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这些部队,在清兵南下之际,都绝大部分投入清军队伍中去,给老东家南明政府狠捅窝心的冷刀子,弘光政府想不亡也难。
然而,就在江南百姓在歌颂和渴望清朝政府的好政策的时候,清朝政府开始露出其凶残的面目了。
基本就在多铎擒获弘光帝的同一时间,阿济格所部清朝西路军也顺利地占领了之前大顺军曾经盘踞的全部地方,并将大顺军首领李自成赶入了湖北通山县,而在通山县,李自成这位横行一世的枭雄被乡团打死,由此,大顺政权已经名实俱亡。
南明和大顺两大政权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消灭,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未免得意忘形,认为全中国的统一不过指掌之间,接下来的事,只是安排官员前往接管地方而已。
而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搜刮财富,好好享受了。
怎么搜刮呢?
多尔衮前后施行了五条非常缺德的政策: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剃头改衣。
先说占房,多尔衮初入关内,首要之务就是要解决八旗大军,包括随行家属共二十多万的衣食住行问题。在住房一项上,刚开始,八旗军士和随行家属是与当地居民杂居的,但北京历经兵刀之灾,死人太多,鼠疫肆虐,为了不被鼠疫夺去性命,多尔衮采取隔离法,一股脑把北京内城的原住民赶走,这样,八旗军士和随行家属就全部占领了北京内城的民宅。普通百姓无法与手持大刀的女真悍兵相抗,只好忍气吞声地服从了安排。这么一来,多尔衮就把这种做法形成制度,宣布清军每打下一座大城市则要把内城的居民赶出来,建立“满城”,以便于在当地驻军。
通过占房,住的问题是解决了;对于吃的问题,多尔衮又在畿辅地区(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推行了一个“圈地”运动。
江南百姓不是眼馋北方佃农凭空得到了一块块无主荒地吗?北方佃农的快乐时光很快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痛楚。
亡明灭顺后的多尔衮开始处理耕地的分配问题了。怎么分配?很简单,圈地。
29 清兵如蟹,曷迟其来(二)
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发布了圈地令,声称自此令下达之日起,将把京郊四十一个县的无主荒地分给满洲兵将。
政令一下,各旗官兵踊跃策马,四处圈地,也不管耕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许许多多自耕农、中小地主家中的耕地都被圈去了。
史惇在《恸余杂记》记:圈田所到之处,原田主一律被逐出,室内所有物品均被新田主所占。原田主的妻妾奴仆长得相貌丑陋的可以带走,长得漂亮养眼的,则被强行留下。
这些自耕农、中小地主在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为了能活命,他们聚集起来,向清廷申诉。
多尔衮正为旗人圈了地而缺少人丁耕种发愁,看了民众的申诉,又出台了投充政策。
所谓投充,多尔衮为美化其说,诡称是朝廷“为贫民衣食开生路”所量身定做的“善政”,即:生活没有出路的贫苦农民可以自由自在地投到满洲各旗下充当奴仆,这样,就可以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快乐”生活了。
想想看,原先自己有地种、有田耕,但被清政府这一恶搞,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变成了旗人家的奴仆,不能迁移、不能改业、不能科举、不能搞信仰自由,谁还能“快乐”得起来?
而且,大明帝国原先所盛行的封建租佃制被几千前所盛行的奴隶制取代,这从社会发展史上来说,是一种大倒退。
当然,说完全没有人因为可以投充到满洲人旗下而感到“快乐”那又太绝对了。一些奸猾的汉族地主还是钻了投充后可以免除赋役的大空子,高高兴兴地带着自己的地投到旗人的门下,和旗人相勾结,地实际上还是自己的,但再也不用向政府交税了,而且还能以旗人的名号横行乡里。
正是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多尔衮不得不在“投充”令下达后的第三个月发布了“反投充令”,宣布停止投充。
“反投充令”是颁下了,但投充恶政的施行时间实际上还在延伸,直延至清中期乾隆年间。
比投充持续时间更长,对汉族百姓摧残和迫害更深的即是“缉捕逃人法”。
所谓逃人,是指不愿意在满洲旗人庄园逃出来的奴隶。
这些奴隶,原本是明朝的普通百姓。清军入关以前,就曾在辽东、畿辅、山东先后俘掠一百万以上明朝百姓,分赏到旗下充当奴仆。清军入关以后,在征战和圈地和投充运动中,奴隶人数激增,更有千百万以上。
奴隶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子孙后代的命运也被钉死在奴役的枷锁上,为了破除这副枷锁,他们稍有机会,都会千方百计地奔跑逃亡。
奴隶就是满清权贵的私有财产,怎么能容忍你出逃?而且,一旦出逃数量过多,庄园田地上的农活也没法干了,满清大老爷们又怎么过日子?
所以,多尔衮严厉地推出了“缉捕逃人法”,称“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
鉴于逃人出逃后绝大部分是去投靠亲友,多尔衮又别出心裁地制订出“薄惩逃人,重治窝主”的方针,即“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又将邻佑流徙”。对于抓回来的逃人,一次、二次只处以鞭笞、发回原主,三次便处以绞刑;而对于收留逃人的窝主则处斩,左邻右舍也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缉捕逃人给汉族百姓造成了深重灾难。史料记载:国初最重视追捕逃人。一个逃人被抓获,往往牵连出一二十家甚至五六十家人。被牵连到的人无不倾家荡产。究其原因,是有的逃人在逃亡路上,所经过之处,不过有好心人的家里吃一餐,或留一宿,便使该好心人遭受到牵连。
前述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四项虽然恶毒缺德,但真正对全中国汉族人的精神造成巨大伤害的,却是剃发易服令。
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都有剃发结辫的习俗,比如五胡十六国时期,人们就称剃发结辫的鲜卑拓人为“索头奴”。蒙古人和契丹人也是剃发结辫的,剃光头顶,两边留辫子。辽金时代的女真人的发型和结辫位置恰好与蒙古、契丹人相反。《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太宗曾强令占领区的汉人剃发,称:不许再穿汉服,剃发不合格的,死!
作为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继承了女真族旧俗,男子的发饰与女真族完全一样,将头发半剃半留,剃去周围头发,只留颅后发,编成一条大辫子,垂于脑后。以彩色丝线系结,再饰以金银珠玉等。
满族人经历了几百年,发型一直没变。满族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一撮如钱大之头发留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发皆剃光,所以称为“金钱鼠尾”。
一般来讲,满族人只有“国丧”和“父母丧”内百日不剃,平时除中间一小撮外,周围头发不能留蓄。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所以,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
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汉民成千上万不愿剃头,自投鸭绿江而死。当时当地,汉民有时候剃发后结果更惨。由于明清方面的拉锯战,剃发汉民常被明军杀死,士兵们割头后冒充满人首级去报功。
皇太极继位后,杀人方面有所收敛,但对剃发则要求更严。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源于他读过书,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坚定认为,女真如果汉化,后果肯定会速亡。
清军初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剃发令。由于吴三桂等明朝降官劝说,加之北京及周围地区人民反抗连连,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于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我为了区分顺民和逆民,所以颁布了剃发令,通过剃发与否来区分顺逆。现在听说民意抗拒剃发,说我不是以文教来安定民心,那么,从此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现在,随着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的相继覆灭,多尔衮认为强令天下剃发易服的时机到了,六月初五日,便下谕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六月十五日谕礼部道:从前剃发的制度没能统一,就暂时听任百姓自便,准备等到天下大定了再统一颁布剃发令。如今四海一统、中外一家,君王犹如父亲,百姓犹如儿子;父子一体,不能有半点违抗?如果国内不统一剃发,就属于存在二心。从今日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半个月之内,直隶各省地方接到剃发令后,也是限半个月之内,一律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就是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不剃,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此令一下,全中国汉族人民不仅有亡国之怆,更有亡天下之痛。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大声疾呼:有亡国,有亡天下。怎么区分亡国与亡天下呢?如果只是易姓改号,是为亡国;如一旦出现兽吃人、人吃人的局面,就是亡天下。要保国家不亡,主要责任在于国君及其臣子;要保天下不亡,则天下匹夫人人有责!
为了免除剃发易服,数千万汉族男儿勃勃不屈,抗争至死,南北中国,以水泼油,鼎沸不已,千万人头,滚滚落地。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不少州县也递上降表,归顺清朝。但剃头令一下,一场以抗拒剃头为焦点的反清猛火便迅速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了。
30 江阴城十万人同心死义(一)
由于中国北方已经饱经战火涂炭,生灵几尽,元气已伤,而且大顺、大明及张献忠的余部都南下,北方拒剃发的抗清行为表现得比较分散、微弱。
接下来数十年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主要出现在南方。
最先亮剑拒绝剃发,继而掀起弘光朝灭亡后南明第一波抗清高潮的是南直隶常州府的江阴县。
江阴,因地处“大江之阴”而得名,是一个地理上的小县,南北宽七十里,东西长一百四十里,其北滨大江,东连常熟,西界武进,南界无锡、阳湖,位置重要,乃是山水交汇之地,且土地肥沃、产量奇高,每年输出粮食六万多石,赋税十多万两白银,富庶繁荣。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在这里驻军,俯临大江,观其如鹅鼻截江,火脉直射金山,曾有过建都的意向。
江阴民风淳朴,敦礼让,尚气节,轻富贵,崇自由。有明一代,如徐麒一类不愿入朝为官者比比皆是。而忠臣义士,也不乏其人。如正德朝,宦官刘瑾擅政误国,在朝任职的三位江阴人:主事黄昭、御史贡安甫、史良佐,就因以挽死谏、以奏章忤,被称为“江阴一时三忠”。天启朝“东林后七君子”中的缪昌期、李应升也是江阴人氏。
弘光政权倾覆,由弘光政府任职的江阴县令林之骥不肯入清为官,也颇具气节。
林之骥,进士,福建莆田人。崇祯十七年上任,因为听不懂江南话,被人称为“林木瓜”。清豫亲王多铎攻下了南京,随即遍檄四方,附近州县的官员纷纷投降,林之骥却愤然挂印辞职而去。
在林之骥的带头下,江阴参将张宿、海防程某、县丞胡廷栋、学使朱国富、兵务马鸣霆等也纷纷去任。
江阴没有县令,清廷便安排降清的前明进士方享负责接管。
方亨,河南人氏,是大明末年的一个无耻文人。当初,河南省还没有进入清朝版图,方亨就急不可耐地跑入清营大献财物,因而得到了清廷的青睐。
赴江阴任职之日,方亨纱帽蓝袍,没有改换明朝的服饰,不带家属,只有家丁二十余人,一副小人得志的派头。
入了县衙,方亨出具清廷的委任状,宣布自己为江阴县令,正式接管江阴。他拖着官腔问管理造册的官吏:“各县已献册,江阴何以独无?”官吏赶紧出具各图造册。方亨将其收起,派人送往南京,意为江阴已经归顺清廷。
新官上任三把火。
方亨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全县民众必须剃发。
他声称:“豫王有令,江阴限三日剃发!”
五月二十七日,有四个长相凶悍的满洲兵莅临江阴,自称奉清常州太守宗灏的差遣,前来监督剃发执行情况。对这四个满兵,方亨毕恭毕敬,奉若神明,将他们迎入同察院,然后严令剃发。
二十八日,方亨出示告示,严申剃发是满清的法令,不能违背。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举了十大侮辱,其中剔发、易服占其中之二。况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这头发岂可说剃就剃?
尽管方亨一再重申,但全县百姓无一人愿剃。
二十九日,县里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乡绅聚在一起,联名上书要求留发。
上任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没办好,方亨恼怒不已,见了这帮人,不由得破口大骂。
众人听他骂,一齐回骂,说:“汝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
方亨被气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改日清晨,方亨到文庙行香,众多百姓在后试探追问,说:“如今江阴既已归顺,江阴百姓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方亨板着脸说:“还没有执行剃发令。常州府派遣来的四名满兵,便是专门前来负责此事的,你们赶快剃发。”
众人愤然道:“头发怎可剃掉?”
方亨森然作色道:“这是大清律令,不可违抗!”
一个名叫许用的书生高呼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
吵闹不休之间,从常州府发来了布告,上面赫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句子。
方亨命书吏抄写该布告以四下张贴。
书吏看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字眼,一下子没忍住,把笔摔到地上,发狠说:“死了算了,抄什么抄?!”
方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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