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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只是为了把这个地方处理了，然后就走。
“后来我以便宜的价格买下了这片地，因为承包人走后留下了一个大坑，看上去很刺眼。”
“如果我显得过分爱探听隐私，请你原谅。”
“没关系。如果我不想解释某些事，我是不会解释的。”
“我以前没来过这里——”她说，“当然没来过，否则我就会见过这个地方了。我刚才正在附近找某个地方。我以为停车步行找的话，可能更容易找到。实际上，我在找一位医生的诊所。”
她解释说自己并没有生病，只是约了明天去见医生，不想在早晨四处寻找诊所。然后她告诉他自己如何停了车，却惊讶地发现哪里都没有她想找的医生的名字。
“我也没法在电话簿里找，因为，你知道，现在电话簿和电话亭都没有了。要不就是电话簿被撕了，电话亭被偷了。我现在似乎在讲很傻的话。”
她告诉了他医生的名字，但是他说他也不熟。
“不过我从来不看医生。”
“也许不看才是聪明的做法。”
“哦，我不那么认为。”
“不管怎样，我最好还是回到车上去。”
她站起来时，他说他要陪她走过去。
“这样我就不会迷路了？”
“不完全是。傍晚这个时候我总是要舒展一下腿脚。园艺活会让你腿脚发麻。”
“我敢肯定一定有关于这个医生的合情合理的解释。你是否认为过去对事情的解释比现在更合理？”
他没有回答。也许正在想那位过世的朋友。花园也许是对那位过世朋友的纪念。
现在，当她说话而他却不回答时，她不再感到尴尬，而是感到交谈中有一种清新平静的气息。
他们一路走过去，一个人影也没看见。
很快他们就来到大街上，那座医用楼房就在一个街区之外。看到那座房子，她感到不像刚才那么安心，却不知道为什么，但过了一会儿她就知道了。那座房子在她心里引起了一种荒唐但令人惊恐的念头。要是那个正确的名字，那个她说她找不到的名字，其实一直就在那里呢？她加快了脚步，发现自己跌撞蹒跚，然后，因为眼神很好，她和之前一样看到了那两个没用的名字。
她假装急急忙忙去看橱窗里面的各种物品，陶瓷脑袋的娃娃、古老的冰鞋、便盆和破旧不堪的被子。
“糟糕。”她说。
他心不在焉。他说他刚刚想到了什么。
“这个医生。”他说。
“什么？”
“我在想他会不会是疗养院的医生？”
他们又开始走，从几个坐在人行道上的年轻人身边经过，其中一个人伸着腿，他们不得不绕过他。陪着她的那男人没有注意他们，但他的声音变低了。
“疗养院？”她说。
“如果你是从高速公路过来的应该就没注意到。但是如果你朝着湖的方向一直往镇外走，就会经过那里。在镇子外面不到半英里。开过路南边那个沙砾堆，再过去一点儿就是了，就在路的另一边。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住院医生，但可能有，这合乎情理。”
“可能有，”她说，“这合乎情理。”
说完后她希望他不会认为她这是在故意重复他的话，开无聊的玩笑。她的确想和他多聊一会儿，无论是无聊的玩笑还是什么。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她得想想她的钥匙在哪儿，上车之前她经常要想这个问题。她习惯性地担心她把钥匙锁在车里或者丢在哪里了。她能感到一阵熟悉的令人厌倦的恐慌悄悄袭来。但是她找到钥匙了，就在口袋里。
“值得一试。”他说，她也同意。
“那里完全有空间让你掉头、过去看看。如果有医生常年待在那里，就没必要在镇上挂出他的名字。或者她的名字，如果是个女医生的话。”
仿佛他也不那么急于分手。
“我得谢谢你。”
“只是一种直觉。”
他在她上车时为她扶着车门，然后关上车门，一直站在原地等到她拐上该去的方向，再挥手道别。
她开出小镇时，又在后视镜里瞥见了他。他正弯着腰，和背靠商店墙坐在人行道上的那几个男孩或者年轻人说话。他刚才完全没有理睬他们，现在却在和他们说话，让她感到惊讶。
也许是在发表一句评论，开一句玩笑，说她迷迷糊糊，昏头昏脑。或者只是在说她的年纪。一句对她不利的话，由最友好的人说出来。
她本来想过她将穿过村子开回来，再次感谢他，告诉他那个医生是不是她要找的人。她可以放慢车速，大声笑着，从车窗里朝他喊话。
但是现在她想，她要走湖边的那条路线，避开他。
忘记他。她看见前方出现了沙砾堆，她得注意自己眼前的路。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标志。一张“湖景疗养院”的布告。从这里的确能看到湖景，那是顺着地平线延伸的一道细细的淡蓝色。
宽敞的停车场。房子有一座长长的侧翼，里面看上去都是独立的隔间，或至少是比较大的房间，带独立的小花园，或者可以坐的地方。每一间房间前面都有相当高的格子栅栏，可以保护房间的隐私或安全。尽管现在她没看见有人坐在外面。
当然没有。在这种地方人们睡得很早。
她喜欢格子栅栏营造出的一丝梦幻感。最近几年公共建筑和私人住房一样，在不断发生变化。她年轻时那种单一的冷漠生硬、毫无魅力的建筑风格消失了。她在一座有色彩鲜艳的穹顶的楼前停了车，楼房看上去仿佛在欢迎来客，显得过分兴高采烈。她猜有人会认为这很虚假，但这不正是人们想要的吗？那些玻璃一定会给老人们，甚至也许，那些还不太老只是有些失常的人，一个好心情。
她边朝门口走去边寻找一个可以按的按钮或者门铃。但没必要——门自己开了。进去之后，里面显得更加宽敞，更加高大，玻璃微染蓝色。地面全都铺着银色地砖，是那种孩子们喜欢在上面滑来滑去的地砖，有一瞬间，她想象着病人们为了寻开心在地砖上滑来滑去和滑倒的情景，这让她的心情轻松起来。当然地砖不可能像看上去那么滑，你可不想让人在上面摔断脖子。
“我没敢尝试。”她用迷人的声音对脑子里的某个人说，可能是她的丈夫，“不能那么做，是不是？我可能会发现自己面前就是那个医生，那个准备给我测试精神稳定性的医生。那么他会怎么说？”
现在一个医生也看不见。
，不会看见医生的，是不是？这里的医生不会坐在诊台后面等着病人出现。
她甚至不是来看诊的。她得再次解释说她是来确认明天约见医生的时间和地点的。所有这些让她感到非常疲劳。
有一张圆桌，高度及腰，深色的桌板看上去像是红木，尽管很可能并不是。现在桌子后面没有人。当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她在桌上找按铃，但没有看见。然后她开始寻找有没有医生名录，或者主管医生的名字。也没有看见。你会以为这里应该会有办法找到某个人，无论是几点钟。在像这样的地方应该会有某个随叫随到的人。
桌子后面也没有什么显眼的杂物。没有电脑或电话或文件或可以按的彩色按钮。当然，她还没有绕到桌子后面，那里很可能有锁，或者她看不见的隔层。接待员够得到但她却够不到的按钮。
她现在对桌子不再抱什么希望，转而更加仔细地观察四周。房间是六角形的，每隔一段距离有一扇门。共有四扇：一扇让光线照进来和访客走进来的大门；一扇在桌子后面、看上去可能通往办公室的不开放的门，那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通过的；另两扇门一模一样，相互正对着，显然通向长长的侧翼、走廊和住院病人的房间。每扇门上方都有一扇窗户，窗玻璃看上去很干净，任何人都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里面。
她走到一扇也许可以进去的门前敲了敲，然后试着转了转门把手，但转不动。门锁着。她也没法透过窗户看清楚里面。走近了之后她才发现，窗玻璃表面有波纹，镜像变形了。
正对面那扇门的窗玻璃也一样，门把手也一样。
她的鞋走在地上发出的咔嗒声，窗玻璃给人的错觉，毫无用处的光滑的门把手，这些让她比她愿意承认的更加沮丧。
然而她没有放弃。她按照刚才的顺序又试了一遍那两扇门，这一次她用尽全力转动把手，同时大声喊道：“有人吗？”声音一开始听上去微不足道，傻里傻气，接着就变得愤愤不平，但并没有变得更有希望。
她挤到桌子后面，几乎不抱希望地砰砰敲那扇门。那扇门甚至没有把手，只有一个钥匙孔。
没有办法，只能离开这里，回家。
她想，这里的一切看上去都那么令人愉快，精美讲究，却并不假装要为公众服务。当然喽，他们把住客，或者说病人，或者随便被称作什么的人早早地推上床，每个地方都是同样老掉牙的套路，无论环境多么迷人。
她一边还在想着这一点，一边推了一下入口的门。门太重了。她又推了一下。
又推一下。门纹丝不动。
她能看见外面放在露天的一盆盆花。从路上开过的一辆车。柔和的傍晚的光线。
她得停下来想一想。
这里没有开灯。很快就会暗下来。尽管外面还有一线阳光，屋里似乎已经在变暗了。没有人会来，他们都已经完成了工作，至少是在楼房这一部分的工作。现在他们安顿在哪里，就会一直待在哪里。
她张开嘴大声叫喊，却似乎发不出声音。她浑身发抖，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让呼吸进入肺里。仿佛喉咙里有一张吸墨纸。窒息。她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不同的事，不仅如此，她还必须相信不同的东西。冷静。冷静。呼吸。呼吸。
她不清楚慌乱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还是很短的时间。她的心在咚咚地跳，但她差不多安全了。
这里有一个女人叫桑迪。她别的胸针上写着这个名字，而且南希认识她。
“拿你怎么办好呢？”桑迪说，“我们只不过想让你穿上睡袍。你却吵吵闹闹，像一只害怕被做成晚餐的小鸡。
“你一定是做梦了，”她说，“梦见了什么？”
“没什么，”南希说，“过去我丈夫还活着而我还开车的时候。”
“你有辆很棒的车吗？”
“沃尔沃。”
“瞧，你脑子真好使。”
多莉
那年秋天我们谈到了死亡。我们的死亡。那时富兰克林八十三岁，我七十一岁，我们自然为葬礼（我们决定不办）和在已经买好的一块地上的安葬（立即下葬）做了安排。我们决定不火化，这种做法在我们的朋友中间非常流行。没被安排的只剩下实际的死亡，那交由天意决定。
一天，在离住处不远的乡下开车转悠时，我们发现了一条以前不知道的路。那里的树——枫树、橡树和其他的树——非常高大，但都是次生林，说明那一片地曾经被开发过。一度是农场和牧场，曾经盖过房子和牲口棚。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路没有铺柏油，但并非没有人走。看上去似乎每天都有几辆车经过。也许有卡车把这条路当作捷径。
这很重要，富兰克林说。我们绝不想躺在那里一两天，乃至一个星期，都不被发现。我们也不想留下一辆空车，而警察不得不徒步穿过树林，寻找可能被郊狼侵吞后残留的骸骨。
而且，那一天不能太阴沉。没有雨也没有初冬的雪。树叶已经开始变色，但还没有落下来很多。一切涂上了金黄色，就像那天一样。但也许不应该有阳光，否则金色的阳光和迷人的天气会让我们感到自己像破坏者。
关于遗言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也就是说，关于我们是否应该留下遗言。我认为应该给人们一个解释。他们应该被告知不存在不治之症的问题，不存在阻碍我们正常生活的侵袭的病痛。他们应该得到保证，这是一个清醒的，也许几乎可以称为轻松的决定。
在最合适的时间离开。
不。我收回。那太轻率。是一种侮辱。
富兰克林认为任何解释都是一种侮辱。不是对别人，而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我们属于自己，属于对方，任何解释都让他觉得是假意哭诉。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仍然倾向于反对。
正是这个事实——我们意见不一致这个事实——似乎让他不再考虑这种可能性。
他说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他没关系，但我太年轻了。等我七十五岁时我们可以再讨论。
我说唯一让我不安——有一点不安——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假定生活中不会再发生任何事。不会再发生重要的事情，不用再应对任何事情。
他说我们刚刚还争吵过，我还想要什么呢？
争得太有礼有节了，我说。
我从不觉得自己比富兰克林年轻，也许除了谈论战争的时候，我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现在我们很少谈到这个话题。首先，他比我更常做剧烈运动。他曾经是马厩管理员，我指的是那种寄养用来骑乘的马而非赛马的马厩。他仍然每星期去马厩两到三次，骑自己的马，和负责人聊天，那个人偶尔会问问他的建议。尽管大多数时候，他说，他尽量不参与意见。
实际上他是个诗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也是个真正的驯马师。他在好几所大学里教过一学期的课程，但这些大学都不会太远，这样他可以和马厩保持联系。他承认朗诵过几次作品，但那种情况非常难得，他说。他不强调诗人的工作。有时候我因为这种态度而感到气恼，我称之为他的谦卑人格，但我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当你为马忙碌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你在忙碌，但是当你忙着写诗的时候，你看上去好像无所事事，而你不得不解释自己正在做什么时就会感到有点奇怪和尴尬。
另一个问题也许是，虽然他为人含蓄严谨，他最有名的诗却是这里——也就是他长大的地方的人们习惯称为原生态的诗。非常原生态，我曾经听他自己这么说，不是表示歉意，也许只是告诫某人不要去读。他能感知那些他知道可能会因为某些东西而感到不适的人的情感，虽然总的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