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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弄。他们对自己太全神贯注了，我想。那是一种我不知道从何而来的表达。富兰克林出去准备拖车时她也跟了出去，仿佛一刻也不愿意让他离开视线。
她走出去时回头大声说她对我感激不尽。
富兰克林按响喇叭，向我告别，他平常从来不这么做。
我想跟在他们后面追上去，把他们砸成碎片。我在家里踱来踱去，一个令人极度兴奋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我的心。我已经非常清楚我该做什么了。
很快我就出门上了车，把家门钥匙从前门的投信口丢了进去。我带了一只箱子，虽然我已经差不多忘记自己在箱子里装了什么。我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说我要去核实一些关于玛莎·奥斯坦索的情况，然后开始写一段长一些的留言，是给富兰克林的，我不想让格温和他一起回来时看见，因为她一定会和他一起回来的。留言说他一定要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唯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欺骗，或者说自我欺骗。除了他承认自己想要什么，没有别的办法。让我看着这一切，这太荒唐太残忍，因此我走开。
我接着说，毕竟没有任何谎言比我们对自己说的谎言更加糟糕，不幸的是，接下来我们不得不不断说谎，才能把令人恶心的东西压在肚子里，让我们活活被吞噬，这一点他很快就会发现。诸如此类的话，一种痛斥，在如此短的便条里变得有些里唆，杂乱无章，越来越缺乏尊严，没有风度。现在我明白，这段话必须重写，然后才能让富兰克林看见，因此我得把便条带着，随后再寄给他。
在车道尽头我拐上与村子和修理厂相反的方向，很快我似乎就沿着一条主干道朝东开去。我要往哪里去？如果不很快拿定主意，我就会开到多伦多了，在我看来，在那里我不但找不到可以躲藏的地方，反而一定会遇上和我过去的幸福以及富兰克林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和人。
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掉头朝科堡开去。那是一座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去过的小镇。
还不到中午。我在镇中心的一家汽车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我从正在打扫前一晚客人住过的房间的女服务员身边走过。我的房间昨晚没有人住，很冷。我打开暖气，决定出去走走。而当我开门的时候，却开不动。我浑身发抖，站立不稳。我锁上门，穿着衣服上了床。我还在发抖，于是把被子一直拉到耳朵边。
我醒来时，已经是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的衣服被汗湿了，紧紧地贴在身上。我关了暖气，在箱子里找了衣服换上，然后出了门。我走得很快。我饥肠辘辘，却感觉自己不可能放慢脚步，或者停下来吃饭。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非不同寻常，我想。在书本里不是，在生活中也不是。应该有，也一定有，应对这种事的被用滥了的办法。比如像这样走路，当然。但你不得不停下来，甚至在这么小的镇子上你也得停下来，避让车辆，等红灯。还有笨拙地四处走动的人，一会儿停，一会儿走。还有一群群的学生，就像我曾经维持秩序的那些学生一样。为什么有这么多学生，像白痴一样大喊，尖叫，他们的存在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到处都是扑面而来的侮辱。
所有的店铺和招牌都是一种侮辱，所有汽车停下和发动的噪音。到处都在宣告，这就是生活。仿佛我们需要它一样，更多的生活。
在店铺终于渐渐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小木屋。空置着，窗户上钉着木板，等着被拆毁。这是以前人们在不太重要的节日里留宿的地方，在汽车旅馆出现之前。接着我想起来自己也住过。是的，在它们沦为——也许当时是淡季——人们下午出来偷情的地方时，我也曾经是其中之一。那时我还是实习老师，如果不是那些如今在窗户上钉了木板的木屋，我甚至不会记得就是在这座镇子上。那个男人是个老师，年纪比我大。家里有太太，毫无疑问还有孩子。会有人受到伤害。她一定不能知道，那会让她心碎的。但我一点儿都不在乎。就让它碎吧。
如果尽力回忆，我会记得更多，但不值得那么做。不过这让我将脚步放慢到正常速度，转身朝汽车旅馆走去。梳妆台上放着我写好的信。信封已经封口，但没有贴邮票。我再次出门，找到邮局，买了一张邮票，把信封扔进了它该去的地方。几乎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不担忧。我原本已经把它留在了桌上，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结束了。
散步时我曾经注意到一家餐馆，要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去。我又找到那家餐馆，看了看贴在外面的菜单。
富兰克林不喜欢在外面吃饭。我喜欢。我又走了一会儿，这次是以正常的速度，等着餐馆开门。我在一家店铺橱窗里看见一条喜欢的围巾，我想应该进去买，它应该很适合我。但当我把它拿起来后又不得不放下了。那种丝绸的手感让我恶心。
在餐馆里，我喝了酒，等上菜等了很长时间。餐馆里几乎没有顾客，他们刚开始安置晚上表演的乐队。我走进洗手间，惊讶地发现自己看上去和平常完全一样。我想知道有没有可能某个男人，某个老男人，会想与我结识。这个想法很荒诞，不是因为他可能的年龄，而是因为我脑子里除了富兰克林之外不可能想到任何男人，永远不可能。
菜上来后我几乎什么都吃不下。不是菜的问题。只是那种一个人坐在那里独自吃饭的奇怪感觉，那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孤独，那种不真实感。
我想到了要带安眠药，尽管我几乎从来不吃。实际上那药已经放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它们还有没有效果。事实是有——我睡着了，一次也没有醒，一觉睡到早晨六点。
几辆大卡车已经开始离开汽车旅馆的停车位。
我知道自己在哪里，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穿上衣服，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旅馆。我几乎无法忍受前台那个女人友好的闲谈。她说过会儿要下雪。小心，她对我说。
高速公路上的车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后来又出了一场交通事故，通行速度更慢了。
我想富兰克林也许正在外面找我。他也可能出事。我们也许再也见不到对方了。
我没有想到格温，她在我心里只是一个挡在我们之间制造荒唐问题的人。她粗短的腿，她可笑的头发，她那圈皱纹。可以说是一幅漫画，一个你不能责怪也永远不应该认真对待的人。
后来我回家了。我们的房子没有变。我拐上车道，看见了他的车。感谢上帝他在那儿。
我确实注意到车没有停在平时停的地方。
原因是另一辆车，格温的车，正停在那里。
我无法吸收这个画面。一路上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把她想成一个已经被放在一边的人，一个第一次打扰之后不可能仍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角色的人。我回家了，他也安全地在家里，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由此带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被自信所包围，我的身体已经准备好跳下车，朝家里跑去。我甚至已经在找家门钥匙，因为我忘了自己已经把钥匙丢进门里了。
不管怎样，我不需要钥匙了。富兰克林正在开门。他没有惊讶地或者松口气地叫出来，甚至当我下了车，朝他走过去的时候也没有。他只是从容不迫地走下台阶，当我走到他身边时，他的声音阻止了我。他说：“等一下。”
等一下。当然。她在里面。
“回到车上去，”他说，“我们不能在外面说话，太冷了。”
我们上了车后，他说：“生活完全令人难以预料。”
他的声音异乎寻常的温柔且悲伤。他没有看我，而是直直地瞪着前面的挡风玻璃，瞪着我们的房子。
“说对不起是没有用的。”他对我说。
“你知道，”他接着说，“甚至跟这个人本身没关系。这就像一种气息。一道符咒。呃，当然，其实问题就在于这个人，但是这种气息围绕着他们，从他们的身上散发出来。或者说是他们身上有——我不知道。你明白吗？这就像日食或者什么一样给人带来的冲击。”
他摇了摇低垂的头。充满悲痛。
他在渴望谈论她，你可以看出来。但是这么一段滔滔不绝的讲话通常一定会让他感到不舒服。就是这一点让我丧失了希望。
我感到自己非常冷。我想要问他有没有告诉对方这个转变。然后我想，他当然提醒了，她就和我们在一起，在厨房里和那堆她擦得亮闪闪的东西在一起。
他陶醉的模样如此令人沮丧。就像其他任何人陶醉的模样一样。令人沮丧。
“别再说了，”我说，“别说了。”
他转过头，第一次看着我，声音里那种奇异的静默消失了。
“天哪，我在开玩笑，”他说，“我以为你会懂。好了。好了。哦，看在上帝的分上，闭上嘴巴。听着。”
因为此刻我正在愤怒又宽慰地大吼大叫。
“好了，我刚才有点生你的气。我想让你难过。我回到家里，你就这么走了，我该怎么想？好了，我是个浑蛋。停下来。停下来。”
我不想停下来。我知道现在没事了，但是大吼大叫太让人舒畅了。而且我发现了新的不满。
“那她的车为什么在这儿？”
“他们没办法修，这是一堆垃圾。”
“但为什么在这儿？”
他说那辆车在这儿是因为它的部件中不是垃圾的那部分——这不多了——现在属于他。属于我们。
因为他给她买了一辆车。
“一辆车？新车？”
新得足以比她以前那辆车好开。
“事情是这样，她想去北湾。她在那儿有亲戚或者什么人，她有了合适开过去的车后，就想到那里去。”
“她也有亲戚在这儿。在她住的地方。她有三岁的孩子要照顾。”
“显然北湾的人更中她的意。我不知道三岁孩子的事。也许她会带他们一起去。”
“是她要你给她买车的吗？”
“她不要任何东西。”
“所以现在，”我说，“现在她在我们的生活里了。”
“她在北湾。咱们进去吧。我连一件外套都没穿。”
往家走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对她说他的诗。也许读了诗给她听？
他说：“哦上帝啊没有，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我在厨房第一眼看见的便是玻璃罐上的闪光。我猛地拖出一把椅子，爬上去，开始把罐子放到橱柜上层。
“你能帮帮我吗？”我说，于是他把罐子递给我。
我想知道，关于诗的事他说谎了吗？她是不是听他读了？或者他把诗拿给她让她自己看了？
如果是这样，她的反应恐怕并不令人满意。谁的反应会令人满意呢？
假设她说诗写得很好呢？他会讨厌她那么说的。
或者也许她说出了疑问，他怎么能写了那些却没关系呢？淫秽，她也许会这么说。那样更好，但不像你以为的那样好。
谁能对一个诗人做出关于他的诗的最完美的评论呢？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他伸出双臂抱住我，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
“我们经不起吵闹了。”他说。
的确经不起了。我忘了我们有多大年纪，忘了一切。以为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忍受，去抱怨。
现在我能看到那把钥匙，就是我从投信口丢进来的那把。它躺在毛茸茸的棕色垫子和门槛之间的缝里。
我也得注意我写的那封信。
假设信还没寄到我就死了怎么办？你可以想象自己一切正常却突然死了，就像那样。我是否应该给富兰克林留张便条，以防万一？
如果有我寄给你的信，请把它撕了。
问题是，他会照我说的去做。换作我就不会。我会把信撕开，无论做过怎样的承诺。
而他会照做。
他愿意照我的话去做，这让我有怎样既愤怒又钦佩的复杂感受啊。这样的感受贯穿了我们共同度过的一生。
终 曲
本书的最后四篇作品并不完全是虚构的故事。它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元，就情感而言具有自传的性质，尽管有时并不完全是对真实事件的叙述。我相信它们说出了关于我的生活我要说的最初，最后，也最亲密的话。
眼睛
我五岁时，父母突然生了一个小弟弟，妈妈说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期盼。我不知道她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她说得煞有介事，都是编的，但很难反驳。
一年以后，小妹妹出生了，又是一阵小题大做，但比第一次好一些。
直到第一个宝宝出生以前，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感觉和妈妈所说的我的感觉有什么不同。直到那时整个房子都充满了妈妈的一切，她的脚步她的声音她带着脂粉香的不祥气味占据了所有的房间，即使她不在时也是如此。
为什么我说不祥？我并不感到害怕。妈妈并没有真的告诉我对事情应该有怎样的感觉。她无需问一个问题，就以权威决定了所有事。不仅决定我想要一个小弟弟，而且决定“红河”牌麦片对我有好处因此我一定喜欢。决定我对挂在床尾的那幅画的理解，那上面画的是耶稣容许小孩子来到他身边。那时候“容许”这个词的含义和现在不太一样，但这并不是重点。妈妈单点出那个半躲在角落里的小女孩，因为她想要去耶稣身边但又太害羞。那个女孩就是我，妈妈说。我想大概是的，尽管如果她不告诉我，我不会明白这一点，而且我宁愿不是这么回事。
漫游奇境的爱丽丝那么大却被困在兔子洞里，我为此真切地感到痛苦，但我却哈哈大笑，因为那似乎能让妈妈高兴。
但是，弟弟出生了，妈妈没完没了地说他是某种给予我的礼物，这时我才开始理解，妈妈关于我的想法和我自己的想法是多么不同。
我想这一切让我在萨迪来我们家工作时做好了迎接她的准备。妈妈退到了她和两个孩子的领地。由于她不经常在身边，我得以思考什么是真的而什么不是。我非常清楚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个。
萨迪最不同寻常的一点是，尽管这一点在我们家里并没有被强调，她是个名人。我们镇上有一家电台，她在电台弹吉他，演唱开场曲，那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