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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士又大多在朝为官，他们致仕后就成了地方上的官绅。
官绅致仕回乡，就成为富甲一方的富户。其实他们的财富也未必是侵占乡民得来的，这些人在为官时拿国家的俸禄，建功还有赏赐，赋税也有优惠。积累一定的财富也不足为奇。但是海瑞不那么看，在他看来普天之下“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个世界没有干净的财富，干净的人就要像他那样过着清贫的日子。
海瑞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老百姓的权利代言人，他要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来保障老百姓的利益。他不愿意用权力赋予自己的合法伤害权来伤害老百姓，他宁愿将自己置于应天十府的富户官绅的对立面。海瑞担任南京吏部侍郎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种叫“应票”的东西。南京官员到商店里买东西，往往不付钱，而是直接给商家打白条。这个白条就叫“应票”。理论上说，日后政府有钱了要兑现应票。但实际上，它们从没被兑现过。
海瑞是个清官，名声在外。所以他一上任，商家就送来了300多张应票，希望海瑞主持公道。海瑞拿着一厚沓子白条，大吃一惊。但经过调查以后，海瑞更加吃惊了：各级政府开出的应票远远不止此数。商家曾经向政府缴上很多应票，要求兑现，结果不但没有兑现，连应票都干脆被没收了。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
海瑞勃然大怒，发了一个告示，洋洋洒洒痛斥道：我收到了兵马司的应票89张，其他衙门的应票220张。这还都是漏下的，其他被收缴的应票还不知道有多少。“今兵马司官也小，也做了一个狼之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迎合上官。又做了一个过送赃私的积年！”他质问道：大明祖制和律法里，哪一条规定了官员可以开白条？
海瑞接着在告示里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也不可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这句话，几百年后听来仍旧让人凛然。
海瑞对大明朝官僚集团的评价，就两个字：虎狼。对于海瑞来说，对付虎狼的武器，那就是祖制。按照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制度，官员不能打白条、不能霸占民田、不能行贿受贿。但是在现实中，大明朝的官员就是在打白条，就是在霸占民田，就是在行贿受贿。在海瑞看来，祖制如此完美，而现实如此黑暗，其原因就是大家不遵守祖制。
接下来对积案的清理，更坚定了海瑞为民做主的决心。海瑞发现，所谓的积案，不过是百姓状告富户乡官之案。官府碍于富户乡官的情面，通常情况下，是将这些案子强行压下来，不予受理。海瑞公开放告，有冤的百姓纷纷前来抚院投状，一天之内，受理的案件就多达一两千。海瑞还制定了几条审理案件的标准，只要符合标准的案件全部实行“一刀切”。标准如下：“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也就是说，当案子疑点重重，纠缠不清的时候（讼之可疑），就采用这一标准：兄弟相争，判弟输；叔侄相争，判侄输；贫富相争，判富输；尤其是有财产争议的案子，判乡宦输。为了凸显自己为民解困的决心，海瑞制定的判案标准完全符合道德的标杆，他概括出两条原则：“以存体也（维护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以救弊也（救济小民）”。海瑞似乎天生就与那些富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穷人和富人之间打官司，不管对错，海瑞肯定会判富人输。
这样一位高举着“道德理想化”旗帜的清流人物，在一个地方为官一任，到底是误事还是成事呢？无论在哪个时代为官都要讲究方式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还要讲究和谐安定的政治局面。
而海瑞的这个标准得到的社会反响是截然不同的两方面，平民老百姓拍手叫好，高呼“青天大老爷”；那些退休的乡绅们则举双手反对，大呼不公。有冤的百姓奋起告状，状纸越来越多。每月放告两次，每次受理三四千件。
海瑞的“一刀切”断案法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那些与尊长纷争的小辈们，聚集在抚院门口高呼不公，明明是叔伯辈无理打伤了自己，自己反倒输了官司；富户官绅们更不满意，他们与贫民打官司，不问缘由就判退田产、出银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海瑞掀起的这场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富户越来越多。这些人都是哑巴吃黄连，吃了亏也不敢站出来辩解申诉。要知道明朝的应天十府，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并不是简单的穷人和富人之分。除了富户官绅、农民佃户，还有不少中间阶层。比如那些无所事事的游民，平日里就爱干些坑蒙拐骗的事。海瑞拿富人开刀，也让他们看到了捞取油水的机会。于是他们也冒充小民，跑去状告富户官绅。一时之间，社会局面陷入失控状态，告状的人越来越多。这大大出乎了海瑞意料，他没有想到仅松江一地“告乡官夺产者几（几乎）万人”。
就连致仕在家的前任首辅徐阶也被海瑞的应天新政推上了风口浪尖。管家徐成、徐远的劣迹被揭发，受徐府仆人欺压的乡民们就把徐家推上了被告席，最后以徐家退还房产，兑现乡民田产赔偿金而收场。一时间，松江一府的富户乡绅，人人都是被告。在乡民看来，种肥田不如告瘦状。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春，刑部都给事中舒化、戴凤翔联合起来弹劾海瑞拘泥固执，理由是：“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也就是说海瑞不切实际，不通人情世故，不达政体，不适合处理地方事务，应该安排南京的清闲职务“养起来”。他们还拿海瑞的私生活来说事，海瑞的前两任妻子先后被休，七个月前，家中一妻一妾同时去世，疑似谋杀。明朝官员大多是文人出身，文人生来要有所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家都不齐，何以治国？
这帮同僚的弹劾之辞，激怒了海瑞。既然同僚们都不理解自己，没人为自己辩解，他只好上书自辩，称那些弹劾他的言论纯属虚构“无一事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海瑞感到万分委屈，自己一心报国，两袖清风，结果却换来了弹劾。他把一腔怒火，烧向朝中众大臣，怒斥“今举朝皆妇人也”。首辅李春芳自我调侃说：“满朝都是女流，那我不就成老婆子了？”
事已至此，海瑞这个巡抚是没办法再干下去了。海瑞在离开江苏地界时，沿路百姓欢送，但南京的官吏、乡绅，却躲在人群中以手加额，弹冠相庆。
在颓风肆意，腐败横行的大环境下，像海瑞这样不参与逐利的官员真正成了异类。而他的同类们，那些饱读儒家典籍的士大夫们，早已认为圣贤之事不合时宜。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那些特立独行的孤高之士，在他看来做得远远不够，而贤士大夫则都是些污秽之人。他恨这些摇摆不定首鼠两端之人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为害更大。
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得那样遥不可及。大明开国之际，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一副美好的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夯基固本的祖训家规，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详尽得无以复加的规定，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子孙定下了万年之基。在海瑞看来，朱元璋的这些规定接近于完美。从某个角度来说，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对朱元璋的残酷惩贪措施完全赞成：“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海瑞所到之处，总是把祖制挂在嘴上，要求大家一丝不苟的执行。他在南京当官时，有位御史在家里叫堂会，请了一群戏子演戏。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海瑞知道此事后，居然要当众杖责这位御史。官员们大惊失色，苦苦恳求。但是海瑞不为所动，理由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就是如此。
此时距明朝开国已经两百多年，而海瑞简直像一个从洪武年代过来的穿越者。祖制在明朝享有宪法一样的崇高地位，海瑞把它挂在嘴上，就等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别人没法还嘴，但却可以孤立他。海瑞在官场上的人缘是相当差的。一位叫黄锦的太监就对皇帝说过：“这个人脾气极端乖戾，朝臣没有不讨厌他的。我都看不到有人肯和他说话。”
海瑞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放任私欲发展造成的。其实今天看来，如果我们用“一根筋”这个词来形容海瑞，估计也没有多少人站出来持反对意见。如果换作褒义一点的词，那就是“执着”。
和那些奉行“以德服人”的官僚不同，海瑞并不完全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上层提倡的一个抽象而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水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
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也就仅仅留下几两银子，不够殓葬之资。当然由于海瑞的道德人格，他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拥有不少仰慕者。但是就连那些仰慕他的人也认为他那套行不通。有一位叫王弘的人在《山志》里说：海瑞品格高尚，确实无人可及。但他要是掌了大权，“吾不知其竟何如也”。一位叫何良俊的人也夸海瑞“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素，真是铮铮一汉子！”，然而话锋一转，又说海瑞执政，终究会坏了国家大事。
朱元璋为官员们定下了历朝以来最低的俸禄。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只不过其他朝代没有低到像这样让人吃不饱饭的地步。
帝国的官员们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各级官员的权力根本不受制约，他们可以通过各种管道榨取油水。这种“灰界限”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导致帝国权力集团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下，帝国的文官集团也自然化作两大主流：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像海瑞这样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另一种就是浊流，他们遵照官场惯例，通过灰色管道来维持开支，支撑所的建立关系网。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就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就像癌细胞遇上了适合的环境就会疯狂生长，直至吞噬掉一个庞大的帝国。
16.大清的生存脐带
在古代权力结构中，当皇帝还处于幼年，也就是冲龄之时，这时候权力制度会出现一个有别于正常状态下的特殊时期，有点像玩“过山车”游戏。在这一点上，各王朝的表现也是各有不同。这种在特殊时期出现的摄政、辅政与皇权的“三权”博弈是中央权力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往往会左右一个王朝的政治走向。
八旗的权力密码
后金时期，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尝试了各种“立储”方式后，都没有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只好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体制，说白了也就是满族贵族分权制。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限制了汗（王）的权力。在这种分权制的权力结构中，汗的权力只是担名，却并不担利，看上去很美的一个虚名而已，其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值无异于一个主旗贝勒。
努尔哈赤这么做等于是给自己的继承者出了一道权力分配的难题，在这一点上他不如前朝开国者朱元璋。朱元璋是恨不得把所有威胁到自己“家天下”利益的枝节都削得一干二净，所以才取消相权，分散官僚集团的权力。后金占领辽沈地区之后，八旗各自分得了大量的土地、人口与财物。随着各自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后金权力系统内部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权倾向，而且这种倾向随着各自实力的不断扩张而愈加强烈。
分权意识的强化，让八旗内部原本靠着家族血缘关系结成的权力纽带变得越来越脆弱。这就好像一个大集团公司，刚创业的时候，股东们都非常团结，拧成了一股绳。随着公司业务不断做大，股东们手里的股份值也不断翻番，当这些股东觉得自己有本钱出去创造更大利润的时候，分权就成为每个人的心头所盼。
这种来自于权力集团内部的分权意识，不仅给努尔哈赤的绝对专权造成了一定压力，同时也对自己后来的继承者们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它对于后金汗权向皇权的转换，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努尔哈赤有过两次立嗣的失败经历。褚英身为努尔哈赤的长子，战功无人可及，可以说是诸贝勒中名副其实的大哥大，成为汗位继承人也是实至名归。在确立为接班人后，他对不服从他的四大贝勒及努尔哈赤所重用的五大臣，强行压制，并以即汗位后将予诛杀相威胁。后来褚英还是从接班人的权力台上一头栽了下来，原因是他有了叛逆之心，被努尔哈赤除死。
事实上，努尔哈赤立嗣的失败原因，主要来自于八和硕贝勒，特别是四大贝勒。他们在后金正式权力这块大蛋糕中，占据了大部分的利益。作为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他们只想在权力结构中保持这种均衡状态，强烈的分权意识，让他们已经无法接受有人再将八旗的权力攥在一个人手里的结果。也就是他们不希望在后金的权力系统内部再产生出新的汗（王）。他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