提及的，库尔特·?格施泰因是另一位信息通报者，他带来了可怕的犹太人被灭绝的新闻；死亡营的越狱者也将同样的新闻告诉了波兰地下组织、梵蒂冈和西方列强。
但是，有多少这样的信息传达到了德国公众那里？根据伊恩·?克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公共舆论的详尽分析，犹太人问题“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似乎只有到谣言流行起来的时候，德国人才注意到犹太人问题。这个谣言就是，恐怖的空袭是对德国人在东部前线残暴对待犹太人的报复。许多人感到害怕的是：因为犹太人在东欧所受到的待遇，得到同盟国政府支持的他们可能发泄可怕的复仇。一位德国的神职人员说：政府有关苏联在卡廷残暴行为的报道，并不能给党卫队对犹太人犯下的同样残暴行为的事实涂上光泽。在卡廷，共产主义分子对一万多波兰军官进行了大屠杀。这位神甫警告道：“党卫队给予犹太人可怕且非人道的待遇就是召唤上帝惩罚德国人。假如这些杀戮者没有带来对我们痛苦的复仇，那么就不再存在神圣的正义。德国民众对自己犯下了如此血腥的罪恶，以致不能得到怜悯和宽恕。”正如克肖所指出的，有关德国人对犹太人残暴行为的这些评论，完全指向特别行动队大规模的射杀。细查大量当代资料，克肖没有发现对毒气杀人的任何提及，同时也没有波兰集中营的任何参考资料。
为了反击有关灭绝犹太人的谣言，纳粹领导层散布了模棱两可且经常相互冲突的信息。一方面，纳粹的宣传证明迫害犹太人是合理的，因为犹太人发起了针对德国士兵的游击战，和德国的敌人联合在一起实施着广泛的破坏和战斗；另一方面，犹太人被断言有罪，就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在战争期间，大众宣传的主题把犹太人描绘为战争的煽动者，以及致命的军事对手。犹太人是战争贩子这一主题定期地出现在德国的报刊上，并证明了这个政权不间断地需要把注意力从军事失败中转移出来，同时只是间接地证明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这个政权陷入了它自己谎言的网络当中，它从来没有公开地坦白对犹太人真正的所作所为，除了一次是戈培尔在《帝国》杂志（1941年11月16日）发表了他臭名昭著的文章《犹太人是有罪的》。戈培尔在其中宣称犹太人对发起这场战争负责，并且现在“要忍受逐步灭绝进程的痛苦”，正如1939年1月30日元首的预言所预先告知的那样。这个宣传部长坚持认为，对犹太人无需显示任何同情，因为他们正在破坏这个帝国。他说每个死于这场战争的士兵将自动地登记在“犹太人罪恶的账目表上”。显示出些微程度怜悯的德国人都是玩忽责任，明显是在对国家犯罪。《帝国》杂志有50万的发行量，对有教养的读者群很有吸引力。但是，戈培尔的观点很大程度上落在了石头地上，在当时完全被忽视。事实上，这个宣传部长著名的坦诚之言，也被战后的历史学家所忽视，包括格拉尔德·?赖特林格和劳尔·?希尔贝格，他们是第一批记录纳粹种族灭绝的历史学家。
我们该如何解释在不同场合广泛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漠视呢？德国的公众已经被纳粹花言巧语的宣传弄得非常厌倦了，他们对此不闻不问，或者贬低了它们的意义。这可能也发生在戈培尔文章发表的情况下。其次，不可能希望那时的民众具有如此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以致他们可能从他们所知的纳粹夸张的宣传中推断出犹太人大规模灭绝的真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特奥多尔·?霍伊斯是《帝国》杂志的编辑部成员，后来他解释道：最有教养的德国人简直不能理解这一种族灭绝规模，因为他们的想象没有超越传统的中产阶级和基督徒的推测所建立起来的疆域。联邦德国前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东部前线的德国部队里服役，非常愤怒地拒绝一些历史学家的指控，即德国军队在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说，由于在东部前线服役，他总是能听见一些据说是在国防军的保护伞下或者由国防军成员自己犯下的残暴行为。施密特声称普通的德国士兵本质上过着隔绝的，甚至是强制定居生活，这些生活状态使得他们与犹太受害者隔离，使他们严格地限制在自己的军事行动领域。
回顾过去，必须拒绝这一看法的正当性，但是其心理含义是清楚的：施密特和一代德国人，过去且现在依然否认他们在第三帝国作为积极参与者或者被动旁观者的角色。他们看见并听见足够多的真相，但是接下来使自己和他们的所见所闻隔离开来。这一保护性的策略渗透在战争和战后时期。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把其延续的几个阶段的特征概括为：不想要确切地知道，不想要承受它，不想要它是真实的。德国人不想要知道；但是当他们面对真相时，他们要么故意否认真相，要么在心理上扭曲它。后者采用了如下一些心理防御机制：投射、寻找替罪羊、心理抑制、平凡化。因此，许多人声称犹太人只是“消失了”；他们“正被重新安置在东部”从事一些诚实的工作。无论怎样，为何要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