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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印的保结文书—印结。这个印结不是白拿的，而要花钱去买，所花的银子就是“印结银”。李慈铭在这一年得到的“印结银”达346.1两，算是比较多的一年。
李慈铭在这里吃的是灰色收入，也称为“陋规”。官场陋规是按照权力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与对方级别无关。在李慈铭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除去那些在编不在岗的（候补京官），光是在职的京官就有近6500人。
李慈铭在当时是个正五品的郎中，在他上面还有四个品级，下面也同样有四个品级，而正五品刚好处于九品官制的中央地带。
洪振快先生在他的《亚财政》一书里就以李慈铭为例子去推测京官集团在一年时间里所收受地方官馈赠礼银的总额。按照李慈铭在光绪十三年里的收入来推测，剔除那些实物型礼物，也不算绝大部分官员都没有的特殊工程项目，只算馈赠礼金、印结银和乡贤祠外官捐银（即团拜银）等项目的真金白银，这三项合起来就是962.1两。这个数字作为所有京官平均每年收受的工资外收入应该是不算太离谱的。
如果我们以这个数字为基数，6500名在职京官收受的灰色收入竟达到640万两白银。这可就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数目了。
李慈铭一年20万元（折合人民币）的收入的确使他幸福得像花儿一样，而事实上，他在日记里走了两个极端：一边在哇哇地哭穷，一边又在日记里炫耀着自己在京城里的幸福生活。
京官哭穷，难免会让人生出疑惑。要知道那些京官基本上都是文人出身，其中“为赋新词强说愁”者不在少数，能够不抹辣椒水就哭出眼泪已经算是对得起观众了。这样的京官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又形成了自己的习气和做派，而维持这样的生活习气和做派，俸禄肯定是不够用的，这就要求京官们开动脑筋，想出突围的办法。办法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外任，二是办差，三是接受外官礼银，四是贪污受贿。
与收入相对应，李慈铭本年度的支出高达2000两银子，基本上是收支平衡，而能略有盈余。从其支出项目来看，李慈铭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消费中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不过是250两银子，只占到总支出的八分之一。
如果我们把这些支出视为消费结构中的生存消费，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其实并不高，对李慈铭来说没有任何压力。
从李慈铭的账目支出中可以看出，像他那样的京官是普遍存在的，他的支出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享乐性消费上。他用于馈赠上级等社会交往花费200两，在外面消费时打点的小费（犒赏）100两，与朋友饮宴花去160两；到戏园子听戏（娱乐）消费60两；购书花去200两；买妾花去180两，还有其他30两。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李慈铭的日记中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他对自己下的定论是，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按这种逻辑，如果交际圈子大，不知还要到何种程度。
定律三：历史的非常规路径
“灰色收入”是近年来流传度很广的一个热词。对灰色收入这个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从字面上解读，它是一个用来描述不正当收入的词语，是一个比较温和，比较中性的词。也正是源于这种貌似温和的心理暗示，往往会让我们失去判断。当所有的人都把眼睛盯在那个果上面，往往就会忽略事物形成的因，也就是“灰色收入”背后的“灰色生存”。中国人喜欢大红大绿，唯独不喜欢黑和灰，好像真有些怕见光或者见不得光的意思在里面。“灰色”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生存之道。如果一语概之，灰色生存就是游离在合法与非法边缘的一种状态，它利用传统的熟人社会，游走于法律边缘，使社会结构模糊混沌。
灰色生存的产生是因为权力机制的不完善，比如权力寻租、徇私舞弊、监管不严等现象都可能会引发“灰色生存”的连锁反应。如果说历史是一场接一场的局；那么在我们每个局中人的生存法典里，你可以是谦谦君子，可以是侠肝义胆，但没有人会完全排除“小人之心”。当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遭致挤压、排挤或者威慑时，人就会自然而然地退守到本就无法逃遁的中性区域，这个区域通常是我们道德的灰色地带。而深陷其中的人也由此陷入了阴阳交错、善恶纠缠、人格分裂的无奈挣扎之中。
14.朱元璋的“旁入公门”
小农出身的朱元璋总是无法理解官员们的做法，他总是不断地抱怨，官员们早上刚上任，晚上就有可能将手伸向不该伸的地方。虽然杀了一批又一批贪腐之人，还是无法阻止官吏们心头的贪念。
陈寿六的明星效应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曾经颁布过一份官员接受反腐教育的小册子，叫做《醒贪简要录》。在这份小册子里详细记载了朱元璋制定官吏工资标准的理论依据，作为一把手，朱元璋不可能盲目蛮干。明代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明代的一石米大约是现在的155市斤，按现在一斤米值2元钱算，年薪大概是32万元。在明代，正一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副总理一级，一个堂堂大国的总理，年薪32万元也算不得高。
就是这样一个工资标准，《醒贪简要录》给出的算法却让我们感觉到这份工资其实并没有低到传说中的那个份上：米来自稻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而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头。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如果按照一个人种15亩田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上13100里。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就需要走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说这样一份工资算低吗？
在这本小册子里，还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进行了一番计算。七品县令的月薪在当时是7.5石大米，年薪只有90石，与一品官员的月薪差许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也需要走上1000多里地。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来看，官员的工资与其劳动付出是成正比的。明清时期的官员之所以一直在哭穷，不仅仅是因为工资，更多是因为官员“灰色生存”的成本价过高。当时官员为官不同于其他职业者，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们所获取的利益，一部分要用来生活，一部分还要拿出来作为官场升迁的投资成本。对于那些贪欲旺盛的官员，他们能够做到收支两相宜，装进腰包的要远远大于所付出的；而对于那些尚存廉耻之心的官员就难免会捉襟见肘，他们既要养家，又要想办法去迎合灰色生存的需要，不哭穷就不正常了。
朱元璋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在地方官上任之前，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谈话的内容无非两点，一是要正确对待自己的事业，恪尽职守；二是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做个清官。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帐。
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对自己是毫无益处的。
表面上看朱元璋是站在官员的立场上来算这笔账的，但实际上朱元璋是用臣子们的算计来倒推自己的算计。一句话，就是通过这种算计把臣子们装进口袋里的污款掏出来，进行重新分肥。但是臣子们一个个精明得像猴似的，又岂能轻易被说动，更何况真金白银的诱惑要远远大于单调乏味的说教。
朱元璋治国初期，编写了《大诰三编》。这个三编“大诰”的内容或者是洪武帝自己写的，或者是由他监督官员们写出的。里面就传递出了一个信息：皇帝反腐很用力，在表明反腐决心的同时，还例举出了各种治贪的办法。在这些办法中间，朱元璋赋予那些被贪官污吏盘剥的急了眼的老百姓一项特权，那就是“旁入公门”。老百姓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那些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当然，朱元璋也给百姓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我就族诛他们。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朱元璋为老百姓打开的这扇“旁入公门”的门，是只通污吏，不达贪官。
中国封建帝国的权力结构通常是由帝王、文官、胥吏三级构成，如果抛开那些奉行孔孟之道的文官集团，还有大量混在基层的胥吏。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一辈子很难见上皇帝一面，也鲜少与真正的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们见的最多，打交道最多的就是那些披着权力马甲的胥吏。对于老百姓来说，那些游走在基层，数目庞大的胥吏才是权力集团的形象代言人。这些胥吏肚里的墨水通常不多，由于体制的原因，他们也没办法去走科举之路，而且出身卑微，只能依靠在官府衙门混日子来养家糊口。另外他们没有国家发的工资，只有官府衙门给的聘用金。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胥吏上受官僚分派，下受百姓敌视，他们的存活之道就是伸手向老百姓不断地去索取，通过从民间刮地皮来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
当年朱元璋还是草根朱重八的时候，那些来他家收钱的就是这类人，所以朱元璋对胥吏的痛恨可想而知。造成明朝胥吏猛如虎的真正祸根，其实还是来自于元代。元代统治者由于不熟悉儒家文化，便大量雇佣胥吏治国，到了明初胥吏仍旧跋扈异常，国家经常发生胥吏殴打上司的例子。虽然说朱元璋对跟他理念不符的文官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数量众多的胥吏却一直无可奈何。
朱元璋为了对付胥吏创新了一种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旁入公门”。就是放在今天看，“旁入公门”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做法。允许老百姓从衙门的小门冲进去绑架为非作歹的胥吏，直接扭送到京城法办，且沿途官员不许拦截。不但不能拦截，还要做好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朱元璋的支持下，大明帝国很快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斗争胥吏的热潮。
在朱元璋亲自用口语化风格编写的那部《大诰三编》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常熟县乡民陈寿六本来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低眉顺眼地过着自己穷日子。如果不是因为下面发生的事情，他也许一辈子就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历史的深处。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陈寿六得罪了当地一个叫顾英的县吏，于是遭到了顾英的迫害打击。陈寿六家仅有的口粮和来年的种粮都被顾英的爪牙搜刮殆尽。当然县吏顾英不只是针对陈寿六一个人，他平时就横行乡里，受他迫害的人不在少数。
他本来以为老实巴交的农民都是修炼过忍术的，很多事情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并不会翻起多大的浪。但是这一次他错了，因为他遇上了自己的克星陈寿六。顾英点起的这把火憋在陈寿六胸中，烧得难受。终于有一天，陈寿六爆发了。爆发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一怒之下冲进了“旁入公门”的门，趁顾英喝得酩酊大醉，将其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连夜押送离开常熟县，直奔京城而去。这事来得太过突然，常熟县的官吏们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需要指出的是，陈寿六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莽夫，他是一个知法懂法的乡民，他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僭越当时的法律。也就是说，陈寿六绑架县吏顾英是按照国家颁发的正式章程在办事。所谓正式章程也就是国家的法律条文。
这份正式章程的制定者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帝国一把手朱元璋。
在临行之前，陈寿六做了一件事。他让乡亲们找来了朱元璋发布的反贪法律《大诰》，随身携带以作护身符之用。因为按照朱元璋的圣谕，对持有《大诰》押送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地方贪官联名赴京的普通民众，各个关卡路口都要一路绿灯。
陈寿六等人押送顾英到京后，朱元璋立即将顾英打进大牢。朱元璋不仅没有处罚陈寿六等以下犯上的罪过，还当面赏赐陈寿六钞30锭（相当于今天的几千块钱），其他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除了他们的杂役。在陈寿六等人离京后，朱元璋又专门发布谕令警告地方官吏：胆敢对类似于陈寿六者打击报复者，一律处死并株连九族。朱元璋在谕旨里，将陈寿六这种大无畏精神大加褒扬，号召全国的农民兄弟都要学习这种敢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