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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1947年10月26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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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论雅俗共赏》、《经典常谈》
文艺鉴赏的程度
夏丏尊
题解
此篇录自《文艺论ABC》，大旨谓文艺鉴赏有程度之等差。文艺乃一种广义之象征，惟能与作者之深潜生命交感共鸣，才能体会到作品之神髓；所谓鉴赏，实读者作者间一段生命的交流。鉴赏高级文艺，应于无形中升高醇化自己的人格，非深得个中甘苦，自难有此惬心之论。
一部名著可有种种等级的读者。又，一读者对于一部名著，也因了自己成长的程度，异其了解的深浅。文艺鉴赏上的有程度的等差，是很明显的事了。在程度低下的读者之前，无论如何的高级文艺，也显不出伟大来。
最幼稚的读者，大概着眼于作品中所包含的事件，只对于事件有兴趣，其他一切不问。村叟在夏夜讲《三国》、讲《聊斋》、讲《水浒》，周围围了一大群的人，谈的娓娓而谈听的倾耳而听是这类。都会中人的欢喜看济公活佛、《诸葛亮招亲》，赞叹真刀真枪真马上台，是这类。十余岁的孩子们欢喜看侦探小说，是这类。世界所流行什么“黑幕”“现形记”“奇闻”“奇案”等类的下劣作品，完全是投合这类人的嗜好的。
这类人大概不能了解诗，只能了解小说戏剧。因为小说戏剧有事件而诗则除了叙事诗以外，差不多没有事件。其实，小说之中没有事件可说的尽多。近代自然主义的小说，其事件往往尽属日常琐屑，毫无怪异可言。即就戏剧而论，也有以心理气氛为主，不重事件的。在这种艺术作品的前面，这类人就无法染指了。
不消说，作品的梗概，原是读者第一步所当注意的，但如果只以事件为兴味的中心，结果将无法问津于高级文艺。而高级文艺在他们眼中，也只成了一本排列事件的账簿而已。
其次，同情于作品中的人物，以作品中的人物自居者，也属于这一类。读了《西厢记》，男的便自以为是张君瑞，读了《红楼梦》，女的便自以为是林黛玉。看戏时因为同情于主人公的结果，对于戏中的恶汉，感到愤怒或者甚而至于切齿痛骂。诸如此类，都由于执着事件以事件为趣味中心的缘故。
较进步的鉴赏法，是耽玩作品的文字，或注意于其音调，或玩味其结构，或鉴赏其表出法。这类的读者，大概是文人，一个普通读者，对于一作品，亦往往有因了读的次数，由事件兴趣进而达到文字趣味的。《红楼梦》中，有不少的好文字，例如第三回叙林黛玉初进贾府与宝玉相见的一段：
“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旧相识，恍若远别重逢一般。’”
在过去有青埂峰那样的长历史，将来有不少纠纷的男女二主人公初会时，男主人公所可说的言语之中，要算这样说法为最适切的了。这几句真不失为好文字，但除了在文字上有慧眼的文人以外，普通的读者要在第一次读《红楼梦》时，就体会到这几句的好处，恐是很难得的事。
文字的鉴赏，原不失为文艺鉴赏的主要部分，至少比事件趣味要胜过一等。但如果仅只执着于文字，结果也会陷入错误。例如诗是以音调为主要成分的，从来尽有读了琅琅适口而内容全然无聊的诗。不，大部分的诗与词，完全没有什么真正内容的价值，只是把平庸的思想辞类，装填在一定文字的形式中的东西。换言之，就是靠了音调格律存在的。我们如果执着于音调格律，就会上他们的当。小说不重音律，原不会像诗词那样地容易上当，但好的小说，不一定是文字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ovski）的小说，其文字的拙笨，凡是读他的小说的人都感到的。可是他在文字背后有着一种伟大吸引力，能使读者忍了文字上的不愉快，不中辍地读下去。左拉的小说，也是在文字上以冗拙著名的，却是也总有人喜读他。
一味以文字为趣味中心，仅注重乎文艺的外形，结果不是上当，就容易把好的文艺作品交臂失之，这是不可不戒的。中国人素重形式，在文艺上，动辄容易发生这样的毛病。举一例说，但看坊间的《归方评点史记》[1]等类的书，就可知道了。《史记》，论其本身的性质是历史，应作历史去读，而到了归方手里，就只成了讲起承转合的文章，并非阐明前后因果的史书了。从来批评家的评诗、评文、评小说，也都有重文字形式的倾向。
对于文艺作品，只着眼于事件与文字，都不是充分的好的鉴赏法。那么，我们应该取什么方法来鉴赏文艺呢？
文艺是作家的自己表现，在作品背后潜藏着作家的。所谓读某作家的书，其实就是在读某作家。好的文艺作品，就是作高雅的情热、敏慧的美感、真挚的态度等的表现。我们应以作品为媒介，逆溯上去，触着那根本的作家。托尔斯泰在其《艺术论》里把艺术定义了说：
“一个人先在他自身里唤起曾经验过的感情来，在他自身里既经唤起，便用诸动作、诸线、诸色、诸声音，或以言语表出的形象来传这感情，使别人可以经验同一的感情——这是艺术的活动。”
“艺术是人类活动，其中所包括的是一个人用了某一种外的记号，将他曾经体验过的种种感情，意识地传给别人，而且别人被这些感情所动，也来经验它们。”
感情的传染，是一切艺术鉴赏的条件。不但文艺如此，大作家在其作品中绞了精髓，提供着勇气、信仰、美、爱、情热、憧憬等一切高贵的东西。我们受了这刺激，可以把昏暗的心眼觉醒，滞钝的感觉加敏，结果因了了解作家的心境，能立在和作家相近的程度上，去观察自然人生。在日常生活中，能用了曾在作品中经历过的感情与想念，来解释或享乐，因了耽读文艺作品，明识了世相，知道平日自认为自己特有的短处与长处，方是人生共通的东西，悲观因以缓和，傲慢亦因以减除。
好的文艺作品，真是读者的生命的轮转机。文艺作品的鉴赏，也要到此境地，才是理想。对于作品，仅以事件趣味或文字趣味为中心，实不免贻“买椟还珠”之诮，是对不起文艺作品的。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试看孔子对于《诗》的鉴赏理想如此！
我们对于文艺，应把鉴赏的理想，提高了放在这标准上。如果不能到这标准的时候，换言之，就是不能从文艺上得着这样的大恩惠的时候，将怎样呢？我们不能就说所读的作品无价值，依上所说，我们所读的都是高级文艺，是经过了时代的筛子与先辈的鉴别的东西，决不会无价值的。这责任大概不在作品本身，实在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复读瞑思。第一要紧的，还是从种种方面修养自己，从常识上加以努力。举一例说，哲学常识是与文艺很有关联的：要想共鸣于李白，多少须知道些道家思想，要想共鸣于王维，多少须有些佛学趣味；毫不知道西洋中世纪的思想的，当然不能真了解但丁（Dante）的《神曲》，毫不知道近代世纪末的怀疑思想的，当然不能真了解莎士此亚的《哈姆雷特》。
注释
[1]《归方评点史记》——归即归有光，方为方苞。
[2]见《论语·阳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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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神曲》、《水浒传》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
题解
魏晋时期的文章风格由追求辞藻的华丽渐渐转变为“文以气为主”，是一个文学的自觉的时代。鲁迅先生用贯通中西的深厚学理，梳理了魏晋时期文章风格的演变和一些代表人物的文章风格，并结合史实与其对历史独辟蹊径的理解，将“魏晋风度”这一士大夫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和药与酒的影响结合起来，予以穷本溯源，深刻剖析。文章诙谐幽默，文笔犀利深邃，读后获益良多。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