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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世俗百姓的生活意义也需要通过重温传统的生活形式和情感表达方式来重新巩固之。
在《新闻会客厅》中，美女主持李小萌问了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调整节假日只是出于保护文化传统的话，这个角度是不是单一了点儿？”这个问题不由得让我想起至尊宝和紫霞的一番对话。紫霞试探着问至尊宝：如果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该怎么办呢？至尊宝答：那——你就告诉他这是上天安排了这么一段姻缘呀。紫霞接着问：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他有老婆怎么办？至尊宝：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大嘛！紫霞：真的？至尊宝：上天安排的，还不够你臭屁的啊？！
（2007 年）
磕头的理由
“男儿膝下有黄金”，对于辫子已然割掉一百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对膝盖如果不慎和地面做了亲密接触，仍然会撩拨起最敏感的神经。
远的不说，2008年1月20日，央视播出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行跪拜礼为季羡林贺寿的场景，引发争议一片。半个多月后，二人转“带头大哥”赵本山收徒，一干弟子磕头拜师的图片被搁到网上，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有趣的是，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表面上都是启蒙运动核心价值的捍卫者。比方说，痛批赵本山的网友指责他“蔑视人人平等的现代价值观念”；而同情钱文忠的群众则认为“钱文忠有跪拜老师的自由，季羡林也有接受学生跪拜的自由。”
赵本山践踏“平等”，钱文忠享有“自由”，看来拿抽象的现代价值标准来说事儿，这头该磕不该磕，还真是一个难题！
二战期间，美国有份战时广告说：“自由这些词，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同样的，只有当我们不被自由、平等、人权、尊严这些在根本意义上具有争议性的大词蛊惑，而是深入到问题的脉络机理，探究其中浅白平实的道理，才不会被“磕头”这一“触目惊心”的表象轻易迷惑。例如，赵本山接受磕头，那是人家徒弟在行“拜”师礼，钱文忠给人磕头，那是人家师傅在过大寿。不分场合时间，见着权贵与长辈倒头便拜，是奴性的表现；在有象征意义的特殊仪式庆典如拜师、贺寿或祭祖行磕头礼，只要不是作秀，多半都是内心敬意的一种流露。如此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磕头不磕头，而在于这头磕的对象、时间、地点合适不合适，以及磕头所表现的情感虔敬不虔敬。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人不是因感到恐惧或愤怒而受到谴责，也不是因怒气本身而受到谴责，而是因以某种方式发怒而受到谴责。”无论卑微或者虔敬，恐惧还是愤怒，都是人类的天然情感，情感的表达往往需要一些外在的形式予以教化和定型。中国人的神经之所以特别经不起“磕头”的挑拨，原因在于人们有一种固化的逆向逻辑：磕头这个“外在形式”只能凝结一类情感——卑微或者奴性。打破这个迷思，也许能让我们更加平和地看待磕头行为。
2006年春节前夕，河南民俗学家高有鹏发布《保卫春节宣言》，指出“磕头和作揖是典型的非物质遗产，需要保护”，而且“晚辈在春节向长辈磕头、朋友之间相互作揖是不为过的，都是虔诚的敬意”。
上述主张遭到了朱大可先生的猛烈抨击，在《保卫民俗还是复辟陋习》一文中，朱大可指出：“这个论调没有任何新意，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一百年前‘缠足’和‘辫子’捍卫论的翻版而已。”在我看来，这个批评可以说打脱了靶子。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坏的，这样的进步史观如果放在“五四”时期还情有可原，到今天仍然采取如此简单的二分思维则未免失之粗陋。更何况，类似的批评对于高有鹏这样的民俗学家根本无关痛痒，因为“没有新意”对于他们来说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民俗学家孜孜以求的恰恰就是去维护那些虽然“毫无新意”但却（在他们看来）“意蕴深远”的传统生活方式。因此，批评民俗学家的论调了无新意是没有杀伤力的，朱大可需要澄清的是磕头和作揖作为一种礼仪究竟是好还是坏，而非是新或是旧。
朱大可的另一个批评理由是：“与磕头作揖相比，辫子和小脚才是最激动人心的‘民族遗产’，在独创性、本土性和传承性方面，都更符合‘民俗’的文化指标。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不仅要保卫磕头作揖、长袍马褂和缠足剃发，还要保卫与之相关的整个皇权和古代礼制，因为这才是所谓‘民俗’的价值核心。”这是一个在大专辩论赛中常见的归谬法，只可惜从“按照这样的逻辑……”往后的所有推论都不符合高有鹏本人的逻辑。细查高有鹏的宣言，他所主张的仅仅是恢复“作揖和磕头”，而且明明白白有着特殊的时间限制和对象限制，即“在春节”、“向长辈”和“朋友间”。春节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佳节，美国人头脑简单，尚且知道中国人的“春节”是一个“相当于我们（美国人）的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生日和复活节的总和”。呼吁在这样一个重要节日里选择性地恢复传统礼仪以表现虔诚的敬意，哪怕仍有商榷的余地，但“按照这样的逻辑”，还真推不到长袍马褂、缠足剃发和恢复皇权上去。
“达尔文医学”有一个观点，认为人类的身体之所以患上某些疾病，根源在于我们是“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时代人”。其实身体如此，观念亦如此。在一个“器惟求新”的变革时代里，执意于“人惟求旧”已不再是明智之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以配合时代的进步。
（2008 年）
装装文明人
某日，我在牛津街头溜达，看见马路对面跌倒一个老太太，想也没想就跑过去扶她起来，让我大为惭愧的是，好事做到一半的时候脑海里竟然冒出一个念头：她会不会讹诈我呢？幸亏我反应得快：这是在番邦不是在天朝……
事后我很是自我批判了一下，小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看见解放军叔叔敬礼问好，遇见拉车的大叔推上一把，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虽然很傻很天真，但是我们70后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有同为70后的朋友嘲笑我选择性记忆，说她的回忆和我恰好相反，充斥着“习惯性撒谎”的各种恶行恶状，比如明明没有扶老奶奶过街非要说扶了，把墨水奉献给全班同学是因为快要评三好学生了，从没去过老师家却要写老师呕心沥血改作业的身影映在深夜的窗前……
我不否认小时候做好事时常会有私字一闪念——至今仍然如此，“求求你表扬我”的心情也一直很迫切，可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装是文明开始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所以装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大问题。
几个月前我到英国访学，左手护照、右手防疫卡老老实实过海关，边检人员一边和身边的女同事调情嬉笑，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例行的各种问题，磨蹭良久，正当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之际，他合起护照，往手心一拍，突然很客气地来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次日去牛津大学哲学系找办公室主任Tim Moore办理校园卡，问带没带照片，带了，“Thank you very much”；填表格，请填这里这里还有那里，“Thank you very much”；请坐，哦不坐，接着又是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
一来二去，我自以为明白了，这叫做礼多人不怪，总之习惯就好，千万别把英国人的客气当回事儿。然而待得时间越久，我就越发现自己的判断失之偏颇。没错，的确有一些英国人假模假式，温良恭俭让的背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但不可否认更多的人真的是发乎本心地与人为善。
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是在装“文明人”而不是在装“圣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人原本兼具神性和兽性。所谓“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种，正是吾辈”，作为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可以装文明人但不可以装圣人。我们以前并不是不装，而是装得太崇高，万众一心地装，泡泡吹得太大，一旦戳破就难以收拾。相比之下，我们现在装的动机太功利，总惦记着立竿见影的效果，明明是在商言商的生意人，却偏偏要在雷锋像前集体下跪宣誓做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荒腔走板沐猴而冠。
人是环境的动物，走在牛津的路上，不知何时就会飘来一句“早上好”、“对不起”或者“谢谢你”，这逼迫我随时处于礼貌用语的待命状态，久而久之就很难总是摆出一张“烦着呢别理我”的臭脸，而是渐渐地学会走在路上目视陌生人，微笑，并道：“Have a nice day！”
老实说我对于这种文明人的做派到底能“装”多久毫无自信，除了卖光盘的和推销保险的，很难想象有人在熙熙攘攘的中关村街头随便和陌生人微笑打招呼。也正因为此，我才越发对翻译家戴乃迭女士感佩不已。戴乃迭女士是英国人，追随夫君杨宪益来到中国，历经各种政治风波，“文革”期间她不幸身陷囹圄，即便身处如此极端的环境，她依旧恪守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操守，每当看守送饭给她时，总是答以“谢谢你”。
说到尊严二字，戴乃迭还为我们留下了另一则弥足珍贵的记忆。四十年代初她曾在兵荒马乱的贵阳乡下教书，后来在回忆录中戴乃迭充满感情地提到当地的农民，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尊严”，称赞“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
《易?贲卦》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论是学富五车的戴乃迭，还是大字不识的中国农民，他们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尊严都是化性起伪、文明教化的结果，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性情积淀和德行培养。
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这本小书中说：“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天的中国，犬儒主义者装孙子，民族主义愤青装大爷，而在我看来，与其肆无忌惮地发泄心底里的戾气，不如抑制住对伪善的厌恶先装一装文明人。
（2010 年）
榜样的力量
印象中，“全国道德楷模”上春晚是央视最近两年才用的招数，虽说套路与十余年前“爱的奉献”相差无几，但至少楷模们脸庞更质朴、神态更本色，比起八卦消息满天飞的当红歌星要来得可信且可敬。
“道德楷模”的宣传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按学术界的说法这属于“示范伦理”的范畴，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依旧乐不可支的颜回到“二十四孝图”，中国人从来都笃信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示范伦理的“兴”映衬出规范伦理的“衰”。这是一个说教的主题已经用尽的时代，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八荣八耻”，规范虽然仍在提供生活指南，但质疑之声却不绝于耳，这样的困局表明规范已经被彻底掏空了道德意义和指导生活的功能。也正因如此，示范伦理才成为一些人眼中救治道德困境的一剂良方。
可是问题在于，道德楷模的感染力是随着时空尺度的拓展呈递减趋势的。道德楷模必须活生生地嵌置在每一个具体入微的熟人共同体中，唯当他的善良是你我亲眼所见，他的勇敢是你我亲耳所闻，才有可能因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反之，当道德楷模们四下穿梭只为陌生的人群巡回演讲时，哪怕听者动容闻者啜泣，得到的也不是光荣而只是虚荣。
被架到空中的楷模是偶像，稍不留心就会现出泥胎金身的本来面目。不信就让我们看看某网站的这段报道：“大年初一下午，参加中央电视台牛年春节联欢晚会返回武汉的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一下飞机，就被迎接他的武汉市武昌区委书记、机关干部给围住了……区委书记张光清说，看到你在春晚上向全国人民拜年，你是武汉人民的骄傲，辛苦了！吴天祥说，这不是他个人的荣誉，这是全市人民的荣誉。”
我丝毫不怀疑吴天祥同志曾经做过很多好人好事，可是一旦被政治绑架，就会出现类似言不由衷、虚头八脑让人啼笑皆非的效果。明明是好榜样，却生生做成了坏榜样。
不久前辞世的季羡林先生差一点就成了这样的坏榜样，幸亏老先生觉悟得快，主动摘去了包括“国宝”在内的那三顶高帽。近来网上流传季先生的语录，比如“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都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圣贤气象，恰如一个网友所言，看他的文字听他的故事都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圣人的形象，而是一个人性美好的典例。
“一个凡人越难解放他自己，就越强烈地触动我们的人性。”季先生显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示范伦理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在于，虽然好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人性，但是坏榜样却往往要更具诱惑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这样问道：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这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