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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车，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说或可以去做的了。
我做不到，他刚才说。
他说他无法把这件事情做到底。
他无法解释。
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我想以后每当我看到和“磨溜冰鞋”告示上一样弯曲的字母S时没法不听见他的声音响起。或者每当我看到像商店对面黄色房子的台阶上那样钉着的交叉的木板时。
“现在我开车送你去车站。我会给你买一张去多伦多的车票。我相当确定傍晚有一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我会想出一个非常可信的故事，并且让人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你得告诉我你在多伦多的地址，我想我没有留着你的地址。哦，我会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的工作很出色。不管怎样，你都教不完一个学期——我还没有告诉你，孩子们要被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正在发生各种重大变动。”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新的语调，几乎是轻松活泼的。一种如释重负的欢快语调。他在努力克制，不在我离开之前流露出如释重负的样子。
我看着街道。这有点像被赶往刑场。还没到。还有一会儿。还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还没到。
他不需要问路。我大声说出自己的疑惑，他是不是曾经这样送过其他女孩上火车。
“别那样。”他说。
每一次拐弯都像从我剩下的人生中剪去一块。
有一趟五点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他让我在车里等着，他进去核实一下。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票，迈着在我看来更轻快的脚步。他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走近汽车时他的步子慢了下来。
“车站里温暖舒适。有一间专供女士的候车室。”
他为我打开了车门。
“或者你更愿意我陪你等着，送你离开？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一块像样的馅饼。午饭糟糕透了。”
这让我动起来。我下了车，在他前面走进车站。他把女士候车室指给我看。他对我扬起眉毛，试图最后开一次玩笑。
“也许有一天你会把今天看作你一生中最幸运的日子之一。”
我在女士候车室里挑了一张长凳坐下，从那里可以看见车站的前门。其实是如果他回来的话就能看见他。他会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玩笑。或者一个试验，就像在某些中世纪的戏剧里那样。
或者有可能他改变了主意。他沿着高速公路开着车，看到春天淡淡的阳光照在石块上，就在刚才我们还一起看到过这景象。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多么愚蠢，于是在路中间掉转车头，飞快地开了回来。
至少还有一小时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才进站，但感觉已经几乎没有时间了。甚至此刻幻想仍在我心中萦绕。我仿佛戴着脚镣上了火车。当火车离站的哨声吹响时，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目光扫过月台。甚至现在跳下火车也许还不算太晚。跳下火车，穿过车站，跑到大街上，而他刚在大街上停好车，正跑上台阶，一边想着还不算太晚，但愿不算太晚。
我自己奔跑着去迎接他，不算太晚。
那一阵喧闹、大喊、叫嚷是什么，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迟到的乘客从座位之间冲过。是一群穿着运动服的中学女生，哈哈笑着自己造成的麻烦。售票员很不高兴，在她们乱哄哄地抢夺座位时催促她们快一点。
其中一个女生，或许是嗓门最大的一个，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她们。
但她看见我了，她大叫我的名字，想知道我去了哪里。
去看望一位朋友，我告诉她。
她重重地在我身边坐下，告诉我她们是来和亨茨维尔的篮球队比赛的。那是一场混乱的比赛。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是不是？”她用显而易见的欢快语调大声说，其他人发出咕哝声和咯咯的笑声。她说出了比分，的确丢脸。
“你穿得真正式。”她说。但她并不太在意，她似乎对我的解释不是真的感兴趣。
她几乎没注意到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望祖父母。只是说他们一定年纪很大了。没有一句话提到阿利斯特。甚至没有说他一句坏话。她不会是已经忘了。只是把那个场景收拾了起来，放到一边，和她过去的自我一起放进壁橱。又或许她是那种真的可以对羞辱毫不在意的人。
现在我很感激她，即使当时我无法感受到这一点。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车到亚孟森时我可能做什么？跳起来，下火车，跑到他家里，要求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那会对我造成怎样的永远的羞辱啊。而实际上，火车停靠时间很短，她们几乎来不及集合，也来不及去敲打车窗引起接她们的人注意，售票员在一边提醒，如果她们不快点，就会被带到多伦多去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会跟他偶遇。我以前住在多伦多，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我感觉似乎每个人最终都会到多伦多住至少一段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假如你真的想看见某个人，就一定会看见他。
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我正穿过一条甚至无法放慢脚步的拥挤街道。我们正朝着相对的方向行走。同时毫不掩饰地惊愕地盯着对方刻满岁月痕迹的脸。
他喊道：“你好吗？”我回答：“很好。”然后又额外补上一句：“很幸福。”
当时这句话只能说大体上是真的。我和丈夫正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为了我们给他的一个孩子偿还积欠债务的事。那天下午我去了一家画廊看展出，为了舒缓自己的心情。
他再次对我喊道：
“太好了。”
似乎我们仍然能够走出人群，转瞬之间我们就可以又在一起。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沿着刚才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我们就是那么做的。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哭泣，当我走上人行道时没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只有一瞬间我看到那目光一闪而过，他的一只眼睛睁大了。左眼，一直是左眼，和我记忆中一样。眼神看上去还是充满了不安、警觉和疑惑，仿佛某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在他身上，某件几乎让他发笑的事。
对我而言，那种感觉就和我离开亚孟森时一样，火车拖着仍旧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的我离开。
关于爱，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
离开马弗里
过去每座小镇都有一家电影院，马弗里也不例外。它叫“首都电影院”，这样的影院通常会叫此类名字。摩根·霍利是电影院的所有者和放映员。他不喜欢和公众打交道，只喜欢坐在楼上舒适的小房间里控制银幕上的故事，所以当那个检票的姑娘告诉他她因为怀孕而不干了，他自然很恼火。他本来应该预料到这一点。她已经结婚半年了，在那个年代，在肚子大起来之前你就应该从公众视线里消失了。但是他太敌视改变，太敌视人们有自己的私人生活这个想法，所以他吃了一惊。
幸运的是，她带来了一个可以接替她的人。一个和她住同一条街的女孩说想找一份晚上的工作。她白天不能工作，因为要帮妈妈照看弟弟妹妹。她的聪明足够应付这项差事，虽然她很害羞。
摩根说这很好，他雇检票员可不是让她和观众闲聊的。
于是女孩来了。她叫利亚。摩根问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那是个什么名字啊。她说那是《圣经》里的名字。这时他注意到她没化妆，头发梳得很光滑，难看地紧贴在头皮上，用发夹固定住。有一瞬间他有些担心她是不是真的十六岁了，能不能合法打工，但再仔细看，他觉得她的年龄很可能是真实的。他告诉她工作日要收一场电影票，晚上八点开始，星期六要收两场电影票，晚上七点开始。电影院关门后，她要负责清点票款，把钱锁好 。
只有一个问题。她说工作日的晚上她可以自己走回家，但她父亲不许她星期六晚上自己走回去，而他又不能来接她，因为他自己要在磨坊上夜班。
摩根说他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地方有什么好害怕的，他正准备让她别来上班了，这时他想起那个值夜班的警察，他经常在巡逻时来看一会儿电影。也许他可以负责送利亚回家。
她说要问问父亲。
她父亲同意了，但还有几个条件。利亚不可以看银幕或听电影里的对话。这个家庭信仰的宗教不允许这样的事。摩根说他雇检票员可不是让她免费偷看电影的。至于对话，他撒谎说电影院是隔音的。
雷·艾略特，就是那个值夜班的警察，接受夜班工作是为了陪妻子打发至少部分白天的时间。他只要早晨睡五个小时，下午稍晚些时候再打个盹儿，就可以了。那个盹儿经常泡汤，因为有些家务事要做，或者仅仅因为他和妻子——她叫伊莎贝尔——要去散步。他们没有孩子，可以在任何时候谈任何事情。他告诉她镇上的新闻，这些新闻常常让她大笑，她则告诉他她正在读的书。
雷刚满十八岁就参军了。他选择了空军，据说空军战士冒的危险最大，死得最快。他是中炮手——伊莎贝尔永远弄不清这是个什么职务——并且活了下来。战争即将结束时，他被调到另一个飞行队，而几个星期后，他原来所在的那个飞行队的成员，那些和他一起飞了那么多次的人，被击落后失踪。回家后他心里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他应该用这条莫名其妙地被留下来的生命做些有意义的事，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
首先，他应该完成中学学业。他长大的那座镇子成立了一所特殊的学校，专收想要完成中学学业并希望继续大学深造的老兵，这是心存感激的公民为他们提供的免费机会。教英语语言文学的是伊莎贝尔。当时她三十岁，已经结婚，丈夫也是个老兵，军衔比她班上的学生高很多。出于普罗大众的爱国心，她打算教一年时间的课程，然后就退职回家，要个孩子。她公开和学生们讨论这件事，学生们背着她说有些家伙运气真好。
雷不喜欢听那种谈话，原因是他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他，这似乎更让人感到惊讶万分。除了他们自己，每个人都觉得这荒唐透顶。她离了婚。这对她的名门之家来说是个丑闻，对她的丈夫更是个打击，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想娶她了。雷的日子比她好过，因为他没什么需要与之探讨这件事的家人，而仅有的几个则宣称，既然他攀了高枝，他们肯定配不上他了，今后一定会离他远远的。假如说他们原本指望他会表示挽留，或者向他们许下什么承诺，那他们就要失望了。他无所谓，他大概就是这么说的。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伊莎贝尔说她可以继续教书，直到他读完大学，找到工作，安稳下来，无论他想做的工作是什么。
但是计划不得不改变。她身体不舒服。刚开始，他们以为是神经紧张。生活的突变。愚蠢的烦扰。
后来疼痛开始了。每次她深呼吸时都会感到疼痛。胸骨下方和左肩膀都痛。她不去管它。她开玩笑说上帝在因为她的情感冒险而惩罚她，并说他——上帝——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她根本就不信他。
她得的是心包炎。情况很严重。她忽视病情，给自己带来了危险。她不可能被治愈，但可以艰难地维持生命。她再也不能教书了。任何感染都可能引发危险，还有什么地方比教室更容易让感染蔓延呢？现在必须由雷来养活她，于是他在格雷县和布鲁斯县的交界处这座叫马弗里的小镇当起了警察。他不介意这份工作，而她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不介意自己半隐居的生活。
只有一件事他们从不谈论。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否介意他们不能有孩子。当伊莎贝尔表示想要听雷说他星期六晚上护送回家的那个女孩的所有事情时，他想到这可能和她的失望有关。
“这太糟糕了。”她听到禁止看电影的事情后说。当他告诉她那个女孩的父母为了让她在家里帮忙而不让她上中学时，她更难过了。
“你说她很聪明。”
雷不记得自己说过那样的话。他说过她害羞得不同寻常，因此他们一起走回去时，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寻找聊天的话题。有些他想到的问题是不能问的。比如，你最喜欢哪门功课？要问这个问题就必须用过去时，而她过去喜欢过什么，现在无关紧要。又或者，她想在长大后做什么？实际上，她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已经被安排好了工作，无论她是否喜欢。还有她是否喜欢这座镇子，她是否想念曾经住过的任何地方，这些问题都毫无意义。他们已经聊过——不是很详尽——她家里几个年幼孩子的名字和年龄。当他问到狗或猫时，她说她没有养。
最终她想出了一个问题问他。她问那天晚上电影里的什么内容让观众发笑。
他并不认为应该提醒她她什么都不该听到。但他想不起来什么内容让大家发笑。于是他说一定是什么愚蠢的内容——你永远都猜不到什么会让观众笑。他说他没太专心，看得断断续续。他很少跟得上情节。
“情节。”她说。
他不得不告诉她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电影说的故事。从那以后聊天变得不再困难了。他也不必提醒她，在家里复述他们聊的内容可能不太明智。她明白。他被要求不要讲任何具体的故事——但无论如何他很难做到这一点——而是解释那些故事往往是关于骗子和无辜的人，骗子通常刚开始过得不错，他们犯下罪行，欺诈在夜总会（就是像舞厅的地方）唱歌的人，或者有时候，天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开始在山顶上唱歌，或者在其他某个人们不太可能去的室外场所唱歌，让电影的节奏变得拖沓。有时候电影是彩色的。如果故事发生在古代的话，演员的服装会非常华丽。盛装的演员们非常夸张地相互残杀。用甘油点的眼泪从女士的脸颊上滑落。大概是从动物园里弄来的丛林动物被逗着做出凶猛的表演。但摄像机镜头一移开，以各种方式被杀的人就爬了起来。活蹦乱跳，虽然你刚才明明看见他们被枪杀了，或者在刽子手的垫头木上被砍了头，脑袋在篮子里滚着。
“你应该轻松一点，”伊莎贝尔说，“你会让她做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