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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直认“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而且承认美国价值和制度只是普适价值的“一种范例”，并且不一定就是“必然正确”的那一种。不过福山反对人们过多纠缠于伊拉克战争这一特殊案例，主张把注意力放在更为根本的问题上，即，在一个由孱弱国家和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寻找安全的要求，与国际组织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在福山看来，欧洲的立场始终只有抽象的正确性而缺乏现实的可行性：首先，即使在理论上可能存在比特定民族/国家更高的法律和正义，但是在任何现存的国际机构中都难觅其踪；其次，由于现存的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没有基本的执法能力，使得“国际社会”终究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
这一镜花水月还体现在——福山借用罗伯特?卡根的话——欧洲人真的相信他们正生活在历史的终点，也即生活在一个总体上和平、在相当程度上由法律、规范和国际协议所支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权力政治和古典的现实政治成为冗余之物。相反，美国人认为他们仍旧生活在历史之中，需要用传统的权力政治手段去应对各种所谓“邪恶势力”的威胁。
福山对卡根的引述可谓意味深长，因为它暗示出这个“历史终结论”的作者最后承认了“福山的终结”，因为他终于认识到，历史的最基本原则和制度仍有讨论的空间，世界依旧动荡，国家仍需强化，历史尚未终结！
（2005 年）
谁是美国的孩子？
“9 ? 11”之后，塞缪尔?亨廷顿的理论信用度在美国达到顶点——“亨廷顿一说话，人类都倾听”，尽管这样的吹捧之词有些把肉麻当有趣，却也真实地反映出这位新权威主义者一时无两的学术地位。2004年5月，亨廷顿新著《我们是谁？》新鲜出炉，正如其副标题“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所提示的，这一次亨廷顿把目光放在了美国国内的“文明冲突”上。
亨廷顿警告说，尽管今天少有美国人放胆预言美国的解体，但问题是苏联解体前同样也没有几个人预见到，因此如果美国人依旧无动于衷，任由目前的局势蔓延下去，那么2025年的美国（仍旧是我们熟悉的美国）将会是一个“最大的意外”——这一对美国民族认同造成空前威胁的因素就是移民问题。
说到民族“认同”就必定预设“他者”存在，这一点原本无可厚非，可是如果这个他者不仅是“敌人”，而且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家族“内鬼”，那可就兹事体大不得不防了。亨廷顿没有一棒子打死所有的移民，在肤色不同、背景各异的移民大潮中，他独独挑出西班牙裔尤其是墨西哥移民说事，自有其道理在：首先，墨西哥移民人数庞大，2000年已达800万之众，占移民总数的27%；其次，墨西哥移民喜欢聚族而居在美国南部少数几个州市，与他们的故国近在咫尺；第三，这些墨西哥移民缺乏融入美国社会的兴趣，与以前的其他移民相比，他们教育水准落后，大部分人不愿意学习英语，而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信仰则使得他们安于贫困、无视“美国梦”，并拒绝接受代表美国民族认同和政治文化基石的基本信念。
除了上述理由，墨西哥裔移民们对亨廷顿的最直接刺激来自于1998年的美洲足球金杯赛，在亲眼目睹了无数墨西哥裔球迷高举墨西哥国旗狂嘘星条旗之后，作为“爱国者”的亨廷顿自认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些“墨西哥旗下的蛋”能否成为真正的美国孩子。亨廷顿担心，一旦墨西哥对美国南部各州提出领土主张，这些拒绝归化的墨西哥裔移民将会成为潜在的“敌后武工队”；而且随着更多墨西哥移民的不断涌入，将使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不断萎缩，最终成为一个“拥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个民族的国家”。
什么是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亨廷顿的回答是对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等信条的笃信，这个观点并不新奇，亨廷顿的与众不同在于，他认为这些抽象的普遍信念“其实”来自一个特定源头，即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具体说来包括操持英语，信奉基督教，遵守法律条规，恪守个人主义的新教价值和工作伦理，相信人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地上建立天国等信念。亨廷顿相信，如果美国最初的定居者不是英国的新教徒而是法国、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天主教徒，那么美国就不会是今天的美国，而会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
亨廷顿的逻辑与钱锺书正好相反：光认识鸡蛋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熟悉乃至崇拜下鸡蛋的老母鸡。所以，要想正面回应墨西哥裔移民的挑战，重建美国人对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的信念，就必须“再次确认美国是一个宗教性并且首先是基督教的国家”，就必须怀抱“坚定的盎格鲁—新教价值，说英语，保存欧洲的文化遗产，承诺（美国）信条的原则……”
亨廷顿的这些观点极富挑衅性，一经发表便遭到群起攻之。
有人费心点数伊拉克战争的美国阵亡将士，指出截止到2004年2月，在525名阵亡者名单里面西班牙裔名称的有64位，占总数的12%，恰好与西班牙裔的全美人口比例相一致，证明西班牙裔移民同样热爱美国。
激愤者清算旧账，从2004年的《我们是谁？》开始，由此上溯到11年前的《文明的冲突》，34年前的《民主的危机》，以及47年前的《战士与国家》，白纸黑字历历在目，亨廷顿从来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
更具学术深度的批评则指出亨廷顿缺乏基本的美国思想史知识：首先，美国建国之初，盎格鲁—新教徒虽然在马萨诸塞州建立教堂，但是与此同时纽约和新泽西州的主要定居者却是德国新教徒，马里兰州的主流力量是天主教徒，罗得岛州的定居者是浸礼会教友……；其次，即便在盎格鲁—新教文化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观点分歧。一句话，美国人的核心价值和民族认同绝非由盎格鲁—新教独力形成，亨廷顿一贯以来就以“撒谎”作为治学方式。
上述指责可以用“政治不正确”这个标签一言以蔽之。亨廷顿虽然自称老资格的民主党人，但在移民问题上却和新保守主义者站在了同一阵营，为此《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甚至暗中庆幸：只有亨廷顿这种级别的学者才有可能发表这样的观点而不被唾沫完全淹死。
抛却“政治不正确”、“事实描述有误”等硬伤不谈，亨廷顿倒是提出了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真问题，即国族认同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性。他的错误在于把国族认同混同于文化认同，尤其是混同于对某一特定宗教文化的认同。当人们通过移民方式获得一国国籍，就表明他以明示的方式认可了国家权威和宪法，由此也将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但这决不意味着要求移民认可该国的主流文化乃至某一特定宗教，这一点对于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和多元文化社会尤其如是，对此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有过详尽和令人信服的论述。
美洲金杯赛后，一个饱受酒瓶和柠檬攻击的美国球迷说道：“当我们在自己的国家甚至不能举起美国国旗，一定有些事情出了差错。”如果这就是亨廷顿的困惑，那么它的确是个问题，虽然它极有可能宫外孕出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的政治问题。
（2005 年）
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时代人
为什么我们的鼻梁凸起？因为要用来支眼镜架。为什么婴儿会啼哭？一定是他在做肺部运动。为什么我们都在接近100岁时一定死去？那是为了给下一代人腾出生活的空间。
仅仅凭借常识你就能认定上述答案近似脑筋急转弯而与科学无关。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可以替每一个“为什么”配备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倘若没有客观的标准，寻求一个说法总是容易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思辨哲学在今天如此不招人待见的原因所在——左右都是一个说法，好坏也能成就一种理论，只要前后逻辑一致并对智性有所启迪，即使褊狭那也是深刻的褊狭，即使荒谬那也是深刻的荒谬。
显然，除了缺少严谨的实验方法和充分的科学证据，问题的症结可能还出在提问方式上。被《纽约时报》誉为“20世纪达尔文”的著名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在论及本学科的发展时，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最重要的也许是生物学家终于能受人尊重地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而不致被怀疑为目的论者。”
从“为什么”（why）入手，常常逼迫人们不得不打破沙锅问到底，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可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原因之链和目的之链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为了避免恶的无限，人们只有诉诸第一原理或者终极原因，要么上帝要么无极，总之是些貌似一劳永逸实则不明所以的答案。反之，以“如何”（how）或者“什么”（what）发问，就可以干净利落地把问题从形而上降到形而下，只需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处理一些技术性难题。
以“我们为什么生病？”这个问题为例，现代医学选择从“近因”的思路去回答它，其实就是在转换提问方式，因为所谓“近因”解答的是我们生了“什么”病以及我们“如何”生的病。而真正意义的我们“为什么”生病则被放逐给达尔文医学去回答。
尽管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已有150年的历史，达尔文医学却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问，而且一直以来它都在努力摆脱思辨哲学以及目的论这样的“非科学”帽子。原因仍旧出在这个“为什么”上。达尔文医学试图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解释疾病的起源和功能，可是一来关于身体器官的功能存在不止一种的正确答案，二来无法通过做实验来检验一种疾病的进化史，所以提出的假说稍不留神就偏离轨道，要么往思辨哲学的形而上方向跑，要么往脑筋急转弯的形而下方向跑。
某种意义上，达尔文医学和神学面对的问题有重叠之处，在惊叹人体器官精妙绝伦的同时，它们也都对人体许多难以置信的纰漏和疏忽困惑不已。借用《我们为什么生病》的作者R.M.尼斯以及G.C.威廉斯的话说，这好像是宇宙间上帝麾下的那些最高明的设计师手艺做到一半，突然甩手把活儿交给了一个马虎草率专门会把饭烧煳的徒弟——此处的“上帝”显然不是实指，因为达尔文医学并不准备代替神学回答全善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要让好人生病的问题。
对于人体的诸般疏漏，达尔文医学没有用“自然选择不是万能的”这种大而无当的话来搪塞过关，他们至少提出了五种可能的思路，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生病，可能是因为身体的防御机制不如传染病的病原体进化得更快。打个形象的比方，人类就像是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时代人，外在世界的文明已经来到21世纪，而身体机能却还停留在1万年前。人类社会的很多问题都源自于这种时空上的错位：全世界的普适人权就是一个石器时代不曾有过的新观念。事实上当柏拉图要求包括雅典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要为希腊着想的时候，也曾遭到许多非议。再比如说，为什么男女之间的性高潮如此地不协调，而且几乎一定是男人比女人更快到高潮？根据达尔文医学的观点，这种“不人道”的现象恰恰体现出自然选择的最根本原理——它以基因复制是否成功为宗旨而不在乎个体的快乐。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原始社会的环境中，一个“有幸”拥有持久性高潮的男子将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可能会使性伙伴更愉快，但也可能在精液到达子宫之前就已经被别的男人或者野兽杀死，所以在恶劣条件下短平快的性生活不仅对男性更加合适，也更符合自然选择的目的。
思想史上总有一些广为人知的伟大理论因为几句口号式的宣传而被根深蒂固地误解，进化论也不例外。“适者生存”曾被广泛认为是对自然选择过程的高度概括，但事实上这种提法却会引起一些误解：首先“生存”本身并不重要，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那些带有能够增加生命期中繁殖力的基因会被选择和保留下来，即使生物体本身的寿命会缩短；其次对于“适者”的理解也有诸多混淆，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最具有适应性的个体并不是乔丹、格林或者霍利菲尔德，而是那些儿孙满堂的人。
尼斯和威廉斯认为，从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待医学使疾病失去了神学的意义但却得到了科学的意义——这句话目前为止只应验了前半句，因为所谓科学的意义还在争取的过程中。关于什么样的假说才是有意义的，他们有过解释，虽然不那么科学却非常有洞见：“有意义的假说，是那些重要的及合理的，但不是很明显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是对还是错的假说。”
（2005 年）
与正确无关的政治正确性
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简称PC，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知识界成为最打眼的一个概念，并和稍早出现的另一种PC（Personal Computer）一道迅速走红，席卷全球。说来也怪，这两个八杆子也打不着的PC不仅深刻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关键词也是惊人的相似：比如强大、霸道、追求统一性和普适性以及因此对异己怀有不容置疑的排他性。
1793年，两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公民因财产问题起诉佐治亚州，州政府的官员拒绝出庭应诉，并坚决否认最高法院对此案的管辖权，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不利于佐治亚州的判决，这就是美国宪法史上著名的“希谢尔姆诉佐治亚州案”。当时的大法官之一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