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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舆论牵制力量太大了，道德理性往往压过了理论理性，结果使事实分析偏离其原本的理路，过早进入纠缠不清的道德领域。作为一档百姓言说节目，能在现场让各种观点充分展现出来，已属难能可贵，但我们能否让问题在皆大欢喜的哄笑声中走得更深入一点？我想，“实话实说”不等于“是话就说”，玩笑是有分寸的，宽容也是有限度的。在学会以正确的方式讲道理之前，国人距离真正的民主社会还很遥远。
（1999 年）
掐死一切意识形态大臭虫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上演《臭虫》和《切?格瓦拉》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化行动，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终于在这个红色世纪的最后一个红色首都以话剧的形式给出了交代，尽管这样的交代语焉不详、欲语还休，尽管这样的交代在那些没有阶级斗争经验、没有意识形态情结的红男绿女眼里，不过是一次节日的狂欢，一场昂贵但高雅的、布尔乔亚式的文化消费。
在某种意义上说，《切?格瓦拉》与《臭虫》的第一部构成了正相反对的呼应。《切?格瓦拉》争论的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这是一个问题；《臭虫》第一部阐明的是：问题恰恰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才出现。乍一看来，《臭虫》的立意似乎明显要比《切?格瓦拉》来得高。因为《切?格瓦拉》表现的是立场，而《臭虫》追问的是问题。不过在一个普遍怀疑和反讽的年代，有时候坚持立场要比怀疑本身更加有力和值得尊敬。在孟京辉的话剧技巧中，反讽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讨好观众最为百试不爽的一种手法，如此昭然若揭的功利主义态度理应遭到唾弃。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赞同《切?格瓦拉》的立场，事实上《切?格瓦拉》的陈述颇有些“最后的莫希干人”的悲壮，它的力量更多地源于激情而非理性。《切?格瓦拉》的煽情带有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口气，整个剧场飞舞的都是无产阶级铿锵有力坚定不移的调调，三个满口正义、良心、真理和革命的男人拄着木棍砸地板，目光迷惘的时候就倾听来自剧场后边格瓦拉的声音，可是那个从扬声器中传出来的带有电磁噪音的“彼岸的声音”总让我产生纯生理的反应：是谁，凭什么，让你，切?格瓦拉，一个肉身凡胎的家伙摇身成为圣人，成为所谓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可以如此这般用祈使句的语气告诉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这种“文革”大字报式的话语暴力时常让我想起那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许在反抗富人对穷人的压迫之前，首先要反抗的就是这样的话语权力和道德理想。
《臭虫》第二部在形式上远不如第一部精致，孟京辉和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比较而言我却更加喜欢《臭虫》的第二部。第一部注重的是形式的张扬，而第二部则是思想的实验。孟京辉在《臭虫》第一部中对苏联抹杀个性的集体主义的批判颇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其言辞凿凿与《切?格瓦拉》鼓吹革命的不遗余力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而在《臭虫》第二部孟京辉终于有了艰难的自由表达，不再拘泥于左与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纠缠，这一点甚是难得，我们的先锋导演总算不再和过去较劲了，尽管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向前究竟看到了什么。
《臭虫》第二部和革命无关，既没有欢呼革命也没有告别革命，也许在孟京辉眼中这个时代终将以闹剧收场。《切?格瓦拉》的结论铿锵有力：只有革命才是不朽的——历史决定论者永远坚信历史将终结在何处。
尽管我坚决地反对血统论和出身论，但是我的确相信这两部戏之所以南辕北辙与张广天和孟京辉截然不同的出身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一个是行吟诗人流浪歌手，一个是学院派的先锋导演时尚先生。
非常凑巧的是，在看《切?格瓦拉》的时候，恰好秦晖——那个关注底层农民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就坐在我的前边，所以我有幸得以观察他的反应。根据我的观察，整部戏中有两个场景秦晖最投入：一个是说现今北京知识界正在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题目叫做“告别革命”；另一个场景是在资产阶级小姐高喊“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以及“最弱音：傻逼呵呵革命啦”的时候，这个强调公平和正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心地左顾右盼，但是我明明看到在退场的时候他摇了摇头，尽管这无碍于他鼓掌以示礼貌，也无碍于我鼓掌以示教养。
（2000 年）
有这么一种困惑来自生活
生活的困惑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是在存在者状态的困惑之上的还有一种更为根本性的困惑，我称之为存在论的困惑，这样的困惑包括生与死、有限与无限，以及最主要的——生活的意义问题。
生活的大多数状态好比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滑行，足下无尘、倏忽万里。如果你对这样的似水流年有所不甘，就会试图套上钉靴或者别的什么，用力且用心地步步为营，将时间钉在脚下，就像石匠在劈山凿石，锤子落在凿子上的每一下都是那么的铿锵有力坚固结实。这样的钉靴，可以是病痛，可以是冥思，可以是爱情，可以是悠长的无以复加的思念或者感伤，总而言之这种钉靴让你更加地贴近灵魂——至少它让你如此这般的信以为真。在这过程中，你细细体验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它的每个细节和侧面，让它彻底、无保留地放大。生存的质感如此紧密，以至于你以为是在用一刻去体认一生，用刹那来代替永恒。于是你坚信这就是生活的应然状态，这就是逃避空虚、绝望、死亡这些人生大敌的最佳途径。你对此深信不疑。这一刻，我们终于可以逃离生活狂流的席卷而去，命运不公的永劫轮回。
真的是这样吗？
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一个死刑犯人如斯想：“如果不死该多好哇！如果能把生命追回来，那将是无穷尽的永恒！而这个永恒将全都属于我！那时我会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一辈子，一丁点儿也不浪费，每一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让光阴虚度！”然后，那个犯人真的被改判减刑了，那个“无穷尽的永恒”也果然送给了他。那么，后来他把这一大笔财富怎样处置了呢？是不是每分钟都做到了“精打细算”呢？没有，他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浪费了好多好多分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论是：“可见，已有经验摆在我们面前：要真的每分钟都‘精打细算’，日子是没法过的。不知为什么，反正没法过。”
反正没法过！！！
普鲁斯特通过病痛来接近自己的灵魂，盖着厚重的鸭绒丝，从紧闭的天鹅绒窗帘缝隙窥视世界，他说：“病人，更多地觉得接近自己的灵魂。”但是他还有另外一句话：“生活是一样贴得太近的东西，它不断地使我们的灵魂受到伤害。一旦感到它的镣铐有片刻的放松，人们便可以体验到隽永的乐趣。”
生活贴得太近会伤害灵魂，灵魂贴得太近会疏远生活。反正没法过！！！但是时间不会戛然而止，时间在灵魂低眉举目之间轻轻跃过，把状态拉长成生活，历史就是这样完成的，生活就是这样展开的，然而灵魂还在丛林的月光下沉思，想着没有出路的出路。怎么办？
于是我们决定不用理性去规划生活。我们用意志力，用极大的轻蔑力去贬低生活，贬低一切来自生活幻想幻象帷幕之下的幸福、快乐、温馨、亲近等等一切美好词汇，在这种大轻蔑中体会另一种力量，一种源自生命底层的力量，狂飙突进、荡涤一切。我们终于把握住生活的本质，我们手指前方，道：“喏，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你们这些可怜的被蒙蔽的蝼蚁。”——尼采就是这么生活的，但是尼采首先摧毁的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此后的哲学家们再也不会这么孤注一掷地为哲学抛弃生活，罗素和萨特是最好的例子。罗素说，在我一生中，有三种不可遏止的追求，一是对真理不可遏止地追求，一是对自由不可遏止地追求，还有一个就是对爱情的不可遏止地追求。
对任何单一事物的耽溺都足以证明我们自身的脆弱以及生活的乏味。无论这个事物本身多么的崇高。几何学讲三角形是最为坚固的一种建构方式，在罗素这里，真理、自由与爱情就构成了这么一个坚固的三角形。罗素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试图到哲学（真理）中去寻找关于自由和爱情的答案，因为这里不需要真理。
（2000 年）
存在的焦虑与勇气
《朗读者》是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作品，自1995年出版以来，已被译成22种文字，迅速成为国际范围内的畅销书。我们知道，战后的德国文学是以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姿态绝没有丝毫死地重生的骄傲，有的只是鞭辟入里的自觉忏悔——奥斯维辛集中营惨绝人寰的反人道罪行就像一个如影随形的魔咒让每个有良知的德国作家都很难掉过头去，这一点，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新贵君特?格拉斯也不能免俗。初读《朗读者》，很容易落入上述流俗的阅读陷阱，而且作者似乎也在有意无意地暗示这条可能的歧途：发生在15岁少年白格和36岁少妇汉娜之间的浪漫而诡异的畸恋关系；多年以后，已是大学法律系的见习学生的白格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情人以纳粹集中营看守者的身份出现在法庭的被告席，以及由此展开一系列对于集中营罪行的思考——所有的情节似乎都在昭示一个并不新鲜的理智与情感、道德与正义的主题。
但是作者显然不愿意就此向俗套屈服，德国人特有的“面向实事本身”的态度使得他们不会满足于平面的现象描述和简单的道德谴责。随着阅读的继续，我们发现汉娜的一切行为都只是基于这么一个事实：她是个文盲，而且她不想让别人得悉这个秘密。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她放弃了在西门子公司升迁的机会而投身集中营；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她津津乐道于白格给她朗诵的每部小说却总是反应古怪；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她甚至不惜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就是那个书写报告的纳粹执行官，而事实上她根本就不可能书写那个报告——她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汉娜就这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秘密，在她整个纳粹集中营以及此后数十年生涯当中，她所有的举动居然都只是为了保守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秘密：她是一个文盲！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猜想，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一种耻辱，对于汉娜来说尤其如此，它使汉娜在一个由文字组成的现代社会中寻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于是当个人的羞耻感与所谓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正义发生龃龉的时候，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是竭力维护所剩无几的自我认同感呢还是心甘情愿放弃它？
桑多罗扎克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认同的找寻及个人命运定向的私人体验本身，都变成是一种主要的颠覆性政治力量。”这样的一种政治概念是完全有别于传统意义的，安东尼?吉登斯称之为“生活政治”，简单地说，它关注在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3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传统价值完全被颠覆的时代，“上帝死了”的结果有两种：或者就此放弃所有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进入到虚无主义的状态，或者置之死地而后生重新寻找存在的勇气——纳粹德国是30年代德国人寻找勇气的一种尝试，他们的选择当然错了。现在的问题是，汉娜的选择究竟是纳粹呢，还是所谓的现代性下的自我认同？
汉娜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她在实践这个问题。作者也在实践，很显然作者不愿意像《苏菲的选择》和《辛德勒名单》那样进行简单的想象，这些想象给予世界一个完整的解释，但却是以丧失事实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为代价的。而在善与恶的彼岸有一个更加幽晦莫深的“存在”领域，在那里道德的审判也许显得有些唐突？！
汉娜的生存境遇相当逼仄，作为一个前纳粹集中营的看守者，她面对来自国家、政府和社会道义的压力，作为一个文盲，她无法从文字那里获致任何关于自我认同的途径，因为超我的强大压力和自我的无法实现，汉娜唯一可以维护的就是身体的完整。所以在白格无法磨灭的记忆里，汉娜最为清晰的形象就是她“身上的香水味、新鲜的汗味”，汉娜是如此地讲究清洁，在白格看来她甚至有些“干净得过分”，每一次幽会他们的必经程序都是沐浴、做爱和朗读。15岁的白格并不理解这个仪式对于汉娜的意义，但是汉娜知道，身体是她唯一可以找到自我认同的落脚点，身体也是她借以与白格、与世界媾和的唯一途径，这是她的希望所在，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重新进入生活的努力，即使这个通道狭窄得让人绝望。
汉娜在白格朗诵作品的时候显得异乎寻常地专注，“她是个注意力集中的听者，她的笑，她的嗤之以鼻，她的愤怒或者是赞赏的惊呼，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她紧张地跟踪着情节”。汉娜就是在这种身份和角色的代入中开始她虚拟的文字生涯——没有现实生活，那么虚拟的也是好的。
当她终于被判入狱，开始长达几十年的监狱生涯时，汉娜依旧没有放弃身体。白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狱中汉娜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满头白发，满脸深深的皱纹，一副笨重身躯”的老妇人了，她的身上甚至有一种“老年妇女的味道”。这不能责怪汉娜，汉娜曾经近乎绝望地抵抗过，她在监狱里通过白格寄给她的录音磁带逐字逐句地学习德语，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