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生活_第6节

来还会出现，我将无法享受任何平常的舒适，只能体会到让人紧张和伤脑筋的而非令人开朗的快乐。即使不冷我也会忍不住颤抖，我怀疑自己能不能读进去一个字。

我想玛丽也许会出现，责备我没有去看《围裙号》。我想起来可以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感冒了。但接着我记起来在这个地方感冒是一件严肃的事，患感冒的人需要戴上口罩，使用消毒剂，还可能被赶出去。很快我就明白，不管怎么样，我根本就别指望隐瞒我到医生家里做客的事。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甚至对那些不曾为此说什么的护士也无疑不是，她们要么是太不屑或太慎重，要么就是这样的调情已经不再能引起她们的兴趣了。不过，那些助理护士取笑了我。

“那天晚饭吃得好吗？”

她们的语调是友好的，似乎挺认可这事。似乎我独有的古怪和医生被人熟知和尊重的古怪产生了联系，而这是有好处的。我的声望上升了。现在，无论我还有其他什么身份，至少我可能变成一个有男人的女人。

玛丽一个星期都没有露面。

“下星期六。”这是他说出来的几个字，就在他给我突然一吻之前。于是我再一次在前门外的门廊上等他，这一次他没有迟到。我们开车到了他家，我去了客厅，他去生火。我注意到那儿有一台落了灰尘的电暖器。

“你没有采纳我的提议，”他说，“你以为我是随口说说的吗？我向来说话算数。”

我说不想到镇上来是因为害怕碰到玛丽。

“因为没有去看她的表演。”

“也就是说你要为了讨玛丽的喜欢而安排自己的生活喽。”他说。

菜和上次差不多。排骨，土豆泥，玉米粒取代了豌豆粒。这一次他让我在厨房帮忙，甚至让我摆放餐具。

“你不妨了解一下东西都放在哪儿。摆放都很有条理，我相信。”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着他在炉子旁边忙碌。他从容而全神贯注的模样，简练的动作，让我心中闪现一串串火花，也感到一阵阵寒气。

我们刚开始吃饭，响起了敲门声。他站起来，拉开门闩，玛丽冲了进来。

她抱着一只纸板箱，把箱子放在桌上，飞快地脱掉大衣，露出里面红黄相间的演出服。

“迟到的情人节快乐，”她说，“你没到剧场来看我，所以我上门来给你表演。盒子里还有我给你的礼物。”

她极佳的平衡能力让她能够单脚站立，先踢掉一只靴子，又踢掉另一只，然后把它们拨到一边，开始围着桌子蹦蹦跳跳，同时用哀怨却充满活力的年轻嗓音唱着歌。

我叫小小金凤仙，

可怜的小小金凤仙，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仍叫金凤仙，

可怜的小小金凤仙，

亲爱的小小金凤仙——

医生在她开始唱歌之前就站了起来。现在他正站在炉子旁边，忙着刮刚才烧排骨的煎锅。

我鼓掌夸赞。我说：“多美的服装啊。”

的确很美。红色的裙摆，亮黄色的衬裙，飘动的白色围裙，绣花的紧身上衣。

“我妈妈做的。”

“花也是你妈妈绣的吗？”

“当然。她一直做到凌晨四点，就为了在我演出前夜把衣服做好。”

她又开始转圈跺脚，展示身上的衣服。架子上的盘子叮叮当当地响。我又鼓起掌来。我们俩都只想要一样东西：让医生转过身来，不要不理睬我们。我们想让他说句礼貌的话，哪怕说得勉强。

“看看还有什么，”玛丽说，“送给情人的。”她撕开纸箱，里面是情人节饼干，全是心形的，涂着厚厚的红色糖霜。

“太漂亮了！”我说。玛丽又开始欢蹦乱跳起来。

我是围裙号的船长。

一个真正的好船长！

你真的非常好，你应该知道，

我的船员真正好。

医生终于转过身来，她向他敬了个礼。

“好了，”他说，“够了。”

她没理他。

为他欢呼再欢呼，

坚强的围裙号船长——

“我说，够了。”

“‘勇敢的围裙号船长——’”

“玛丽。我们正在吃晚饭。你没有得到邀请。你明白吗？没有得到邀请。”

她终于安静下来。但只安静了一会儿。

“见你的鬼去吧。你可不怎么友好。”

“而且你最好不要碰那些饼干。你最好从此都不要再吃饼干。你正在变得像头小猪崽子一样肥。”

玛丽的脸鼓了起来，好像快要哭了，但她只是说：“看看是谁在说话。一个一只眼正一只眼斜的家伙。”

“够了。”

“你就是。”

医生捡起她的靴子，放在她面前。

“穿上。”

她照做了。眼眶盈满了泪水，鼻涕流了下来。她很响地吸鼻子。他拿来了她的大衣，但没有帮她穿上，她使劲挥舞着胳膊穿上大衣，扣上纽扣。

“这就对了。那么，你是怎么过来的？”

她拒绝回答。

“走来的，是不是？你妈妈呢？”

“在打牌。”

“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有机会因为自怜自哀而扑倒在雪堆上冻死了。”

我没有说一句话。玛丽也没有看我一眼。那个时刻充斥着震惊，我们无法说再见。

听见汽车发动的声音之后，我开始清理桌子。我们还没有开始吃甜点，甜点是跟上次一样的苹果馅饼。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甜点，也许面包房只做苹果馅饼。

我拿起一块心形饼干吃了起来。糖霜甜得要命。没有浆果或樱桃味，只有糖和红色食用色素。我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知道至少应该说一声再见。我应该说谢谢。但那没什么要紧。我告诉自己那没什么要紧。她不是为我表演。或者只有一小部分是为我。

他很粗暴。他如此粗暴，让我吃惊。对一个如此需要他的人。但某种意义上，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这样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才不会被剥夺。这个想法取悦了我，我因为这个想法取悦了自己而感到惭愧。我不知道他回来后我要对他说什么。

他没有想要我说什么。他把我领到了床上。这本来就很可能发生吗，还是这对他来说和对我一样出乎意料？我是处女，至少这看起来并没有让他意想不到——他拿来一条毛巾和一只避孕套——他继续下去，尽量从容自在。我的激情让我们俩都意想不到。原来想象和经验可能同样是很好的准备。

“我真的打算和你结婚。”他说。

送我回家之前，他把所有饼干，所有那些红心，都扔到了外面的雪地上，喂冬天的鸟。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的突然订婚——他用这个词时有些小心翼翼——是一件已经决定了的私事。我不用写信告知祖父母。什么时候他能连续几天休息，我们就举行婚礼。极简单的婚礼，他说。我应该理解，他没打算忍受有其他人观礼的仪式，因为他并不在乎那些人的看法，而我们还得遭受他们的窃笑和傻笑。

他也不主张买钻戒。我对他说我从没有想过要钻戒，这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他说那很好，他知道我不是那种落俗的白痴女孩。

最好不要再一起吃晚饭了，不仅因为有人说闲话，而且因为用一张配给卡很难买到足够两个人吃的肉。我的配给卡不在自己手上，我刚开始在疗养院搭伙的时候就把卡交给了管厨房的人——玛丽的妈妈。

最好不要引人注意。

当然每个人都怀疑到了什么。年长的护士变得热情，甚至护士长也给了我一个费力的微笑。我的确表现得稍微有一点沾沾自喜，但基本上并非有意如此。我选择把自己包裹起来，如天鹅绒般沉静，眼睛低垂。我没能想到这些年长的女人正留神注视这段亲密关系将如何发展，如果医生决定抛弃我，她们随时准备变得正义凛然，毫无偏私。

全心全意站在我这一边的是那些助理，她们逗我说在我的茶叶里看见了报婚钟。

在医院的大门里面，三月份阴森而忙碌。这是一年中麻烦不断的最糟糕的月份，助理们说。在熬过了冬天的种种侵袭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凭空产生死亡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没来上课，我会不知道这是因为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还是仅仅因为怀疑得了感冒而需要卧床。我之前弄到一块移动黑板，把孩子们的名字写在了黑板四周。我甚至从来不需要擦去那些将会长期缺席的孩子的名字。其他孩子会一声不响地帮我把名字擦了。他们了解这里的成规，而我仍然需要学习。

不管怎样，医生做了一些安排，找到了时间。他从门缝塞了一张纸条到我的房间，让我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做好准备。那个时候他可以设法空出几天，除非出现真正危急的情况。

我们要去亨茨维尔。

去亨茨维尔，我们结婚的委婉用语。

我们开始了我肯定会铭记终生的一天。我把绿色绉绸长裙干洗了，仔细地卷起来放进小旅行包。祖母曾经教过我把衣服紧紧卷起来这个诀窍，比起把衣服折起来，这样做更不容易弄皱衣服。我预计我得在某个地方的女洗手间里换衣服。我要仔细地观察沿途有没有早开的野花，我可以采一些，做一束捧花。他会同意我捧一束花吗？但时节还太早，甚至金盏花都没有开。道路空寂而曲折，除了细瘦的黑色云杉和一片片蔓延的刺柏和沼泽之外，路边什么都没有。路堑上有一堆乱糟糟的石块，我已经在这里熟悉了这些石块，血红色的铁陨石和一片片倾斜的花岗岩。

车上的收音机开着，正在播放胜利的音乐，因为盟军正越来越逼近柏林。医生——阿利斯特——说他们在拖延时间，好让俄国军队先进柏林。他说他们会后悔的。

既然我们已经远离了亚孟森，我发现我可以叫他阿利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驱车旅程最远的一次，而他漠视我的那种男性态度——现在我知道，这种漠视会迅速转向其反面——和他漫不经心的开车技巧让我兴奋。我因为他是一个外科医生而感到激动，虽然我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就在现在，我相信我可以为他躺在任何沼泽地或污泥坑里，或者如果他要求站着的话，我可以让自己的脊柱被挤压在任何路边的石块上面。我也同样知道我必须把这些感觉留在自己心里。

我开始想象未来。到了亨茨维尔之后，我希望我们找到一位牧师，并肩站在一间客厅里，客厅有几分祖父母的公寓和我一生所熟悉的那些客厅的朴素雅致的风格。我回想起祖父在退休后仍然被请去主持婚礼的时候。祖母在两颊打上一点腮红，拿出深蓝色蕾丝上衣，那是她为见证这样的场合而准备的。

但我发现还有其他的结婚方式，以及我之前没能了解到的我的新郎对婚礼的另一种厌恶。他不愿意和牧师扯上任何关系。在亨茨维尔市政厅，我们填了几张表格，郑重声明自己是单身，并预约那天下午由一位治安法官为我们主持结婚仪式。

到了午饭时间。阿利斯特在一家餐馆外面停住了脚步，那家餐馆大概是亚孟森咖啡馆的近亲。

“这家行吗？”

但他审视了我的表情之后改变了主意。

“不行吗？”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来到一家宣称有鸡肉大餐的雅致的餐馆，在阴冷的前厅里吃午饭。盘子冰凉，餐馆里没有其他客人，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只有我们用刀叉切开咬不动的鸡肉时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响。他肯定在想如果我们去了他刚开始提议的那家餐馆兴许会好一些。

不管怎样，我鼓起勇气问了女洗手间在哪里。在比前厅更冷的洗手间里，我抖开绿色长裙穿上，重新抹了口红，整理了头发。

我出来时，阿利斯特站起来迎接我，微笑，捏我的手，说我很好看。

我们手牵着手，浑身僵硬地回到车上。他为我打开车门，然后绕到另一边上了车，在座位上坐好，用车钥匙把车发动，然后又熄了火。

车停在一家五金店前面。铲雪的铲子在半价出售。橱窗里还有一张告示，写着店里可以磨溜冰鞋。

街对面有一座木房子，漆着油腻的黄色。房子前门的台阶已经不安全了，两块木板交叉着钉在台阶上。

停在阿利斯特的车前面的卡车是战前的型号，有一块脚踏板，挡泥板上有一圈铁锈。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从五金店里出来，上了车。发动机突突地抱怨了一阵，车在原地嘎嘎作响，又上下晃动了几下，然后开走了。现在一辆写着商店名字的送货车试图停进卡车开走后留下的空车位。车位不够大。司机下了车，走过来，轻轻地敲阿利斯特的车窗玻璃。阿利斯特吓了一跳，如果他刚才不是在那般郑重地说话，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那个男人问我们把车停在那里是不是打算去店里买东西。如果不是，能把车开走吗？

“马上就走。”阿利斯特说。这个坐在我身边的男人本来要和我结婚，现在又不打算和我结了。“我们马上就走。”

我们。他刚才说我们。有一瞬间我紧紧地抓住这个词不放。然后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我被包括在他说的我们里。

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词，告诉我真相的不是这个词。是他和那个司机之间男人对男人的说话语调，他平静而通情达理的道歉。现在我希望能回到之前他说那些话的时候，那时他甚至还没有注意到那辆试图停车的货车。当时他说的话太可怕了，但是他紧紧攥住方向盘的动作，他的动作、他出神的模样和他的声音都表露着痛苦。无论他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他的话都是从同一个深深的地方说出来的，从那个他和我在床上时说出话来的地方。但现在，在他和另一个男人说话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他摇上车窗，把注意力转移到车上，从狭小的停车位把车倒出来，注意不碰到那辆货车。

然而一会儿之后，甚至假使能够回到他探头去查看车后情况的那个时候，我也会很高兴的。那要比沿着亨茨维尔大街开车好——他现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