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_第31节

演游戏，一旦思虑成熟，很快他就会把新的角色强加在妈妈身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每当看到他做出这个动作，她都会害怕得不得了。最后，他把手从嘴边拿开，放在口袋里，轻松地说：

“现在？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做。蒂尔德在疯人院里，没有人会相信她说的话。她疯了，她老是疯疯癫癫的，到处和人乱说巨魔之类的浑话。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喽。”

他把妈妈的住院当成一个胜利，这样他的罪行就不会暴露了。我能做什么呢？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报复，我是来寻找线索的。暴力的念头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但它们都是虚妄的，它们只是幼稚的想法，而且事实上，我也根本无力实施，我沉浸在自己的挫折感中。我提醒自己，我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帮助妈妈，复仇不是我的本意，也不符合我的需要。

我无法继续待下去了。但是，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被遗漏的细节，这或许有些作用：

“你给自己起了什么名字？她是弗莱娅，你是……”

“丹尼尔。”

这个回答让我大吃一惊。我停了下来，看着他，他接着说道：

“她用这个给自己唯一的孩子起了名，不管你怎么想，她肯定还是有些留恋这里的那段时光的。”

这是一个谎言，一个一时兴起的、恶毒的谎言——从中你可以看出他的残忍，以及创造力，因为邪恶也需要创造力。我的外公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并且精于此道，他的故事首先是基于欲望，其次是为了保护自己。

我坐在车里，把头伏在方向盘上。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开车，离开这里。但是当我闭上眼睛，我就会看到那颗烧焦的牙齿，那是妈妈的童年，无论她多么努力地尝试，都无法摧毁这段记忆。我从车里走出来，打开后备厢，摸到了放在那里的备用汽油罐。

在丧失勇气之前，我迅速地穿过雪地，向银桦木小屋走去。很快地，我用一根棍子清除了积雪。为了争取时间，我把汽油倒在木头碎片和报时钟、工具和操作台、防护服和钢桶上。我把空汽油罐留在屋子里面，转身走到大门口，我的手在颤抖，我试图划着一根火柴。火柴被点着了。我在心里问自己，这是不是正确的选择，我又能从中得到什么。火焰逐渐烧到了我的手指，可我还是不能下定决心。火焰灼伤了我的皮肤，我把它扔进雪堆。

“把它们给我。”

外公出现在我身旁，伸出手来。起初，我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又重复了一遍：

“把它们给我。”

我把那盒火柴递给他。他点燃了一根火柴，把它举到齐眉高的地方：

“你一定认为我是个怪物，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个农场，这里一片荒凉，面对着一个木头人一样的妻子，你还能指望我怎么做？我当了十四年的好爸爸，然后又做了两年的坏父亲。”

妈妈曾经把弗莱娅描述为一个女人，而不是女孩。正是在那个时候，随着胸部的发育和性意识的萌动，她的形象闯入了外公的眼睛。她把自己的转变归咎于他。甚至在描述我那邪恶的父亲时，她总是强调，他变了，突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需要一个夏天的时间——就像她父亲在1963年夏天做的一样。

外公把手轻轻地一挥，将火柴扔进了屋子里。汽油被点燃，火焰迅速蔓延，首先是木屑和刨花，然后是半成品的木雕。惨白色的防护服慢慢地融化，巨魔的皮肤燃烧起绿色和蓝色的火苗。火越来越大，钢桶也被烧得扭曲变形。很快，外墙也烧着了，然后是屋顶。我们被迫向后退去，以防被热浪灼伤。浓烟滚滚，甚至遮住了头顶的星空。我问他：

“会有人来救火吗？”

外公摇了摇头：

“谁也不会来的。”

当屋顶被烧塌时，外公说：

“很久以前，我就不再做蜂蜜了。客户们大都更喜欢黄色的蜂蜜。我的白蜂蜜有一股微妙的味道，放在茶里或者抹在面包上就可惜了。出于好奇，人们往往会买上一罐白蜂蜜，然后就把它丢在储藏室，再也无人问津了，这让我很伤心。蒂尔德比其他人更理解我的痛苦，她从小到大都是空嘴吃蜂蜜的。”

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块儿，面对着热浪翻滚的大火，像一对真正的祖孙那样。这应该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最长一段时光，或许也是最后的时光了。终于，大火被融化的雪水浇灭了。他没有跟我告别，独自回到了自己的农舍，那栋弥漫着电加热器和捕蝇纸味道的小屋。不管他声称自己的晚年有多么幸福和快乐，我都不相信那是真的。

我开车离开他的农场，脑子里想象着年轻的母亲骑着自行车，拼尽全力地沿着同样的路飞驰，口袋里还揣着平日攒下的硬币。我驶过长途汽车站，在那里，她曾经孤零零地站在路边，向几英里外张望着，身边立着一根金属站牌，上面显示着每日经过这里的为数不多的几班巴士。我想象着，当她付过车费，坐在后排的座位上，透过车窗，发现没有人跟踪自己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随身携带着一个小小的木质音乐盒，里面装得满满当当的，其中就包括了那颗牙齿。那是她对这片土地的记忆——对十四个年头的记忆。

我沿着巴士的路线离开了这个地方，一路向南，直到我看到省界的标志牌。标志牌的后面，耸立着一座大约三十米高的岩丘，丘顶树木丛生。在林木之间，靠近最高的崖壁，站立着一只雄壮的麋鹿。我猛地刹车，把车停在路边。岩丘异常陡峭，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条可以爬上去的小路。在丘顶，我看到了那只麋鹿。当我笨拙地向它走近时，小家伙并没有退缩。我抚摩着它的后背、脖颈和鹿角。它是由钢材铸造的，固定在岩石上的螺栓已经生锈了。它昂着头，悲悯地凝视着脚下这片大地。

我行驶在午夜的路上。为了保持清醒，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捧起一把雪来搓搓脸。我回到农场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现在给伦敦家里打电话还太早了些，而且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不知道该怎么和爸爸说。我决定先睡几个小时，没想到这一睡就睡了一整天。窗外，又下起雪来。过去一周里我踩出的足印都被雪掩盖住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刚从冬眠中醒来，我生起炉火，在铁炉子上热了一碗粥，还加了一小撮丁香粉。

出于某种原因，我拖延着，一直到上午十一点钟才打了电话。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爸爸始终保持着沉默。他也许是在哭泣，但我不能肯定，因为他没有发出声音。我突然想到，在整件事中，我表现得都十分冷静，我没有哭，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情感，除非把向银桦木小屋里倒汽油也算作宣泄情绪。我又打电话给马克，他向我再三确认是外公点着的火，我默默地听着他帮我把责任择干净，确认我不会为此而吃官司。在我讲完所有细节之后，他问道：

“你感觉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发现并不完整。我的证据链缺失了一环，就像嘴里少了一颗牙——舌头在里面总觉得不得劲。

“我还没准备好回家。”

在马克听来，我这是答非所问：

“可是你已经找到了答案，不是吗？”

“还没有。”

他重复了我的话，好像很不理解：

“还没有？”

“妈妈从不相信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关联，她只专注于眼前。我们也不能把目光只放在过去。”

“甚至在你发现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不相信这两个夏天之间的联系只存在于她的脑海里。这里一定还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些真相等着我去发掘，我肯定。”

马克理智的大脑很难跟上我的跳跃性思维，尤其是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却又急着推翻自己的结论。然而，他并没有反驳我，他相信我的判断，那就是这两个夏天环环相扣，一环接着一环。

我开着车，经过了游客们常去的海滩，我的目的地是妈妈跑步的那片荒凉的沙地。到了那儿，我把车停在路边，背上一个小背包，迎着咸涩的海风，开始穿越荆棘和沙丘。为了防止寒风的灌入，我把灯芯绒大衣的领口紧紧地扣起来。天太冷了，我的鼻涕流了出来，我用手擦了一把，没过多久它居然被冻住了，硬邦邦地粘在我的手背上。终于，透过流泪的双眼，我看到了那座古老的灯塔。

海浪在礁石上留下了一层黑色的薄冰。有些地方是如此光滑，以至我不得不手脚并用才得以通过。我瑟瑟发抖，满身伤痛，踉跄着走到了灯塔门口。米娅曾经把花束挂在那里。现在，门上什么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冰凌，那是海浪拍打在灯塔上留下的。我用肩膀撞开门，冰凌纷纷掉落下来，在礁石上摔得粉碎。

里面到处都是烟头和啤酒罐。像泪滴岛一样，少年们发现了这个远离人迹的地方，并把它据为己有。我刚到瑞典的时候，就来过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什么也没有找到。不过我的确发现了些奇怪的地方：这个灯塔荒废了多年，地面上一片狼藉，室内的墙壁却刚刚被粉刷过。

我放下背包，从里面掏出热水瓶，给自己倒了一杯滚烫的甜咖啡，这可以让我暖和起来。起初，我的计划是刮掉墙面上的涂料，看看里面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在离家很远的一家五金店里，我曾经讨论过这项工程。可惜他们不打算接下这个活，我只好选择了化学药剂。我喝了杯咖啡后，感觉体力恢复了很多，于是决定立刻开始动工。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已经清理出很大的一块面积。其中有个特别的地方吸引了我的目光，一大片明亮的颜色——那是一束夏季盛放的鲜花。

第二天，我以花束为中心，向四周开始清理。慢慢地，我看到了米娅的画像，身穿着仲夏节的白色礼服，头上和脚下都装点着鲜花。由于过于兴奋，我一不小心弄坏了壁画，不过这并不影响壁画本身独特的艺术成就。虽然我曾在寻人启事上见过米娅的照片，但看了这幅画，我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认识了她。她很骄傲，也很坚强，她是一个追梦者，高昂着头，漫步在森林当中。

我又想起了米娅离家出走的事，妈妈说得对，除非有人帮助她，否则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人带她离开这里。而据我猜测，应该就是这个在灯塔的墙壁上为她画像的人。重温了妈妈的故事后，我把目标放在了那个在仲夏节派对上用种族歧视的语言侮辱她的人，那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他戴着耳钉，这说明他与主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这样的人不太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可他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呢？他或许只是为了迷惑哈坎。而米娅跑出帐篷，也不是因为她受到了侮辱，她清楚他的歧视言论只是一种必要的欺骗，让她真正感到愤怒的是哈坎的无端干涉。事实上，这个人应该也是个大学生，趁着暑假期间到这里来打零工。

马克有一位朋友，在伦敦东区开了一家现代艺术画廊。我联系了他，借用他的电子邮箱，我给瑞典的每一所大学和美术学校都发了邮件，附带上我拍摄的壁画照片。在邮件中，我谎称本画廊希望能与创作壁画的艺术家取得联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陆续收到了一些回复——但没有人认识这个画家。直到那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国立艺术设计大学的电子邮件，这是一所位于首都南部的学校，是瑞典最大的艺术、手工艺和设计类大学。来信的是该校的一名教师，他确信这幅壁画是他刚刚毕业的一位学生创作的。听说我在寻找他，那个画家还有些怀疑，他不明白为什么伦敦的一家私人画廊会对自己在瑞典南部一座废弃灯塔里创作的壁画感兴趣。不过我在邮件里对他的作品大肆吹捧了一番，这打消了他的疑虑。我们决定在斯德哥尔摩会面。这位画家的名字叫安德斯。

我提前一天就赶到了斯德哥尔摩，在海边的主题精品酒店，我订了最便宜的房间。当天晚上，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模仿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同时还阅读了新兴艺术流派的简介。第二天一早，我站在大厅里，面朝着大门，翘首以待。安德斯来得很早。他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穿着黑色的紧身牛仔裤和黑色衬衫。他的耳朵上戴了一枚硕大的耳钉，胳膊底下还夹了一个公文包。我们聊起了他的作品，我对他才华的赞赏是真诚的。尽管我说过很多的谎言，多到甚至连我自己都非常惊讶的地步。但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我憎恨自己说过的每一条谎言。只是因为害怕行动失败，我才不得不昧着良心说谎。米娅也许并不想被人找到。如果我冒险说出真相的话，安德斯一定会拔腿就走的。

我继续着自己的角色扮演，正在逐渐接近自己的目的。我声称，想看看他真正的作品——那些尺幅巨大、无法搬到酒店里来的画作。我猜测他不可能负担得起一个工作室，他应该是在家里作画，而假如米娅真的是和他私奔的话，她应该也住在那儿。就算米娅不在，至少我也能得到一些她的线索。画家果然上当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需要到他的公寓才能看到画作，而且他再三道歉，说因为斯德哥尔摩高昂的房价，他的公寓离市中心有点远。我说：

“我可以让酒店安排一辆车。”

我掏出一张一百克朗的钞票付了咖啡钱。在钞票的正面，我注意到，那上面印的不是某些大人物，比如发明家或是政治家什么的，而是一只蜜蜂。我举起钞票，在光线下审视着那只蜜蜂。当安德斯离开桌子的时候，我用瑞典语对他说：

“等一下。”

我想起了农场外那片洁净的雪原。我希望一切都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我不想把它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

我请安德斯重新落座，请求他听我讲完我的故事。他同意了，对我语气上的变化感到有些困惑。当我说出自己是如何欺骗他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怒火。这愤怒部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