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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嘉，宗教的消灭不会自动地涉及与宗教相联系的政治体系的消灭，也不会消除“人类”解放的现实障碍，即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当中的经济和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在用犹太教而非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来确定犹太人问题上，鲍尔的错误尤其突出。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是由他的生存方式决定的，主要是通过讨价还价和借贷。真相就是，犹太人的个性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最糟糕成分——自私和贪婪——的直接体现。马克思把犹太人的身份认定同资本主义的贪婪结合起来，他彻底地断言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把社会从犹太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一断言有时被称作犹太人的自我仇恨的事例。毫无疑问，像许多世俗的犹太人，马克思可能羞于其犹太人的身份，他在其厌恶的经济体制中困惑地遭遇到它。他渴望通过对犹太人和资本主义的攻击否定他与犹太人身份的联系。另一方面，似乎不可能的是，马克思充满了犹太人的自我仇恨，以致他试图通过将其替代为资本主义来清除这种仇恨。这导致了一个荒诞的结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主要动机，必须在他无力解决的一些深层心理问题中寻找。
假如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攻击不能轻易地被认为是犹太人自我仇恨的事例，那么一定可以被认为是一股正在出现的世俗的犹太恐惧症的潮流。它在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和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分支那里十分突出。正如在马克思那里所发现的，这股潮流认为，犹太人要因将现代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内在化而受到惩罚；另外一个罪行是犹太人坚持顽固的宗教，在其中，上帝是残酷的、有复仇心的和自私的。
当行政当局在1843年因为其信奉极端的思想取缔《莱茵报》的时候，马克思从事报纸出版的生涯在德国终结了。到那个时候，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打算采取一系列决定性的步骤与整个欧洲的政治当局展开斗争。他娶了儿时的恋人燕妮·?冯·?维斯特法伦，一位特里尔的普鲁士官员的女儿，这位官员是马克思的父亲在莱茵省法庭的上级。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告别了德国。他尖刻地抱怨说他“厌倦了行政当局的虚伪、愚蠢和野蛮，厌倦了我们的服从、柔顺、躲避和琐碎。政府再次给予我自由。在德国，我不能做更多的事情。在这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贬低我自己”。
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马克思首先去了巴黎，在那里他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后来他被驱逐出法国，在比利时住了三年，与恩格斯结伴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和它的政治目标作了首次重大的阐述。当1848年革命在巴黎爆发，接着蔓延到欧洲的几大首都——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的时候，马克思富有煽动性的小册子都还没有印刷完毕。随着大多数保守主义反动政府的逃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开场白似乎成为了现实：一个幽灵确实在欧洲游荡，但是，这个幽灵实际上是虚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马克思却误判它是共产主义。尽管如此，马克思回到德国，用《新莱茵报》重新出版了《莱茵报》，并试图推进社会的革命重建。不幸的是，改革者的统一而民主的德国的伟大希望破灭了，并且彻底地改变了德国的未来、卡尔·?马克思以及德国的犹太人。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业已建立的体制依然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大多数军人的支持。他们很快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终结了民主的、企图为统一的德国起草民主宪章的法兰克福议会。
今天回顾这个故事，审视堆积在来自法兰克福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团身上的讥讽是十分痛苦的。当时，这个代表团试图把一顶新生德国的皇冠送给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但是国王告知代表团，他不能从排水沟也就是民众那里，而只能从贵族那里得到皇冠。这个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团很快被轰出柏林，被保守主义的报纸《十字军报》讥讽为“在丢弃的人民主权至上论中生活的乞丐和破产的思考者”。在反革命运动出现之后，卡尔·?马克思也被永久地驱逐出德国。他抵达伦敦，在那里度过余生，创作他最重要的著作，并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跟随马克思的生活，我们能追踪到一位世俗的和激进的犹太人的生涯。这种生涯后来在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身上反复出现。他们包括斐迪南·?拉萨尔、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古斯塔夫·?兰道尔、库尔特·?艾斯纳。鉴于迫害和压迫的传统，以及强烈的对普遍正义的信仰，犹太人更容易同情失败者，他们也许还能提供更敏锐的知识框架去清晰地表述他们的抗议。正如甘斯和斯塔尔，尽管许多具有社会良心的年轻犹太人渴望适应德国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几乎本能地转向自由主义，更多的是转向激进的事业。这不仅存在于艺术、科学或社会科学激进的创新者的政治意识当中，也存在于他们的知识意识当中。他们作为局外人的地位——甚至在他们认为自己是局内人的时候——给予了他们一生一定程度的超然感，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察觉到各自社会所具有的力量和缺陷。他们的头脑相当清晰地生活在其中，而那些沉浸于其中的人们经常遮蔽了这种清晰力。相反，这也给他们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来自社会的谴责，这些社会不能容忍批评和误解，正如德国人的事例，甚至最温和的对民族的批评都被认为是颠覆性的。
现代犹太人的社会良心，在19世纪几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在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当中。德国人和犹太人的悲剧是，德国追求的是非民主的道路，它开始于第二帝国（1871—1918）；在魏玛时期（1919—1933）的失败经历之后，在第三帝国（1933—1945）的极权主义体制中，集权主义和非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历可谓登峰造极。
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1862年9月30日，奥托·?冯·?俾斯麦长驱直入普鲁士下议院，预算委员会正在那里详细讨论如何打破国王和立法机构之间就军队拨款已经形成的宪法僵局。他发表了一个攻击性的演讲，他轻蔑地将宪法解决的可能性置于一边，傲慢地宣布：“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由演讲和多数人同意的解决方案决定，这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由铁与血解决的。”在后来的九年，俾斯麦实现了他的宣言，以非宪政的方式解开了宪法的僵局，扩大了普鲁士国家的权力，履行了他说给迪斯雷利的大话：“他将对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邦联，征服中等和更小的邦国，在普鲁士的控制下实现德国国家的统一。”这位“铁血首相”依靠机灵的外交和“铁与血”统一了德国。击败法国之后，他于1873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庆祝他伟大的成功，并举行了德国主要诸侯贵族出席的庆典，宣布普鲁士的威廉国王为新的、统一的德国的皇帝。
大多数德国人被爱国主义的狂热所驱使，作家、音乐家、艺术家都将这一事件理想化，对此大加欢呼。画家安东·?冯·?维尔纳用巨幅的、历史性的画卷记录了这一浪漫主义的辉煌时刻。当然，并非所有的德国人对普鲁士化的德国的前景都欣喜若狂。一些独立邦国的统治者迫于哄骗或贿赂加入了统一的国家；天主教徒害怕一个普鲁士的国家意味着一个新教徒的国家即将出现；自由主义者对普鲁士精英的反动倾向持保留态度；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不怀疑它是一个压迫的统治。犹太人也有充分的理由小心翼翼，尽管在普法战争期间，大约有七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军队服役，表现杰出。德国主要的犹太人报纸《犹太汇报》对统一的新闻作出了回应，它小心翼翼地提醒读者，犹太人为实现法治下的人类尊严和平等作出了艰苦的斗争，他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而且他们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新统一的德国明确地给予犹太人充分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权。然而，痛苦的经验告诉犹太人：法律容易被废除，可以通过许多限定被侵犯，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歧视被动摇。尽管在法制国家犹太人被作为公民对待，但是，公民权的获取和解释控制在具体的邦国及其官员手中，因此谈论普鲁士或巴伐利亚的公民权更为准确。这一公民权是德国公民权的前提。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一些邦的政府使得犹太人的归化变得尤其不可能。注
当然，鼓舞人心的是，德国人似乎在法律和社会的水平上接受和宽容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德国人那里接受的待遇，他们与德国人交往所获得的含糊信号，使他们一直未能驱散某种不舒服或者怀疑的感觉。甚至解放运动参与者的语言也带有潜藏的假定，似乎并没有被启蒙运动对多元主义社会的信仰所激励，在这种社会当中，所有公民的权利都得到了保护。第二帝国从开始一直到它结束，犹太人问题一直没有散去，大多数德国人假定犹太人最终将被同化，并放弃他们作为犹太人的孤立状态。犹太人的拒绝导致了惊讶、担忧以及直截了当的歧视，其极端的形式是驱逐。在犹太人和犹太人仇视者所施加的虐待之间横亘的东西，归根结底是德国人的状态。只要它是一个文明的状态，遵守公正和人道的原则，犹太人就能够指望得到相对体面的对待。德国人的状态一直是一个文明的状态，但从1933年希特勒掌权那一刻起，德国就不再文明了。然而，正如对不同社会比较观察所显示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明。在19世纪后期的背景下，德国人的状态不在最好的名单中，但也不是最坏的。为了理解德国政府和社会文明因素的最终崩溃，有必要揭示其体制上的脆弱，确认其特殊的性质，公正地指出它是如何影响犹太人的。
尽管大屠杀在帝制的德国不可能发生，但在这里存在着三个主要的结构性脆弱，它们动摇了德国人状态的基本稳定性，在失败的战争额外创伤的压力下，使得某种力量得以出现，这些力量让希特勒迅速掌权，并使得其杀戮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政治的存在。这些结构性的先决条件是：
1．一个混合的、未整合的、半封建和半工业化的社会体系，具有长期军国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传统。
2．大众被民族化为社会控制和国际侵略的工具。
3．在社会的许多部门，存在着对生物学和种族主义信仰的尊重。
混合的社会体系：第二帝国，1871—1918
俾斯麦依靠把普鲁士制度的军国主义的集权主义特点强加给德国其他部分的手法统一了德国。因此，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国王成了德国的皇帝，普鲁士的首都柏林成为了德国的首都，普鲁士的制度和思想习惯，开始弥漫在国家意识的方方面面。当然，一个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许多优点，正如对它进行最为严厉批评的批评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也承认的，包括对权威的尊重、对责任的强烈奉献、努力工作、对优良秩序根深蒂固的意识。同时，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一直没有和它的文明状态相匹配。这一传统美化从军精神，把军官的地位置于所有民众之上，成为社会尊重的最高等级。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后来非常不满他自己的普鲁士出身，不满普鲁士对第三帝国的影响，他在晚年悲哀地承认，在普鲁士的特征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有文化能力，一种是没有。他相信前者是人道的、个人主义的，是新教徒的良心中派生出来的；后者是残酷的、集体主义的，是长期军国主义传统的结果。对权威服从的普鲁士精神，被依然赋予皇帝的半神化地位符号化了，它渗透到第二帝国的许多方面。
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最高意义上的军国主义特征，非常贴近阿尔弗雷德·?瓦格茨对军国主义的经典定义：“军人的地位高于民众，强调军事的考量、军事的精神、军事的理想、军事的规模等价值观。为了军事的目的，强加给一个民族沉重的负担。漠视福利和文化，浪费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力用于非生产性的兵役。”总之，新的德国采取了欧洲其他国家都没有采取的方式，将古老的军事封建价值观制度化和永久化。它给年轻的德国人灌输这样一种理想：作为一名“德国人”，首先意味着他是一位勇敢和忠诚的战士。仅有的另一个把武士偶像化为文化角色典范的国家，就是日本。
事实上，在帝制的德国，军事的组织高于其他所有的机构，并享受着过去只有教会的从业人员才配享有的声誉。军官团像偶像一样得到尊重。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证明：人生是从中尉开始的。任何穿上皇帝军装的人，都会立刻比普通人的地位要高。作为地位最高等级的成员，每一个德国军官都不受平民的控制，他只服从皇帝。军事等级有其自身的荣誉和法律，即荣誉军事法庭。但是，因为军队不服从文官统制，因此它本身就是法律。约翰·?维勒—贝内特公正地认为，德国军官团听命于皇帝，就如罗马禁卫军和罗马皇帝的关系一样。不过他没有说，军事等级几乎都是从贵族阶层选拔和招募的，它从来不会容忍一个犹太人加入其中。
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代表着德国人对军事事务的喜爱。这位皇帝蔑视平民，轻蔑地称他们为软弱的东西。这位皇帝信任军队，而不是国会或者宪法。他的修辞蓄意地采用高调的军事的或者尚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