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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挠头的问题：如果在现实的逻辑里面道德楷模注定无法在世俗意义上获得成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按其本性，人们更愿模仿在社会中最易成功且获利最大的行为，而不会模仿看似动人而实际会吃亏的行为。
相比坏榜样，好榜样有一个天然的弱点，好榜样的树立和维护有如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败坏起来却是一溃千里不可阻挡。这个学期结束不久，有学生告诉我，考场上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平素里总是壮怀激烈痛砭时弊的老师，在目睹作弊现象时不仅袖手旁观，而且语带无奈地叹道：“你们这样我倒是没什么关系，只是对不作弊的同学不公平。”这位学生说，那一刹那有如“偶像的黄昏”，第一反应是想把卷子糊在这个老师的脸上。
多年前我曾在一家不知名但有担当的媒体工作，主编策划了一个封面专题叫做“梦想的中国”，哲学家陈嘉映写了一篇非常出彩的命题作文。他说：“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这样的梦想显然无法寄托在三两个好榜样的身上，因为唯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时，才需要在终点处矗立一个标杆。更何况，在一个普遍正义尚未实现的社会里，好榜样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辉终究只是暗夜里的微光，它可以鼓励人们前行，却无法真正照亮这个大地。若要遏制坏榜样的无穷破坏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正义制度的建设上。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带来比“靠人们的信念坚持”更多的保障。
（2009 年）
求求你感谢我
公元前399年，雅典哲人苏格拉底被他的同胞以281票对220票判处死刑，罪名是“渎神”和“败坏年轻人”。
苏格拉底原本是有机会越狱的。当时的雅典狱卒要么是阿桑奇的支持者，要么是陈水扁的同道人，总之苏格拉底的朋友很容易就说服或者买通了他们。
但是苏格拉底谢绝了朋友的好意，不仅如此，他还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一大通道理，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要接受死刑的判决，哪怕它是明显不正义的。其中的两个论点是：
第一，城邦好比养育苏格拉底成长的父亲、母亲，甚至比父母和祖先“更为尊贵、可敬和神圣”；第二，即便城邦对苏格拉底所做的事情是不正义的，但是城邦让苏格拉底和他的同胞“分享了所有的好东西”。
如果把这两个理由翻译成群众喜闻乐见的现代汉语，可以一言以蔽之——“感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所有草民都拥有的善良天性，也是古往今来“仁政”所以可能的心理基础。
不久前，我们的近邻就再一次向我们生动地演示了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在庆祝劳动党成立65周年之际，朝鲜向所有居民发放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最大规模的特别供给。据报道，咸镜道的会宁市居民除了每人配发了450克米，100克大豆油，每个家庭还领到500克的糖果点心。平壤的市民更幸福，还有内衣、牙膏、牙刷这些生活必需品。
在这次全民福利大派送中，最振奋人心的当属那瓶印着金正恩头像的酒，这位不世出的领袖年仅27岁却已经拥有“千里慧眼般的睿智、广博深邃的见识、神秘玄奥的判断力，以及无比的胆量、非凡的军事才略和设想、多才多艺的实力、仁者的雅量和无限大的胸怀”，他让朝鲜人民心中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幸福感。在送温暖的当日，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自发地聚集在公园和江边，感谢“金正恩大将送给了我们大量的礼品……”
我丝毫不怀疑朝鲜人民的真诚，由此我也愈发痛心于某些自由国家在感恩教育方面的缺失。
意大利的政治现实主义者马基雅维利早在16世纪就曾经指出：“自由生活带来的种种益处，不会培养出任何义务感。‘谁也不会承认，他对没有冒犯自己的人应当感恩戴德。’无论是汲汲于奖赏者，还是喜欢独处的人，皆不会成为共和国的朋友。”
汲汲于奖赏者，可比附为雇佣军；喜欢独处的人，多为个人主义者。这种自由生活所带来的坏处，和权利意识泛滥的后果有一比：在一个权利意识深入人心的社会，人们不太会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感恩戴德，因为之所以会感恩戴德，就意味着所予之物并非你“应得”，而是基于馈赠者的慷慨和仁慈。
有句老话叫做“喝水不忘挖井人”，可是一旦喝水的人开始觉悟到挖井是那个挖井人的本职工作，如果干得不好还可以通过招投标换一个挖井人试一试，整件事情就立刻失去了美感，至少不会再有树碑立传、传唱经年的感人故事。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家长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都不喜欢权利观念，因为无论当政者做了什么“好事”，被权利“洗脑”的人民都会泰然受之，不仅甚少心怀感激，而且还时常挑肥拣瘦、说三道四，让领导难堪难看甚至难受，这样的“刁民”着实难以伺候。
马基雅维利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一不做二不休，指明了一条看似险恶实则通坦的康庄大道：“概言之，共和国的麻烦在于它的公正。人们对于自己得到的公正待遇，认为是他们理应获得的东西，所以不会表示感谢。对于共和国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确实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少一点儿公正，多一点儿专制。如此，它所带来的好处和它所提供的安全，方能得到更多的感谢，更好的捍卫。”
当平等和公正深入人心，并且成为当然之理时，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不公不平都会让人们心怀不满；反之，在一个高度专制的社会里，哪怕吹过一丝烤肉的微风，也能让人心情为之一振。两厢比较，当然是后者更加高明。
必须承认，马基雅维里的这套统治术在思想风格上干脆犀利，丝毫没有自由民主制国家那种腻腻歪歪、左顾右盼、患得患失的儿女情长！
我估计没有人愿意背负“忘恩负义”的罪名，但是在学会感恩之前，还是让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吧。假设有五对青年男女被空降到一个荒岛上共同生活，原本在逻辑上每个女孩子都有5种可能性去选择自己的伴侣，但不幸的是，其中的一个男人有着千里慧眼般的睿智、广博深邃的见识、神秘玄奥的判断力，以及无比的胆量，他干脆利落地解决了另外4个男人。让我们再假设那5个女人既没有“拉拉”的潜质也绝非性冷淡者，5年之后或者10年之后，她们都嫁给了那个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5个女人来说，那个男人究竟是“唯一的选择”，还是“正确的选择”，或者，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唯一正确的选择”？
（2011 年）
“我的”和“好的”
诗人尹丽川说：“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北京和北平，一字之差，这里头的宁静与诗意，只有“我们”才了解。大山们就算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背得滚瓜烂熟，恐怕也难以真正体会。
哪怕老舍笔下“处处有空儿”的北平已经变成“天天给人添堵”的北京，对于这座城市，我们依旧一往情深。比方说，都是Fifth Avenue（第五大道），我相信走在曼哈顿的第五大街和中关村的五道口，你的心情一定会有很大不同。那些沿街叫卖的红薯摊，坑坑洼洼的行人道，像布朗运动无规则四下逃窜的路人，还有各种扑面而来的市井气息，所有这一切，都让你备感亲切和温暖。
你当然也会抱怨北京，就像Sex and the City（《欲望都市》）里的Carry 一样咒骂曼哈顿，但是骂归骂，骂完之后，矫情的白领丽人照样还会站在第五大街上张开双臂大声喊：“我爱你，纽约！”还不允许别人说纽约的不好。
同样矫情的还有下面这句话，说母校是什么，母校就是那个自己怎么骂都可以，别人却不能说一句不好的地方！自己可以骂，是因为母校的确坑过你，别人不能骂，是因为别人一骂你就感觉在骂你自己。
骂母校就等于在骂自己——尽管这句话一脸欲拒还迎的献媚和撒娇，但我还是必须承认它的确有些道理。如果做道填空题，删去“母校”两个字，填上“儿子”或“祖国”，道理似乎仍旧说得通，原因很简单，这些字眼前面都可以加上定语“我的”，并且，还不是所有权意义上的“我的”，而是自我认同意义上的“我的”。
自我认同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不但把“我的”升级成“我自己”，而且还可以在价值论上进一步把“我的”变异成“好的”。社会心理学家说，一个心智健康的人自我评价往往会高于他人评价，将自我想象成是好的心理动力不仅普遍而且强大，与此相对，那些无法成功启动这个动力的人往往容易沮丧且缺少自信。
“我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任何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只要稍作反思，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一般来说，人在年少时更容易成为一个“唯我论者”。其实不单是个体，民族同样也如此。在不成熟的民族眼里，这个世界只有两类东西：我的并且是好的东西，以及不是我的因此也就是坏的东西。古希腊人将周围的民族不加区分地一概称为野蛮人，所谓Babarians，意思是说话时发出“巴拉巴拉”声音的人。唯我论者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跳出来看自己，如果希腊人意识到自己的发音在那些“野蛮人”的耳朵里也是“巴拉巴拉”，兴许就不会这么地自信满满。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兄弟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把两个洋娃娃（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给两个小朋友看（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问他们，想跟哪一个洋娃娃玩，哪个洋娃娃更漂亮更好看。不出所料的是白人小孩几乎全部都选择了白人洋娃娃，出人意料的是大部分的黑人小孩也选择了白人洋娃娃玩，并认为这个洋娃娃较好。显然，对于上世纪40年代的黑人小孩来说，“我的”和“好的”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以及想要成为别人的愿望，正是自我认同出现严重失衡的后果。据说，“黑就是美”的观念要到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才逐渐在黑人意识中扎下根来。
“我的”当然不必然就是“好的”，但是如果反过来认为“我的就是好的”无非是敝帚自珍式的阿Q心理，又未免稍显表浅。
法国大革命之前，英国人埃德蒙?柏克曾经在凡尔赛宫亲眼目睹过路易十六的妻子，当时的她“充满活力、光彩和喜悦，犹若启明星，璀璨夺目”。十七年后，这个柏克眼里纤尘不染、完美无瑕的王后在“暴徒”的威逼中服下毒汁，柏克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欧洲的光荣已往矣，那种对名分和女性的耿耿忠诚，那种自豪的屈服，那种富于尊严的依顺，那种即使在奴役制度中也能使高尚的自由精神不致失坠的心灵依附，所有这些，我们永远永远看不到了。”
显然，柏克哀惋的不单单是法国王后的香消玉殒，更是那个属于他的生活世界——如骑士精神、贵族生活等等一整套行为系统和情感模式——的烟消云散。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的昆明湖投湖自尽，陈寅恪评论其为“文化殉节”，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好的东西总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参照系，在人文世界里，这个特定的参照系常常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好的东西”就是“对我（们）而言是好的”。“我的”与“好的”之间的关联性，在柏克和王国维这些处于历史转折处的文化人这里，显然要比敝帚自珍来得更加深沉和厚重。
每个人都有许多张面具，个体的自我认同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个哲学院的女教授在和中学闺蜜“饭罪”时，哲学家的视角会咕咚咕咚地往外冒；当她参加一群大老爷们为主的学术会议时，女性意识兴许就会凸现出来；如果这场会议发生在法国巴黎，黄种人或者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没准就盖过了女性以及哲学家。显然，在所有这些身份里，“哲学教授”是一个经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假使有一天她厌倦了学院生活，完全可以脱离这个身份。但是种族（黄种人）和性别（女性）这样的社会分类，它们是被先天所规范的，而不是后天可获得的，这样的身份认同没有出口可言，哪怕有人实现了事实上的脱离，比如迈克尔?杰克逊，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脱离在心理上也还是不可行。
在这个“黄种女性中国哲学教授”的所有身份认同中，最让人为难的也许是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它们介于先天规范与后天获得之间。曾经有人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英国人、法国人或者美国人，我看到的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实情真的如此吗？以“东方主义”研究著称于世的萨义德说，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当一个人与东方相遇的时候，他一定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某个人。当然是这样子。我有一个金融界的朋友，平均一个月出一趟国，每当提起在国外遇到不守规矩的中国人，都恨不能找一桶立邦漆把自己给刷白了，这种羞耻感恰恰反映出他对“中国人”难以摆脱的认同感——你永远不会为了一个阿富汗人在第五大街上吐痰而感到羞耻。
斯特雷耶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说，在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