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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讲给室友们听，她们假惺惺地笑着。看样子你马上要过舒服日子啦，玛丽索尔说。
你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啊。
可不是。你应当自豪。
我很自豪，我说。
后来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卡车上装的盐和沙子咔嚓咔嚓地响。半夜里我突然醒来，意识到他还没有回来，但直到天亮我才真正恼火起来。安娜·?爱丽斯的床铺得整整齐齐，纱布做的蚊帐整洁地叠在床头。我听见她在卫生间里漱口。我的手脚都冻得发青。窗户上满是白霜和冰柱，看不见外面。安娜·?爱丽斯开始祈祷的时候，我说，求你，今天不要祈祷了，好吗。
她垂下手。我开始穿衣服。
他又开始讲那个从屋椽上摔下来的人了。如果出事的是我，你会怎么样？他又问道。
我会再找个男人，我告诉他。
他笑了笑。是吗？你上哪儿找去？
你不是有朋友吗？
哪个男人会碰死人的女朋友？
我不知道，我说。我可以不告诉别人嘛。我可以重新找个男人，就像当初找到你那样。
他们能看得出来的。就连最粗暴的男人也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你刚死了男人。
没人会永远为死者哀悼。
有的人会的。他吻了吻我。我敢打赌，你会为我伤心一辈子的。想找人来替换我的位置可很难哦。面包房的人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为你儿子伤心了多久？
他不亲我了。小恩里克。我伤心了很长时间。现在还很想他。
看你的样子看不出来嘛。
因为你没有仔细看。
就是看不出来。
他垂下手。你这婆娘脑子不太灵光。
我只是说，看不出来你在替他伤心。
我现在看清楚了，他说。你这婆娘不太灵光。
他坐在窗前抽烟的时候，我从包里拿出他老婆写给他的最近一封信，当着他的面打开。他不知道，我有时候脸皮还挺厚的。那封信只有一张纸，带着紫罗兰香水的气味。求你，薇尔塔在信纸几乎正中央的地方就写了这么一个词。就这么多。我向拉蒙笑笑，把信放回信封。
安娜·?爱丽斯有次问我爱不爱拉蒙。我告诉她，我老家在圣多明各，屋里的灯常常忽闪忽闪的，你根本没法确定，灯会不会灭掉。你把手里的活计放下来，只能坐着干等，啥也干不了，直到那灯做出最终决定。我对他的感觉就是这样。
拉蒙的老婆是这个模样：个子不高，胯却很宽，非常静穆严肃，这种女人显老，还不到四十岁就会有人客客气气地叫她“夫人”。我寻思着，如果我和她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我们的关系肯定好不了。
我在面前展开医院的蓝色床单，闭上眼睛，但血迹仍在我眼前飘浮。我们能用漂白剂把这张床单漂白吗？萨曼莎问。她回来了，但我不知道她这次能待多久。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直接把她开除拉倒。或许是因为我想给她个机会。或许是因为我想看看，她会继续干下去，还是会离开。这又能告诉我什么？恐怕很少。我脚边的包里装着拉蒙的脏衣服，我把它们和医院的东西一起放到洗衣机里洗。他穿这些衣服的那一天，身上会有医院的气味，但我知道面包气味比血腥味要浓。
我一直在观察，寻找他还想念她的迹象。这些事情不能老是想，安娜·?爱丽斯告诉我。把这些烦恼从你脑子里赶出去。要不然你会发疯的。
有些事情最好不要想，安娜·?爱丽斯就是凭这个法宝在美国生存下来的，如果沉溺在对孩子的思念中，她肯定也要发疯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靠了这个法宝才熬过来的。我看过一张她的三个儿子的照片：三个小男孩在日式花园注里，靠近一棵松树，笑眯眯的。最小的孩子穿着藏红色衣服，害羞地想躲开照相机镜头。我听了她的建议，在上下班的路上集中注意力观察我周围的其他梦游者：那些扫大街的男人；那些许久没有理发、站在餐馆后厨抽烟的人；那些跌跌撞撞地从火车上下来的西装革履的男人——其中很多人会去情人家，他们在家里吃冷餐的时候，在和妻子睡觉的时候，脑子里唯一想的事情就是和情人幽会。我想到了我母亲。我七岁的时候，她和一个有妇之夫有了私情。那人的大胡子很帅，两颊的线条很深，皮肤非常黑，大家伙都管他叫“黑夜”。他在乡下替多米尼加电信公司制造铁丝，但住在我们的社区。他在佩德纳莱斯注结过婚，已经有两个孩子。他老婆非常漂亮，我想到拉蒙的老婆时，就想到了那个女人——穿着高跟鞋，露出光亮的棕色长腿，一个温暖有活力的女人。是个够劲的娘们儿。我想，拉蒙的老婆应该不是没上过学的粗俗女人。她看电视剧只是为了消遣。她在信里提到，她在照看一个别人家的小孩，她爱他简直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起初，拉蒙离家还没有那么久的时候，她相信她和拉蒙可以再生一个儿子，就像她视为己出的这个叫维克多的小孩一样。他打棒球的动作跟你一样，薇尔塔写道。她从没提到过小恩里克。
诸事不顺，灾难纷至沓来，但有时我能清楚地想到我和拉蒙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种感觉很好。我们会住在他的房子里，我会给他做饭，他如果把饭丢在餐桌上，我就会骂他是懒鬼。我能想象到自己每天早上看着他刮胡子的样子。但有的时候，我能想象我们俩在那房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或者是像今天一样滴水成冰的日子，冻得人脑子都转不动），他会醒来，然后脑子里拿定主意，和我在一起是活作孽。然后他会洗好脸，再转向我。对不起，他会说。我得离开你了。
萨曼莎得了流感。我好像要死了一样，她说。她干活时一步一拖，倚在墙上喘气，什么都吃不下。结果第二天我也得了流感，然后我又传染给了拉蒙。他说我是个傻瓜。你以为我能请得起病假吗，他问。
我什么也没说。说什么都会让他发火。
他从来不会长时间窝着火。他要烦心的事情太多了。
星期五，他过来把房子的新情况告诉我。老头子想卖给我们，他说。他给我看了一些文件，但我没看懂。他很兴奋，但也很惶恐。我很理解他这种状态，因为我也曾经是这样。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没有看我，而是望着窗外。
我说，你该给自己买栋房子。这是你应得的。
他点点头。但我得跟老头子杀杀价。他掏出香烟。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在美国，有自己的房子才算扎下根来。
我想跟他说说薇尔塔的事，但他把话头掐死了，他一向如此。
我跟你说过，我和她已经完了，他呵斥道。你还要怎样？非得死人你才开心吗？你们娘们儿从来都不懂，该放手的就得放手。你们从来都不知道放手。
那天晚上，我和安娜·?爱丽斯去看了场电影。我们都听不懂英语对白，但我们都很喜欢新电影院里干净的地毯。蓝色和粉色的霓虹光柱在墙壁上来回穿梭，像闪电一样。我们买了爆米花分着吃，还把在小酒店买的罗望子果汁偷偷带进了电影院。周围的观众在交谈；我们也聊着天。
你能搬出去真幸运，她说。同住的那些婊子把我弄得快疯了。
我说，我会想你的，尽管我知道现在说这个为时尚早。她笑了。
你要过上新生活了，哪会有时间想我呢。
我会想你的。说不定我会天天来看你。
你不会有时间的。
我会挤出时间的。怎么，你不要我啦？
当然没有啦，雅丝敏。别犯傻。
再说还得过阵子才会搬呢。我记得拉蒙经常说的一句话：天意难测。
我们不聊了，安静地把电影看完。我没有问她，对我搬家有什么看法，她也没有主动提起。我们俩各自都有些不想说的事情，都尊重对方保持缄默的权利，就像我从来不问她，打不打算把孩子接到美国来。我也说不准她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她也有过男人，也曾把男人带到我们房间过夜，但她和他们都处不了多久。
我们俩互相依偎着从电影院回家，对雪地上一片片的闪亮冰面保持警惕。这个社区治安不好。一些除了脏话不会说任何西班牙语的男孩成群结队地站在街角，龇牙咧嘴的。他们看都不看过往的车辆行人，就在大街上乱窜。我们经过时，其中一个胖小子说，我舔屁股的本事天下第一。下流货，安娜·?爱丽斯鄙夷地说，抓住我的手。我们经过了我曾经住过的那座公寓，就是酒吧上层的那个。我盯着它，努力回忆，当初我常常从哪一个窗户往外望。走吧，安娜·?爱丽斯说。真是冷死了。
拉蒙肯定是和薇尔塔打了什么招呼，因为薇尔塔不再写信来了。那句俗话也许是真理：等待得足够久，万物都会变化。
买房子花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很多。有好几次，他差点要放弃了，狠狠地摔下电话，把酒杯往墙上扔，我估计这事儿可能要黄了，但最后奇迹般地居然都办妥了。
看哪，他说着，手里拿着房产证。看。他简直是在恳求我了。
我真的很替他高兴。你成功啦，亲爱的。
是我们俩成功了，他轻声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像模像样地生活了。
然后他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
十二月，我们搬进了新家。房子着实是破败不堪，只有两个房间能住人。看上去很像我刚来美国时的第一个住处。那时我们一整个冬天都没有暖气，有一个月时间只能用桶打水洗澡。我开玩笑地把这房子称为“田园之家”注，但谁要是敢批评他的宝贝房子，他非跟人急眼不可。不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房子，他这么提醒我。我攒了八年的钱。他从街区里被抛弃的破屋上拆卸材料，坚持不懈地整修屋子。能搞来一块地板，就算省了点钱，他夸耀道。这个社区虽然绿化不错，但治安不是很好，我们必须得多加小心，锁好门窗。
有几个星期，不时有人来敲门，问这房子还出不出售。其中有些询问的人是夫妻，那个殷切劲儿，我和拉蒙过去肯定也是那个样子。拉蒙总是不客气地甩上门，不搭理这些人，就好像害怕被他们重新拉回无房族那个阶层似的。但如果是我去开门的话，我总是比较客气地告诉他们，不出售。祝你们好运，找到称心的房子。
我知道，人的希望是没有边界的。
医院开始扩建；三天后，吊车在医院大楼周围立了起来，那形状好像人在祈祷。萨曼莎把我拉到了一边。这一冬天过来，她完全干瘪了，双手和嘴唇都皲裂得非常厉害，看上去好像随时都可能爆裂。我需要借点钱，她小声说。我妈病了。
老是拿妈妈生病当借口。我转身要走。
求你了，她哀求道。我们是同胞啊。
说得对。我们是同胞。
肯定也有人帮助过你吧。
这也对。
第二天，我借给她八百美金。这是我所有积蓄的一半。记好了。
我不会忘的，她说。
她好开心。比我搬进新家时还开心。我真想像她那样轻松快活。她干活时一直在唱歌，唱的都是我小时候流行的歌，阿达莫注之类的。但她还是原来的毒舌萨曼莎。我们下班打卡之前，她对我说，别涂这么多口红。你不涂口红嘴唇就已经够大的了。
听了这话，安娜·?爱丽斯大笑起来。那丫头真这么说你的？
是啊。
你好惨，她说，对萨曼莎倒还有点刮目相看。
这周快结束的时候，萨曼莎没来上班。我四处打听，结果没人知道她住在哪儿。我也不记得她最后一次上班那天说过什么重要的话。那天下班时，她就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离开医院，走向市中心去赶公交车。我为她祈祷。我记得我在美国的第一年，那时我多么想回家，经常哭鼻子。我祈祷，希望她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
过了一星期。我等了一星期，然后就放弃了。接替她的女孩说话轻声细气的，身材肥胖，干起活来有股劲头，也从不发牢骚。有时我心血来潮，就想象萨曼莎已经回家了，和家人待在一起。老家的天气很暖和。在我想象中，萨曼莎发誓赌咒地说，我绝不回美国，死也不回去。
有些夜晚，在拉蒙修理房子的厨卫管道或者打磨地板的时候，我就读那些旧信，小口喝着我们储存在厨房洗涤槽下的朗姆酒。我当然是在想着她，拉蒙的另一个她。
她的下一封信来的时候，我正怀着孕。那封信被从拉蒙的旧住处转到了我们的新家。我从一摞信中把它抽出来，盯着看。我的心怦怦直跳，就好像我体内除了心脏什么都没有，它寂寞得发慌。我很想把信封打开，但没有这么做，而是打电话给安娜·?爱丽斯。我和她有阵子没联系了。电话那头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死死盯着屋外停着很多鸟儿的篱笆。
我去找你散散步吧，我对她说。
树枝的末端有花蕾在绽放。我走进过去和安娜·?爱丽斯合住的房间时，她吻了吻我，让我在厨房桌旁坐下。房子的其他住户现在只有两个人我还认识，其他人都搬走了，或者回老家了。新房客中有新近从多米尼加来的女孩。她们拖着脚步进来出去，几乎看都不看我一眼，她们在自己已经许下的诺言的重压下精疲力竭。我想教导她们：漂洋过海后，曾经的诺言都不算数了。我的大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安娜·?爱丽斯则瘦骨嶙峋，十分憔悴。她的头发几个月没剪过了；粗厚的发辫末端都分了叉，直竖出来，看上去像是第二层头发。但她还能微笑，笑得那么灿烂，那么有热度，居然没把周围东西烧着，着实是奇迹。楼上什么地方有个女人在唱巴恰达注歌曲，声音听起来好遥远，让我想起，这房子真是巨大，天花板是多么高啊。
戴上这个，安娜·?爱丽斯说着，递给我一条围巾。咱们出去散散步吧。
我把信攥在手里。天空灰茫茫的。地面上有不少积雪，上面蒙着一层砾石和灰尘，在我们的脚下嘎吱作响。我们等着车流在红灯前减速，然后跑进公园。我和拉蒙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俩天天都逛这个公园。就是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