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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赃。慎毋然！意思是说，如果在官场不能做一个正直的官员，那索性就做一个酷吏，以残酷的手法去为政，用严刑峻法来整肃百姓。这样做，即使有一天犯了罪被免官，过不了多久皇帝就会想到你曾经的政绩，重新起用你。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因为软弱平庸而被免官，那么你将会永无出头之日，这种羞辱对于官员来说比犯了贪污坐赃之罪更令人感到可耻。
尹赏干了一辈子酷吏工作，在临终之际的现身说法，可谓一语道破官家制度下权力运行的潜规则。也就是说，权力集团动不动搬出儒家经典来教化子民，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更喜欢那些挥着权力大棒的酷吏。尹赏这句话是对自己一生宦途的总结，他的经历就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在粟邑、频阳两县都担任过县令，就因为手法太过狠毒而被免官。但时间不长，又再度被起用。起用后，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酷名远扬。就连首都长安的社会治安恶化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皇帝都会想到尹赏。他从一个地方县令被调拨到长安县令的位置，皇帝对他非常信任，让他“得一切便宜从事”。怎么有利于工作，你怎么干。
酷吏出身的尹赏走马上任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打造出全国一流的黑狱。史料记载，尹赏“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花这么大的力气建造一座关押犯人的“虎穴”，对于尹赏来说是值得的。这个巨大的人间地狱建成后，尹赏决定试一试他的威力。他将长安县所有官吏召集起来，决定来一次“打黑”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官府出动了数百辆警车，将长安城里有黑社会嫌疑的人全部抓捕归案，然后投入“虎穴”。几天以后，数百人就这样被活活闷死在地牢中。
我们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酷吏横扫一切的严刑峻法就是传说中的“法治”。酷吏使用严刑峻法的目的，是为了取悦自己的主子，让自己在权力集团内部的利益分肥中能够占据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酷吏之酷的出发点，与为民解忧无关。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一群手握合法伤害权的大流氓去消灭手握地方“黑权力”的小流氓。
尹赏走马上任不到半年的时间，长安城的社会治安大为改观。尹赏也因此受到嘉奖，升为江夏太守。尹赏这样的酷吏看起来是“法治”的代言人，手中握着的是正式权力，但事实上，他们是打着正式权力的旗号，干着非正式权力的勾当。酷吏的手段看着够威够力，但也不是毫无风险的。张汤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例证，由于酷吏诛杀的盗贼及吏民太多，对官家权力造成的破坏性也就越大，这种破坏性带来的反弹或反抗会成为受伤害方反伤害的利器。受伤害方的被伤害程度是有底线的，而酷吏一再打破伤害底线导致风险递增。尹赏的结局比张汤要好得多，虽然他因为“残贼”之罪被免官，后来还是被官家重新起用，任右辅（即右扶风郡)都尉(军区司令)，不久升为执金吾。尹赏在官场的升迁与他的暴力执法是成正比的：残暴指数越大，官运指数也水涨船高。
分析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梳理出酷吏的四种结局：
第一种结局：中国古代的官家制度对普通老百姓的压缩有个度的把握，但是酷吏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会一再试探这个底线。这样就容易激起很大的民怨，等到平民的愤怒达到临界点，就有可能出现暴乱。这时候，权力集团为了平息民愤，会将酷吏斩杀以示天下。西汉酷吏宁成被免去官职，汉武帝想要任命他为郡守。这时候，御史大夫公孙弘劝阻道：“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意思是说，用宁成治民无异于用狼来牧羊，狼会将羊都吃光的。汉武帝没有听从公孙弘的建议，还是任命宁成为关都尉，后又升为太守。当地老百姓还编了一首歌谣：“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可见老百姓有多么怕他，怕他比怕正在喂哺幼虎的母老虎还厉害。这样的虎狼官吏，正是官家统治的需要。汉武帝也不是傻子，他又怎能不知道宁成的虎狼之名。皇帝自然有自己的利益计算，在这里就出现了一种权衡：那就是虎狼酷吏治羊群使羊群驯服有害，还是他们残害羊群更有害。在这种权衡之下，官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当虎狼酷吏残害百姓突破官家权衡的底线，他们就会用权力的藩篱将酷吏关起来(下狱或者免官)。等到有羊群不听话，官家还是会打开藩篱放虎狼入场。如果这帮虎狼野性太甚，侵犯到权力集团的总体权益，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死得很难看。如西汉另一个酷吏王温舒，一个月将自己所辖郡县河内的地方豪强全部抓获，并且诛杀，受到牵连的有上千家。为了和时间赛跑，王温舒发挥了一个酷吏应有的聪明才智。他上任的时候是九月份，按照当时的法律条文，死刑犯须当年结案，否则就不能执行。为了赶时间，王温舒让郡县官府准备了五十匹马，事先等候在河内和首都长安之间。按照规定，死刑案全部要报朝廷核准，一些有权势的当事人以为，从河内到长安往返需要很多天。他们还能来得及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消灾，王温舒用五十匹马接力传递，仅用两天时间就拿到了朝廷的批文。王温舒是个快刀手，他将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在一天行刑，流血十余里。当然他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被朝廷诛灭五族。
第二种结局：由于酷吏百无禁忌，忘乎所以地将屠刀伸向权力系统内部，最后沦为权力帮派之争的牺牲品。酷吏们“好杀行威”，使得官员人人自危，这样就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皇帝只有将酷吏斩杀，用来安慰官员的心。在官家社会，皇帝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或可能危及自己的绝对权威。唐代酷吏索元礼，发现武则天在召见李唐旧臣时常常咬牙切齿，于是揣摩出武则天肯定需要掀起一场清算风暴，于是上密状，诬告那些不服管教的旧臣，因此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和提拔。皇帝驾驭大臣需要人手，有索元礼这样的恶狗在大臣们身边转转看看，官员们会谨小慎微得多，皇帝也会睡个安稳觉。
第三种结局：皇家养酷吏意在放狗咬自己的政敌，如果看家狗陷入疯狂状态，就可能危及到自身安全。皇帝从自身安全考虑，就会将其除去。汉景帝庶长子刘荣因侵占宗庙地修建宫室犯罪，汉景帝召刘荣觐见。刘荣被传到中尉府受审，酷吏郅都对待皇帝的儿子也是毫不留情，刘荣面对刑讯惊恐不已，便在中尉府自杀身亡。窦太后得知长孙死讯后大怒，在她的极力干涉之下，郅都被斩杀。
第四种结局：因为权力集团的取舍需要，挑唆酷吏之间展开内部斗争，有点儿狗咬狗的意思。周兴是武则天时期的四大酷吏之一，从小就专修法律。武则天用他，看中的是他的刑讯手段，而不是他对法律的见解。只要武则天的一个眼神暗示，他会像闪电犬一样扑向猎物，然后摇着尾巴叼回来向主人邀功请赏。随着一条条人命的陨落，周兴的官位也扶摇直上，一直升到司法部部长（司刑少卿、秋官侍郎）。有一天，酷吏来俊臣邀他赴宴小聚。来俊臣是他老部下，并且两人还是同乡，这层关系非一般人可比。酒过三巡，来俊臣就审讯犯人向周兴讨教。周兴让他找来一个大缸，把炭火生得旺旺的，把缸烧得发烫，请犯人进去烤烤火，看看他能在里面支撑多久。来俊臣站起身来，朝着周兴鞠了一躬：“周兄，我奉武皇之命查办周兄与丘神勣合伙谋逆一案，还请老兄配合审讯工作，入此瓮中。”没费什么工夫，来俊臣就把谋反一案的证据全部搞定，送达武则天。武则天看在其多年来为自己披荆斩棘的份上，没有将他杀掉，改判流放岭南。流放对于周兴来说，就意味着让他去死，因为作为一个酷吏得罪的人太多了，还都是血海深仇。周兴还没有到达流放之地，半道上就被自己的仇家给杀掉了。
宋欧阳修等人在《新唐书?酷吏传序》中说：“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这句话正中要害。不是酷吏敢于一再试探正式权力的底线，而是时代赋予了他们这样的威权。欲除酷吏，必先除制度。
8.士大夫的理想主义情结
官家集团内部有先做官后做文人的，这种情况不多；先做文人后做官的，却大有人在。
一般说来，适应力强的文人，做官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一夜之间他们将自己的文骨狠狠地甩掉，天亮后重新出发，混迹于官场；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像换了个人似的，将权力视为膜拜的图腾，将官家利益视为个人命途。他们将官场作为文人唱和的游戏场所，就像他们曾经以一个成功文人的形象为世人所接受。既然说到游戏，那么任何游戏都回有它相对固定的规则，无论是怎样的规则，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所接纳，否则就会有被排挤出局的危险。这些规则可以说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且不断成熟、完善并被默认和遵守，所有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认为只有遵守它才会达到自己所需求的彼岸。
在这里，我就拿出屈原和司马相如这两个文人特例来说道说道。
屈原的痛苦指数
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它曾经像水面下的莲藕一样悄悄萌芽生长，不被世人所察觉，但却又在悄无声息地塑造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这就是我在这里要提到的屈原情结，每个官家文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一种情结。
屈原二十二岁起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干的是高级秘书的活儿，当时正值七雄激烈争斗之际。由于屈原与楚王是同宗一脉，体内流淌的是贵族的血液。当时贵族中最牛的要数昭、屈、景三大家族，屈原他们这一宗是三大家之一，所以他曾做过“三闾大夫”。作为“三大天王”的其中一支，屈原在当时来说拥有足够让他骄傲的资本。二十二岁就在中央核心部门占据重要位置，可谓前途无量。
除了天生的贵族命，屈原的才华完全够得上是光芒万丈。综合史料，我们会得出屈原的这样一组形象：喜欢戴高帽、佩长剑，知识渊博，记忆力极好，最主要的是他有洞察政治兴衰变化的眼光，而且能言善辩。正因为如此多的优点集于一身，他深得楚怀王的信任。楚怀王将中央出台的一些制度性文件都交给他起草，推行变法之事。在这之前楚国已经有了吴起变法的先例，刚刚主政的楚怀王也想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因此他全力支持屈原提出的改革方案。想法固然是好的，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这时候楚国的政权已经完全掌握在贵族重臣的手中，屈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为了保持个人既得利益，这些人很自然地联起手来反对变法。我们这个民族有着眼红的历史，一个人红，就会有一百个人琢磨着怎么把你抹黑。与屈原官位相仿的上官大夫见屈原年纪轻轻就得到一把手的重用，便产生了羡慕嫉妒恨，想和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害怕变法损害到贵族的利益，就想先审查变法宪令的草稿，屈原当然没有同意。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面前挑拨离间，楚怀王听信了谗言，也就慢慢疏远了屈原。屈原变法强国的愿望在现实面前戛然而止，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古代做官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请记住：永远是利益。那么屈原为什么做官？答案也当然逃不开利益二字。不过屈原的利益是建立在忠君基础之上的，这也是官家的正统利益。君、国这两个范畴，在屈原的思想里，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甚至有可能是君重于国。他先是遭楚怀王贬斥，又遭襄王放逐，但他老先生仍然抱着一颗“九死而未悔”的决绝之心，就像一个不能自拔的单相思情人，除了收获内心的痛苦还是痛苦。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权力结构的变革，西周以来由官家倡导的传统政教正在失去市场。面对这种失衡的社会变革，“士”这一阶层也正在由无条件地奉行官家那一套逐步走向觉醒，他们持“道”不屈，敢与王侯直接叫板；他们对责任的担当、对真理的追求激发了生活在这一热情时代的精英分子们的心头之志。对于处于世族权威（家长制）统治之下的楚国，屈原首先需要服从并忠诚于权威（楚王）和宗族中的长辈（父子关系的扩大和投射），他始终生活在宗族圈内，并欣然接受了这种圈里圈外的生活状态。
其实屈原自己比谁心里都要清楚，要实现自己的完美理想，只有一条路可以让自己选择，那就是通过楚王手中的王权方可抵达胜利的彼岸，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屈原认准了这条路，并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但这条路又是完全不靠谱的，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把国家的前途系于君王一人，这本身就是士大夫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作为这个时代的高知，屈原们擅长思考，但在思考的过程中他们却始终在回避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有一天皇帝倒台或者死掉，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当这一刻来临之际，这些“九死而未悔”的士大夫除了陷入一种世纪末的茫然状态，就是用一厢情愿的回忆来温暖现实的冰冷。
说到屈原，我们怎么也绕不开他的忠君思想。屈原并不是那个时代的雷锋，他的忠君只是一种有偿服务，那就是忠君和恋家对他来说是捆绑式的，不是单打一的。在屈原的眼里，家、君、国是三位一体。屈原上可与比干、微子，下可与朱耷相比，他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