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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生”。
嘉靖左思右想，始终咽不下这口恶气，还是将海瑞押到监狱禁锢起来。可是当海瑞听到他舍身怒骂的昏君驾崩的时候，在监狱里双膝跪地，放声号哭，把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呕吐了出来。
海瑞对道德教条的死忠，虽然受部分同僚暗中讥笑，但却深深感召了一批像顾允成这样的有道德理想的士子。特别是嘉靖四十五年的冒死一疏，更使他“直声震天下”。纵不能说海瑞是精于计算之人，但那一次，他稳赚不赔，假如皇帝杀了他，他必然求仁得仁，名垂青史；如果皇帝不杀他，他的道德声名则将换来雄厚的政治资本。果然，嘉靖来不及决定如何处置这位既可恨又可敬的直臣就龙驭上宾了。隆庆皇帝即位后，海瑞立即官复原职，且步步高升，官至左右通政。隆庆三年奉旨巡抚应天十府，从中央空降地方充当临时一把手。海瑞只是举人出身，却获此重任，堪称大明第一人。
可怕的圣人之境
大明隆庆三年（1569年），南京街头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氛，豪门权贵忙着把自家红色的宅门涂抹成黑色，平时在街上飞扬跋扈的地痞流氓也都不见了踪影，就连一向趾高气扬的江南监织造的官宦们也都低着头匆忙赶路，更有一些平常恶名昭彰的官吏更是主动请求免职。
究竟是谁能够拥有如此大的威慑力，让平日里繁华异常的南京城突然变得如此异常？老百姓心中狐疑，私底下纷纷猜测：是当今天子驾临，还是周边县城的土匪来袭？当谜底揭晓，他们无不额手称庆，原来是当朝著名廉吏海瑞大人要来巡视。
这时候海瑞的名声早已传遍全国，他初入官场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取消了自己辖区内官吏们捞取油水的“常例”；随后又在担任户部主事期间拿出誓死的决心（买上棺材）与嘉靖皇帝直接叫板。这些几近疯狂的举动让海瑞早已成为官场同僚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今最让南京城的豪门权贵们忌惮的还是海瑞的清廉，那种像是天生与富人贪官有仇的态度让他们忐忑不安。海瑞初入官场担任浙江淳安县令，上任不到十天就革除所有常例。常例是帝国官场上不成文的规例，明朝官员俸禄本来就低，这是官员为获得制度外的收入而形成的“灰界限”。虽然没有红头文件，但人人都心知肚明，人人都墨守这一陈规。
海瑞一上来就在“常例”上动起了刀子，直接将地方官吏获取黑灰色收入的管道截断，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还包括县丞、主簿、典吏、教谕、师爷、衙役、门子。也就是说，全县大小官吏的全部额外收入全都被取消。海瑞这种做法无异于给帝国官场来了一场强地震，权力系统内部从上到下都将目光聚焦到了海瑞这个人身上。
海瑞不光劳别人的筋骨，苦别人的心志，更重要的是他先将自己逼至苦的绝境。他靠着月薪五两银子，居然能够在当时养活一大家人。当然在这个奇迹背后，生活质量是无法保障的，既然不愿意拿俸禄之外的“常例”，那就要从其他地方想办法来贴补家用。
海瑞自己动手在官署后院开辟了一块菜地，里面种上黄瓜、豆角。每天在官府衙门忙完公务，他就会换上粗布衣服，像个农民似的扛上锄头在地里忙活。全家人每天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一年到头也不沾荤腥。自从海瑞当了官，家庭生活水平反而直线下降。就连那身官服在海瑞身上都穿了六年，四处补丁，看不出颜色。每天烧饭用的柴，都是家里的仆人上山砍的。有一天，海瑞发现仆人砍来的山柴枝叶枯干，不像是新砍的，就把仆人叫来讯问。仆人交代说是街上有人为了巴结他，替他打好背回来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来，当场付了五十个铜钱，回头关上院门就把仆人狠狠教训了一顿。
淳安府的县丞、主簿们都不愿意与海瑞共事，纷纷要求调离此处。就连那些临时聘用的衙役、门子宁愿失业，也不愿意留在海瑞身边。本来胥吏就没有国家派发的正式工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常例”。如今海瑞将他们的收入渠道堵死，也就等于让他们失业。
身边共事的人能离开的都离开了，忙得海瑞焦头烂额，一年没有几天休息的时间。不光与同事之间出现僵局，就是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海瑞也是左支右绌，不按规则来。比如说上司生日、红白喜事，别的官员都奉上成百上千两，他只送上一封贺信。上级官员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海瑞在招待住宿上严格按照洪武年间定下的标准来执行。渐渐地，海瑞的淳安县成了官员们的回避之所，不到逼不得已，谁也不愿意上门找不痛快，此时的海瑞就这样成为帝国官场上的“怪物”。
有人说生活中的海瑞没有朋友，是道德世界里的独孤求败。一方面是因为他与整个官场为敌，另一方面在他的价值理念里，能够放下利益与他同行者不多。海瑞骂嘉靖皇帝被逮捕后，户部司务何以尚上疏救援，结果被逮入监狱。海瑞在监狱里没怎么受刑，何以尚却被日夜拷打，遍体鳞伤。后来等海瑞出任吏部右侍郎时，何以尚正巧是他属下。两人相见，海瑞待以长官接见下属之礼。何以尚问：咱们当年同生共死的交情，难道你不能以客礼相待？海瑞坚持朝廷礼制就是如此。何以尚和他当场绝交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不需要朋友的海瑞，连家庭生活也是不近人情。他的第一个太太过门刚一个月，和婆婆发生了矛盾，海瑞毫不犹豫地休了她。在海瑞53岁的时候，发生了更黑暗的事情。他的妾韩氏忽然上吊自尽，11天后，结发妻子也跟着自杀了。整个事情透着可怕的气味，但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海瑞对此也悲痛不已，他提到此事时，说自己“每一思及，百念灰矣”。
他的女儿也死得扑朔迷离。海瑞的政敌在奏疏里，指责他“无故而缢其女”，说得真是惊心动魄。明人姚叔祥在《见只编》记载了另一个说法。据他说，海瑞的女儿只有五岁，从男僮那儿接了一个饼吃。海瑞看见了勃然大怒，说男女授受不亲，你不是我的女儿！你要是能饿死，才配是我的女儿！于是女儿啼哭不止，不肯进食，家人怎么劝也没用，最后活活饿死。
一个如此官场上道德模范，却断绝了朋友，伤害了亲人，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搞得自己百念俱灰，那这个道德到底有多可靠？也许这正如奥威尔之言：“追求圣人之境的人是可怕的。”
大明隆庆三年（1569年）闰六月，李春芳为大明首辅，任命海瑞为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巡抚应天十府。消息传开，应天十府中一些贪墨官吏，吓得纷纷自动离职，一些高门大族把红色大门自行涂黑，连在苏州府等地监督皇家织造的太监违规乘坐的八抬大轿也换成了四抬小轿。海瑞威慑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海瑞自己也踌躇满志，朝廷把国家赋税重地的治理权交到自己手中，他感受到的是更为深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路上地方百姓夹道欢迎，使他感动之余更坚定了信心。上不负天子，下不负万民，他决心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在江南之地干出一番事业。也就是说，此时的海瑞是作为皇帝的代表，来南京地区巡视的。这次巡视的主要目的，一是察看地方的民情，二是看看地方官员的官绩政效如何。所以当海瑞来了以后，当地那些平日里违法乱纪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胆怯。当时海瑞的主要职责是监察百官为政的操守，比如行政效率，行为作风等等。在明、清时期，都察院的官员就相当于皇帝的耳目。如果让他们不满意，那就等于得罪了当朝天子。所以南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一听说海瑞来了，唯恐避之不及。
排列古往今来的官场精英人物，海瑞绝对算是清官中的VIP。作为古代官员无法超越的道德标杆，海瑞符合民间对于一个清官的种种诉求。海瑞以一己之道德所长，试图补救帝国在官家制度和技术上的漏洞。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帝国的钟摆已经整整摇动了两百年，这时候，由朱元璋引领的以武治贪的酷烈之风已经渐渐趋于转向理性的道德面。帝国权力系统中的吏员早已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展到各个角落。
洪武时期，全国上下只有八千名官员，现在已经滚雪球式得发展到了两万人。当年朱元璋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如今这项禁令早已经取消，曾经被取缔的那些常例陋规又渐渐成为官场上的显规则。
一个地方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派。对于貌似合法的非法的收入，朝廷也是听之任之却又遮遮掩掩。在各地区之间，官员捞取的黑灰色收入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一个富裕的县，税收上稍加几分，县令就可以大捞特捞，而在一个贫穷的县要征收同样的数字，则已是极为暴虐的苛政了。
帝国有一千多个县，而建立在县制之上的官僚系统基本上都是在常例的支持下运转。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根本连最起码的生活都失去保障，更谈不上维系自己权力的运转和人情社会的关系网。所以说，这时候的常例已经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这种情形使得文官集团看重的操守，也变得毫无意义。
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人小金库加收矿税；下到地方的小衙役，通过权力垄断，坐拥上万家资。居官如同市场贸易，读书只为利益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官吏上下其手，腐败的细胞已经渗透到帝国的心脏。
前文中有一个细节：南京城里的当地人听说海青天来了，吓得把自家大门的红色涂成黑色的。这是为什么呢？过去住宅跟我们现代人是不大一样的，现在只要有钱住什么样的房子都没人管你。过去就没有这么自由了，这住宅是分等级的，只有那些豪门望族的人，才有资格拥有朱漆大门，平民老百姓只能用黑漆大门。好端端的大门为什么会改成黑色，就是因为海瑞驾临，这些豪门望族怕被海瑞查出问题来，所以就把自家的大门给涂黑了。这就等于告诉海瑞，自己只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你的眼睛就不要盯着我了。这些人自愿降低身份，就是为了躲开御史海瑞的注意，逃避检查。
海瑞在江南之地对官场的奢侈做了种种限制，颁布了一份《督抚条约》。这个条约可谓事无巨细，就连各地方官员参见巡抚时应该穿什么服饰，招待巡抚应该采用什么标准，巡抚临时的住宅应该如何装修都做了详细规定。他要求物价高的地方，在招待巡抚的时候，只准花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只准花银二钱，菜肴只能三菜一酒，严禁海吃海喝。甚至还规定公务用纸，不许用高价厚纸，只能用低价草纸等。一句话说到底，能省则省。
海瑞的清廉到了让同僚们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平日里自己放着八抬大轿不坐，偏要骑个毛驴去上班。他这样的省部级高官都不坐轿子，其他官员谁还敢坐？应天府那些当差的“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就是说，海瑞清官的权威是树立起来了，可没有人愿意再替他干活儿了。有人以此来推断，海瑞不像是一个官员，更像是堂吉诃德式的精神斗士。堂吉诃德是一个人在战斗，可海瑞不是。
谁给了海瑞这么大的胆子？不是别人，正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海瑞所效忠的大明朝，是一个过度强调道德意识形态的朝代，尤其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维护农民利益，不惜牺牲官僚利益。他通过酷烈的手段打击地方豪族、限制官吏伤农以及事无巨细的道德教化，将大明王朝的权力系统打造成为扁平化结构。国家上层建筑方面，他除了动用酷烈的惩戒手段，更是通过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低水平的薪俸制向帝国官员进行道德批发。
然而官僚集团们于事后会发现，在这种高姿态里充满了真实的谎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们对一个特定时代的道德指令产生了厌弃，同时夹杂着对道德专制的逆反，进而容易变成对道德本身的怀疑与不信任。到了海瑞所生活的时期，官场腐败，贪官横行，社会矛盾日趋紧张。
即便如此，这时候左右着帝国命运的文官集团，并没有完全摒弃儒家的道德观。从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再到万历朝群臣抗议张居正“夺情”风波，帝国的官员们可以为了一个虚无抽象的道德目标，不惜罢官流血，也要犯颜上书。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海瑞才会挥舞着道德的大棒与富户贪官一较高下，才会敢于和皇帝公开叫板。
他把朱元璋提倡的各项原则都奉为自己的金科玉律，对自己和身边的人要求近乎苛刻的节俭。他的道德大棒是从朱元璋手里接过来的，他和太祖皇帝都天真地认为只要官员都回到社会的道德规范中去，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能避免。
比如贪污就是因为官员们道德败坏而产生，所以需要加强这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对于制度性的腐败，历朝以来可供借鉴的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杀”，也就是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育”，通过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来感动人转化人。而朱元璋希望两手抓两手都硬，他除了派发道德指令，还动用了残酷的整治手段。
在权力结构中，作为皇帝的朱元璋这么做可以做得百无禁忌；而作为官员的海瑞要想将朱元璋的这些金科玉律使用到位，就可能会处处受到掣肘，还有可能会被已经变灰甚至变黑的制度反咬上一口。
海瑞踏足江南地界，他就是想能够为老百姓多办些实事，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个人的刻板与偏执也同样表露无遗。江南之地多乡宦，单是一个松江府，光进士就有二百四十多人，在全国都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