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_第11节

等他走进公寓，妈妈会被吓坏的，到时候一场激烈的战斗势必不可避免，我妈妈会因此而恨上我们两个人的。

妈妈说：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爸爸仿佛设置了一个嘀嗒作响的闹钟，原本脆弱的平静马上就要被打破了。我不想遵从他的指示，为了维系自己公正的地位，也为了保证她对我的信任，我把手机递给她。

“你自己听吧。”

她用双手捧过手机，仿佛收到了一件珍贵的礼物。她没有立刻把它放到耳边，她对我说：

“你的信任让我看到了希望。我知道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如此亲近了，不过我们可以从头再来。”

我仔细回味了一下妈妈的话，我发现她说的是对的。我们不像从前那样经常见面了，我们在电话里聊天的时候也变少了。出于我的私人原因，我不得不疏远她，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自己对她撒谎的次数。每一次的交流都会带来隐私暴露的风险，突然，我感到了一阵巨大的悲伤袭来，我们不再像原来那样亲近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没有亲情的断裂，也没有猛烈的争吵，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在不知不觉中逐渐疏远。现在，她就在我身旁不远的地方，可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很远。

她听的时候我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同时又有些期待妈妈的反应。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听完留言后，她把手机递给我，我无法感知她的想法，但她看上去有些心烦意乱了。她深吸了一口气，拿起那把刻着巨魔的小刀，把它塞进自己的口袋，仿佛在为爸爸的突袭做着准备。

“他是个怪物，他打算用妻子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自由——这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吗，不，他是怪物。为什么要提醒我？为什么不干脆偷偷地溜过来？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就想让我失去理智，让我大嚷大叫，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给你留条信息。别听他说什么要保密啊之类的话，那就是个谎言。他成心想让我听到，他想让我知道，他要来了！”

尽管知道那把刀是木头做的，但我依然不想她把它放在口袋里。“妈妈，请把刀给我。”

“你还是把他当作你的父亲，可对我来说，他是个威胁。他伤害了我，他把我关起来，他还会继续伤害我的。我有权利保护自己。”

“妈妈，如果你不把刀放在桌子上的话，我不会继续听你讲了。”

她慢慢地把那把刀从牛仔裤里拿出来，递给我说：

“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他。”

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支钢笔，在记事本的背面写下了一串数字。

“在他到这儿之前，我们最多还有三个小时。根据我的估计，其实他坐的是直航的航班。他声称自己会到哥本哈根中转，其实他是在撒谎，这样他到这儿的时间会比我们预计的要早，他想让我们放松警惕。时间不够了！我们不能再浪费哪怕一秒钟，他的行动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另外，还有一件事他也在说谎。那些瑞典医生个个都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不可能听不懂克里斯说话——他们听得一清二楚，每一个字眼儿都明明白白。关键是他们不相信他。你现在就可以给那些医生打电话，看看他们是不是会说英语，你还可以考他们几个复杂的句子，看看他们有没有听不懂的地方，我跟你说，基本上一个都没有。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只要你对我的信任出现了动摇，打电话给他们，那些人会坚定你的立场。专业的医生认为我是健康的，同意我出院，并且帮助我瞒着克里斯，使我赢得了短暂的时间，可以逃到机场。”

“你再听听这条语音，有那么一段话，克里斯的声音不是很连贯——那不是什么真情的流露，也不是他在哽咽，是因为这个男人马上就要崩溃了，他在努力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知道我们在质疑他，他在自我保护和内疚之间左右为难，他没有退路。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阴暗的一面。克里斯已经堕落了，居然下作到用我的童年旧事来攻击我，那些出于信任才会告诉他的秘密、夜半时分欢愉过后的呢喃、只能和知心好友交换的私房话——连这些都成了他对付我的工具。”

我不相信她对爸爸的描述。他不是个不检点的人，他很少读那些小报，特别讨厌恶意的评论，他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更不要说把妈妈的隐私泄露给外人了，对付她的事就更不可能了。我说：

“可爸爸不是那样的人。”

妈妈点点头：

“没错，这就是当初我为什么会完全信任他。就像你说的，他不是那样的人，除非他绝望的时候。当人们感到绝望时，他们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不是很赞成她的观点，这种论调并不具有普遍性。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问她：

“还有什么秘密？”

妈妈从挎包里拿出一份马尼拉纸译者注：马尼拉纸是一种淡黄色纸张，以马尼拉麻为原料制成。质的正式文件。封面上贴着一个白色标签，上面写着妈妈的名字、日期和一家瑞典医院的地址。

“为了使一个正直的医生相信，某个人确实精神失常了，你必须首先提供这个患者的家族病史，但是我的家族并没有精神健康问题的遗传史。然而，我的敌人们不会就此承认失败的，他们又有了一个新主意，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我的童年，提出我曾经受到过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这就为我现在的精神失常埋下了伏笔。他们需要一个恶棍靠近我，要了解我最私密的信息，比如我的丈夫。对克里斯来说，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他必须背叛我。现在你明白他所面对的压力了吧？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可是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回不了头了，他别无选择。”

“在被关进瑞典的精神病院期间，我接受了医生的全面检查。两个人坐在我的对面，隔着一张被固定在地板上的桌子，他们手里拿着克里斯的证明文件——更具体地说，那上面记录了一件发生在1963年夏天的事情。我承认它并不是虚构的，但在字里行间，我看到了更险恶的东西，是从无到有一点点地构建起来的阴谋，是让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否定的东西。医生向我介绍了这份精心制作的证明，并要求我提出反诉。由于害怕被关在那里，我意识到自己的回答非常重要，我向他们要了一支铅笔和一沓纸。你要明白，当时我发现自己被关了起来，正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我周围的人都是疯子，真正的疯子，我很害怕，不知道自己能否离开那里。而那些医生就像法官和陪审团，将会决定我今后的生活，所以我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没有信心，唯恐在英语和瑞典语之间缠夹不清。为了更加清晰地表述，我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我会写下发生在1963年的事情真相，不是口述，而是写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看看这件发生在童年的事情能否证明我真的疯了。”

“你手上拿着的就是那天晚上我给他们写的证词。当我离开精神病院时，医生在我的要求下返还了它，我相信他们还有一份复印件，或许就是这一份。”

“是的，我之前没注意到，这份是复印件，他们保留了原件。”

“你不了解我的童年时光。我之前提到过在瑞典成长的点点滴滴，但你从未见过你的外公，你的外婆已经去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和你的生活没有关联。或许你会说，我的童年并不幸福。嗯，倒也不能这么说，幸福的时光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我是一个乡下孩子，思想单纯，热爱户外运动，那是一段美好的生活。”

“在1963年的夏天，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一切，它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使我和自己的家庭反目。而现在，这件事情又成了我的敌人扭曲和攻击我的武器。为了保护自己，我别无选择，必须把过去的事情和你讲清楚。我的敌人们已经捏造出一个恶意的版本，它会引起你的不安，如果你听信他们的说法，你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当你有了自己的孩子，你永远都不会让我和他们单独在一起的。”

我简直无法想象真的会有什么可怕的事件，会改变我对妈妈的看法。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妈妈的过去确实知之甚少。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提到过1963年的夏天。我急忙打开了文件。在正文之前，妈妈写了一封信，我问：

“你想让我现在看这封信吗？”

妈妈点点头：

“现在。”

亲爱的医生：

你也许对我为什么用英语写信而不是瑞典语感到好奇，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的英语书面表达能力变得越来越好，而瑞典语却被忽视了，我在十六岁时就离开了瑞典的学校，在伦敦的时候几乎从没用过它。相反，我一直在借助图书馆和经典文学作品的帮助，努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因此，使用英语而不是瑞典语来写这封信，绝非对自己祖国的不敬。

在这里，我想陈述一下我一直不想提起的童年，因为有人把这件事当作一种真实发生的罪行。虽然过去和现在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我承认，我的否认会使你有所怀疑。

我的敌人已经描述了发生在1963年夏天的那件事情，他们希望把我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一直到我主动放弃自己的控诉，或者我名誉扫地，没人会再相信我的指控。我承认，他们的故事中大部分内容是真实的，我不能说那些都是谎言。如果你对他们所说的进行调查的话，你会发现大量的细节都是真的，比如地点、名字和日期等。

然而，就像不能因为在拥挤的火车上和别人撞了一下肩膀，就打算和人家交朋友一样，他们的故事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们没有深入地了解这件事情。

接下来，你将读到的就是这件事情的真相。然而，毕竟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我无法记清当时所有的细节，因此，你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面的对话都是编造的，进而你会怀疑我声明的全部内容。我要说的是，这里面的对话只代表了大概的意思，因为那些语句已经永远地过去了，那些说话的人也都不在了。

你真诚的

蒂尔德

关于我家的农场

我们的农场和瑞典成百上千的农场没有什么区别。它位置偏僻，风景如画，距离最近的城镇有二十千米远。小的时候，哪怕只是经过一辆汽车，都会吸引我跑到屋子外面去观望一番。我们没有电视，也从未出去旅行过，在我的记忆中，森林、湖泊和田野构成了唯一的风景。

关于我

我的母亲在生下我时差点死去。手术的并发症使她无法再拥有其他的孩子，出于这个原因，我没有兄弟姐妹，我的朋友们也都住得很远，所以从小我就习惯了孤独的感觉。

关于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很严厉，但他从来没有打过我的母亲，也没有打过我，他是个好男人。他为当地的政府工作过。我父亲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这个农场，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爱好是养蜂，他在原野上搭建蜂房，并且用独特的花卉组合酿出了与众不同的白色蜂蜜，这也为他赢得了许多的奖项。我家客厅的墙壁上挂满了全国性的养蜂奖状和报道我家蜂蜜的剪报，这些都被装裱在镜框里。这一切都有妈妈的功劳，但是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蜂蜜的标签上。我的父母都是社区的重要成员，母亲为教堂做了大量的工作。

总之，我的童年是舒适而传统的，不愁吃不愁穿，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接下来，让我们回溯到1963年的夏天。

关于1963的夏天

那一年我十五岁。学校放假了，迎接我的是漫长的暑假。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只是和平常一样，在农场里帮帮忙，或者骑自行车到湖边去，游泳，采摘水果，四处探险。有一天，我的父亲告诉我，一户新的邻居搬到了这里，他们买下了附近的一个农场。从那天起，一切都改变了。这个家庭有些与众不同，家里只有父亲和女儿，没有女主人。他们从斯德哥尔摩来，打算在乡下开始一段新的生活。那个女孩和我年纪差不多。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想着自己终于可以有一个住在附近的朋友了，我又有些紧张，害怕她不想和我交朋友。

关于弗莱娅

为了和她交朋友，我每天都会花上很多时间在她家农场附近游荡，但我太害羞了，根本不敢去敲门。于是，我想出了一个间接的方法，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不过考虑到我从未出过家门，缺乏必要的社交经验，也就见怪不怪了。在我们两家的农场之间，长着一些不高的树木，因为面积太小，所以只能称之为树丛。这是块无主之地，地面上堆着几块大石头，所以无法耕种，更谈不上有什么收成了。我每天都到那里去。我会爬到某棵树的顶端，面朝着女孩家农场的方向坐在树干上，每一天我都在树上待好几个小时。大约一周之后，我开始怀疑这个新来的女孩并不想做我的朋友，我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

一天，我看见那位父亲走过田野，他停在我脚下的树旁，朝我叫道：

“你好啊，上面的人。”

我回答说：

“你好，下面的人。”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

“你为什么不下来，去见见弗莱娅呢？”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

我爬下树，和他一起走进了他们家的农场。弗莱娅正在等着我，她父亲帮我们彼此介绍，他解释说，他非常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因为弗莱娅刚到这个地方。虽然弗莱娅的年纪和我一样大，但她长得更漂亮，她的乳房已经发育了，发型也经过精心的梳理，她是那种每个男孩子都会为之倾倒的姑娘。和她的成熟相比，我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我跟她提议，在树丛间建立一个营地，但我不确定她是否会喜欢这个建议，因为她是城里来的，而我没有和城里姑娘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