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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的物价比地方要高出几倍，想要在京城过日子，仅靠政府给的这点薪水，是很难养家糊口的。由此可见，京官与地方官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不能将手直接伸向地方上刮地皮，但是刮一刮地方官员还是有办法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地方官员刮地方，京官刮地方官员，刮来刮去刮的还是老百姓。
京官有京官的权力资源，他们的资源就是位居权力系统的中枢部位。这个部位拥有合法伤害地方官员的能力，所以为了避免权力伤害，地方官就要向京官馈赠别敬、冰敬、炭敬等各种名目的灰色收入，其实这是官家权力收益的二次分配。
地方官员从民众那里捞来的钱需要一次分肥，官员既是受贿者又是行贿者，由此引发了官员权力资源的二次分配。
道光二十七年（1857年），朝廷任命张集馨为四川按察使。在赴任之前，他晋见了当时的咸丰皇帝。皇帝无非是交代些勤政廉洁的话，类似于今天的组织谈话。见完皇帝，张集馨并没有拍拍屁股就走人，他还要履行官场应该遵守的灰色章程。
按照当时的官场规则，他需要向各部门的官员道个别，打个招呼。招呼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讲究的。一个官员去向昔日的同僚打招呼，是需要带礼物的，称为别敬。不要小看了这临别一敬，京城各大小部门里的各大小官员，落下一家，将来都可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麻烦。
当时新官赴任前用于别敬有个标准，张集馨在他自叙性质的笔记《道咸宦海见闻录》里开列出了标准。军机大臣，每人四百金，军机章京，每位十六金，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金，侍郎、都御使五十金，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一个都不能少。张集馨在赴任之前，等于是把京城里但凡有些权力的官员都敬了个遍。仅此一项，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张集馨就任的按察使是正三品，在他送礼的京官中，军机大臣虽然没有品级，但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其地位也不可小觑。六部尚书、总宪、侍郎都是三品或者三品以上的大员。而军机章京只是正四品。这说明地方高官在赴任前，送礼并不仅仅局限于级别比自己高的官员。
别敬虽然中间有一个“敬”字，但从官员内心来说，这与“敬”没有半点关系。与人品，与感情，与级别统统没有关系，它只是官场的“灰色地带”，是一种权力寻租。如果非要和“敬”字拉上关系，那么张集馨所“敬”的只是官场中人遵守的游戏规则。这种“敬”是圈子里的约定俗成，你不玩也可以，那就只好请你到圈外面靠边站，候补队员多的是。
作为一个官员，在得到自己将要到地方上赴任的消息后不是一家人喝庆功酒，而是一家人想办法先四处凑钱来度过这临别一“敬”。当然这凑来的钱并不指望张集馨日后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去偿还，那样的话，全家人就是把嘴巴都缝起来，也难以偿还。
我们来看一看张集馨上任后，他的工资标准应该是多少。按照清朝道咸年间的工资标准，一个正三品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清廷从雍正年开始发放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张集馨一年的合法收入在两千多两银子左右。就这两千两银子既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又要为雇佣的幕友支付薪水。也就是官家支付给张集馨的年薪只有一千多两银子。他临别一“敬”花去的一万五千余两银子，单靠自己合法收入，不知道要还到猴年马月。由此可见，张集馨“别敬”花去的费用是薪水之外的灰色收入，也就是他在地方上捞到的好处。
作为一个省级官员，张集馨进京出公差的频率还是相当高的。每一次回京，张集馨都要将京城里的那些大小官员们打点一番。这些真金白银还是要从自己的灰色收入里拿，这样一来，“张集馨们”在地方刮地皮的任务就很重。
这就好像一个输血管道，地方官肩负着为京城官僚集团输血的任务。要保证整个权力管道不因为失血而堵塞，那些地方大员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权力管道的造血功能。这里有两个例子：当时的陕甘总督乐斌，是从一品的封疆大吏，他的造血方式一是借鸡生蛋。也就是从省财政的国库里，拨出上万两的银子，然后想办法将银子借给典当行，自己坐收利息。二是预支生钱。也就是官员即将离任的时候，将所辖之地的税赋打折，鼓励粮农预支来年的税赋，这也称为放炮。有时候，即使官员没有离任，也会放出假消息，催着乡民们交纳赋税。这样一来，国家的税赋成了养活权力集团的血液。
张集馨曾经担任过陕西粮道，这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肥缺：陕西粮道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军粮，每年向军队发放的军粮约十九万石，但实际上向民众征收的粮食有二十万石。这样，其中一万石余下来的军粮，自然就成为陕西粮道的囊中之物。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官场上有句老话：“官大一级压死人。”这话说得没有任何问题。按照官家权力的正常关系，权力的等级序列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官大一级，自然是权大一级；权大一级，自然在权力系统中的造福和伤害能力也就比别人（下属）大上一级。人本来就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中国古代官员对此更是异常的敏感。官家权力系统除了这种纵向上“绝对服从”的关系之外，还有横向上“分工不同”的关系。也就是在一个权力大系统内，依据不同的职责分工而产生权力小系统。
就拿明清时期来说，地方设藩司衙门，长官为布政使；同时设臬司衙门，长官为按察使，布政使无权干涉按察使审案，按察使也无权插手地方的钱粮事务。但依权力的层级原则，布政使与按察使均受巡抚节制。巡抚和布政使虽然是同级别的官员，但是布政使要受巡抚的节制；按察使比巡抚官小一极，可以说巡抚是他的上级。
这种纵向上分层，横向上分界的结构是理论范畴内的权力运作方式，但是这种运作方式常常会在现实中碰壁。很多时候，那些居于权力等级上层的长官反而会受制于权力等级下端的小吏，为了摆平某件事，他们往往需要低眉顺眼向小吏行贿。
我手头有一个京城大小官吏啃噬地方高官的典型案例，属于典型的小京官吃大官员。
清朝同治年间，由天平天国起义引发的社会大动荡即将走到尾声，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进入全面扫尾阶段，庞大的军费报销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挽帝国狂澜于既倒，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功不可没。按道理说，就算朝廷不重奖，报销军费也应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但是让曾、李二人想不到的是，手续齐全的军费报销居然会卡住。卡住他们的不是皇亲贵戚，也不是比他们高一级的京官，而是跟他们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官场小人物，级别都大多是七品的户部文吏（办事员）。
我们都知道在食物链上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之说，可虾米吃什么呢？有人说是淤泥，但我要告诉你，浮游在水面上的虾米反过来也是可以吃大鱼的。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中央六部各衙门的胥吏则吃下面大小官员的。所以虾米能不能吃上大鱼，关键不在其身份高低，而在于他手中有多大的权力。
地方官员的“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的消暑费用）”之类的贿赂是轮不到他们头上的，他们就向各地方官员索贿。六部书吏在索贿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儿，而在这六部中，户部索贿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轮得上吏部和兵部。户部因为是管报销的，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都必须经户部核准，不然就没办法报。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就会有灰色地带的存在。
对于那些不谙熟规则的人，往往都办不成事。就像这眼下的军费报销，报销人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熟悉近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二位可以说是晚清权力集团的两位大佬级人物，可他们照样要按照行业规矩来办事。
要想报销款尽快到位，如果当事人装傻，不给当事的户部书办“意思意思”，来回折腾个两三年也是很正常的事。这里“意思意思”的标准主要还是按照报销总额的比例抽取，总额越高，抽取的那部分也就越多。军费开支应该是报销款项中数额最为庞大的项目之一，那么作为户部的经办人相应得到的收益也应该是丰厚的。比如你要报销一百万，起码也要拿出五万到十万来打点、疏通各级胥吏。另外还有发饷、拨款等各个环节，都需要见庙就烧香，见菩萨就拜。你的礼没有送到，我就拖着不给办，看是你急还是我急，反正有的是律例方面的借口，也不怕担责任。当然这笔钱胥吏是不可能独吞的，权力集团的分肥不是让一个人吃饱，其他人饿死。这笔灰色收入，司官、堂官也是见者有份，但捞到大油水的还是具体经办人员。所以清代户部的大小官员、胥吏是六部之中最肥的缺，甚至有人称，户部书吏的富裕程度，并不输给京城里的那些王爷们。《清稗类钞》中有“东富西贵”的说法，因为户部的胥吏大多数居住在正阳门东和崇文门外，是当时北京城内的高档住宅区，而司官则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比自己的下级差了好几个档次呢。
吏部、兵部就趁那些官吏升迁、补缺之际大捞一笔，比如说，如果外省有一个位置空缺了，在京候补的人知道信息后，必须马上到吏部或兵部上下打点行贿。书吏根据这个空缺位置带来的利润空间来索贿，真正按照资历和能力安排职位的少之又少。至于工部、礼部、刑部相比之下就是清水衙门了，他们只好等待像国家有大工程、皇族有大婚、大丧、重大礼仪事件、重大刑事案件时再狠狠地捞上一把。
这一次，虾米要吃定大鱼，小吏要教教封疆大吏怎么做人。按照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将当时的报销过程在这里转录如下：
一是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然后送交户部，这叫“投文”；二是户部接到报销清册后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看有没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虚开浮估”的情况，这个过程类似于审计；三是户部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四是等一切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希望准予报销的奏折，交最高领导—皇上审批，皇上一般都会同意，因为户部已经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一切都是符合规定的，皇上没有理由不同意；五是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那么一切就OK了，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这个过程，和现在一个单位的财务报销制度是一样的，户部如同单位的财务处，户部长官—尚书如同财务处长，皇上就是帝国这个大单位的“一把手”。
从以上报销流程我们可以看出，报销是否能够顺利通过，关键还在于户部的审计那一关，其他环节基本上是例行公事，走走程序而已。但是体现户部真正权力的除了审计，就是“批驳”。如果户部文吏说你的报销项目不符合规定，说你有做假账的嫌疑，那么你的报销就要搁置。户部这么说完全是工作职责所在，它有严肃财务制度的理由和借口，而且理由是正式权力范畴内的，让你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这却是申报部门最不愿意看到的。为了能够顺利报销，避免被批被驳，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叫做“部费”。这笔经费专门用于“跑部钱进”，打通上下环节。
我们知道，财务是一件非常琐碎而复杂的工作，用康熙年间的名臣靳辅的话说，是“数目烦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卷案者，万难得其要领”。也就是说，财务工作是一件让人头疼万分的事，不熟悉这项工作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里面的弯弯绕绕。所以说，那些书吏如果要挑报销者的财务问题，对方也是一头雾水，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没有也有。因此，要对送审的报销账目进行审计就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为了严肃财务制度，避免在报销中弄虚作假，审计过程要很认真细致。作为一名合格的户部书吏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知识，而且还需具备过人的精力，因为审核的过程也非常耗神费力。在明清时代，这项工作本来是户部官员的职责，但实际上都是交给被称为“部吏”的户部书吏们去做。也就是说具体办事人员在具体操作这个事情，分管工作的官员只等着利益分配，坐享其成。
按照当时的权力结构设计，书吏只是一些普通的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无非是干一些抄抄写写的活儿，类似于我们今天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他们上面有许多人—被称为“司官”的主事、员外郎、郎中；被称为“堂官”的侍郎、尚书—管着他们。问题是，管归管，可那些长官很少懂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更不愿把时间、精力花在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上，他们更愿意在喝酒、听戏等娱乐性活动上消磨时间，高雅一点的是去读书、收藏书画、写诗、做文章。对于办公室这些琐碎而无聊的财务报表，以他们死读书、读死书的脑袋是不大懂的，同时他们也看不起那些琐碎而无聊的工作，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弄懂。所以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书吏，通常就是在书吏把审计报告送上来的时候签签字，对于具体内容并不去核实。这样，审计和批驳的权力实际上就转移到了书吏手中：书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上签字；书吏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