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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观众所得到的公开道歉：在整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演出中不会持有反犹太人倾向。
气氛上的这种变化，可能归因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对纯粹德国民族性格的拥护。当然，这种性格意味着对所有异己因素的排除。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吕斯（1781—1820）是一位柏林的历史学家，他发动了一场漫长而火爆的有关德国人民族性格和犹太人民族性格之间关系的辩论。他用武断的言语论述了这场辩论，让人们确信德国人和犹太人具有不可改变的差异，因此不可能在德国人的民族共同体中共存：“一个民族不可能成为单一的整体，除非通过对它性格中的所有品质进行内部的整合，这一整合是用思想、语言、信仰及忠诚等印证的。”
这一对德国人与犹太人问题的极端论述，得到了整个德国知识分子团体的肯定。他们包括费希特、雅克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卡尔·?威廉·?格兰特瑙等。对于作为犹太人的犹太人来说，这一论述使得他们难以在德国找到安全之家。本质而言，一小撮患有外国人恐惧症的民族主义分子所说的是，犹太人必须清除他们的犹太性，成为德国人。那么也就十分清楚的是：他们并不就此认为犹太人只是必须皈依基督教，而是必须成为德国部族中的成员，同时必须接受整个德国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在德国1871年统一之前，不存在“德国公民”，只有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萨克森人、奥地利人等等。因此，普遍意义的“德国人”不意味着德国公民，而是民族群体的成员。只要犹太人保留了宗教和伦理上的特性，那么在数量不断增加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德国人眼里，他们就可能永远不被接受为完全的德国人。这些知识分子和德国人相信一个建立在古老血统纽带基础之上的神秘祖国。
那些在19世纪初叶把祖国想象为古老血统纽带的神秘共同体的人已经怀疑，皈依基督教，或是在文化上认可德国的价值观，就能够把犹太人从他们的犹太性上拯救。费希特愤怒地认为，改变犹太人可能意味着，“给予他们公民权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同一天晚上砍掉他们的头，以便用没有犹太人思想的人取代他们”。反动的哈特维希·?冯·?洪特—拉多夫斯基更进一步，他要求要么清除犹太人，要么给他们绝育，以便在德国消灭犹太害虫。在19世纪几乎没有人乐意支持这样种族灭绝的思想，洪特—拉多夫斯基因为政治行动而被囚禁，后来因为他的犹太恐惧症的言论而向犹太人公开道歉。但是，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越来越清楚的是，无论他们做什么——皈依、同化，以及比德国人还完美——在他们的德国同伴那里都一直存在着恼人的疑虑：一旦是犹太人，就一直是犹太人。
犹太人对顽固地拒绝把他们作为平等的对象加以接受十分苦恼，四位有趣的犹太皈依者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斯塔尔（1802—1861）、爱德华·?甘斯（1798—1839）、路德维希·?博尔内（1786—1837）和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前两位出于便利皈依了基督教，以便作为大学教授继续他们的学术生涯，当时委任大学教授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具有基督徒的身份。斯塔尔的真实名字叫约尔森，是普鲁士主义和父权制国家的保守主义基督教的卫道士。在他的著作《历史视野中的法哲学》（1830）中，斯塔尔坚定地拒绝了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抽象权利的观点，因为自然法支持传统和习俗。他得出一个可能受到犹太教士训练强化的、有启示意义的结论：法律必须是一个民族宗教传统的体现，以及相应的道德和习俗实践的体现。斯塔尔属于不断增长的犹太背教者中的一员，他坚决地拒绝犹太教，甚至认为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在基督教的德国没有立足之地。作为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以及后来普鲁士上议院的议员，他成为了普鲁士保守党最有影响的哲学代言人。他在柏林大学的前任爱德华·?甘斯也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了右翼黑格尔主义者。他编纂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原理》，在大学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像斯塔尔一样，他非常不满自己的出身，避免和犹太人接触。在1838年他签署了一份由司法部门流传的请愿书，请愿书中呼吁取消犹太人获取法学学位。
斯塔尔和甘斯用人们期望敏锐的法律思想所应具备的冷漠超然，摆脱了自己的犹太性。不像他们二人，诗人博尔内和海涅发现，从社会和心理上将自己融入德国社会的主流更为困难。路德维希·?博尔内最初的名字叫犹大·?勒夫·?巴鲁克，为了在马库斯·?赫茨门下学习医学，他从法兰克福前往柏林，但是他很快就受到了亨丽埃特·?赫茨的影响，通过她的社交圈子，他又受到了柏林世界主义的魅力和宗教怀疑论的影响。他从医学转到法律，在各种各样德国的大学就学，最后在1808年获得吉森大学的法学学位。不久，他在法兰克福市政府获得了一个职位。在再次强加的新限定出现后不久的1815年，因其犹太人的身份，他被非正式地辞退。三年后，他皈依了基督教，采用了新的名字路德维希·?博尔内。他把自己彻底改造为作家，以及一本新杂志《规模》的出版人，热情地推进人类的解放事业。卡尔·?马克思和海涅也发现，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德国不是一个友好的地方。傲慢的检察官和没有趣味的读者使博尔内苦恼，他停止了出版，作为一位政治和文化的流放者，他去了巴黎。他精心构思的散文是不被同时代德国人欣赏的小宝石。许多德国人对他发动了持续的反犹太人的攻击。一些人因为他攻击两位德国顶级的符号歌德和席勒而从未原谅他，而博尔内的意图只是唤醒德国人超越歌德和席勒培养出来的高度，使自身承担起自由主义的变革。后来，他烙上了非爱国主义犹太人的称号，对此他回答道：
这多么像一个奇迹！我已经体验了它一千回了，然而它对我来说永远都是新鲜的。一些人谴责我，因为我是犹太人；另一些人因此而原谅我；三分之一的人因此而赞美我。但是所有人都想到这一点。他们似乎被犹太人的魔圈所固定，没有人能够从里面走出来。我也十分清楚这一邪恶的魅力来自何处。可怜的德国人！他们生活在最底层，受到上面七个阶层的压迫，他们通过谈论比他们还要低层的、住在地窖里的民众来释缓自己的焦虑。不，我生为犹太人并没有让我对德国人心生恶意，也从来没有使我产生妄想。是的，因为我是奴隶，因此我比你们更爱自由。是的，因为我生来没有祖国，我对祖国的渴望比你们更为强烈。我要再一次完全的自由，我要从底部开始建立自己的自由之屋。像我做的一样去做吧，不要满足于用新瓦去覆盖腐朽的政治大厦的屋顶了。
博尔内在流放中去世，被忽视和遗忘。一定程度上相似的命运也降临到海因里希·?海涅的身上。不同的是，一些德国人可能尝试过，但没有能罢免他的职务，因为他作为歌德之后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得到了广泛认可。他的经历和我们在博尔内身上发现的是相同的模式，和斯塔尔、甘斯相比相似度要少一点。海涅出生在法国占领的杜塞尔多夫（1797），命定是经商的。他最初从事法律的职业，在波恩、哥廷根、柏林读书，但是他发现自己反而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825年为了得到后来他所说的“欧洲文化的门禁卡”，他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的皈依触及了难以愈合的痛处，因为海涅很快就发现，正如他坦言承认的：他进入了一个空洞的地方，既非基督徒也非犹太人在那里游荡，并受到两者的鄙视。他对德国浪漫主义的、理想大于现实的依恋，激发出一些德国文学中最伟大的诗歌的灵感，著名的是《罗勒莱》，它像他的许多诗歌一样，唤起了对德国的土地、民族和过去热烈而渴望的感情。直到纳粹时期，就是海涅报复性的、德国式批评家的个性，导致人们质疑他的血统，攻击他的诗歌力量是矫揉造作的，受到典型的好挖苦的污点的损害，这些污点对犹太人的精神来说习以为常。真相是：海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讽刺作家，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对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丰富传统的热爱激发了一种真实的渴望，同时作为一位局外人，这种爱又促使他去想象这个国家悲剧性的盲点。因此，几乎没有哪位对德国社会的批评家像海涅那样客观和真诚，这可能能够解释为何在海涅讥讽了德国人文化上的妄自尊大和夸张的民族主义之后，他们不能容纳他的原因。对于德国人来说，海涅是和平的破坏者，是一只赞美他们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批判最恶劣成分的牛虻。在认识到德国人过于自以为是，拒绝检验他们宗教的虔诚，对民主没有一点兴趣之后，海涅永久地流亡法国，在那里尖锐地批判德国人，徒劳地唤醒自鸣得意的德国市侩，让他们摆脱梦境般的、不关心政治的生存状态，使他们加入自由和民主的世界。
海涅对自由、民主德国的梦想将被长期搁置；同时，他喜欢从远处热爱他的祖国，他坦承他将尊重它的国旗，只要德国人没有辜负他们伟大思想家高贵的主张。一位年轻的德裔犹太人在巴黎推销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以体现对他的支持。这位年轻人就是现代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他在与他的德国犹太人意识角力的时候，也有着和海涅十分相似的经历。
马克思1818年出生于莱茵省的特里尔，当时它刚刚加入普鲁士。马克思的父母都来自有着许多犹太教士的家族，这些教士也是最近才离开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狭小的空间。他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是特里尔仅存的三位法律专业人士之一。他们当时都面临着被辞退，因为普鲁士行政当局重新强加了一些古老的法律条款，它们禁止犹太人拥有政府或公务员的职位。为了保留他在省法院的法律职位，海因里希和他的家庭皈依了路德宗，这一步使得他赢得了司法官的头衔以及舒适的生活，成为社会杰出的成员而免于金钱的忧虑。海因里希一生一直是一位小心翼翼的、羞涩的、充满感激心的犹太人。但是，他的长子卡尔很早就显示出强烈的独立思想、伟大的热情和非同寻常的意志力，作为当代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开拓者，他在世界上打开了自己的道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是特殊的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历史，因为他以共产主义的形式注入世界的哲学体系，本质上是德国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和犹太教与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的知识融合。
在马克思年轻的学生时代，他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学学习法律，吸收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加入了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团体，其中许多成员和自己一样是犹太人。他在大学与进步的、具有批判性的思想家们的紧密关系，特别是与批评家布鲁诺·?鲍尔的关系，使他在184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得到学校的任命。自从他成为文科中学学生的时候，一位德国犹太人，甚至是当时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的脆弱社会地位，就一直是他思考的问题。他为德语作文毕业考试写作了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在这篇具有高度启发性的随笔中，马克思的生命历程得到了鲜明的预示。它论述了克服自私和服务人类，同时似乎意识到等待一位理想主义的犹太人的极限，它终止了理想主义的涌动，认为“我们不可能总是从事我们自己感到适合的职业；在我们处于决定社会关系的位置之时，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这些关系所固化”。
1841年，假如不是更早，年轻的马克思认识到，在普鲁士统治的社会中，其社会关系不会导致自由的精神，甚至在大学当中。大学被国家所控制，被诸如约翰·?艾希霍恩这样反动的部长警惕地注视着。在没有获得大学职位之后，马克思作了下一步的选择，他进入了报界，加入了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报纸《莱茵报》，成为了一名调查记者。一年后，他就成为了主编。他和另一位犹太记者摩西·?赫斯紧密合作，后者向他展示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写作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公民权的文章，严厉地批评了莱茵议会反自由主义的程序，以及它旨在限制言论自由的高压条令。他也展示了著名的道德愤怒的首次闪现，这些愤怒的闪现以具有穿透力的学识和轻蔑的讽刺相结合的形式传递出来，我们可以把它们和他的后期著作联系起来，同时它们在马克思为受剥削的农民和莱茵省葡萄栽培者使人感动的辩护中找到了发泄口。
马克思从事报纸出版的工作，使他面对面地遭遇到保守的基督教时代的权力现实，包括它既得的利益、社会的权利、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在为《莱茵报》工作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社交圈子深入地讨论了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指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一篇是马克思的，一篇是鲍尔的。在鲍尔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中，他对整个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进行了知识上毫无顾忌的攻击，他试图动摇两个宗教赖以生存的知识基础。他天真地假定，通过发起对宗教意识致命的打击，彻底解放和自由的社会条件就会自动地产生。马克思用他自己题为《论犹太人问题》（1843）的随笔作了回应。他认为，无论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