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事已至此，张汤如梦方醒，他回想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汉武帝的了解，尽管有一千个不甘心，却也扭转不了死亡的结局。
于是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这个曾经为自己摆平一切违规者的战友。
在中央政府，这些豪强权贵联手对付张汤这样的高级酷吏。与此同时，而在地方上，酷吏的日子也不好过。汉武帝派往地方州郡行政机关的酷吏，扰乱了地方权力结盟的内在平衡，中央政权却又缺乏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控制，结果导致汉武帝在位后期关东诸郡始终处于动荡状态，乃至群盗纷起，叛乱时作。
令人感到吊诡的地方在于，这些叛乱分子与地方豪强、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府的高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叛乱分子并非是那些过不下去日子的下层农民，而是武装起来的地方实力派。这也可视作地方豪强对中央高压政策的一种对抗性的回应。
位居“三公”的张汤在权贵们的合力构陷下，被逼自尽，死后全部家产不过五百金。这是他为官一生的俸禄加上皇帝的赏赐。下葬时，张家仅以牛车送至地头，有棺无椁，这在当时是少见的。
张汤虽然贫穷，但好歹留下了五百金的遗产，另一个酷吏尹齐更让人同情，他的全部家产还不满五十金。
至于董宣不仅执法如山，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枉法徇情，所以光武帝才称他为“强项令”；更为可贵的是他为官清廉，有一次他秉公执法处死了公主的家奴，因此得到皇帝赏赐三十万钱，悉数分给了下属，待他病故，仅落得“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所遗全部财产仅有大麦数斛，敞车一乘。皇帝感慨道：“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苍鹰郅都被斩，屠伯严延年弃市，乳虎宁成亡家，张汤死于三长史之手，王温舒五族俱灭。这决非世俗意义上的因果报应，但或可视作是一种恶法循环的因果报应。公元前81年，也就在汉武帝死后的第六年。新皇召集会议，“举贤良文学”，全面检讨汉武帝的政策。被举之士人，多是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对包括打压豪强在内的汉武帝政策展开了激烈抨击。汉武帝任用酷吏以打压地方豪强的多年努力，也付之东流。
武则天的“酷吏铁律”
酷吏可以说是寄生在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团体，它犹如握在皇帝手中的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为他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披荆斩棘，用不好反为其所累，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度的把握。通常情况下，酷吏是在特殊时期当政治斗争出现“白热化”时，皇帝才会亮出的双刃剑。
说到酷吏，我们绕不开另一个重要的时期，那就是武则天临朝称帝的前期。
武则天为了对付潜在的反对派势力，一介弱质女流居然动用铁的手腕，实行了十余年的“酷吏政治”。她采纳了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上设置铜匦，专门用来接收天下人的投诉。通过此项制度的推行，武则天很快就培养出一大批酷吏。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市井无赖之徒，性情残忍自不必说。在当时新旧势力交锋的转折时期，举报谋反或打击武则天的政治异己，成为当时官场上最快的一条升迁路径。尤其是酷吏索元礼的快速上位，大大刺激了其他酷吏，周兴和来俊臣就是其中的代表。
索元礼因为告密受到武则天的召见，被直接提拔为游击将军（五品以下武散官）。女皇还专门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审诏狱。也就是专门审理由武则天亲自点名的案子，当然这些案子都是事关武则天政权稳固的大案要案。索元礼的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审一人，一定要逼人犯供出成百上千人来。他的逼供手段也是花样百出，名称很特别，称为“铁笼”、“晒翅”。至于两种逼供手段具体怎么操作，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仅从收到的实际效果来看，可以说令闻者动容，死者复死（朝贵亦为震惧）。那些高级官吏在他面前，不待动手就已经魂飞魄散。武则天对索元礼的治狱能力是非常欣赏的，经常赏钱赏物。粗略统计，在当时经索元礼之手判处死刑的官员达数千人之多。
自古以来暴政容易培养出迫害狂、虐待狂，这也成为历史上的“酷吏铁律”。
索元礼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周兴、来俊臣也是有样学样。两人很快也像索元礼一样做到了酷名远扬，从酷吏阶层的低中级职务上升到高位。既然越酷越有利，那就索性将“酷”字进行到底。酷吏的“合法伤害权”与歹徒的施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非理性的。这种经过严格计算的恶行，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理性恶行。理性恶行的执行者在操作前都要经过对风险和获利的权衡计算，看一看是风险大于利益，还是利益大于风险。
清朝的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在监狱里走了一遭，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留下了一部现实版的“监狱风云”—《狱中杂记》。作为儒家子弟的他以孟子的“术不可不慎”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他说，那些做恶的酷吏也未必就是十恶不赦的人，说到底还是由他们的职业性质所决定，权力赋予的“合法伤害权”驱赶着他们去行使这种恶。在政治和法治的双重缺陷所导致的劣币驱除良币的权力困境中，这种理性恶行成为古代官场规则的帮凶，四处留祸。
周兴、来俊臣两人不光在官职上超过了索元礼，就连办案用刑的手段也超过了自己的前辈。两人的合作使得酷吏办案的手段得到了创新和升级：豢养几百个流氓恶棍，只要想陷害准，就指使这几百人从不同的角度捏造事实。然后在种种伪证在手之后，即会对人犯滥使酷刑，由不得你不招。
二人为了全面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来俊臣还与另一酷吏万国俊合写了一本《罗织经》。这是一本要人命的厚黑绝学，虽然只有薄薄的一卷，数千字，却字字如刀要人命。如此短而精的写作体例，只有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才出现过，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这样一本与《道德经》字数相当的小册子，成了酷吏们手中争相传阅的《葵花宝典》。它讲述的方法十分有特色：先从密告手段讲起，再告诉使用者如何给指控对象编造谋反一类的重罪；特别是编造情节、捏造事实的技术讲得很详细，让编造者自己到最后都无法分辨出真假。
周、来、万这帮要命的“天才”还发明了一套比索元礼更具有创造性的刑讯措施，如：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等。武则天故意利用高压政策，放手任用这些酷吏，被杀的和遭流放的动辄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片段的时候，往往只停留在恶的人性层面上，却忽视了恶的社会层面。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的生存法则就是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这种利益的考量是他们实施恶行的最大动力。他们在将利益留给自己的同时，也将恶行带来的伤害留给了别人。官家定律追根溯源就是为了权力的存在和保持，而这种存在却成为良性制度的破坏。
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李唐宗室和反对自己上位的大臣。因为这些人并不甘心李唐的江山，落在了自己这个李家媳妇的手里。他们极端仇视武则天以及大周朝，所以反抗得也最为激烈。武则天要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只有拿出铁的手腕，来打击李唐皇室的复辟势力。
垂拱四年（688年），李氏宗室秘密联络，准备起兵铲除武则天。事情败露，被武则天先发制人，一场政变宣布流产。由此武则天掀起了一场清算风暴，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的子、孙、女、婿十余人被贬、流、杀。太宗第十子贝州刺史、纪王李慎因交通越王李员，他们以及其他子孙多人被杀。
永昌元年（689年），鄱阳公李湮、太宗的孙子李炜等十二人，因秘密策划迎立中宗李显，废除武则天临朝称制，被人告密后也全部被诛杀。同样是在这一年，武则天又借助酷吏之手诛杀了唐高宗第四子许王李素节和他的九个儿子。高宗第三子泽王李上金受牵连，自缢而死，他的七个儿子也一起被杀。这一年的八月，又杀唐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皇室宗亲数十人。这样一来，李唐宗室除李显、李旦及千金公主及少数尚能保全外，几乎被武则天杀戮殆尽。
等到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时，李唐宗室就再也无人无力敢于反抗了。
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的另一类对象是元老大臣。这些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李唐老臣自居，对武则天掌权一万个不服，暗中制造舆论，企图恢复李唐王朝。这些人也就自然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他们稍微露出一点儿反对武则天的形迹，就会被连根铲除。
尚书左丞相冯元平时对武则天表现得不够恭敬，酷吏周兴就罗织罪名，把他在狱中活活地折磨而死；名将黑齿常之被诬告谋反，抓进死囚狱中。酷吏来俊臣说：“你不是姓黑齿吗？那么就把你的牙齿敲下来，让大伙看一看，到底有多黑。”于是命人把他的牙一个一个的用小铁锤敲下来。黑齿常之的牙齿没了。来俊臣又说：“这齿还不够黑，眼睛倒是挺黑的，继续剜眼！”黑齿的眼睛也没了。接着又割舌、剥皮、剁掉手和脚，最后又开膛剜心。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里，二十四个作过宰相的人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等到武则天称帝时，朝臣中的反武势力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滥杀了一些无辜的臣下，引起了朝臣们人人自危，形成了新的权力危机。正当所有的人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酷吏身上时，武则天突然变脸，这一次她将刀锋指向了酷吏。
武则天为了缓和政局，杀了这些替她背黑锅的酷吏，最后主动放弃了自己开创的酷吏政治。
据统计，在她行使酷吏政治的十四年间，宰相被贬斥和杀死的占十之六七。在其放弃酷吏政治的最后七年时间里，临朝宰相无一被杀，被贬的只占十之一二。
有人说皇帝是被官员忽悠的“冤大头”，那么被皇帝拿着当枪使的酷吏又何尝不是被皇帝忽悠的“冤大头”呢？武则天任用酷吏一直是收放自如，决不是任由这些人肆虐蛮干。
我们来看一看武则天任用过的二十七名酷吏，他们的官途真就如同自己酷吏的名号一样酷吗？我看倒是未必，在这二十七名酷吏中，除傅游艺外，其他如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人，武则天并没有授给他们较高的官职，只是把他们当枪使，并没有让他们在自己的权力系统中占据要位。
就是在执法机构的核心层，武则天依然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佺等一批执法公正且能力很强的官员。尽管他们所处的位置让酷吏们羡慕得眼里冒血，恨不得找机会把他们也敲牙剜眼。他们千方百计地编排罪名，诬陷那些身处显位的大臣。
可不管他们如何诬陷，武则天始终不为所动，总会出面予以保护。有时为了顾全大局，武则天也会将其中某个人，当众贬官。但过不了多少时日，被贬之人又官复原职或者换个位置再升一级。武则天始终把这些优秀大臣倚为股肱，这也是皇权易主，政局依然稳定的重要因素。
索、周、来、万是武则天酷吏体系中的“四大金刚”，虽然红到发紫，但最后都没得到好下场，或获罪被杀、或流放途中被仇人所杀。尤其“酷吏之王”来俊臣的死更是让人见识到，酷吏的死也是很酷的。
来俊臣是因为得罪武氏诸王、太平公主等人被诛杀的。在他行刑的当天，那些受他迫害的人及家属还有民众，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尸体被抢剐一空，史称“人争剐其肉，须臾尸尽。”也就是说，当时人们知道他将被处死，都准备好了刀子，准备从尸体上往下割肉；一经行刑完毕，大家一拥而上，比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庄稼叶子还要快，传说中的“凌迟”也不过如此。人们憎恨这些暴虐的酷吏，但又没什么好的办法来消除酷吏现象，往往会陷入以暴易暴的恶循环。
虽然武则天时期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把酷吏定罪艺术推到了极致，但高潮之后毕竟还有戏要演。
明代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不过这次与来氏的《罗织经》不同，改成了预先制定口供，等人犯主动来认账。最大的“改进”就是迫害狂、虐待狂们把社会流氓“告密”的办法，改成了太监、文臣、特务、流氓几股势力并行的模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酷吏体系”。
酷吏利害逆考
其实酷吏的酷只是一种被权力利用的手段，皇帝用它，是为了维护官家的专制。对于酷吏来说，看起来他们是权力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受害的往往是那些被扒去权力马甲的官员和无权势的下层百姓，这本来并无多少异议。不过酷吏手中握着的是制度赋予的合法伤害权，既然是伤害，那就会有个度的把握，量的计算。就算伤害的是平民百姓也一样有灰色的界线，一旦突破这个界线，就可能遭遇到来自平民阶层的反抗，施暴者的利益也反过来受到伤害。这种反伤害权力是平民维护权益边界的手段，是一种平民的愤怒。当酷吏成为大多数人的公敌时，皇权也会将其义无反顾地抛弃，皇帝清除酷吏也就成为其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必然。
西汉是出酷吏的朝代，前有张汤，后有尹赏。尹赏曾任江夏太守、执金吾（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他在将死之际，向自己的儿子传授为官之道：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