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的种族主义的出现，这些理论由达尔文的追随者编造出来，他们扩展和错误地解释了达尔文的生物学发现，去适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安排。接着，生物学的种族主义和新型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聚集起来。然而，最不幸的是19世纪后期的思想家们，尤其是生活在非民主或非自由主义社会（诸如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的思想家们，开始放弃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背弃了平等、民主、自然权利和理性。这是一次深远的文化转向，对现代犹太人具有重要的意味。
种族主义根植于民族的偏见，在欧洲有着长期和丑恶的历史。欧洲大陆是有着广泛差异的民族群体的大杂烩，它们之间的紧张可以回溯到数千年前。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剧了这些紧张，因为民族自决和扩张的理想现在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并上升到准宗教的水平，甚至上升到本质上千年论的水平，它威胁要在重新开始的冲突中爆发。最尖锐的民族紧张存在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尤其是位于从巴尔干到黑海漫长、宽阔的带状欧洲部分，在那里，数个世纪不断变化的征服，已经把这些地区分裂成多民族的、多语言和多宗教的混合体。也就是在欧洲的这个部分，大多数犹太人居住于此，后来被种族问题放大的民族主义制造出了最严重的伤害。另外，在这些地区，泛斯拉夫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增长，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解散多民族的帝国中，在统治精英复兴帝国的梦想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民族冲突必然激发的最阴险的影响是种族主义，它在19世纪起源于个人或社会偏见，发展成总揽一切的、宣称拥有进入世界历史万能钥匙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的思想家在颂扬他们种族优越性的时候，主要诉诸新的生物科学，以及有目的地采自生物学的社会含义。公共的讨论非常强烈地集中在神奇的达尔文的术语上，比如“自然选择”“遗传性”“生存斗争”“适者生存”；潮水般的印刷品关注于种族血统、种族行为、种族繁衍、种族提高。借助达尔文的发现，公众自然想知道哪些社会、哪些民族最为优越以及为何优越。必然的结果是，民族中心论的研究者们一下就得出了草率且对自己有利的结论：皮肤的颜色是生物的优势，因此也是社会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阐明最优势民族和最低劣民族的种族特性，以及依靠比较人类学证明哪些性质提升生存能力，哪些性质弱化生存能力，仅仅是无足轻重的问题。普遍的共识是：竞争、勇敢、大胆和进攻的性质提升了生存能力；同时，软弱、妥协、和平，总之是消极的特性，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受欢迎的。
这类想法和新兴的优生学运动相联系，它发端于英国，由达尔文的表兄弟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创立。高尔顿是这一信念——在铸造个人性格时，遗传的作用高于环境——有力的倡导者。他和朋友卡尔·?皮尔森一道，呼吁民族同心协力去繁衍一个优等的人类种族，方法是鼓励适者生育，同时假如是必需的话，采用绝育的手段阻止那些虚弱的、无能力的、患病的人生育。就是在社会优生学的讨论过程中，皮尔森和其他人推动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形式和五十年后的纳粹采用的相差不多。例如，皮尔森用个人有机体的类比来描述民族，并警告说，除非一个民族是同质的整体，否则它不能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阶级的冲突完全是分裂性的，必须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根拔除。在这个国家当中，每个个人不再考虑社会等级，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合作；在这个国家当中，依靠适当的优生办法，最强壮的、最聪明的人获得领导的地位。
在所有种族主义理论家当中，种族主义最有说服力的布道者是法国的亚瑟·?德·?戈比诺伯爵和英国的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戈比诺经常被视作首位“雅利安”（白种人）优越性的代言人，他的四卷本文集《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和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基石之一。他们两个人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现代工业化和民主的社会弊病采取坚决反动的态度。两个人还企图用种族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文明的兴衰，认为使得文明成为可能的创造性增长的基因，存在于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当中，两个人不加鉴别地、错误地将雅利安人作为标签从语言学转移到生物学。两个人也是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视犹太人不仅是种族上次等的种类，而且是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假如雅利安人或条顿人是文化的创造者，犹太人一直是文化的毁灭者，一旦犹太人把他们的印记贴在任何运动上，它的活力就会遭到破坏。张伯伦指出，基督教因为其双面的表现，即一半是犹太人的，一半是雅利安人的，因此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它的雅利安人的一面，在象征主义和神话方面极为丰满；犹太人的一面，在对仪式和法规严苛的遵守中色调强烈。这样，基督教中最好的成分——它原始的活力和童真的信仰——被犹太人的因素扭曲成难以容忍的信条，这一信条强调罪恶、罪行和惩罚，而不是拯救、爱和神恩。在这些反思的过程中，张伯伦对犹太人的深深反感使他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鉴于雅利安人英雄的特性，耶稣必定是雅利安人，而非犹太人。
戈比诺和张伯伦的另外两个相似之处应该得到注意。第一是他们的著作尽管装作是科学的或学术的，但实际上是带有政治意图的真正的种族主义小册子；在这里，他们代表着一个新兴的文学体裁，它由假装成学术著作样子的文本构成，但将它归属于一种通俗的辩护更为合适。第二是他们的著作在德国最为流行。戈比诺的种族主义理论得到了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极为成功地推广。事实上，戈比诺和瓦格纳在发现他们的审美感是如此相似之后，建立了紧密的友谊。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的社交圈里，戈比诺的种族主义信条得到了热心的推广。1894年，路德维希·?舍曼将戈比诺的著作翻译成德文，并在弗赖堡建立了戈比诺协会。张伯伦也与瓦格纳和德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位英国移民，一位大英帝国融学者、冒险家、士兵为一体的富裕家族的后裔，张伯伦被瓦格纳的音乐所吸引，并定居德国，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成了激进的日耳曼主义和狂暴的反现代主义的焦点。他的《19世纪的基础》一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销售了10万册，各种泛日耳曼组织和反犹太组织热情地赞同这本书的信念。另外，张伯伦还加入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社交圈子，也算得上是德国皇帝的朋友，他的思想得到了统治精英们的支持。在20世纪20年代，张伯伦积极地支持纳粹党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将他的著作奉为“战斗之书”，视作党照亮胜利之路的灯塔。
在19世纪后期，种族主义和几个捣蛋的观念相互滋养。一种决定性的反动力量开始流行，反对条理清晰的、经典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模式，它深远地动摇了西方文明的平衡。理性至上是启蒙运动的标志，它受到了一些奇思妙想的作家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们强调意志、非理性、主观、直觉或人类生活无意识的主导作用。历史学家称这种知识的反革命为“活力论”“非理性主义”“新浪漫主义”或“新神秘主义”。这些标签是有启发性的，但也是误导性的。对理性的造反主要是指向工业文明的精神，这涉及对都市生活、技术理性，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普遍存在的驯服的、缺乏激情的、没有英雄色彩的日常工作的深度不满。依靠一些直觉的逻辑，远古的思维模式从不同的文学和哲学领域突然汇聚起来，开始挑战有关人类理性，以及通过科学、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来实现社会秩序完善的中产阶级（启蒙运动）不证自明的假设。
弗里茨·?斯特恩认为，这种精神状态一旦被社会和政治清晰地表达出来，并得到组织化的时候，它就是“文化绝望的政治”，并且他注意到这种精神状态深远的反对改革和反现代的态度。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人谴责技术的非人性趋势、“低等阶级”政治的危险，以及美学趣味的堕落，他们采纳了一种深厚的反民主的、精英主义的、带有非常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色彩的态度。他们不喜欢为人类的利益去掌握现代世界的力量，而是偏爱一头栽进神话的、古代的生活方式当中。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中，它以一种在德国名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强大的地下运动的方式证明自己。
鉴于西方文化中的这些分歧，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犹太恐惧症的猛烈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迫害犹太人成为了欧洲几乎每一个地方大众的消遣。那个时期，最多产的犹太人迫害者可以说是法国人爱德华·?德鲁芒，他绞尽脑汁想出一连串羞辱犹太人的话，相比之下，其他人的话就显得温和许多。在他两卷本的《犹太人的法国》（1886）和他在1892年创办的《自由言论报》上发表的大量言论中，德鲁芒不断地对犹太人发起谴责，说他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与众不同，散发着臭气，在金融上剥削法国人，破坏法国文化，把法国出卖给德国人。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两个事件强化了法国的犹太恐惧症：一件是政府丑闻，涉及犹太银行家雅克·?德·?雷纳和敲诈者科尔内留斯·?赫兹对政府官员的巨额行贿；一件是德雷福斯案件，可以说它是19世纪末最著名的事件。德雷福斯案件影响巨大，因为它揭示了在法国军队、罗马天主教以及右翼保守主义当中，存在着广泛的反犹太人偏见。同时，它也揭示了反对德雷福斯的人面对着甚至更大规模的、更有力量的、支持德雷福斯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阵营。在左拉发表了《我控诉》之后，这一点得到了证明。法国和英国的犹太人是先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公民。在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比其他地方的都强大，犹太人更好地同化进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比如伯格森、邦达、涂尔干的职业生涯都显示了这一点。法国人通常在接受他们未来的知识分子领袖时，从不考虑到他们的宗教和种族背景。正如佩吉的一位学生所说：“我们一直和我们的犹太同志友好地生活在一起，犹如和我们的基督教同志生活在一起一样。我们从未感受到犹太人与我们不同。一个人必须承受其宗教和种族痛苦的想法，对我们似乎是难以忍受的。”
相比之下，正如我们所见，犹太恐惧症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得到了更加强烈的、制度性的强化。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世界对犹太人最危险的地方是东欧和俄国，而不是德国。就是在这些地方，政府实际上通过歧视性的立法以反对犹太人。例如在罗马尼亚，政府对大约25万犹太人启动了严厉的法律限制，剥夺了他们的投票权和获取公共职位的权利。然而，对东欧犹太人最为毁灭性的办法，是由俄国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发起的。犹太恐惧症在基督教的西欧一直很强盛，除此之外，犹太人在俄国面对着沙皇专制体制及其精神支柱东正教会紧密结合的力量，不仅俄国国家君主至上的性质体现了对俄国犹太人的危险，而且其高度的救世主的性质也加强了这一威胁。莫斯科人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两头鹰这个拜占庭象征物的采用，都在宣布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中心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合乎逻辑的继承者。一个把自己想象为宗教上选择出来的国家，必然和一个势均力敌地扬言自己为神选的民族发生冲突。俄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保持了强烈的天启的、救世主的期待，使得俄国人的排外意识，以及含蓄而持久的犹太恐惧症更加突出。有趣的是，俄国人的内心景观充满了救世主的思想，以至于它激励着相当可观的神学思想的杂交，刺激着俄国的犹太人以民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形式展现类似的救世主式的期待。
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屠杀，数世纪以来在俄国的体制下一直是系统性的。政府对犹太人主动积极的歧视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得到了强化，他通过一系列法令禁止犹太人购置土地资产（1881），限制他们进入大学和中学，强迫那些生活在俄国中部的犹太人迁移到西部省份，即所谓的“犹太人指定居住区”（1890）。在那里，犹太人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全面地监视、控制，并受到人身攻击，以这些行为对斯拉夫极端主义分子作出让步。据估计，在19世纪末，有500万以上的犹太人生活在俄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指定居住区，并且通常生活在悲惨的经济状况之下。发端于1881年，通常是由沙皇的官员策动的针对犹太人的乱民暴力行为，表面上看是因为犹太人要对亚历山大三世的被刺负有莫须有的责任，实际上是将犹太人从俄国主要的城镇驱赶到犹太人指定居住区，并且满足不断增长的犹太恐惧症情绪的胃口。就是在这一对犹太人普遍的仇视之后，公开出版的反犹太人最恶毒的文献之一《锡安长老会协议》，在俄国和其他地方带来和发现了自愿的信奉者。这份文献由沙皇的秘密警察捏造，以莫里斯·?乔利和赫尔曼·?戈德舍有关文学和政治的小册子为基础，由24篇据说是犹太人领袖作出的“协议”或演讲构成。这些领袖解释他们是如何采用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