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_第48节

抗论不允。

贺九仪、张胜、张明志等将心中焦躁，先后将这些人治罪处死。

至此，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了陈邦傅、胡执恭矫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敕书，同时，也为“敬酒不吃吃罚酒”一语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尽管已经得到了秦王之封，但孙可望并不快乐。

不是说了吗？强扭的瓜不甜。

他觉得，这个“秦王”的封号既然来得这么勉强，永历君臣这么心不甘情不愿，不如自己做皇帝算了。

于是，他在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暗地里却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以范鑛、马兆羲、任僎、万年策等为吏、户、礼、兵部尚书，阴萌异志。

严起恒死后，永历帝打算破格授予杨畏知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入朝辅政。

孙可望为了震慑永历君臣，玩儿了一手敲山震虎，将杨畏知处死。

面对孙可望的示威之举，永历政府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多话。

同年冬，尚可喜、耿继茂和孔有德合击南宁，永历政权岌岌可危。

孙可望疏请永历帝移跸云南。

当下形势，似乎只有移跸云南一途可行了。

廷臣朱天麟就奏道：“云南山川险阻，雄师百万，北通川、陕，南控荆、楚，亟宜移跸，以坚可望推戴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

可是，首辅吴贞毓因为曾反对过封孙可望为秦王，顾虑重重，不敢决策，而永历帝有过刘承胤的前车之鉴，也担心入了云南会被孙可望所控制，移跸之举，迟迟未成。

孙可望派来的护卫将领贺九仪见朝廷心存疑虑，一副宁死也不肯靠近原大西军的模样，不由愤然说道：“秦王为请移跸滇黔，特命我扈驾。今诸臣既各疑贰，我岂能担此重任乎？”

改日，不辞而别，率军拔营而去。

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线国安部已近逼近南宁。

改日，南宁失陷，永历君臣仓皇出奔，经新宁州（今广西扶绥）乘船溯左江逃至濑湍（今广西崇左县东）。

到了濑湍，水位低浅，舟船难行。永历只好下令尽焚龙舟重器，由禁兵抬辇走陆路经龙英（今广西大新西）、归顺（今广西靖西）、镇安（今广西德保）窜往桂滇交界处。

长途跋涉下来，从官大部逃散。

永历帝在云南东边一个名叫皈朝的村子里度过了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的新年。

转年正月，迁到了广南府（今云南省广南）。

孙可望接到报告，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永历迎往贵州安隆千户所城居住。

他派副总兵王爱秀带兵护送，在呈上的奏疏中写道：“臣认为圣上的行在处于偏僻的广东显得太过孤助无援，曾再三迎请，却未奉允行。今年正月初三日接到外后营总兵狄三品等人塘报，说皇上圣驾已经抵达皈朝，准备移跸广南，臣不胜欣喜。臣先前考虑到圣驾必定有移跸的时候，所以先派遣各营兵马肃清沿路清军、流寇，确保道路安全。广南虽说是内地，但与交趾交界，人情叵测。臣反复思量，觉得安隆所一地最适合皇上安居。安隆所是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完整坚固，行宫只需略加修葺，就巩固无虞。考虑到皇上屡历艰危，应该从长远眼光出发，不能再出现任何惊忧。现在皇上既然已经到达了安隆，就可暂劳永逸，一切御用粮储，从贵阳输运，朝发夕至，虽然比广南接近交夷，但安全系数远胜广南。臣现在特别派遣副总臣王爱秀前来奉迎。如果日后恢复了中原，往东南迁都，也减少许多艰难纡折之苦。临奏不胜激切。”

这时的孙可望打造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云南省会昆明；另一个是贵州省会贵阳，他本人就坐镇于贵阳。

论理说，永历帝既已进入了云南境内，孙可望应该将他迎至昆明。但孙可望却担心永历帝到了昆明后会得到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拥护，明祚复振，自己帝业难成。于是，派人把永历帝从云南境内迎入贵州。虽迎入贵州，却又不愿迎至贵阳。在贵阳，孙可望已隐有国主气象，一旦永历来了，孙可望就得时时朝见称臣，威信大减，且以后重大的军国要务都必须在形式上取得永历帝的认可才能施行，在孙可望看来，这简直是一种作茧自缚的行为，万不能行。

于是，经过再三斟酌，他把永历移跸的地点定在了安隆。

安隆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处偏僻，城小民稀，虽然号称千户所城，城中居民实不过百户。

孙可望认为，把永历安排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既可以隔绝永历朝廷和李定国等人的联系，又避免二龙（指他自己和永历帝）同时出现在贵阳的尴尬局面，同时，自己又可以对永历政府实施很好的监控。

永历朝廷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接受了孙可望的安排，在王爱秀护送下搬到了安隆千户所。

启程之前，永历帝下令将安隆改为安龙府。

由“隆”改“龙”，这一字之变，大含寓意——永历希望这是一个足以让自己安心休养的福地。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公元1652）二月初六日，永历帝抵安龙，扈随的廷臣、文武官员，止五十余人，再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所有。

永历帝居住的千户所公署低矮简陋、使用器物奇缺，景况凄凉。

当然，孙可望也并非不管永历帝的死活。他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隆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负责监督永历君臣，并定量供应少量银两、粮米（每岁银八千两，米百石）。

永历帝初到安龙，李定国、刘文秀自称孙可望之弟，曾派人前来问候，并奉进银币、食物等物。

孙可望得知，对李、刘二人大为忌恶。

为防万一，孙可望明确下令，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未经自己许可，一律不得到安龙探望永历帝。

永历帝实际上成了一只金丝笼里面的鸟雀，所有“大小战争，诛斩封奏”之权全部落入了孙可望之手。

一时间，“孙可望欲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传言遍布黔、滇两地。

孙可望冷笑着给永历帝上疏嘲讽说：“挟天子令诸侯，是因为天下还有诸侯，诸侯还有天子；现在的天子已经是泥菩萨过江了，我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

永历帝览疏自愧，无地自容。

此年三月，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攻取贵州；命平西王吴三桂由嘉定出叙州攻取川南。

孙可望乃部署两路出兵：一路由刘文秀率领，王复臣为副帅，由滇东出四川叙州，下重庆，包围成都；一路由李定国率领，冯双礼为副帅，以八万步骑，经黔东，出湖南，由武冈趋全州，直逼桂林。

孙可望自为主帅，居中策应。

68 刘文秀战四川

刘文秀与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同为张献忠四大义子。刘文秀在张献忠时代最出彩的表现是：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冬，大西军由湖广入川，刘文秀时任平南先锋，曾发布有一道惩治明督师阁部杨嗣昌家族的檄文，文中说：“照得朱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焉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

该檄文是大西军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珍贵文献，文中充分地表达了大西军除暴救民的起义宗旨。

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国，刘文秀即被任为抚南将军，曾率部攻克绵竹、绵州（今绵阳）、邛州（今邛崃）、丹棱、洪雅、夹江、峨眉等地，多有战功。

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公元1652年），刘文秀受孙可望派遣，以抚南元帅的名义率军入川。其在八月到十月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迅速扫清了川东各种形形色色的割据势力，结束了四川地区军阀林立、互相杀伐、蹂躏百姓的混乱局面，让百姓过上稍微安定的生活。

时人赞道：“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尽，虽杀运犹未尽，民难犹未弥，而回视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倾耳戴目，东窜西奔，以欠赊须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

这一年（永历六年，顺治八年，公元1652年），孙可望疏请封刘文秀为抚南王，让刘文秀为主帅，王复臣为副帅，由滇东出四川叙州，下重庆，进围成都。

孙可望这么部署的原因是清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李国翰已经占领了成都、重庆、叙州（今宜宾）、马湖（今屏山）、邛州、雅州、嘉定、眉州等府县，渐对云南、贵州形成侵逼之势。

刘文秀大军于八月初进抵叙州，突然发力，一举克城，俘清总兵南一魁。

该战，清军方面败得很惨，他们发回清政府的报告是：“全军覆没，南总兵（南一魁）不知下落，马总兵（马化豹）只身逃回，甲喇、牛录死难者数十余人。”

既得叙州，刘文秀又一鼓作气，强攻重庆，将据守重庆的清军打得落花流水，生擒清梅勒章京白含真。

重庆之战，清军支离削弱，只有百人逃回保宁。

据守在成都的吴三桂、李国翰等人被大西军的凌厉杀气所慑，于八月十九日奔往夹江县与四川总督李国英紧急会商，准备放弃整个四川，全师北撤，以保万全。

清四川总督李国英、巡按御史郝浴等人极力反对，不得已，吴三桂、李国翰等人率军进入清朝在四川设置的临时省会保宁（今四川阆中），准备据守保宁。

清军在绵州、广元等处遭到刘文秀大军的掩杀，伤亡惨重。

十月初，大西军进抵保宁城下。

听说吴三桂、李国翰等人就龟缩在城内，那么，该怎么处置这帮狗汉奸呢？

刘文秀的胆气很足，他的口号是包饺子、一锅端。

刘文秀下令将城团团围起来，准备全歼吴三桂等部。

为了不让吴三桂一人一马脱逃，刘文秀还抽调军队北塞葭萌关，东塞梁山关，将清军的逃跑之路彻底堵死。

刘文秀的胃口实在太大了。

大得连副帅王复臣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王复臣看来，刘文秀这种做法是有违常规兵法的。

《孙子兵法·军争篇》中就明确提出：围师必阙。

须知，无论是在野战阵地还是在城寨防守作战中，面临被围境地的敌人，通常只会有三种想法：一是投降，二是死战，三是观望，听命于指挥官。

如果在包围时故意留一个缺口，可能会使敌军指挥官在逃跑还是死战之间摇摆不定，同时也使得敌军士兵斗志涣散。相反，如果围得太紧，将敌人置于必死的境地，就会激发出敌人巨大斗志，围歼敌人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此，王复臣举手反对，说：“毋围城，围则师分而弱！”

王复臣觉得，只要集中兵力攻克了保宁，就算有部分清军溃逃入陕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收复全川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

但刘文秀不是这么认为的。

刘文秀对自己的作战能力有相当自信，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收取一城一地，而志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现在，敌人已成瓮中之鳖，奄奄待毙，为什么还要放他们一条生路？

的确，保宁城三面环水，西、南二面临嘉陵江，东面则为东河，江河对岸是连绵不断的山脉，且外无援兵，已成一座孤城，明军占领了城外各山头，军中又有鸟铳营的优势，延山放铳，据险凭城，隐然已稳操胜劵。

然而，刘文秀的盲目自信最终还是葬送了好前程。

被包围在保宁城中的吴三桂等人发现退路已经完全被断，便不再有他想，一意死拼，作困兽斗。

死拼之前，吴三桂通过周密的侦察，发现了围城队伍的最薄弱的环节——新投入大西军中的张先璧部。

十月十一日黎明，刘文秀麾军攻城，炮声震天，兵马蔽山而下，南自江岸，北至沙沟子，横列十五里，前列战象，次用火炮、鸟铳、挨牌、扁刀、弓箭、长枪，层叠里许，蜂拥攻城。

辰时，吴三桂率部开门出城，直闯张先璧部。

张部抵挡不住，阵形大乱，很快波及相邻的部伍。

清军趁势扩大战果，四下猛攻，大西军几经调整，还是难扭战局，最终全线瓦解，副帅王复臣、总兵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杨春普等被清军擒杀，损失士卒大半、战象三只、马骡二千三百余匹，刘文秀的抚南王金印也被清军缴获。

吴三桂虽然侥幸得胜，但回思战斗过程，自觉其间涉险，不啻剃头，不由得抚摸着已经剃得光溜溜的脑门叹息道：“生平未尝见如此劲敌，特欠一着耳。”

孙可望接到败讯，失望加恼怒，以永历帝名义将刘文秀革职解兵，发往云南闲住，另外下令乱棍打死张先璧，以正军法。

刘文秀大军的情况是这样，且看另一路——李定国大军的表现。

69 李定国复广西

李定国，字宇宁，陕西绥德人（乾隆五十年《绥德直隶州志》卷八《杂记》），十岁即入张献忠军中，历经战阵，饱受风沙磨砺。及成年，身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以宽厚慈仁著称，每战，骁勇超逸，有“万人敌”、“小尉迟”之称。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年仅十七岁的李定国率部将二万人，跟随张献忠驰突于豫楚大地。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大西军攻湖北重镇襄阳，李定国薄城先登，一举奠定胜局。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年底，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封李定国为安西将军，与孙可望并称千岁，地位仅在张献忠和孙可望之下。

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死，李定国和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一道率大西军余部转入滇、黔，旬月之间即破交水、曲靖，占领昆明。

随后，李定国率师东出，连克呈贡、师宗、通海、河西、蒙自、临安等地，悉平迤东；并于永历二年（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破沙定洲所据大小三百余寨，平定全滇。

时逢乱世，天下汹汹，李定国以春秋大义自许，倡议举滇、黔、蜀三地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

明云贵总督范鑛曾密语李定国：“感谢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