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_第9节

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去抵御时间的清洗，也没有强健的法治精神和权利意识去抗拒国家的暴力，那么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歇斯底里地狂欢和饕餮，起哄或围观。

在流传至今的各种相片里，维特根斯坦总是面无表情，或者凝视或者深思，没有微笑，更没有大笑。1951年，罹患癌症的维特根斯坦死在朋友的寓所里，临终前他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他所有的不安、焦虑还有对于天纵奇才的怀疑，在那一刻都化为接纳与感恩。

不知为何，这句遗言总让我想起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那首诗：

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这样的字句很扎实，就像我们所向往的生活，它通向远方，但绝不虚无和飘渺。

（2010 年）

人道主义是张一撕就破的薄纱

这个夏天已经过去，在暑热和戾气逐渐散尽的初秋重提《南京！南京！》或许是个好时机。

必须承认，关于这部片子已经有太多针锋相对甚至南辕北辙的评论。面对这样一个黑色深重的题材，每个人的观看过程总是一再地被“沉渣泛起”的历史记忆和“泥沙俱下”的现实经验打断。究竟哪些场景是“历史”上不真实的，哪些情节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哪些桥段是“品位”上不够高尚的，哪些立论是“政治”上不够正确的，哪些处理是“情感”上冒犯观众的，各种观点是如此地对立和纠结，以至于我有一个近乎相对主义的判断——那得看你更“愿意”相信电影本身的道理，还是自己的道理。

以角川自杀为例，日本观众加藤嘉一相信这样的日本兵不止一个，而更多的中国人则认定这只是特例或者压根就是杜撰！隐藏在这类“硬事实”之争背后的是理念上的分歧。事实上，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能否在历史上找到“角川”，而在于当陆川刻意放大角川的叙事地位时，他就必须直面两个尖锐的指控：第一，用“占领者的视角”去审视1937年的南京城乃是一种“汉奸”行为；第二，在30万条生命的背景下浓笔描述侵略者的人性，体现的是一种虚假且孱弱的人道主义品味。我无意回应“汉奸电影”这个莫须有的指控，因为它不仅严重误读了陆川，更是在矮化和羞辱咱们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说到电影审查制度，不禁让我想起十年前那部同样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鬼子来了》，众所周知这部片子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国内公映。根据未经证实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这样的：“剧本第40页：毛驴发情一场，原文学剧本中已改为毛驴钻入鬼子粮仓。现影片第1590镜至1606镜，未做修改。此情节格调低俗、无聊。”倘若该报告属实，则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相信电影局官员的智商，他们既然能够看出毛驴发情是无聊的，就一定能判断出《南京！南京！》到底是不是汉奸电影。

说来有趣，《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与陆川的缘份不浅。姜文不仅主演了陆川的处女作《寻枪》，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与陆川“合拍”了这部片子，成功地注入了不少姜版的老奸巨猾和玩世不恭。必须承认，这多少与陆川“热血青年”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

事实上，也正因为陆川是热血青年，所以《南京！南京！》就特别地紧张，从画面到情绪到整体掌控都显得紧张。相比之下，姜文这部被枪毙了的《鬼子来了》要放松很多，中国农民的狡黠，生存的小智慧，面对残暴时的绝望，绝地处出于本能的反抗，反抗时的瞻前顾后，乃至于脑壳落地后的阴魂不散死缠烂打，这一切都表现得非常——人性。

没错，是人性。如果说《南京！南京！》是一部极富“人性关怀”的片子，那么《鬼子来了》就是一部极富“人性”的片子。之所以在“人性”后面抹去“关怀”二字，不是说姜文不关怀人性，而是说姜文刻意回避了“人性关怀”这类宏大叙事所带来的形式主义“滞胀”。仍旧是那个未经证实的《电影审查报告》：“剧本第39页，大家商量送鬼子回去一场，原文学剧本中描写日军到了村中，将大米洒成一圈，将百姓圈住，逼百姓吃饭，吃不下的还按住头往嘴里塞，日军队长讲话时，百姓们都不理他。而影片第1763镜至1871镜，将这场戏改为联欢，并大力渲染，一起喝酒唱歌，百姓们感激不尽，日军与村民亲如兄弟，并有‘今儿我高兴，不单是冲这几车粮食，主要是冲皇军给了我们面子’等台词。”审查局官员认定“这是对剧本立意的重大改动，从根本上悖离了主题。”

中国老百姓爱面子，哪怕这面子是鬼子给的，该高兴就高兴，这道理政治上不通，人性上通。相比之下，当《南京！南京！》最后一幕赫然打出“小豆子，还活着！”的时候，虽然在特定的语境下让全场掌声雷动观众热泪盈眶，但是事后总让人不禁心生疑窦：这样的处理是不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这样的感动是不是一种剧场效应以及导演的刻意为之。

当然，这些事儿不能全怪陆川。有时候，“关怀”是一个很“随便”的字眼，它可以落实到很具体的事物上，也可以依附在很抽象的概念上，特别是那些超级抽象的超级概念，比如民族，比如国家，比如人性……也正因为如此，“关怀”极易面临的一个指控是，它总是与“装”撇不清干系。

《鬼子来了》与《南京！南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原因之一在于题材不同。虽然都是抗战片，但《鬼子来了》选择的是胶东半岛一个封闭农村的小环境，这是一个几乎被八年抗战遗忘的角落，虽然最后发生了屠村事件，但对于整个大历史来说并不构成“事件”，所以姜文在大部分时间可以用近乎“戏谑”的方式去叙述。而《南京！南京！》注定只能浓墨重彩、正襟危坐地去演义，任何微小表情的不端都会被视作不恭。个人的生活史在这一刻无可逃脱地被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所捆绑，宏大叙事是必由之路。

原因之二在于导演在年龄、阅历以及性情上的差异。我相信姜文永远也拍不出《南京！南京！》，就好像陆川拍不出《鬼子来了》。姜文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他的“一点正经没有”是骨子里的。而陆川则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这种内在的气质让他没法不喜欢“天地有浩然正气”之类的价值观，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不严肃的知识分子讨厌陆川以及《南京！南京！》的缘故，因为一旦知识分子严肃起来，就是一个既“无趣”又“简单”的有德之人。

十年过去，从《鬼子来了》到《南京！南京！》，一个深描“人性”，一个弘扬“关怀”，一个虽然被禁但通过网络广为传播，另一个则登堂入室并最终赢得亿万票房，两相比较，到底是进步还是堕落，我说不好。还是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深刻又讨巧：“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

1934年，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决定为一个叫做伊拉斯谟的人道主义者立传，在这本题为《一个古老的梦》的小书中，茨威格写道：“历史……不赏识温和派，不赏识扮演斡旋者角色、充当调节者的人；总之，历史不赏识有人情味的人。她看中的是狂热派，是极端无度的人，是思想和行动领域中的冒险家……”也正是这一年，茨威格不堪纳粹迫害决定流亡海外。8年后，他和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用生命印证了那本书里的断言：“对抗的紧张状态在历史上偶尔也会发展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简直是出现一场席卷大地的风暴，人道主义顿时成为用手一撕就破的薄纱。”

陆川的失败以及成功在于，他试图再次给这个世界蒙上一层人道主义薄纱；而姜文的成功以及失败则在于，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明了，这人道主义的薄纱其实一撕就破！

（2009 年）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英语中有个词叫做“white lie”，谎言既为白色，自然充满了温情和善意：慈眉善目的圣诞老人扛着一大坨礼物限时专送，仁心仁术的医生隐瞒绝症患者的病情，老和尚告诫小和尚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莫不是此类白色谎言的代表。

当“white lie”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为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那就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名唤“noble lie”，谎言竟然都可以是高贵的，那是因为它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大爱无疆。

有时候，“忽悠”的确是可以成为“护佑”的。

相比“高贵的谎言”所具有的古典意蕴、贵气逼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天然带有机械时代的冷酷无情。19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德?特雷西在批判启蒙运动时创造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将之定义为关于观念及其起源的科学。

不过现在我们不再用“科学”这样的字眼去形容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真理，而在于政治，不在于知识，而在于信念。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以行动为导向的信念系统”。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宗旨不是去探究客观的事实，而恰恰就是通过再造和扭曲事实去激发和维持群众做某些事情或者不做某些事情的信念。

举一个不算遥远的例子，上世纪60年代明明是史上少有的风调雨顺，但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却可以倒白为黑，不仅悍然将其命名为三年自然灾害，而且成功地撩拨起全体人民对于“北极熊”的刻骨仇恨。

有趣的是，时间过去50年，当所有人都认定这个信念系统已经濒临破产的时候，齐泽克却在5月的上海，讲述了关于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故事：

“在欧洲，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儿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齐泽克的意思是，无论是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其实都不必费劲巴拉地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残喘，但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仍然功能健全、运转良好，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意识形态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

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

齐泽克的故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验，在这片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度里，正在上演的更可能是下面这个充满了温情的场景：

午后的幼儿园里，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阿姨在小床边巡视，孩子们假装发出沉沉入睡的呼吸，小心脏里想的是一个小时后冰爽可口的绿豆汤。时钟滴滴答答地走，有些孩子天生没心没肺倒头便着，有些孩子装啊装啊就真的睡着了，当然，或许有更多的孩子一直在装睡，他们在起床铃响前的半小时，就时刻准备着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

这个景象如此美好，以至于我们甚至希望它可以“永劫轮回”地继续下去。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大梦难道不就是现实本身么？

但我怀疑很少有人能够一辈子——从摇篮到坟墓——都在梦醒时分喝到绿豆汤。那些最终进入梦乡的孩子不会心焦悲剧地诞生，可对于始终在装睡的孩子来说，却必须时时按捺住这个让他崩盘的念头，在百爪挠心中等待被叫醒。

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2010 年）

我们都是一小撮

大约是18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坐在返校途中的332路公交车上，后座两个中学生叽叽喳喳地在聊天，男生说：“我最喜欢郭峰了！”女生兴奋地答：“就是就是，我也特别喜欢他，每一首歌都唱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这个星球上居然有人认为郭峰——而不是张楚——能够直指他的灵魂！那一刻，我的世界尽头至少向南拓展了5 000公里。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身边原来潜伏着如此众多的陌生人，他们貌似与我同在一片蓝天下，实则却来自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此后的18年里，让人抓狂的事件反复上演。比方说，一个在杭州当音乐教师的高中同学，从来没有听说过马拉多纳；上海某高校教师，杰出青年，经常在报刊发表豆腐块文章，不知道王小波是何许人也；今年春节返乡，某专门负责网络宣传工作的公务员在我这里头一回听说了“五毛党”。

马拉多纳、王小波、五毛党……正是这些常识构成了我的基本生活经验，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它们却有如“天外飞仙”一样不知所谓。类似的经历多了，我那颗曾经想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心自然也就凉了。事实上，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并且，如果我胆敢对郭峰、赵峰、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