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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抚摸着他的胡须，说我们一定会玩得非常痛快。
因为胡里森的热情支持，各个渠道突然之间畅通无阻，不久关于我们的消息就登在了《斯堪的纳维亚新闻》上。次日清晨，我在海员之家的小斗室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楼下的电话也不停找我，我们和胡里森谈话的当天夜里就走到城里的高级住宅区，敲响了一个单元的门。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衣着华丽脚穿漆皮拖鞋的年轻人，他在蓝色西服外罩了一件丝绸睡衣。他首先为自己的身体不适表示歉意，并且用一张洒了香水的手帕遮在了鼻子下面。但我们知道这人在战时因战功显赫而闻名美国。在场的除了我们这位身体单薄的主人，还有两位充满活力的年轻记者，他们年富力强、思维敏捷。我们知道其中一位是个很能干的通讯记者。
主人一边呷着上等威士忌一边说，他对我们的探险很感兴趣。他主动提出要为我们筹集资金，但是要求我们回来以后在报上发表文章并巡回演讲。我们终于达成协议，并为我们的合作干杯。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彻底解决了。我与赫尔曼立即开始招募队员，准备工具装备，建造木筏，打算赶在飓风季节到来以前出发。
次日，赫尔曼辞掉工作，我们努力地干了起来，空军物资部研究实验室答应送给我们需要的全部东西，还通过探险家俱乐部送给我们很多物资。他们认为，我们这次探险是试验他们装备的最好机会。一切都有了良好的开端。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寻四个愿意和我们一道乘木筏航行的适当人选，并且为旅途弄到供给。
我的伙伴们：画家及破坏专家
几个人共乘一只木筏横渡，人选绝不能马虎了事，否则孤孤单单在海上漂流一个月就可能出现问题和麻烦。我也不愿在完成这次航行后，被人说成是我们之所以能横渡大洋是由于我们比古代秘鲁的木筏建造者更精通航海。不过，我们至少需要一位能使用六分仪和能在海图上标出航程的人，以便能作为我们所有科学报告的基础。
“我认识一个很不错的画家。”我告诉赫尔曼，“他彪悍魁伟会弹吉它，很风趣。他在成家立业拿起画笔和调色板之前，上过航海学校并绕地球航行几周。我们从小就认识，在家时我常和他到山上野营，我写信请他，他一定会来的。”
“听起来这人很合适，”赫尔曼点点头，“我们还要一个无线电报务员。”
“无线电！”我大吃一惊，“我们要它干吗？史前木筏上摆一个无线电台算怎么回事。”
“话不能这么说，这是必要的安全措施。只要我们不发求救信号，它就丝毫不影响我们的理论。我们需要它发送天气预报和其他报告。它并不能接收到风暴警报，因为大洋那一部分没有预报，就算有，对于我们这些乘坐木筏的人也没任何作用。”
虽然我有种种理由，最终还是赫尔曼的观点占了上风，而我反对的原因，归根结底就只是不喜欢按钮和开关。
“巧的是，”我说，“我真的认识几个很精于用小型无线电进行远距离联络的人。战时我也学过无线电，物尽其用嘛。不过我必须给克那特?豪格兰和托斯坦?雷阿比写封信。”
“你认识他俩？”
“当然。我是1944年初识克那特的。他由于参加过阻止德国获得原子弹的伞兵行动。英国授过勋章给他；你知道，他曾是破坏吕堪重水储备行动的无线电报务员。我遇到他时，他正好从挪威执行另外的任务回来，因为盖世太保查出了他安放在奥斯陆一家妇产医院烟囱里的秘密电台。纳粹们用测向仪器找到了他，把整个大楼包围了，每扇门前都架了机枪。盖世太保头子菲墨尔亲临现场等着抬克那特下楼。哪知抬下来却是他自己的人。克那特用手枪在阁楼上杀开一条血路，一直打到地窖，又从那里打进后院，然后翻墙溜掉了，在他身后枪弹密集。我是在一座英国古堡里的秘密电台碰见他的，他正组织挪威沦陷区一百多家发射台的秘密联络工作。
“当时我才接受完伞兵训练，我们一起降落在奥斯陆附近的芬马克。正在此时，俄军开进了基尔克内斯地区，一支挪威分遣小队被从苏格兰派往芬马克接替所有俄军的战斗任务。我也被派到那儿。在芬马克我遇到了托斯坦。
“那种高纬度地带的冬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极冬天。头顶的夜空闪烁着北极星，不分昼夜全是漆黑一片。我们来到芬马克被烧毁的地区，那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瓦砾，一个满头金色乱发蓝眼睛的乐天派，从山上的棚屋爬出来，他的脸冻得发紫，穿一身皮衣。这就是托斯坦?雷阿比。最初他逃到英国，在那里接受了特殊训练，然后被偷偷运到挪威的特罗姆塞附近的一个地方。他一直带着一部发报机藏在靠近战舰‘蒂尔匹兹’号一带，他连续数月每天向英国发报，报告舰上的一举一动。他把秘密电台接在了一个德国军官架的接收天线上，每天晚上发报。正是由于他定时发报引导英国的轰炸机，才把‘蒂尔匹兹’号轰掉了。
“托斯坦逃往瑞典，再由瑞典渡海回英国，然后带着一部新的发报机跳伞降落到德军战地后方的芬马克荒原上。德军撤退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我们的后方，于是从藏身处出来，用他的小无线电发报机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主机被地雷炸掉了。我打赌克那特和托斯坦早就在家待烦了，他们一定会乐于乘木筏航海。”
“那么写信邀请他们。”赫尔曼建议。
因此我就给埃里克、克那特和托斯坦各写一封短信，一句虚伪的客套话都没有：
“拟乘木筏横渡太平洋，以证明南海群岛的民族来自秘鲁。可愿加入？保证免费提供去秘鲁及南海群岛的往返旅程的一切费用，其余则一概不管。你的技术将在航行中大显身手。请即回复。”
第二天托斯坦打来电话：
“即来。托斯坦。”
其余二人也接受了邀请。
来自军方的支持
在第六个人选上，我们一会物色这个一会又选择那个，每次都举棋不定。与此同时我和赫尔曼需要解决给养问题。我们不愿在海上吃驼羊肉和苦马拉白薯干，我们这次探险可不是为了证明我们以前是印第安人。我们是为了验证木筏的性能、适航性和承载能力，确定光靠大自然的力量能否真正驱使它，横渡大海到达波利尼西亚，同时木筏上的人还能由始至终生活在上面。先前渡海的土著一定是靠干肉、干鱼和苦马拉白薯干维持生命的，因为这些是他们在陆地上的主食。我们还计划在实际航海时试试，看看他们是否在航行途中补充鲜鱼和雨水。我们吃什么东西呢，我忆起了战时吃过的简便军用份饭。
正当此时，华盛顿挪威大使馆的军事参赞新调来了一位助理。在芬马克时，我曾在他所在的连队担任过副连长，这人雷厉风行，解决任何问题都很积极迅速。比恩?罗尔霍尔是那种精力旺盛的人，他如果在冲出重围之后不能立即找到一个新的难题，他会不知所措。
我写信向他说明了情况，希望他运用他追踪人的本领在美军军需部找到一位联系人。或许恰巧实验室正在实验一种战地口粮，我们可以供他们试验，就像上次为空军实验室试验装备那样。
两天以后比恩在华盛顿打来了电话。他已和美国国防事外部组联系上了，他们想了解所有细节。
赫尔曼和我立刻坐上火车直奔华盛顿。
我们在军事参赞处比恩的办公室找到他。
“我想没什么问题，”他说，“只要能带一封上校的正式信函，明天他们就可以在外事组接待我们。”
他口中的“上校”就是挪威军事参赞奥拓?蒙特卡思。他非常乐意帮忙，他听完我们的计划，欣然提笔为我们写了一封正式信函。
次日我们去拿信时，他忽然站起来说，他要亲自陪我们去一趟。我们乘上校的专车开向三角大楼国防部。上校和比恩身着他们漂亮的军服坐在前排，我和赫尔曼坐后面。从风挡玻璃向外看着前面巍然耸立如庞然大物般的三角大楼。这座有着三万职员和十六英里楼道的巨楼，将是我们同军方“高层”进行木筏会谈的地点。我和赫尔曼突然觉得我们的木筏在此时此地显得渺小无比。
楼道里错综复杂，我们在里面穿来穿去，好不容易才走到外事处门口，然后我们就被一群身着崭新制服的人包围了，沿着一张巨大的红木桌就座，主席位上坐的是外事处主任。
那位出身西点军校的军官面目冷峻、肩膀宽阔地坐在桌子另一端，显得格外魁梧。一开始他不太明白美国国防部和我们的木筏之间的关系，所幸上校言辞得当，军官们左一句右一句的盘诘帮了我们大忙，他逐渐同我们立场一致，他很有兴趣地看了空军物资部装备实验室的信件，而后起身，言简意赅地指示部下帮助我们联系，并祝我们成功。说完他大步流星地走出会议室。当他身后的门关上之后，一个年轻上尉小声对我说：
“我保证你能搞到需要的东西。你们这事听来像一个小型军事行动，给我们这平淡乏味的办公室生活带来了变化；另外这也是一次彻底试验这些装备的绝好机会。”
联络官立刻为我们安排与军需局装备试验实验室的路易斯上校会面，并且用车把我们送过去。
上校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大个子，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猎手。他立即召集各科负责人来。大家都很友好，找了一大堆想让我们彻底试验的装备。他们频频念出的名单，几乎全是我们想要的，从战地口粮、防晒油到防水睡袋应有尽有。这全是我们想要却不敢要求的东西。然后他们带我们走了一圈去看这些物品。我们尝了精制的特制口粮；试了即便浸在水中也照样正常工作的机器。新式气化煤油炉、水桶、橡皮袋和特制橡胶靴、炊事用具和水上漂的叉子以及探险队所需的一切。
我看了看赫尔曼。他那样子像透了被一位富有亲戚带着逛商店的垂涎欲滴的孩童。上校在前面领路，让我们看了这些好东西，看完之后，参谋人员已记下了我们所需的一切。我满以为已大功告成，想立即跑回饭店的床上躺下，从从容容地把整件事情细细想一遍。不料，此时魁梧友善的上校突然说：
“好了，现在我们必须回去和领导人商量一下，能否把这些东西给你们，要由他来决定。”
这话如同从天而降的一桶冷水把我打蒙了。我们还要从头再费一番口舌。天晓得这个“领导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位领导是一个严峻的矮个子。我们进办公室时，他用尖利的蓝眼睛坐在写字台后打量我们。他让我们坐下。
“这些先生有什么需要？”他厉声质问路易斯上校，眼睛直盯着我看。
“哦，几件小玩意儿。”路易斯连忙答道。他简单介绍了我们到此的目的，这位负责人认真听着，他几乎一动也不动。
“那么，我们又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些什么呢？”刚才的那番话只是白费口舌。
“是这样，”路易斯安抚道，“探险队将在极度恶劣的情况下使用这些装备，我们希望他们在用了这些新型给养和装备后给我们写出报告来。”
写字台后的严厉军人在椅子上慢慢往后靠了靠，他的目光似停在我身上，我感到自己的身子直往皮椅里缩，他冷漠地说了一句：
“我看不出他们能带给我们一丁点儿好处。”
屋内一片肃静。路易斯上校摸了一下领口，而我们二人什么话也没说。
“不过嘛，”这位领导忽然又开口，同时，他的眼角闪烁着一丝亮光，“勇气和上进心非常重要。上校，就把东西交给他们吧！”
当我们乘车回旅馆时，我已沉浸在欢喜愉悦之中，此时赫尔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喝醉了吗？”我关切道。
“不，”他继续笑着，“我是在盘算那684箱菠萝，我最喜欢吃菠萝。”
要做的事真是麻烦万分，并且一大半都须同时做，因为六个人和一支木筏以及上面提过的货品都得一起在南方秘鲁河岸集中。只有三个月时间，我们可没有阿拉丁神灯(4)。
联络官开了一封介绍信给我们到纽约见哥伦比亚大学的贝赫尔教授。他任国防部地理研究会主任，他欣然同意把那些进行科学测量用的宝贝仪器给我们。
而后我们又飞赴华盛顿见海军水文地理学研究所的格罗文海军上将。这位亲切的老头子把他的部下召集到办公室，手指着墙上的太平洋海图介绍了我和赫尔曼。
“这些年轻人想去核实我们的海图。帮助他们吧！”
在各个渠道越来越通畅时，英国的罗姆思顿上校在华盛顿召开了军部代表会，讨论我们将遇到的某些问题和成功的把握。他们提供了好多有益的建议和一批英国装备，他们用飞机运来这些装备以便我们在远航时试用。一位英国医官热心地推介了一种神奇的防鲨药粉。一旦有鲨鱼来袭，只要在水中撒几撮这药粉，它们就立刻抱头鼠窜。
“先生，”我客气地问道，“这种粉末管用吗？”
“嗯，”这位英国人微微一笑，“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时日无多，飞机替代了火车，出租车代替了双腿，我们再度成为穷光蛋。我们把路费花光以后，就去拜访了我们的纽约朋友和财东筹措费用。在那儿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我们的经济总管高烧不起，他的两位同事在他病愈之前是一筹莫展。他们答应遵守我们之间的经济协议，但病愈之前暂时无能为力。他们要求我们把时间往后推。可这却无法办到，那么多环节都已开始运作，我们已无法停止。现在，我们只能一往无前，要想刹车已不可能了。我们的财东朋友同意解散全部辛迪加，方便我们能尽快独立行动，以免扯我们后腿。
我们走到街上时简直是无可奈何。
“十二月，一月，二月。”赫尔曼说。
“时间不等人，”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