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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会要两个汤壶（滚烫的汤壶被塞莱斯特裹上布巾），一个放在腿上，一个放在胯边。此外，塞莱斯特还会拿给他新的睡衣、羊毛裤、羊毛衫。接下来，普鲁斯特便开始阅读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杂志。需要回信时，他因为手抖得厉害，写出来的字迹模糊难辨，因而口授让塞莱斯特或者奥迪隆的侄女伊冯娜·阿尔巴雷，或者可爱的罗泽瑞娜来写信。做完这些，普鲁斯特就投身于工作之中，他的工作便是拿出《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寄给他的印刷文本校样，以及反复增删、修改过后的手稿校稿。有时当他疲倦不堪时，塞莱斯特或者伊冯娜会来帮助他。虽然伊冯娜很难跟上普鲁斯特的脚步，但起码她还是个很不错的打字员。当她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时，她就像个产妇一样扯着嗓子尖叫，普鲁斯特因而叫她“呻吟者”。
通常，塞莱斯特直到清晨才会上床休息，在普鲁斯特服用巴比妥43之前，她是不能睡觉的。偶尔，普鲁斯特会服用过量巴比妥，随后的两三天，他都陷入沉睡之中。就这样，塞莱斯特、奥迪隆乃至于玛丽·吉耐斯特和伊冯娜·阿尔巴雷因为普鲁斯特都过上了作息紊乱无章的生活。伊冯娜说塞莱斯特就像是《重现的时光》44里弗朗索瓦丝45的女儿：“她总是有话要说。我重重地关上门，她还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
将近午夜，他接待了来访的客人。他的客人包括里维埃尔、莫朗、莫里亚克46、让·科克托47、比贝斯科、英国文人西德尼·希夫、文艺批评家沃杜瓦耶。他的客人中很难见到女性的倩影，不是他不喜欢女性客人，而是担心她们会用纤纤玉指摆弄花瓶里的花朵，偶尔还会不小心摔碎花瓶，将浓烈的香味散布在整个房间。普鲁斯特是闻不了这种味道的，他的哮喘会剧烈发作。当不得不接待女客时，普鲁斯特一般会戴上白色手套。
让·科克托，摄于一九〇九年。
一次，两位尊贵的女客想要看望普鲁斯特：一位是玛尔特·比贝斯科亲王的夫人，其也是普鲁斯特的两个朋友艾曼纽和安托万的日耳曼表亲；另一位是安托万亲王的夫人伊丽莎白。她们俩看完戏剧之后打算在这里过夜。她们叫塞莱斯特去征询普鲁斯特的意见，塞莱斯特回来后说：“很抱歉，夫人们，先生不见客，他也很遗憾。”他的理由仍旧是她们浑身的香味，他总不能用夹子夹住自己的鼻子吧？这个理由富有诗情画意而又合乎情理，但真正羞于出口的理由却是：他不想以卧床的可怜姿态来迎接两位尊贵的客人。
他邀请朋友来做客时会要求他们“不要带夫人前来”。朋友们围着一张小桌子一起吃个便饭，菜单是奥迪隆从里兹酒店拿过来的，有鳌虾、龙虾、烤鸡、豌豆和巧克力蛋糕。当然，这些食物都是他不吃的。很早的时候，在马尔泽尔布大道九号的父母家里进行盛大的晚宴时，他便会摆出一副东道主的姿态，走到每一位宾客的身边交谈一番，让每位宾客都觉得这场接待似乎就是为他们而准备的。莫里亚克对这种场景有些反感，他说普鲁斯特是个“阴郁的家伙”，长着一副“蜡黄色的面容”，把“被子当外套”。后来，普鲁斯特的访客越来越少，大家对他那肿胀而死灰的倦容感到震惊。在那云雾缥缈的房间里，他一动不动地坐着，闭着的双目下是重重的黑眼圈。他沉默着，仿佛在勉力呼吸。他浑身都是苍白的，苍白的睡衣，苍白的被单（他喜欢将被单不合时宜地裹在肩上或放在身下，然而，房间的扶手椅子上明明就放着他的厚羊毛衫），头顶那微弱的绿光衬托得他更加苍白。有人隐隐觉得他的面容上带着一丝希伯来人的味道，还有人注意到他面如死灰，仿佛已然是日后陈尸的模样了。
第三章
普鲁斯特说自己越来越疲惫，连塞莱斯特也看出来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因为过于劳累，他甚至没有看出《盖尔芒特家那边》48校样中的排版错误。不过，与其说他疲惫，不如说他对这些错误毫不关心：出版社里拿着薪水校对样稿的大有人在。《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就已经安排了一位年轻人专门负责校对这类错误。至于他，他把所有的激情都倾注在对作品的增添、修补当中了。人们说那个年轻人是个达达主义者49：加斯东·伽利玛出版社的这位编辑叫安德烈·布雷顿，他看稿子十分认真、细致。但即便是他做完校对之后，普鲁斯特仍旧能从中发现各种各样的错误：是柏格森，而不是贝戈特！索多姆上漏掉了长音符50！“愤怒”拼错了！他像福楼拜那样指出稿件中的错误，他以为，福楼拜近年来依然是“文学界史无前例的”作家。
“先生，您说这可真是奇怪。”塞莱斯特说，“那天之后，我的姐姐玛丽在我跟前说：‘《盖尔芒特家那边》……’我立即纠正她说：‘不，玛丽，应该是《盖尔芒特那边》，而不是《盖尔芒特家那边》。’她说：‘可是，我们不是说《在斯万家那边》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了。我不敢为这一丁点儿小事打扰您，但我还是想找个机会问问您……”
“您说得很有道理，塞莱斯特。”普鲁斯特说，“确实，塞莱斯特。不过，我有自己的理由：斯万和盖尔芒特两个词语并不是一个性质，斯万是某个人的姓氏，而盖尔芒特却是一个地名。我们去某人家能用这个介词51，但我们说去凡尔赛就不能用这个介词了。你看，我都成了索邦大师52了。塞莱斯特，是你促使我变成这样的。”
普鲁斯特让塞莱斯特给伽利玛先生打个电话，不过无人接听。他就让她接着打，不过伽利玛先生好像始终不在。《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就像一位母亲，不过，她产奶的胸脯却不能始终只为一位作家哺乳。但普鲁斯特也会因此而指责她，这样，这位母亲就会向他传达爱意，而且是她几近所有的、专属的爱意。他之所以要打电话，正是要向加斯东·伽利玛、雅克·里维埃尔、让·波朗、安德烈·纪德抱怨仍旧存在的排版错误。这样，他们就会带着自己最精美的钢笔前去休整出版社里存在的种种陋习，这让普鲁斯特很是满足。相反地，若是有人拜托他付出一丁点儿辛劳时，他能制造出无数的借口回绝，这多少有些让人感到不快。
从某种程度上说，普鲁斯特是受这种信念所驱使的：在众多竞争的出版社之中，找到一家合适的出版社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可以保证他的作品有一个可观的销量。同时，他也为这些出版社做了广告。
他收到伽利玛的一张便条，伽利玛说自己知道普鲁斯特写作的能力。此外，他还知道他在《高卢人报》《费加罗报》《时报》《辩论报》做的广告，甚至在《新法兰西杂志》上也做了广告。但既然普鲁斯特写的东西就在《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出版，为什么还要用它来打广告？这就好像一个青少年给自己写情书，并写上捏造的签名。加斯东说，只要普鲁斯特完全不抱怨《新法兰西杂志》不写他，那么《新法兰西杂志》将不会再为他做广告，这件事就这么商定了。还有一件事儿，有人告诉普鲁斯特，很多作家得到的报酬比他多。这些作家有的还是三流作家，比如，这个皮埃尔·昂，在杂志最后一期才能看到这个名字，他却被介绍为“一个新左拉”。普鲁斯特可能也希望自己被介绍为一个“新左拉”？当然不是，但他倒是希望自己被介绍为一个新圣-西蒙或者一个新夏多布里昂53，这样不是很好吗？
加斯东·伽利玛先生为了澄清这一切，打算到阿姆兰大街来看望普鲁斯特。这可是出版社给予他最为体面的尊重。不过，普鲁斯特实在是病得太虚弱了，谁也不接待，就算是加斯东·伽利玛先生本人也不例外。
然而，恰恰就是在同一个月，他却邀请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共进晚餐，还由亨利·罗沙作陪。那时，罗沙刚从瑞士回来，他不想工作，迟迟赖在家中不肯回到岗位上。不过，与其说是晚餐，倒不如说是消夜，他们是晚上十点在普鲁斯特的床头边吃的。信奉天主教的莫里亚克隔天就给普鲁斯特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以感谢他的招待。不过，在他的日记中，他却写下了这些令人难堪的细节：“不干不净的床单”“充斥着家具的异味”“一张犹太人特征的脸上布满十天没剃的胡楂儿”“靠祖传的破烂货赚钱”。普鲁斯特对他形容的这些细节反而很高兴，还觉得“祖传的”三个字太含糊，换成“阿基坦54人的祖先留下来的”会更加贴切。
五月四日，普鲁斯特前往歌剧院参加了俄罗斯芭蕾舞晚会。他一边欣赏，一边观察着周围的观众。他察觉到奥特南·德·霍松维勒伯爵正在一间包厢里，如今，他已然是个受人瞩目的老人了。正如在《重现的时光》里，有一位暮年公爵叫德·盖尔芒特。自从上次会面之后，他愈发苍老了，人们只能从他已然被时光腐蚀过的面容中依稀辨认出他。他被死亡的阴影森然笼罩着，仿佛是一块在暴风雨中被海浪无情冲刷着的岩石。
一天夜晚，他受邀去往洛朗-皮沙街的雅克·波雷尔家中做客。雅克·波雷尔还邀请了里卡尔多·维涅斯演奏德彪西55的曲目。坐在普鲁斯特身旁的是莱昂-保尔·法尔格56。法尔格太喜欢德彪西了，沉醉在音乐中睡了过去。他的头倚靠在普鲁斯特的肩上，因而普鲁斯特一动也没动，这让他很厌倦。直至七月十四日，他收到了蕾雅娜的死讯，才再一次来到了洛朗-皮沙街。
奥斯曼大道上的故居中，软木墙仍旧被普鲁斯特的愁绪笼罩着，他仍旧怀念房中的软木墙。装潢软木墙的建议是安娜·德·诺阿耶57向他提的。这次，他问她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她向他推荐了象牙球。他也问了吉什公爵夫人同样的问题。她提出了另一个想法：用蘸了凡士林的棉花铺墙。不过，普鲁斯特当时的预算都拿去买止鼾喷雾了，因而放弃了这个主意。
九月三十日，有人在布鲁门撒尔交易所评委会议上看到了普鲁斯特的身影。那时，他已然患上了中耳炎，这可能是止鼾喷雾引起的。他曾叫来耳鼻喉科的维卡尔医生给他看病。维卡尔医生给他诊断完，又说可以给他治好哮喘。由于这个原因，让普鲁斯特更加喜欢比泽医生一些，因为比泽医生不会自命不凡地说可以治好他的其他所有病。普鲁斯特很清楚，他的病是治不好的。之所以仍旧要请医生，无非是因为生理条件反射罢了。要么是因为听从了弟弟的要求，要么是为了取悦塞莱斯特，甚至也可以说，他是要以此来嘲讽那些自视过高的庸医罢了。
耳疾没能阻止普鲁斯特参加布鲁门撒尔会议。他之所以肯抱病前往，也完全是因为雅克·里维埃尔。那时，里维埃尔还是个备受称赞但流年不利的年轻作家，领导着整个《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十分推崇普鲁斯特。普鲁斯特迟到了将近半个小时，人们注视着他迈着蹒跚的步伐走了进来。参加会议的评委是要被画肖像的，不过幸而他并不知晓此事，否则那幅肖像肯定会让他愤怒地想要通过决斗来清洗名誉。小说家勒内·布瓦莱夫彼时坐在评委会的座席之中，他看到普鲁斯特在过道中走在穿着号衣的仆人身后。他说普鲁斯特“穿着大衣，显得耸肩缩颈的”“脸色发青，仿佛变质的野味”“长着一副手相师的外表”“他衣着破旧，假衣领上的喇叭口已经磨损了，脏得就像好多天没换过衣裳……”“领带已经老旧了，裤子起码穿了十年”“白色手套污痕遍布”“举止犹如一位六十岁，但风韵犹存的犹太老妇人”“那张脸仿佛经过融合再度膨胀，却无法恢复最初的模样而显得皱皱巴巴”“他是个仍旧年轻的老人、病人，杂糅了女性柔美的男人——是个奇怪的人”。会议上，普鲁斯特遇到了哲学家亨利·柏格森58，也是他的远房亲戚。柏格森仍旧遵循着布列塔尼的生活习俗。他们俩就失眠和催眠药欣然交谈了很久，仿佛两个见识颇深的行家。
除此以外，普鲁斯特便足不出户了。他停止食用一种苦涩的催眠药粉，转而继续服用巴比妥安眠药，但他很怕因此而影响记忆力。一天，他因为服用了过多的巴比妥和鸦片酊的混合药物而中毒，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讲不出来。一连好几天，他与塞莱斯特都无法用语言沟通，只能通过纸条交谈，他的烦躁与苦闷几乎透纸而出。他邀请著名的神经科医生罗塞夫·巴宾斯基前来诊断。医生让他尝试发几个音，但很艰难：“君士坦丁堡的”“炮兵部队的炮兵”“杜鹃花的吹牛”以及“一八七一年妈妈在奥德伊59生下了我”60。不仅如此，他的哮喘也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比泽医生给他注射了吗啡，这让他神志恍惚。
他的朋友吕西安·都德由于责怪普鲁斯特再也没有去探望他，说他成了个“专业文学写作人员”。普鲁斯特的名声大噪使两人之间越来越远。而另一个朋友雷纳尔多61，甚至可以用嫉妒来形容了。吕西安和雷纳尔多都觉得，比起成名之后，默默无闻的普鲁斯特更让他们欣赏。成名之前，普鲁斯特的病也没有这么严重。莱昂内尔·郝叟也有同样的怨言，他不止一次告诉普鲁斯特他从来不曾考虑过别人的感受。更可恶的是，莱昂内尔·郝叟常常向多个学识并不如他的人询问同样的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这让那些人很难堪，更加显得他们无知。此外，他那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