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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于长安门。所忤恨辄加罪谪。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书暴振罪状，事发，磔于市，不覆奏。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凑集。工部郎中王佑以善谄擢本部侍郎，《纪事本末》：“佑貌美而无须，善伺候振颜色，一日振问曰：‘王侍郎何无须？’对曰：‘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兵部尚书徐晞等多至屈膝，其从子山林至荫都督指挥，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并肆行无忌，久之构衅瓦拉，振遂败。”以下人下节土木之变。
自正统初至十四年王振挟帝至土木被瓦剌也先所掳，其间政事，前七年上有太皇太后，下有三杨，号称平治，而振实已操权于其间；至后七年，则天下明认权在王振，帝虽日益长大，而倚赖振如父师。迨至蒙尘幸返，复辟以后，犹申讨前日诛戮振党之人，刻木为振形，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而振门下曹吉祥复以夺门功，有宠颛政，此亦见英宗之执迷不悟矣。顾明之根本，初不以此而甚被摧败，则以祖宗立法之深厚，于民生二字，虽至暗之君，至凶之阉，不敢漠视，士大夫稍受荼毒，实无关全国元气，以故君掳而国不摇，人民无离叛之意，敌国外患，反为廓清阉焰之一助，其后于明之全盛无损也。此可以知民为邦本之说，理不可移。其时之民，尚信明帝室足庇以安，孔子所谓必不得已，去兵去食，惟信不可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斯言足于明英宗之世得一证明也。恤民之政，在正统七年以前，屡见《纪》、《传》者弗论。八年以后，尚仍之不改，《纲目三编》于五年秋七月书：“遣刑部侍郎何文渊等分行天下，修荒政。”据《实录》云：“时太皇太后专以养民为务，每四方水旱，振济动亿万计，蠲免灾粮或数百万石，闾阎安乐，虽灾不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此明见之史文者。盖累朝家法，已成天经地义，官吏可以摧残，惟人民不可扰。且当时国无滥费，蓄积甚厚，凶阉求货，其道甚宽，以后累世权豪阉宦，剥削不尽，迭见以后数篇。至万历之末，始直接逼取民膏，至民实无以聊生，而后内乱外患交迫而至，二百余年巩固之业一朝而覆，民生之所系如是，盖民不信明之尚能庇我，即于覆亡无所惜耳。
第二节 土木之变
《明史·瓦剌传》：“瓦剌，蒙古部落，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其渠曰马哈木，曰太平，曰把秃孛罗。永乐六年，遣使来朝，贡马请封。明年夏，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后马哈木死，子脱欢请袭爵。十六年，封为顺宁王。宣德九年，脱欢袭杀阿鲁台。正统初，脱欢内杀其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立元后脱脱不花，以先所并阿鲁台之众归之，自为丞相。四年，脱欢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于是北部皆服属也先，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每人贡，主臣并使，朝廷亦两敕答之。”此瓦剌也先已往之略历。
《纲目三编》：“正统十四年七月，卫拉特瓦剌，清代改译为卫拉特，今尚称卫拉特旗。分道人寇。自正统初以来，卫拉特遣使人贡，王振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已而额森也先清代改译作额森。以二千人贡马，号三千。振怒其诈，令礼部计口给饩，虚报者皆不与，而所请又仅得五之二。额森恚怒，遂诱挟诸部分道大举人寇。此据《实录》所叙，较《瓦剌传》于王振召衅，原委较明。托克托布哈即脱脱不花。以乌梁海即兀良哈。寇辽东，阿拉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别将寇甘肃，额森自拥众从大同人，至猫儿庄，参将吴浩迎战败死，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同知石亨与额森战于阳和口，为监军太监郭敬所挠，瑛、冕战殁，亨单骑奔还，敬伏草中得免《瓦剌传》：“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军尽覆。”诸边守将俱逃匿。”郭敬为王振私人，见上节引《王振传》。此为瓦剌人寇已闻之败报。又云：“边报日数十至，王振劝帝亲征，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不听。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力谏，亦不纳。遂下诏令郕王居守，郕王名祁钰，帝弟，帝陷虏，遂即位，是为景泰帝。车驾即发京师，振及英国公张辅、诸公侯伯尚书侍郎以下官军私属五十余万人从行，仓卒就道。《纪事本末》：“命下二日即行。”军中常夜惊，过居庸关，群臣请驻跸，不允。至宣府，风雨大至，边报益急，群臣交章请留，振虓怒。成国公朱勇朱能子。等白事，皆膝行听命，尚书王佐、邝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请。钦天监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纬示儆，再前恐危乘舆。’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学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系社稷安危，岂可轻进！’振终不从。至阳和，宋瑛、朱冕败股处。见伏尸满野，众益危惧。八月戊申朔，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敬在阳和败时，匿草中幸免，故能言其状。始班师。振初议从紫荆关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乡禾，复改道宣府。”
《纪事本末》：“振班师，大同总兵郭登告学士曹鼐等，车驾入，宜从紫荆关，庶保无虞。王振不听。振，蔚州人，蔚州，明属大同府，故振亦称大同人。清改属宣化府。因欲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此所叙起人误会，似谓振之不从紫荆关，因欲邀驾至蔚州，既又恐损禾稼，复转而东，又拟转由紫荆关矣。按紫荆关在易州，由大同东南行，经蔚州入紫荆关，即至顺天府界。若由此路，安得为也先所邀？《史·瓦剌传》亦同《三编》，惟云改道宣府，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八月十五。始次土木。《英宗纪》：庚戌师还，是为八月初三。丁巳次宣府，是为初十。庚申，瓦剌兵大至，吴克忠兄弟战股，朱勇等救之，遇伏，全军尽覆，是为十三日。辛酉次土木，被围，壬戌师溃，帝北狩。较《瓦剌传》详确。足明当日师行日期，为虏所及，全由王振之罪，若由紫荆关，旬日已至京师矣。
又云：“邝埜再上章，请疾驱人关，严兵为殿。不报。又诣行殿申请。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振愈怒，叱左右挟出之。及发宣府，额森兵袭军后，邝埜所请疾驱入关，即入紫荆关。及发宣府，额森兵袭军后，即庚申诸将败股之日矣。次日，帝犹行次土木。恭顺侯吴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御之，力战死，后军溃散略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帅师四万往援，次鹞儿岭遇伏，全军俱覆。辛酉，次土木，日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众欲人保城中，振辎重未至，留待之，即驻营土木，地无水草，敌已合围，掘井深二丈余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敌所据，人马饥渴，束手不得动。敌分道自麻峪口人，都指挥郭懋拒战终夜，敌益增。明日，围御营，不得发，额森遣使议和，帝诏曹鼐草敕许之，敌佯退，振遽令移营，回旋间，行列已乱，敌以劲骑四面蹂躏人，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众裸袒蹈藉死，尸蔽塞川野，诸宦竖宿卫士矢被体如猬。帝与亲军突围不得出，下马据地坐，敌拥之去，中官喜宁从。振等皆死，官军死伤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等五十余人皆死。帝既人敌营，敌以校尉袁彬来侍。额森拥帝至宣府，传谕杨洪、罗亨信开门出迎，城上人对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诏。’乃复拥帝至大同索金币，广宁伯刘安、都督金事郭登、侍郎沈固、给事中孙祥、知府霍暄等出谒，伏地恸哭，以金二万余及宋瑛、朱冕、内臣郭敬家资进帝，帝以赐额森等。是时敌营城西，登谋遣壮士劫营迎驾，不果，额森遂拥帝北行。
“帝人敌营之明日，命袁彬作书，遣千户梁贵赍以示怀来守臣，言被留状，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师，以是夜三鼓从西长安门人，太后遣使赉金宝文绮，载以八骑，皇后括宫中物佐之，诣额森营，请还车驾。群臣闻之，聚哭于朝，议战守。时京师疲卒羸马不满十万，人情汹汹，侍讲徐珵大言曰：‘验之星象，稽之天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珵后改名有贞，谮杀于谦，见下夺门节。《史·本传》言珵于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本年（正统十四年）秋，荧惑入南斗，珵私语友人刘溥曰：“祸不远矣。”亟命妻子南还。《纪事本末》且云珵妻重迁，有难色。珵怒曰：“尔不急去，不欲作中国妇耶？”乃行。珵之前知如此。然天命已去，惟南迁可纾难之说，竟不售，且都城亦未破，妻子不去，亦未至遂不为中国妇。“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古有是占，而珵信之。其实何足为信？《史·天文志》：正统十四年，七月己卯朔，荧惑留守斗。此即徐珵所占。而其前洪武十五年九月乙丑，荧惑犯南斗。十九年四月己亥，留斗。七月辛巳，犯斗。八月丁亥，犯斗，则二十三年正月甲戌入斗。终洪武之世，所见者如此，当时又何尝以此为变怪乎？尚书胡濙不可，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侍郎于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南渡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学士陈循是谦言，力赞之。太监兴安亦厉声曰：‘若去，陵寝将谁与守？’金英因叱珵出之。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寝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辞甚切。太后悟，议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三日，太后遣额森使不得报，命郕王总百官，大小事俱启王始行。”
第三节 景泰即位后之守御
《英宗纪》：“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监国。”
《纪》又言：“甲子，京师闻败，群臣聚哭于朝，侍讲徐珵请南迁，兵部侍郎于谦不可。”是即议定固守之日。前言帝入敌营之明日即癸亥日，八月十六。帝书示怀来守臣索金肓，守臣送京师，是夜三鼓入西长安门，明日朝堂聚哭，即甲子日。十七。太后皇后以金宝文绮诣也先营迎驾，自与聚哭同时，越三日不得报，乃命郕王总百官。与此所谓乙丑十八。即命监国者微异，或监国尚非总百官耶？
《纪》又言：“己巳，二十二日。皇太后命立皇子见深为皇太子。”
《纪事本末》：“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阙下，谕曰：‘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命郕王临百官，此谓帝亲征时命郕王祁钰居守。然庶务久旷，今特敕郕王总其事，群臣其悉启王听令。’此即命为监国，惟未书明其日。辛未，太后诏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命郕王辅之，诏天下曰：‘迩者寇贼肆虐，毒害生灵，皇帝惧忧宗社，不遑宁处，躬率六师问罪，师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选贤与长，立见深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万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则所谓太后命总百官，与立太子同日，诏天下文具在，自必可信。《纪》书立太子在已巳，是甲子败报闻，乙丑先命监国，而两宫之金肓亦于乙丑遣使赍之北行，越三日不得报，即越丙寅、丁卯、戌辰三日，至已巳，遂立太子而命郕王总百官以为之辅也。诏文明白，传位自在太子；总百官以辅政自在郕王。后来即位，犹曰以长君绝敌之望，至易储则景帝之私，尽改初议，所以肇夺门之祸，不可讳矣。清帝《御批辑览》并责郕王不当即帝位，此又属帝王之私心。若也先不闻明已有君，视蒙尘之帝若赘，岂肯送之使返？最上，俟帝反即归政；次则不易储以终，令帝统属英宗之后，人心亦无所不平，且孰不念危城守御之绩。特从《纪事本末》具录诏文，所以立夺门之案也。
《纲目三编》：《三编》此文，剪裁《纪》及于谦、王振各《列传》详略有法，故用其文。郕王摄朝，御午门左门，右都御史陈镒等恸哭请族诛王振，振党马顺叱群臣退。给事中王站淬顺发啮其肉，骂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尔耶？”与众共击之，立毙。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王惧欲起，于谦直前挟王止，请王宣谕百官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寻执王山至，令缚赴市磔之，《纪事本末》谓山及弟林皆从驾死于兵，所斩乃其族属。《振传》则谓王命脔山于市，与《三编》同。振族无少长皆斩，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无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归，亦籍其家，下狱锢之。方于谦之止王谕众也，既定，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最笃老，执谦手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于是朝廷益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上言：“寇得志，要留大驾，势必轻中国，长驱而南。请饬诸边守臣协力防遏。京营兵械且尽，亟分道募兵，令工部缮器甲，修战具，分兵九门，列营郭外。附郭居民皆徙人内。文臣如轩者，宜用为巡抚，武臣如石亨、杨洪、柳溥者，宜用为将帅。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王深纳焉。征两京、河南、山东、江北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