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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趣说3:我向皇帝说真话_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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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继续冷笑:“这回你可明白了吧?”

滕文公说:“不错,想我滕国截长补短不过五十里方圆,人家水泊梁山却号称‘八百里水泊’,这要是真搬过来,地图上就没有滕国了。”

孟子气结,又喘了半晌,接着说:“哪有仁爱的君主却做出陷害百姓之事呢?所以,贤明之主一定会认真办事、节省开销,有礼貌地对待臣下,最重要的是:收税不能胡来,要有一定之规。”(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孟子接着引用了一位著名前辈的名言。

这名言已经成了一个著名成语,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而且讲的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真理,至少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经验型的归纳。这就是“为富不仁”。

就这句本身来说,“为富不仁”只是前半句,它还有后半句,叫做“为仁不富”。

如此掷地有声的名言到底是谁说的呢?

这个人,叫做阳虎。

阳虎在《论语》里写做阳货,这可是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反派。

阳虎是春秋时代的鲁国人,和孔子同在一个时代,又同在一个国家,这两人之间有过不少纠葛。阳虎在鲁国曾经气焰熏天、炙手可热,可要问此公到底是何身份,却低微得很,不过是季氏的管家而已。

我们知道,孔孟都主张维护礼制,所以最恨的就是礼崩乐坏,而礼崩乐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陪臣执国命”,也就是说,国政不掌握在国君的手里,而是大权旁落,完全由个别大贵族掌握了。鲁国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国政分别被“三桓”控制。

所谓“三桓”,简单说就是三巨头,季氏就是其中最有势力的一家,我在“梁惠王篇”里说过季氏在自己家里搞军乐队奏国歌,孔子大怒,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这个季氏。而阳虎本来只是季氏的管家,连贵族都算不上,他却凭借能力和机遇控制了权柄。你别看季氏控制着鲁国,而阳虎却控制着季氏,也就是说,阳虎是可以通过季氏来控制鲁国的国政的。

所以,孟子这里能引用阳虎的话,很是耐人寻味的。

一般人引用名言,都会挑那些光辉人物的话,比如什么爱因斯坦说如何如何,牛顿说如何如何,富兰克林说如何如何,可谁会说林彪说如何如何?

古代的孟子专家们就没少琢磨过这个问题。赵歧认为,因人废言的做法是愚蠢的,所以呢,阳虎虽然不是个好东西,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八个字却当真是句至理名言,孟子引用过来,正显示出圣人的胸襟。

朱熹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阳虎当时这么说,是担心仁德不利于敛财;孟子引他的话,是担心敛财不利于仁德。君子和小人处处都是相反的。”

朱熹的声音比赵歧响亮,因为他的解释后来成了很长时间里科举考试的标准。但朱熹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实在流毒深远,搞得这世界好像非黑即白,非君子即小人,具体在这里就是非仁即富,反正都是对立的。圣人的本意却未必如此,这得通篇体会才行,孟子要真的反对发财致富,在“梁惠王篇”里跟齐宣王的那么多对话难道都是瞎说的不成?

那么,朱熹的解释有问题,赵歧的解释就对吗?

也不一定,这得各位自己判断。

不过呢,还有一种解释,从根子上就把赵歧和朱熹的立论支柱整个推翻了,孟子引用阳虎的名言到底是不去因人废言还是君子、小人处处相反,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盐铁论》里同样引述过这句名言,但前面说的却不是“阳虎曰”,而是“杨子曰”。这位杨子难道就是阳虎吗?不是,阳虎这著名的大坏蛋是不会被称作“子”的,当时的“杨子”只能是杨朱。

还记得杨朱吗?

我在“梁惠王篇”里讲过,孟子时代的显学一个是杨朱之学,一个是墨子之学。孟子这一辈子打嘴仗,都是在跟这两派人马作对。

那么,这名言是杨朱说的吗?

也不一定,还有第三个嫌疑人。郭沫若说:“但在我看来,无宁是杨朱的兄弟杨布。”

为什么是杨布呢?郭先生觉得从性格上来看,最有可能说这种话的还是杨布。《韩非子》里讲这杨家两兄弟的事,非常有趣,这故事可能不少人都知道,但恐怕都只当个笑话,不知道这笑话的主人公却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宗师。

杨布有一天出门,穿着一件白衣裳,在外边碰上下雨,衣裳淋湿了,于是脱了白衣裳换了件黑衣裳。这看来很正常啊,没想到,回家的时候出事了,看门狗认不出他来了,扑上去就咬。杨布气坏了:“好你个坏狗,敢咬主人!”拿出武松的架势就要打狗。这时候,哥哥杨朱出来了,劝弟弟:“理解万岁!你也得替狗设身处地来想想,反过来说,如果是你在家,狗出门,出去的是一只白狗,回来的却是一只黑狗,你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

——这故事是不是听说过?看看,故事的主人公其实是两位名角呢!

郭沫若还找了一些证据,我就不引了。那,这名言的版权就真的归于杨布吗?

——呵呵,也不一定,我方才特意带引号地引出郭先生的一句原文,不知各位留意了没有?郭沫若说:“但在我看来,无宁是杨朱的兄弟杨布。”注意这个“无宁”,这可绝对不是在下判断哦(可真有不少人在引述别人的话时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到“无宁”这样的字眼,所以我们读书更要加着千万个小心啊)。

孟子这回讲完了原则问题,接着就来详细说明一些具体细节了,先来介绍古代的税收制度:“夏朝的时候,每家五十亩地而行‘贡’法,商朝的时候,每家七十亩地而行‘助’法,周朝的时候,每家一百亩地而行‘彻’法。虽然三代税法名目不同,其实都是十中抽一。”

孟子接着解释这三种税制,先说周代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彻者,彻也。”

这种解释看来好像很奇怪哦,好比别人问你什么是猫,你回答说:“猫者,猫也。”再问你什么是狗,你回答说:“狗者,狗也。”回答和没回答一样,纯属废话。

孟子在说废话吗?

咱们先别自己判断,先听听孟子的敌人的看法。

孟子的论敌,前文已经说过,一个是杨派,一个是墨派。《墨子》里有一篇“公孟篇”,记载一位叫公孟子的儒家人物和墨子在论坛上互相拍砖的经过。还记得上文才讲过的一位公明仪吗?——“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有人认为这位公孟子可能就是公明仪。咱们现在看的一直都是《孟子》,有时听孟子驳斥墨家思想,铿锵有力,把墨家人物批得一愣一愣的,好像儒家是全有理,墨家狗屁不是。可大家别忘了,《孟子》这书是孟子和他的弟子们编的(或者完全是弟子们编的),站的是儒家立场、孟门角度,若按人之常情,必然也是风光露脸的事巨细无遗,丢人现眼的事一字不录。咱们要是看看《墨子》,儒家精英公孟子在墨子面前整个儿一个出乖露丑的靶子。

《墨子》的“公孟篇”里,墨子问了儒者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乐’?”

儒者回答说:“乐以为乐也。”

这还真不是墨子胡乱编排儒家,孔子就真说过“行而乐之,乐也”,荀子也说过“乐者,乐也”。当然,这里边还有音乐的“乐”和快乐的“乐”的考辨问题,可咱们暂且不论,就说这种解释方式,看起来好像真是不大有说服力的。再回头看看孟子那句“彻者,彻也”,不是如出一辙吗?

墨子觉得这种解释很没道理,穷追不舍道:“如果我问你‘人为什么盖房子’(何故为室),合理的回答是‘为了能遮风挡雨’之类的,可要照你方才的说法,我问你‘何故为室’,你回答‘室以为室’,这不是跟没回答一样吗?”

所以,孟子这里说“彻者,彻也”还真让人搞不大明白。

——他老人家倒不是没可能说些废话,但是,说这么低级的废话恐怕不大可能。可这“彻”的问题到底怎么解释,也许当时不是问题,可后来就成了问题了,惹得大家众说纷纭的。

我们取一家之言好了。孟子解释夏、商、周三代的税制,大意是:“周人的‘彻’,是在对不同情况的通盘计算之后贯彻十分之一的税率;商朝的‘助’,是借助的意思,因为需要借助人民的劳力来耕种公有土地。古代有一位贤人叫龙子,他曾经说过:‘最好的税制是助,最不好的是贡。’‘贡’是夏朝的税制,在比较好几年的收成之后算出一个定数,以后不论丰年还是荒年,都按这个定数来收税。”

孟子接着说:“为什么说‘贡’这种税制不合理呢,因为丰收的年景粮食多,就算多收一点儿也不算过分,而荒年却不同了,人民群众哪里承受得起!”

滕文公小脸一红,赶紧给自己辩解两句:“您别全怪我,我们滕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历史遗留问题。”

孟子把眼一翻,“任何问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我给你讲讲咱们的历史。”

孟老师讲起了田制、税制,又牵扯到井田制的问题。

井田制到底真的存在过吗?前两本书里都谈及过这个问题。孟子这里引用的《诗经》“雨水啊,雨水,先落到公田,然后再落到我的私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两句诗可一直被人当做支持井田制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

这两句诗出自《小雅·大田》,也是一首农民诗,全诗描绘的情景我总感觉和《旧约·路德记》很像,《旧约》有很详细的古史记载,不少地方都很有参考价值。这事咱们再听听郭沫若怎么说,嗯,不看他那个可能“不是好文章”的《十批判书》了,看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说,在出土的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上看不出有和井田制相关的记载,而“雨水啊,雨水,先落到公田,然后再落到我的私田”这类证据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等等。还要注意,当时的“公”和“私”和后来的意思不一样,侯外庐就说,“公”是指大氏族所有者,“私”是指小宗长所有者,所以,所谓私田并不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自由民的私有土地。那么,公田……

——咱们先别忙下结论。郭沫若后来在《青铜时代》里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认为规整划分的公田是存在过的,虽然不像孟子形容的那样(我们马上就要见到孟子具体描绘的井田),在周朝初年,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一同在公田耕作,场面宏大,像是大规模的集体公社。

具体考证就不讲了,单这已经够烦人了。井田这东西或许有,或许没有,或许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被一代代有心的后人勾勒成了一幅具体而微的社会蓝图。

井田与否暂且不论,孟子说的税制到底可靠吗?

嗯,这也很难求证啊,就姑妄听之好了。十分之一的税收确实不高,后世的农业税既有低到三十分之一的,也有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的。低了是皇恩浩荡,高了你也没辙,再有,即便是低,如我在“梁惠王篇”里说的,受益的是不是农民,这还不一定呢。

农民问题谈完了,孟子该循序渐进了。

孟子接着说:“等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体有个着落了,那就该着手办教育了。”

滕文公小脸笑开了花:“您这话我爱听。办教育,当然要办教育,不但要办,还要大办!特办!——这可是个赚钱的买卖,对了,我不但要办教育,还要办医疗,出不了两年,我他娘的就能赶上比尔·盖茨了!哇哈哈哈——”

“嗯——”孟子大惊,“你这一贯温文尔雅的人,怎么说起脏话来了?!”

滕文公这才意识到说走了嘴,脸一红,赶紧解释:“您别介意,我刚才是太激动了,有点儿得意忘形了。”

孟子叹了口气:“唉,你倒是个好苗子,一说办教育就这么兴奋,难得啊!这办教育呢,有四个——咦,你掰手指头干什么呢?”

滕文公低着头,十根手指头动得飞快,嘴里还念念有词:“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抬起头,傻愣愣地望着孟子,“哦,您接着说,接着说,那什么‘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

孟子气结:“那是上节课的内容!滕文公同学,你别再‘为富不仁’了,好好听讲吧!”

“哎,哎,听讲,听讲……”

孟子接着说:“要办好庠、序、学、校。‘庠’的意思是教养,‘序’的意思是陈列,用前卫的话说叫实物教学,‘校’的意思是教导。地方上的学校,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至于大学,夏、商、周三代都叫‘学’,都是教育人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遵守行为规范的。贵族阶层把这些东西学好了,老百姓自然就会紧密团结起来。你们滕国把教育办好了,如果有圣王兴起,一定会来观摩学习的,这不就做了王者师了吗?”

——孟子这段话有没有人看出疑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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