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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亲鞫，必杀之。’已又令王指挥即缚斩西市，毋人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而前使者已缚时勉从端东旁门人，不相值，帝遥见骂曰：‘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时勉叩头曰：‘臣言：“谅暗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帝闻言色稍霁，徐数至六事止，帝令尽陈之，对曰：‘臣惶惧，不能悉记。’帝意益解，曰：‘是第难言耳。草安在？’对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称时勉忠，立赦之，复官侍读。比王指挥诣狱还，则时勉已袭冠带立阶前矣。”此仁宗之本色发露时也。《陈祚传》：“出按江西，时天下承平，帝颇事游猎玩好，祚驰疏劝勤圣学，其略曰：‘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圣贤格言，无不毕载。愿于听政之暇，命儒臣讲说，非有大故，无得间断，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开广聪明，增加德业，而邪佞以奇巧荡圣心者自见疏远，天下人民受福无穷矣。’帝见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学士陈循顿首曰：‘俗士处远，不知上无书不读也。’帝意稍解，下祚狱，逮其家人十余口，隔别禁系者五年，其父竟瘐死。其时刑部主事郭循谏拓西内皇城修离宫，逮人面诘之，循抗辩不屈，亦下狱。英宗立，祚与循皆得释复官。”此宣宗之本色发露时也。仁宗闻直言而扑折其人胁骨，临死尚以为大恨；宣宗因《大学衍义》之书名，疑为藐其未读《大学》，至逮其家属隔别系狱，终其世不释，至瘐死其父，虽极暴之君不是过矣。然两朝之致太平则非虚语，惟尽心民事之效耳。民为邦本，使民得所，即为极治。虽有暗昧之嗣君，万恶之阉宦，穷荒极谬，犹数百年而后亡。读史者以此为龟鉴，无得罪于百姓，即为国之根本已得，其余主德之出人，皆非损及国脉之故也。
第七节 明代讲学之始
中国太古无征，自周以来，教在六经，传授六经者为孔氏。秦火以后，掇拾废坠，卒用儒术，原本六经，以为国本。其后，传经派别，有考据、义理两宗，考据近乎科学，义理类乎宗教。世之治也，两派相辅而行；及其衰也，两派互相非毁。考据家病义理为空疏，义理家薄考据为玩物丧志。明、清两朝士大夫大抵尊重儒学，尤尊宋儒之义理，至清中叶始偏重汉学。明则始终未有此变，故气节操守，终明之世不衰，政教分合之故，读史者不可忽也。
元时卑视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之为学，自为风气，亦不乐与蒙古、色目为伍。南方为宋故都，儒学特盛，元一代学者承其流风，至人明犹有范祖干、谢应芳、汪克宽、梁寅、赵汸、陈谟诸儒，皆为心性之学，而措之躬行。《明史·儒林传》具载事实。当太祖时，儒者用世，若刘基、宋濂等皆粹然儒者，学以孔、孟为归。太祖尤乐闻儒术之言。《明史》列传二十三陈遇等《传》、二十四陶安等《传》、二十五刘三吾等《传》，其人纯驳不同，要其所陈皆不越孔门规范。太祖建国金陵，宫殿落成，不用前代画壁等美观之法，令遍书《大学衍义》以供出人省览。范祖干被召，即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当是时，太祖以不学之人，而天资独高，能追上理，一以孔氏之遗书身体力行，为天下先，可云政教合一之日。迨成祖则好尚已不如是归一，犹知选用儒臣，辅导太子太孙，纯谨之风，在士林未甚漓丧。仁宗享国日浅。宣宗自命文字甚高，然不解吾儒笃实之学，陈祚以《大学衍义》劝令儒臣讲说，无得间断。帝大怒，谓：“竖儒薄朕未读《大学》。”囚系祚合家，终其世不赦，致其父瘐死狱中。试较太祖时之壁上遍书，愿时时省览之意，令人叹不学者独尊正学，杂学者竟以务习圣学为藐己。政与教不得不分，正学既不为君心所悦服，而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犹知受教于纯儒，使孔、孟之道未坠于地，则不能不推讲学之功矣。明帝王之不知正学，自宣宗始，而讲学之风，亦始宣德时。明儒绍宋儒之学，史家皆言自月川先生曹正夫始。正夫，名端，以举人中会试乙科，为霍州学正，卒于宣德九年。其后即有薛文清公暄，其名绩已多在英宗之世。今于宣宗以前，述月川学派，以明理学在明代之所自始。
《儒林·曹端传》：“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着足处，两砖皆穿。尝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传》又言端作《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学者称月川先生。
按宋儒言太极，朱、陆间已有违言，明儒言太极者甚多，往往为人讪笑。据月川之说，以性理为太极，即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也；静存之说，即所谓静中观喜怒哀乐也。人之性情不得其正，皆缘喜怒哀乐发不中节。儒者之心理学，乃从喜怒哀乐未发时先下功夫。人未有喜怒哀乐之先，性本得中，长保此中，不使一遇可喜、可怒、可哀、可乐而与之俱偏，然后可以应事接物。我有应完之性分，凡事凡物，不足移我性中之定理。此是儒家真本领，言之太涉玄妙，反招讪笑，则亦儒者托体太高，致人神秘之域，使人不可解说耳。《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即是静中所涵喜怒哀乐未发之景象。
《史窃·道学曹端传》：“知府郭晟造焉，问政，端曰：‘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晟拜手受教。”《本传》亦传此事，而语较简。其语极有味，故取其详者。上官问政，得其答语，拜手受教，讲学之风成。士大夫能折节向道，此教与政分而人知受教，所以维世道人心而不遽敞也。
《明通鉴》叙端事，有樵者拾金钗，以还其主。人以为异。樵曰：“第不欲愧曹先生耳。”有高文质者，往观剧，中道而返，曰：“此行岂可使曹先生知也！”此则教化被于途人，非真以身教不能得之。
第三章 夺 门
明至英宗之世，童年践祚，太皇太后最贤，抚帝听政，任用旧臣。初年纯守仁、宣遗范，而不纵宦寺则有胜焉。未几，慈宫崩御，阉竖擅权，毒流缙绅，身陷受辱，赖有弟监国，守御得宜，敌挟帝而无所利，卒奉驾还都修好，不可谓非景帝之功在社稷矣。但以争嗣易储，兄弟启衅，贪功之流，拥英宗复辟，反杀景泰时守御功臣，是谓夺门之案。传子宪宗，皆为阉所惑，政令驳杂，纲纪日替。赖有孝宗，挽以恭俭，使英、宪两朝之失德稍有救济，祖宗之修明吏治亦未遽尽坏。考明事者，以孝宗以前为一段落，不至甚戾祖德。故以英、宪、孝三朝合为夺门一案之时代，以述其政治之变迁焉。
第一节 正统初政
明自太祖、成祖以后，宣宗崩时未满四十，英宗嗣位时仅九岁。赖辅政者皆仁、宣旧臣，尤赖太皇太后贤明，导帝以委任旧人，一遵仁、宣之政，发号施令，蔚然可观。正统初年，在史为明代全盛之日，其实帝有童心，始终蛊惑于阉人王振，特太皇太后在日，帝尚有所畏惮，振亦未敢放恣耳。故即位以来之善政，不但不改前朝，且有为宣宗补过之处。宣德十年正月即位，是月即罢十三布政司镇守中官，其余减税钞复洪武旧额，罢金银朱砂铜铁坑冶，免其课。三月，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诏死罪必三覆奏。八月，减光禄寺膳夫四千七百余人。九月，诏四方毋进祥瑞。释陈祚、郭循于狱，复其官。皆宣宗时已略有缺失而一一为之补救者。其以王振掌司礼监，则亦在宣德十年九月，英宗嗣位之后。
王振盖宦官中狡黠最初之一人，《史·宦官传》但言其为“蔚州人，少选人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又云：“帝尝以先生呼之。”考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王振，山西大同人，永乐末，诏许学官考满乏功绩者，审有子嗣，愿自净身，令人宫中训女官辈，时有十余人，后独王振官至太监，世莫知其由教职也。”王振之出身教职，俞曲园《笔记》曾举为异闻。今考《通鉴辑览》及《纲目三编》并《明书》，皆言洪武中设内官监典簿，掌文籍，以通书算小内使为之。又设尚宝监，掌御宝图书，皆仅识字，不明其义。及永乐时，始令听选教官人内教习，然则永乐时使教官人宫充教习，记载甚明，盖皆本《实录》。惟《周咨录》乃明言其净身始人，而王振即其中之一人，是以英宗称以先生，当由宦官宫妾习称有素。宣德元年之内书堂，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授小内使书。其后大学士陈山、修撰朱祚俱专是职。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后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则自设内书堂以后，教内侍者为外廷之翰林院官，非复净身之辈。而正统初所教之小内使尚未深通文墨，独有王振为已读书而后为阉者，故得独出其所长，以弄冲主于股掌之上也。
仁、宣旧臣，正统初资望重者五人。《纪事本末》：“太皇太后张氏尝御便殿，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被旨人朝，上东立，太皇太后顾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顷，宣太监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颈。英宗跪为之说，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岂知此辈祸人家国。我听皇帝暨诸大臣贷振，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纲目三编》系此事于正统二年正月，后人以此时不诛振为惜，而责五臣不能成张后之美。
旧臣虽有五人，张辅武人，胡濙亦才不逮三杨，且其时政在内阁，故正统初政，责在三杨。杨士奇尤为国所倚重，《史》称士奇公正持大体，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而于谦、周忱、况钟之属皆用士奇荐，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流。然自英宗践阼，王振实早已挟帝用事，非特士奇莫能纠正，即太皇太后亦未尝不牵率其间。自宣德十年，振即掌司礼监，时辅臣方议开经筵，而振乃导上阅武将台，集京营及诸卫武职，试骑射殿最之。有纪广者，尝以卫卒守居庸，得事振，大见亲昵，遂奏广第一，超擢都督金事。自此招权纳赂，诸大臣自士奇以下，皆依违莫能制。《史》又言太后尝遣振至阁问事，士奇拟议未下，振辄施可否，士奇愠，三日不出。太后问故，荣以实对，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士奇所谢罪，且曰：“再尔，必杀无赦。”此当是振始为司礼监时。正统元年三月，太皇太后以士奇等请，始开经筵，为前此数朝未有之重典。《明通鉴》言时振方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谓：“今之月讲，不过虚应故事，粉饰太平，而君臣之情不通，暌隔蒙蔽，此可忧也。”即日抗章致仕去。《纪事本末》言四年十月，福建按察金事廖谟杖死驿丞，丞故杨溥乡里，金事又士奇乡里也，溥怨谟论死，士奇欲坐谟因公杀人，争议不决，请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应对品降调。”太后从之。降谟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渐摭朝事。此不过谓张后之前振亦仍得干国事耳。其实，自元年以来，国事何一不为振所隐预。元年十二月，下兵部尚书王骥狱，则以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己，会骥议边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骥而责之曰：“卿等欺朕年幼耶？”遂执骥及右侍郎邝埜下狱。寻释之。未几，右都御史陈智劾张辅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举奏，帝释辅不问，杖御史、给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风指，屡摭大臣过，自公侯驸马伯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劾，或下狱，或荷校，至谴谪殆无虚岁。大臣下狱荷校，《史》所载甚多，兹不一一备录。既而太后复多病，益不及多问外事。五年三月，建北京宫殿。六年九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与外廷宴。是日，帝遣使问王先生何为？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耶？”使复命。帝蹙然，命开东华中门，召振至，百官候拜于门外，振始悦。振之对帝如此，百官可知。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崩，振益无忌惮，遂去宫门所铸太祖禁内臣预政铁碑。三杨中荣于五年先卒，士奇耄，以子稷为言官所纠，坚卧不出，溥年老势孤，继登庸者皆委靡，于是大权悉归振。《振传》言：“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八年五月，雷震奉天殿，敕修省求良言。陈得失，语刺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大理少卿薛暄、祭酒李时勉素不礼振，振摭他事陷暄几死，时勉至荷校国子监门。御史李铎遇振不跪，谪戍铁岭卫。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璟狱。怒霸州知州张需禁饬牧马，校卒逮之，并坐需举主王铎。又械户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