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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_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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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刚刚分娩却又不明真相的妇女解释她身体里面发生的变化,向她描述她凭借神秘的力量完成的生育行为的生理过程时,这位妇女会大吃一惊那样;其实,创作的行为并非来自对创作法则的认识,而是来自一种不可思议而又神秘费解的力量,即使明白这一点也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壮。一位妇女生育孩子无须懂得医学,一个男人陷入恋爱无须熟谙爱情心理学,一个男人……无须了解愤怒的构造。

钢琴家卡米耶·圣桑69

圣桑在昨天音乐学院演出的莫扎特《协奏曲》中弹奏钢琴。散场时,许多人感到失望却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失望,他们将之归结为各种原因:他弹得太快,他弹得太生硬,他选错了曲目。而真正的原因却在于:他的演奏确实很美。其实,唯有真正的美不会迎合浪漫想象的期待。其他的所有一切都符合美的理念:令人艳羡的技巧,对平庸的迁就姑息,飘飘欲仙的性感,大放异彩的戏剧夸张。然而,有史以来经由永恒的友谊与真实密切相关的美根本无法支配所有这些魅力。自从美出现在众人面前之后,又有哪些失望不是由美而引起的!一位妇女前去观赏一幅杰作时心情激动,仿佛她刚刚看完一篇连载小说,请教用纸牌算命的女人,期待她的情夫那样。然而,她却在一间不太明亮的屋子里看见一个男人坐在窗户旁边做梦。她等待了片刻,想看看是否还会出现其他的什么东西,比如透过林荫大道的衬格纸看见的那种情景。即使虚伪会让她闭嘴,她也会在心里嘀咕:“伦勃朗的《哲学家》也不过如此?”

圣桑的表演中没有弱音演奏的乐段,听众也许难以忍受的那些持续的弱音演奏乐段被令人振奋的强音乐段恰到好处地打断,如果没有这些和弦无数次在片刻之间从上到下抓挠您的神经,您就不会感觉到任何强音乐段像冲浪那样抽打您的胳膊和大腿,钢琴家身体的这些起伏、脑袋的这些摇晃、发绺的这些颤动将音乐的纯洁与舞蹈的快感融汇一体,向女听众的想象,向她的市井好奇心,向她的感官述说,带着一种快乐的成分和一种热情的理性为她的回忆提供背景,为她的叙述提供素材。圣桑的演奏中丝毫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是一种王者的演奏。因为国王不会头戴金冠,坐在奴役抬着的轿子上前行。伟大的国王就像伟大的喜剧演员,他们通过行礼致意、微笑、伸手、请人入座、应答的仪式来显示自己的身份。而暴发户却故作高傲,江湖骗子则装腔作势。然而,国王是如此自然地高贵和优雅,他的高贵并不比橡树的那种高贵更让我们惊叹,一如他形同玫瑰枝茎的优雅。所有的夸张或庸俗,本能自发或后天学会的无礼举止以及形体动作都被完全剔除直至最简。伟大演员的表演更是让人一览无余,因此他对观众的吸引力远不及一个老练的演员。因为他的动作和声音如此完美地将所有令他困惑的精华或糟粕处理得彻底干净,仿佛那只是一泓清水,犹如一面只能让人看见远处的自然物体的玻璃门窗。圣桑的演奏所达到的就是这种清纯,这种透明。我们无法透过一块彩绘玻璃或一盏舞台脚灯去窥视莫扎特的《协奏曲》,那就好像将我们与我们的桌子或我们的朋友分开的空气,这空气是如此的纯净,以致我们根本无法注意到它的存在。

当然,他的演奏成就并不令人惊奇:他曾经谱写出自贝多芬的交响曲以来最美的交响曲和许多歌剧,对他来说,演奏莫扎特的协奏曲又算得了什么,那只是小事一桩,一种消遣而已。然而,这在我们却是一桩大事。因为在我们看来,人类的行为不像紫罗兰的花朵,一旦凋零就不再对小小的植物有任何用处,它既不会让其他盛开的花朵因此而变得更美,也不会推迟它们的凋谢。我们宁可将人类的行为比作树木增长的年轮,日益衰老的树木让未来的树枝从土壤里冒出头来,让树木长高到与它的枝条逐渐平齐,就像幼小的马匹雪白的小牙齿一颗挨着一颗地排列在它们的大嘴里,明白无误地告诉饲养员它们的年龄和它们的实力。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人类行为。正如支撑着高大栗树的最古老枝条上最娇嫩、最新鲜的那朵花,最微不足道的人类行为也会让人感觉到从前的行为,后者就像祖先和德高望重的担保人,给予这种行为以巨大的权威和有力的支持。因此,当圣桑像音乐学院的孩子们那样,坐在莫扎特的协奏曲面前,简单朴素地演奏这首协奏曲时,没有丝毫来自C大调交响曲的美好灵感,没有丝毫《亨利八世》的悲伤曲调,没有丝毫《参孙与达莉拉》的优美合唱,没有丝毫对巴赫的创造性改编,这里只有围绕着音乐家的合唱团,它就像缪斯合唱团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缪斯向她们供养的天才微笑犹如他灵魂中的圣火,向我们的灵魂播撒魅力、热情和尊敬。

巴黎形象:卡米耶·圣桑70

一个古老的传说这样说道:“那是一个精灵,一个聪明的精灵。作为音乐和歌曲的精神国王,他拥有全部的秘密,每当人们试图接近他的时候,他早就逃之夭夭,跑到最遥远的地方,永远让人无法捉摸。”当他谱写《阿斯卡尼俄斯》71时,人们在法国寻找他,可他却在卡纳利群岛。今天晚上,他将躲藏在一位可爱的已故音乐家的名字后面让这位音乐家复活,以此避开我们对他的景仰。他现在是否还要从我试图攥住他的思想中逃脱,就像一个消失不见的小淘气那样,仅仅在我的手掌中留下“一阵风”呢?

这个精灵从音乐中得到灵感,具备极为敏感的天赋——姑且撇开诗才和琴艺不论,您只消看一眼《阿斯卡尼俄斯》中的诗才,或《参孙与达莉拉》中的琴艺——正如居斯塔夫·福楼拜、阿纳托尔·法郎士那样,他喜欢将之隐藏在伟大音乐家的丰富宝藏和技巧学识底下。因为没有人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个著名的观念:“风格美,由无数真实构成各种关系的风格美所蕴含的所有精神美……也许要比起话语本质所由构成的精神美更加宝贵。”

他懂得如何让一种古老的样式焕发青春,从其词源的意义上把握每一个乐句。他从贝多芬、巴赫那里借鉴他们的美雅,换句话说,在他最美的一个改编曲目中赋予巴赫本人不曾有过的美雅。

拿和弦作画,靠形象编剧,因风格名垂千古;用音阶留住无数的虚构想象和创作天赋,就像别人运用委婉曲折的旋律所做的那样,驱使音阶围绕着思想奔跑,犹如古老的常青藤让古迹免遭坍塌;以古风的名义将其高贵的文字留给现代;为了学术性、独特性、崇高性,逐渐赋予一个共同目标以别出心裁的想象和表现的价值,让古风变成一种精神特征,一种普遍观念,一种文明缩影,一种种族精华,一种从器具中喷涌而出或从天而降的天才特征;赋予一首序曲,《亨利八世》序曲72以英国风味,赋予安·博林与亨利八世的二重唱的一个场面以夫妻情调,赋予《当您唱起斯格佐那》的合唱以那不勒斯的明媚,在《阿尔及利亚组曲》的一支进行曲中嘲弄艺术,在歌剧《阿斯卡尼奥》中倾注文艺复兴时期的金碧辉煌风格;最后,为了让人们理解一种宗教,仇视一个暴君,怜惜一个女人,看见爱神,听见永恒,他借助于甚至不属于音乐的音乐语言资源,就像一个天神和魔鬼那样乐不可支地在音乐中主宰世界,在和声中主宰音乐,用管风琴的宽广音域来弥补钢琴的狭隘,这就是这个音乐人文主义者熟练灵活、令人困惑、既像魔鬼又像天神的演奏,他每时每刻都在这个似乎属于传统、模仿和知性的有限领域中闪耀着创意和天赋。

二、让·桑德伊岁月

反对晦涩73

“您是否属于新兴学派?”任何一位五十岁非文学专业的先生都会这样询问每一位二十岁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我承认自己对此一窍不通,我还不曾入门呢……总而言之,天分从来不嫌太多;而现如今,几乎每个人都有天分。”

在试图从现代文学中找出几条美学真理的同时,我更加确信我的发现,那就是现代文学在揭示这些真理的同时又对此加以否认,我有可能因为超前扮演那位五十岁的先生而招致非议:可我却无法用他的语调说话。我认为,正如所有的秘密,在没有入门甚至不经过甄选的情况下其实永远无法完全深入诗歌的殿堂。超凡出众的天分如今似乎并不罕见。当然,如果天分就是教人写“自由诗”的某种修辞范畴,就像教人写拉丁诗的另一种修辞,让其中的“公主”“忧郁”“倚仗”或“微笑”“绿玉”人尽皆知,那么我们可以说,如今的每个人都有天分。然而,那只不过是一些分文不值的贝壳,喧嚣而又空洞,被潮汐冲向岸边的腐烂木材或锈蚀的废铁,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可以捡到这些东西,如果他愿意的话,因为上一次潮水退却时没有把它们卷走。然而,腐烂的木材又有何用,那通常会是一只往日的美丽浮标留下的残骸——夏多布里昂或雨果也难以辨认的形象……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想在此指出的美学谬误上来,在我看来,这种谬误似乎剥夺了许多见解独到的年轻人的天分,如果天分其实不仅仅意味着独特的气质。我的意思是将独特的气质归结为艺术的一般法则和持久不变的语言天才的那种能力。许多人显然缺乏这种能力,而天生具备这种能力的其他人对此却似乎并没有系统的追求。这给他们作品中带来了双重的晦涩,一方面是概念与形象的晦涩,另一方面是语法的晦涩,这种晦涩在文学上是否情有可原呢?在这里我将试着对此进行探讨。

(写诗或散文的)青年诗人也许会用一种预先准备好的论据来回避我的问题。

他们会对我们说:“人们曾经指责雨果和拉辛的晦涩,而我们的晦涩与他们的晦涩没有什么两样。一切语言创新都是晦涩的。当思想和感情不再是同样的思想和感情的时候,语言怎么能不进行创新?为了维持其生命力,语言必须随着思想而改变,服从于思想的新需要,正如在水面上行走的鸟类蹼掌。从来没有看到过鸟类行走或飞翔是莫大的耻辱;然而,在完成进化之后,进化带来的刺激会引人发笑。终有一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惊讶会令人惊讶,就像今天行将灭亡的古典主义用羞辱来迎接浪漫主义的崛起那样令人惊讶。”

这大概就是青年诗人想要对我们说的话。然而,在恭维过他们的聪明绝顶的这番话之后,我们会告诉他们:你们显然不是在暗示那些故作高雅、矫揉造作的学派,你们在玩弄“晦涩”这个字眼,上溯到遥远的过去追寻自己的名门显贵血统。恰恰相反,晦涩是文学史上新近才出现的东西。它与拉辛早期的悲剧和维克多·雨果早期的颂诗所能引起的惊讶和烦恼完全是两码事,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在感情上对宇宙和精神法则的同样需要和持之以恒不允许我像孩子那样想象这个世界会随着我的意愿而改变,让我认为艺术环境的突然变化使得当今的杰作与过去几个世纪截然不同:它们几乎变得无法理解。

然而,青年诗人们会回答说:“老师不得不向学生解释他的观点会让您感到惊讶。然而,这在哲学史上并不常见,尽管晦涩而深奥的康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很难深入。您也许对我们的诗的性质不屑一顾:那不是异想天开而是体系。”

小说家用在哲学家和文学家眼里毫无价值的哲学充塞小说,他所犯下的错误并不比我刚才归咎于青年诗人的错误更加危险,后者不仅在实践中犯下这种错误,而且还将之上升为理论。

青年的诗人和这位小说家都忘记了这一点,实际上,文学家和诗人之所以能够像玄学家那样深入到事物的现实当中去,那是通过另外一条途径,而借助于推理会冻结而不是激发唯一能够将他们带入世界核心的感情冲动。某种本能的力量而不是哲学方法让《麦克白》以其自身的方式成为一种哲学依据。毫无疑问,从本质上看,像这样形象地反映生活、与生活本身并没有什么两样的作品仍然是晦涩的,即使其思想会变得越来越明确。

然而,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晦涩,有待于深入发掘的肥田沃土,通过语言和风格的晦涩来阻挠人们对此进行探索是令人不齿的可耻行径。

诗人并不诉诸我们的逻辑感官,所以他无法享受任何深奥的哲学家所拥有的貌似晦涩的权利。相反,难道诗人可以诉诸逻辑感官吗?形而上学的写作需要用一种非常严密而明确的语言,既然诗人无法这样做,他就只好停止写诗。

人们总是告诫我们,语言与观念是不能分隔的,那就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此提请大家注意,哲学必须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因为哲学术语拥有一种几乎是科学的价值,而诗歌却不能使用这样的语言。对于诗人来说,词语不是纯粹的符号。象征派无疑会抢先赞同我们的观点:每一个词语都在其外形或和谐的音调中保留着词语原有的魅力或以往的辉煌,至少具有与其严格的意义同样强大的联想能力,它唤起了我们的想象力和感受力。谱写出某种潜在的音乐是我们的母语与我们的感受力之间的这些古老而又神秘的亲缘关系,而不是像外语那样的一种规范语言,诗人可以怀着一种无可甜蜜的温情让这种音乐在我们心中产生共鸣。他让一个古老的词义焕发青春,他在两个彼此分离的形象之间重新唤醒被人遗忘的和谐,他让我们每时每刻都心怀喜悦地呼吸故土的芬芳。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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