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咧着嘴看着我，对我说的话一个字也没听懂，紧张地耸着肩膀。他的头发几乎是无色的，挺吓人。他妹妹的眼睛是绿色的，脸上有雀斑，戴着粉色皮毛的兜帽。我们戴的连指手套是同一个牌子，都是双人店注买来的便宜货。我停住脚步，和他们面对面；我们呼出的白色气息几乎能互相接触。四周尽是冰天雪地，寒冰在阳光照射下非常耀眼。这是我第一次和美国人接触，我感到很放松、很自信。我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比画着，笑着。那女孩转向她哥哥，也笑了。他对她说了什么，然后她跑向其他孩子玩耍的地方。她一边跑一边笑，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和白色的温暖气息。
我一直想出来玩，我说。但我爸爸现在还不准我们出来。他说我们太小了，但你看，我比你妹妹大，而且我哥哥看上去也比你大。
那男孩指了指自己。埃里克，他说。
我叫尤尼奥，我说。
他一直在咧着嘴笑。他转过身，向正在接近的一群孩子迎面走去。我知道拉法正从窗户里观察我，于是抑制住回头向他挥手的欲望。美国孩子们在远处打量我，然后走开了。等等，我说道，但这时一辆奥兹莫比尔汽车注开进了附近的停车场，它的轮胎上满是烂泥和污雪。我没法跟上那些孩子。埃里克的妹妹回头看了一次，她的一绺头发从兜帽里探出来。孩子们走远之后，我站在雪地里，直到两脚冰凉。我怕爸爸揍我，不敢走得更远了。
拉法懒洋洋地躺在电视机前。
他妈的，我说着，坐了下来。
你看上去冻僵了。
我没理他。我们坐在那儿看电视，这时突然一个雪球打中了通往露台的玻璃门，我们俩都吓了一大跳。
怎么回事？妈妈在她房间里问道。
又有两个雪球在玻璃上炸开了花。我在窗帘后偷偷往外望，看见那兄妹俩躲在一辆积着厚厚一层雪的道奇汽车后。
啥事没有，妈，拉法说。就是雪。
什么，难道雪会跳舞了吗？
就是雪落了下来，拉法说。
我俩都站在窗帘后面，看着埃里克又快又猛地投掷雪球，就像个棒球投手似的。
每天都有满载垃圾的卡车开进我们街坊。垃圾填埋场在两英里之外，但在冬季空气的传播下，噪音和恶臭一直飘到我们这里，丝毫未减。我们打开窗户的时候，就能听见并闻到推土机在填埋场的顶端把垃圾推成厚厚的、腐臭的一层。我们可以看见成千上万只海鸥在垃圾堆上觅食或者盘旋。
你看见有孩子在那里玩吗？我问拉法。我们勇敢地站在门廊上；爸爸随时都可能开进停车场，看见我们。
肯定有。难道你不想去那儿玩？
我舔舔嘴唇。那儿肯定能找到很多东西。
很多的，拉法说。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老家，梦见我们从来没有离开那里。我醒来时，喉咙疼痛难忍，发起了高烧。我在洗涤槽里洗了把脸，然后坐在我们的窗边；我哥还在睡觉；我看着窗外冰块落下来，在汽车表面冻出一层外壳；看着雪花和人行道。据说，人长大之后，就丧失了学习在陌生地方睡觉的能力，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能力。大楼现在才安静下来，像点样子；那新钉下的钉子带来的魔力逐渐消散，我们渐渐习惯这新环境了。我听见起居室有人在走路，走过去一看，是妈妈站在通往露台的门前。
你睡不着觉？她问道，在荧光灯灯光的闪耀下，她的脸很光滑，很完美。
我摇摇头。
咱俩一直都很像，她说道。这样日子可不会更好过些。
我搂住她的腰。光是那天早上，我们就从露台门口看见三辆搬家的卡车。但愿新邻居是多米尼加人，她把脸抵在玻璃上说，但最后那些新邻居是波多黎各人。
后来她肯定是把我送回了床上，因为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拉法身旁。他还在打呼噜。隔壁房间里爸爸也在打呼噜，我内心深处知道，我是个睡觉不踏实的人。
这个月底，推土机在填埋场表层盖上了一层松软的金黄色泥土。遭到驱赶的海鸥在填埋场上空成群飞着，四处周旋，恣意排便，直到新的一批垃圾被运来时才会消停下来。
我哥在努力做模范好儿子；其他方面他总的来讲都还是老样子，但对爸爸却是亦步亦趋、令行禁止，他可是对任何人都没这么乖过。我哥一直是个野小子，但在爸爸家里却变成了个好孩子。爸爸说不要出门，拉法就乖乖待在家里。这就像是在来美国的旅程中，拉法天性中最锋利的部分被消磨光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野性肯定就又会死灰复燃，而且保准比以往变本加厉。但在最初的几个月，他是规规矩矩的。我想以往的熟人恐怕都认不出这个新的拉法了。我也希望爸爸能喜欢我，但我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听话；我常常出门去雪地里玩一会儿，但从来都不远离公寓楼。你会被爸爸逮住的，拉法预言道。我看得出，我的大胆让他十分痛苦；他从窗户里看着我堆雪房子、在雪堆里打滚。我离美国人远远的。当我看见四号公寓的兄妹时，就不再四处胡闹，开始做好准备伺机偷袭他们。埃里克向我挥手打招呼，他的妹妹也挥手；但我不回礼。有一次，他走过来，让我看他的棒球，那肯定是他刚搞到手的。有罗伯托·?克莱门特注的签名哦，他说，但我继续用雪盖我的堡垒。他的妹妹憋得小脸通红，大声喊了句什么，于是埃里克就走开了。
一天，那女孩一个人在外面，于是我跟着她走到空地上。雪地上乱糟糟地散布着一些巨大的混凝土管道。她弯腰钻进了一个管道，我跟了上去，跪着往前爬。
她在管道里坐下，盘着腿，咧嘴笑着。她脱掉连指手套，搓着双手。风刮不到我们，于是我也效仿她。她用一根手指指了指我。
尤尼奥，我说。
伊莲，她说。
我们坐了一会儿，我心急火燎地想和她交流，搞得脑袋发涨，她一直在往手上吹气。然后她听见她哥哥在叫她，就赶紧跑出了管道。我也走了出去。她站在她哥哥旁边。他看见我，喊了句什么，然后向我扔了一个雪球。我也回击了一个。
不到一年，他们会搬走。这个社区所有的白人都会搬走。留下的只有我们有色人种。
晚上，爸爸和妈妈在谈话。他坐在餐桌的一端，她靠过去，问道，你打不打算把孩子们带出去？你不能就这样把他们锁在家里。
他们很快就要上学了，他说，一边抽着烟斗。冬天一过去，我就带你们去看大海。你知道，在这儿也能看得见大海，但还是在近处看更好。
冬天要持续多久？
没多久了，他许诺说。你会看到的。再过几个月，你们就会把冬天忘个一干二净，到那时我也不用上这么多班了。春天的时候，我们就能一起旅行，开开眼界。
但愿如此，妈妈说。
我妈不是个好欺负的女人，但在美国，她却心甘情愿地让爸爸彻底压制她。如果他说他要连续上两天班，她就说，好吧，然后给他做足够吃两天的莫罗饭注。她情绪低落，愁眉苦脸，想念她的父亲、朋友和邻居们。所有人都警告过她，美国是个很难混的地方，甚至连魔鬼都混不下去，但是没有人告诉过她，她的下半生要和孩子们一起被大雪困在家里。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回家，恳求她的姐妹们尽可能早点来美国。这个社区空荡荡的，没有朋友。她还恳求爸爸把他的朋友带到我们家来。她想拉拉家常，想和自己的孩子和丈夫之外的人聊聊天。
你们都还没做好准备，爸爸说。看看这房子。看看你孩子的熊样。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让我都脸红。
你可别怪这房子不干净，我可是整天打扫的。
那你两个儿子呢？
妈妈看看我，然后看看拉法。我有一只鞋的鞋带没系好，于是赶紧用另一只脚把它盖住。这之后她就让拉法帮我系鞋带。每天我们听见爸爸的货车开进停车场的时候，妈妈就把我们叫过来，紧急检查一下。头发、牙齿、手、脚。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她就把我们藏在卫生间里，收拾好了才能出来。她做的晚饭越来越丰盛了。她甚至主动替爸爸换电视频道，也不再骂他是懒虫了。
好吧，他最后说。这样还说得过去。
也不一定要搞大的聚会，妈妈说。
连续两个星期五，爸爸都带一个朋友回家吃饭。妈妈穿上了她最好的聚酯纤维连衫裤，还把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红裤子、白色宽腰带、紫红和蓝色相间的钱斯牌衬衫。她兴奋得气喘吁吁，这让我们心里也燃起了希望，或许我们的生活能有所好转，但这些聚会真是不尴不尬啊。这些客人都是单身汉，要么在跟爸爸说话，要么就色眯眯地盯着妈妈的屁股。爸爸似乎很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但妈妈一直没有坐下，她忙于上菜、开啤酒和换电视频道。每次请客的晚上，刚开始的时候，她都很大方，没有拘束，表情放松，但当男人们吃撑了肚子，把腰带松开，惬意地把鞋脱掉露出脚趾，谈着他们自己的话题时，她就畏缩了。她越来越拘谨，最后脸上只剩一个紧张、谨慎的笑容，那笑容在屋子里飘过，就好像阴影在墙上飘过似的。聚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哥哥都被忽略不计，只有一次，第一个客人，叫米盖尔的，问道，你们俩拳击和爸爸一样厉害吗？
他们打得挺好的，爸爸说。
你们的爸爸打拳速度很快。出拳迅猛。米盖尔探过身子来。我看过他狠揍一个美国佬，揍得他哭爹喊娘。
米盖尔带了一瓶贝尔穆戴斯朗姆酒注过来。他和我爸都醉了。
你们回自己房间吧，妈妈说着，摸了摸我的肩膀。
为什么？我问，我们只是在这儿干坐着而已啊。
我对我家的感觉也是那样，米盖尔说。
妈妈狠狠瞪了我一眼。闭嘴，她说，把我们推向我们的房间。于是我们就坐在屋里，听外面的动静。两次聚会上，客人吃饱了之后都赞扬妈妈的厨艺，祝贺爸爸有这样的好儿子，然后为了礼貌起见再待上一个钟头左右。他们抽烟、玩多米诺骨牌、八卦，然后是不可避免的——呃，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走了。明天还要上班。你懂的。
那是自然。咱们多米尼加人还能懂什么呢。
客人走后，妈妈在厨房里安静地刷锅，把锅里的烤猪肉碎屑刮下来丢掉，爸爸则穿着短袖坐在前门廊上。他在美国过了这五年，似乎已经一点也不怕冷了。他进来之后就洗澡，然后穿上工作服。今晚有夜班，他说。
妈妈停下手里用勺子刮锅的活儿。你应当找个作息时间正常的工作。
爸爸耸耸肩。你要是感觉工作很好找，自己去找一个。
他刚一走，妈妈就拨开唱机上的唱针，打断了菲利克斯·德尔·罗萨里奥注的歌声。我们听见她在衣橱间里穿上大衣和靴子。
你看她是不是要抛弃我们了？我问。
拉法皱起眉头。有可能，他说。
我们听见大门被打开的声音，于是走出房间，看到屋里空荡荡的。
我们最好去追她，我说。
拉法在门口停住脚步。咱们给她一分钟时间，他说。
你出啥毛病啦？
我们等两分钟吧，他说。
就等一分钟，我大声说。他把脸贴在通往露台的玻璃门上。我们正要出门，她回来了，气喘吁吁的，周身被冷气包裹。
你去哪儿了？我问。
我去转了一圈。她把大衣挂在门背后的衣钩上。她的脸冻得通红，还直喘粗气，就好像她的最后三十步是猛跑过来的。
在哪儿？
就在拐角。
你为什么要这样？
她哭了起来，拉法伸手想搂她的腰，手被她打了下来。我们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感觉她要发疯了，我说。
她就是太孤独了，拉法说。
大暴雪的前一天夜里，我听见狂风敲打着我们的窗户。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浑身都冻僵了。妈妈在摆弄暖气的调节阀；我们听得见水管里的潺潺水流声，但屋里一点也不暖和。
你们玩吧，妈妈说。玩起来就不冷了。
暖气坏了吗？
我不知道。她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调节阀的旋钮。可能是今天早上反应慢。
外面没有一个美国小孩在玩。我们坐在窗前，等他们出来。下午，爸爸从工厂里打来电话；我接了电话，能听得见电话另一端有铲车的声音。
拉法吗？
不，是我。
去找你妈。
马上要下大暴雪，他向她解释道——我虽然站得远，但还能听得见电话里他的声音。我没办法回家。雪会下得很大。也许我明天能回去。
我应当怎么办？
待在室内不要出去。浴缸里装满水。
你在哪儿过夜呢？妈妈问道。
在一个朋友家。
她转过脸，不让我们看见。好的，她说。她挂了电话，坐在电视机前。她预料到我要纠缠她问爸爸的事，于是对我说，你看你的电视好了。
WADO电台建议居民准备好额外的毛毯、水、手电筒和食品。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如果我们被大雪埋住了怎么办？我问。我们会死吗？他们会不会坐船来救我们？
我不知道，拉法说。我对雪一无所知。我的话让他紧张起来。他跑到窗前，向外望。
我们不会有事的，妈妈说。只要注意保暖就好。她走过去又调高了室温。
但如果我们被大雪埋住了怎么办？
雪不可能下那么大。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就算十二英寸的雪也不会埋住任何人，哪怕是你这样的讨厌鬼。
我走到门廊上，看着像筛得很细的白灰一样的大雪开始降落。如果我们死了，爸爸会内疚的，我说。
妈妈转过身，大笑起来。
一个小时内就下了四英寸的雪，而且还在继续下个不停。
妈妈一直等到我们上床才出门，但我听见了开门声，于是叫醒了拉法。她又偷跑出去了，我说。
出去了？
是的。
他冷冷地穿上靴子。他在门前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空荡荡的屋子。咱们走，他说。
她站在停车场边缘，正要穿过西敏路。公寓房透出的灯光照射着冰冻的地面，我们的呼吸在夜空中凝结成白雾。大雪劲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