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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在爱好上与白色人种异其趣，虽未免稍多宿命观的色彩，大体却说得很有意思。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1]，又何以嗜好迥殊耶。我这样说似更有阴沉的宿命观，但我固深钦日本之善于别择，一面却亦仍梦想中国能于将来荡涤此诸染污，盖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变尚不至于绝难欤。
我对于日本文化既所知极浅，今又欲谈衣食住等的难问题，其不能说得不错，盖可知也。幸而我预先声明，这全是主观的，回忆与印象的一种杂谈，不足以知日本真的事情，只足以见我个人的意见耳。大抵非自己所有者不能深知，我尚能知故乡的民间生活，因此亦能于日本生活中由其近似而得理会，其所不知者当然甚多，若所知者非其真相而只是我的解说，那也必所在多有而无可免者也。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怀疑。但是，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叫“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偶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廿四年六月廿一日，在北平
注释
[1]雅片——即鸦片。
阅读延伸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戴季陶《日本论》
文艺之研究与鉴赏什么与怎么
任白涛
题解
作者从文艺的本质入手，解释了要读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和怎样去读两个问题。认为文艺作品都是诗性的，只有从这一本质入手，才不用局限在分类概念当中，才能真正地研究文艺作品。举例生动，耐人寻味。
从什么读起？这是将要读文艺作品时候的最先来的问题；怎样的去读是次来的问题。
研究文艺与研究别的科学不同，没有程序和方法。应当以兴味为出发点；不喜欢的，自然不必而且不愿去读它；所以先读什么的问题，实不成为问题。
“文艺概论”的作者们，常把文艺分成诗与散文之二大别，或是小说戏剧诗歌三大别。彼等对于少有一些特殊的含蓄物的文艺，更随便把它起个什么幻想的作品，哲学的作品，历史的作品，或是叙事、抒情、勇武等名称。这样的分法，乍然看来，很有意思，其实是毫没意思；只能在研究文艺的初学者的头脑里，装入许多的烦累罢了。研究文艺应首先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看丢前述的文艺的本质。更申言之：若是知道情绪或情热——狭义的说，人类性的表现——是文艺的根基，则把文艺分成诗与散文，是不十分必要的。通常以有韵的为诗，没韵的为散文，但是被人称为散文的典籍，具有优美的韵的，实在不少。广义的说：一切文艺尽是诗的——即文艺的木质里都含有诗的成分，不止文艺，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诗的。因为“诗的”是一切艺术的枢纽，所以文艺的领域，无论怎样的区分，也少不掉它的诗的滋味。探寻根底，得着诗的滋味，就是文艺研究的唯一目标。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则从何处着手，也不妨事。像学几何一般由平面而立体，像学化学一般从无机到有机的程序，在文艺研究上是没有的热心研究文艺的人，是能够得着“发见文艺的真美的欢喜”的。彼等只是看见尊贵的东西，即在古寺的书库里或是陋巷纸铺的笼底，也要把它搜出来的。彼等是常以热诚的心愿，敬虔的眼睛，去搜寻名著和伟作的。
“文艺的概念，是于读了种种作品以后，自然地了解的。没有土不能烧砖，想把抽象的文艺概论装入脑里，乃至于愚。像狗吃骨头一般去读文艺的实际的作品好了。假若有探询读书的顺序的，这与问狗先吃骨头的哪一端是一样的叫人吃惊”，这也是伯奈特说的。
其次应注意的，就是初见文艺作品时，要有与批判生人同样的用意，冷静的人有冷静的态度，情热的人有情热的态度，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有外面冷静而中心情热的人，有外面情热而中心冷静的人，文艺作品也是这样的。观察生人不可疏忽，观察生的作品，也是不可疏忽的。申言之，对于外面冷静的情热家的观察，要审知在他冷静的态度中，含有不冷静的成分——他的态度是根本的不冷静的。又世间有外貌亲切而中心狡诈的人，有外貌凶顽而中心慈祥的人；这种外观上的矛盾，当然可照前例解释——即前者的亲切，不是真的亲切，后者的凶顽，不是真的凶顽，要是仔细把他们观察一番，是自然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形象的。
无经验的人，遇若外貌亲切而中心狡诈的人，很容易为他所欺骗；无经验的文艺研究者，遇着这样的作品，也是很容易受它欺骗的！可尊敬的人决不是像火酒那样地魔人，乃是渐次地表现他的伟大的。伟大的文艺作品，也是不会使最初的读者对它如吃火酒一样而醉倒的。真值得敬畏的大文艺与真值得敬畏的大人物一样，初次看见他时，觉得也没有什么出奇，必定支付精细的注意，这才能感知他的真价值哩。
因为不理解作品就把它舍弃，这种人永远难和杰出的作家成知己；如果认真地去和它接触，那是决不会舍弃。遇着名作而不能起预期的兴味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怀着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杰作何故我看着没有兴味”的感想。
嫌那作品没有兴味便把它断作恶作而舍弃不顾的人，便是不适于研究文艺的人；反之，纵然不解那个作品而却能虚心领教的人，文学的宝库便在这种人的面前展开了。
当捕捉微妙的音响时，必定把耳朵竖起来，或是用手挡着耳朵；我们是应该把耳朵竖起来，或是用手挡住它而一些不漏地去听那在遥远的地方所发出的大作家的灵魂的美妙的音响，不可因不理解而蹉跎！
再说个浅近的此喻。杰作好像真正的美人，决不是娼妓般的艳抹浓妆出来的美人。一见虽不怎样地惹人注目，可是她实在有越看越看不厌的天成的丽质，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做恋之对象的，是可以“与启示爱之秘密同时教给我们应当怎担负我们的运命而以二重的慰藉授予我们”的。
阅读延伸
叶圣陶《文艺作品的鉴赏》、朱光潜《谈文学》
论雅俗共赏
朱自清
题解
“雅俗共赏”是一个在文化领域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孰雅孰俗，以什么为界限，雅与俗能否真正平等，历来争论不休。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论雅俗共赏》，相信你会豁然开朗。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馀”。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馀”。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馀”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