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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余名敢死队员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共有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葬于广州东郊黄花岗，是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起义尽管失败了，但它震动了全国，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到半年，就爆发了武昌起义。陈布雷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曾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八十多年过去了，文章对青年诸君提出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还有着积极的意义。
诸君！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黄花岗烈士死义纪念，我知诸君心中必定觉得很沉痛；因为那一次死难的，差不多全是和诸君同样年龄的青年。兄弟自身的感觉，更和诸君不同；因为辛亥广州起事，距今已经有十八年，在诸君看来，是一种悲壮的史迹，在兄弟则是一种差不多目击而且是并世发生的事实。兄弟回想到那时节，正是和诸君同样的在求学时代。我们那时候的青年界，革命的心焰，也和现代青年同样的热烈。可是所感到的痛苦，恐怕十倍于诸君。就因为那时候大多数的同学，受了清廷“奖励出身”的笼络政策的麻醉，科举的余毒还没有扫净，上焉者埋头不问世事，下一等的便只想毕业以后去作官，对于昌言革命的人，差不多非笑嘲谑，无所不至。所以我们当时所感到的痛苦，并不是学校当局的压迫，乃是四周死气沉沉的冷空气。
突然间霹雳一声，有百数青年不自量力的去进攻总督署，这是何等惊人的新闻！而且这许多实行革命的青年，都是从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得了高深的知识回来，有学政治、法律的，有学科学或医学的。他们竟肯抛弃了他们功名利禄的“前程”去做这样悲壮的牺牲，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何等深刻的反省材料。
那时候宣传这件悲剧最热心的，要算上海的《神州日报》。这个报纸是和张静江、于右任、杨笃生诸先生都有关系的，他们就乘这机会来鼓吹革命，他们很详尽的载登了举事和死难的经过，很精细的描写死难烈士的家庭情形和传记，很艺术的介绍死难烈士的遗容和遗墨。这一来，真使得“天下震动”，向来寂寞寡情的青年觉悟了，向来怀疑革命的老前辈因怜才观念而流泪了，向来轻视革命势力的清廷官僚，震惧得不可名状了，甚而至于满洲宗室，也不敢再坚持高压政策，而有一部分人主张速行立宪了。因此而所谓清廷内阁的意见愈加分裂，昏庸的亲贵为之心惊胆落，各处的义士愈加慷慨奋发，结果遂有辛亥八月的武昌起义，以开中华民国的初基。
所以黄花岗烈士的死难，在事实上没有寸土尺地的成功，而精神上实在是推翻清廷的主力。我们景仰先烈，应该认识他们这一种慷慨轻生的精神，和转移风气的力量。这一役最使得我们注意的便是：
（一）他们的壮烈。他们那时候出发攻打督署的，只有一百三十人，而死难的有七十二人。其间有不少福建的青年学生，本是预备回福建去革命的，经过香港，知道广州大举，便踊跃的加入。这样的服从干部和只求革命成功的纯洁精神，是值得我们追念的。
（二）是他们的牺牲精神。死难烈士中有两位姓罗的和姓李的，他们本来是受命率领死士去占领军械局和电报局的，可是在起事前两天，已经由干部变更计划，命他们中止了，但他们仍旧只身加入，力战而死。
（三）是他们的勇敢。那时候大多数都是文弱的书生，像朱执信先生，便是一个著名极文弱的少年，但他也加入了战线。
（四）他们情感的真挚。我们从方声洞、冯超骧、林觉民诸位烈士的诀别老父、爱妻的遗书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的公而忘私。但也不是完全否认了家人之间的情感，他们在死生呼吸中，诀别家人，或者勉励妻子善视老亲，或者劝慰父母为大义节哀，都是缠绵悱恻可以令人下泪。近代青年中有的只知道谈恋爱，图享乐，有的以为革命和情感根本不相容，非斩绝一切的情感，便不能革命。看了黄花岗烈士的榜样，似乎可以找出一条路径了。
我上面讲的话，是要供青年诸君深思刻省的资料，并不是说要求诸君个个人像烈士般去牺牲生命。生命的牺牲，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革命环境已入一个新时期，青年诸君肩头要担负的责任，有比牺牲生命繁重十倍，艰难十倍的。从前革命的对象是反动的威权，只要不怕死，就有成功之希望；现在革命的对象更复杂，军阀、帝国主义以外，还有潜伏各处的种种的反动势力，不觉悟的社会，不健全的政治，急切不能整理好的国家，都要靠我们拿出精进的力量来奋斗的。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多方面的，不怕死以外，还要不怕难，不惮烦。我们要学从前理学家的一句格言，叫做“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不存决死之心，决不能负求生之任；不为求生而决死，即便是无目的地导引民族入于毁灭之途了。
兄弟如今有一个比喻，黄花岗死难烈士，好比我们的长兄，为了保家复仇，慷慨的决斗而死了，剩下来未报的仇，未铲除的敌人，未完成的事业，未振起的家庭，未长成的遗孤，都要我们来负责的。所以我们的责任，十倍的重大，我们的前途，格外的困难。诸君当中没有接受三民主义的，兄弟要求诸君认清我们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地位，和国际情势的迫切，一致集中在三民主义下来奋斗。已经入党的同志，兄弟要求诸君不可以不满意党务政治一时的现象而灰心丧气，去从享乐主义找出路，也不可以为愤激而丢了三民主义而别寻路径。须知道我们取得党籍，正和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一样有郑重的意义，我们难道为了国家一时没有清明的希望，而去加入别国的籍么！我们要想到黄花岗烈士死难的时代，革命成功的希望是很少的，然而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的去干。现在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这样地位，我们可以因小小的挫顿或失望，而丢却我们的责任么！
青年诸君！请追念烈士的遗型，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不怕死。死且不怕，而岂怕难！同时我们得以忍痛负重的精神，不断的向各方面努力，时代所需要于我们的，确不仅是“不怕死”。我们的责任，确是比先烈十倍的繁难。但这是我们的注定的命运，我们只有积极的接受，加倍的努力。先烈的好榜样，便是我们的指路碑。
阅读延伸
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哀思
陈西滢
题解
本文选自《西滢闲话》。叙写作者对孙中山先生的追思与哀悼。先以孙先生移灵的场景做引子，再记述一位冬烘先生和吴稚晖先生对孙中山的不同看法，然后又追述作者两次亲见孙中山的情况，最后表达了作者的体会，人们对孙中山的景仰，完全是受了他伟大人格的感召。全文层次分明，文字朴实，感人至深。
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的时候，我也杂在鹄立道旁的数万人中瞻望。我听了那沉雄的军乐，看了那在微风中飘荡的白幡，和在幡下走动着的无组织、无秩序、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臂上系着黑纱、胸前戴着一朵白纸花的千千万万的人——大多数是少年人，我已经觉着心中一阵酸痛，眼泪便涌到眼眶里了。
我想到我只见过孙先生两面，也是在民众对他表示他们的景仰的时候，不过那两次是欢迎，这一次却是哀悼了。
在民国没有成立以前，孙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神话传说的人物。就是民国已经成立，那时的神话传说也并未减少势力，我还记得有一个冬烘先生，在民国元年找吴稚晖先生求事——并且要想在孙先生的临时政府里求一事。他说，他早就知道孙先生是不凡的人物。有一年，孙先生乔装了一个施药郎中，牵了一只黑狗到常熟，终被人识穿了，知县派了五百名大兵去捉拿他。他们把孙先生团团围住了，孙先生不慌不忙，吹了一口气，脚下便生了一朵白云，腾空而起，一直飞到上海跑马厅才落下来，这是他亲眼看见的。那时我初进中学校，听了这种话，还不懂得笑，只觉得生气。可是，我所知道的孙先生，其实也是模模糊糊的，只不过靠着些报纸上的照相和不大可靠的记载而已。此外吴先生那时有几句话，在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使我觉到孙先生的伟大人格，他说：“革命党得了志，他们的面目全变了，始终保持着本来面目，没有染上一些官僚习气的，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尤其是孙中山先生。”他又常说：“孙先生的度量真大，有许多曾经在患难时背弃他的，现在来了，他仍旧一视同仁地看待他们。”
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孙先生，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孙先生下野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天下午，特地到沪宁车站去，到时，车站里面已经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那时弱小无力的我，再也没有方法可以进门。我只好立在车站外的道旁人丛中等待着。在听见了欢迎声和军乐声的多少时以后，我便见几辆汽车慢慢地从车站出来。为首的一辆中，坐着一个穿着很整齐的西服的人，他的温文端正的面容，光光的头发，八字胡子，一望而知是孙中山先生。他举起了高顶的丝帽，面上微微露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可是不几秒钟就过去了。
我第二次看见孙先生，便在第一次的后几天。上海新舞台特别演了一晚戏，欢迎孙先生。那天楼上的座位招待客人，楼下还是卖座。我那晚跟了吴先生，也坐在一个侧面的包厢里。我永远不会忘记，孙先生走进他的中间包厢的时候，楼上楼下的人都站了起来，戏台后的演员有的化装已完，有的还没有化装，有的化装方一半，也都出来立在舞台上；他们首先举起帽子，欢呼万岁，楼上楼下的人都应和着，把我的眼泪都抑止不住地叫出来了。
我还记得那天演的是波兰亡国恨，可是我的眼光，大约在戏台上的时候，还没有在中座包厢的时候多吧！大约因为觉察着我如此，吴先生忽然在我肩上拍了一拍，立起身来，向孙先生的包厢走去，我见了也就跟着。他走到那包厢的后面便站住了。我起先以为他同孙先生说话去呢，此时知道是让我就近处看看他。我站立在那里，一直到孙先生起身出去。中座包厢中只坐着两个人，中山先生和他的公子哲生先生。他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眼光直注在戏台上，他那秀美的面容，优闲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一个书生政治家来。政治家像孙先生这样地有气魄而无架子的，我到欧洲以后还偶然见过，在中国可以说没有。
孙先生身后站立的人渐渐地多了，他走的时候，已经立满了人，他见了相熟的人，或是握一握手，或是笑一笑，出去了。他的声音，我还没有听见过。
孙先生灵柩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正回想着民国元年的记忆。我正见八九个孙先生的老朋友、老党员，抬着灵柩向前走着，我的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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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丛中走了出来，归途中想到我所见的都是下台时的孙先生。民国元年那一次，正是他第一次下政治舞台；这一次——末一次，非但下政治舞台，并且是下人生舞台了。世界不是一个舞台吗？相隔十余年，每次下台，都有千千万万的人欢迎着和哀悼着，孙先生之外，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魔力？孙先生在国人心中的势力是怎样来的呢？我想想与其说是他的功业，还不如说因为他的伟大的人格吧！
延伸阅读
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韦慕廷《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美国的民主
费孝通
题解
本文选自《民主·宪法·人权》一书。前半部分讲述费孝通年轻时访美，在与美国老百姓日常交谈中，了解了美国的政治状况以及普通市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后半部分是费先生和他妻子在同看一部美国电影后，对美国政体的讨论。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对民主和自由做了十分简洁明白的诠释。
我还记得前年在美国北部一个农家做客，主妇太太和我们谈起了罗斯福的新政，我就问她：“你是哪一党的？”她很简单地回答我：“共和党。”我接着又说：“你常去开党团会议的吗？”她不大明白我这问题，张大了眼睛表示要我解释一下，所以我又补充说：“你们怎样入党的？入党的手续怎样？有没有党证？交不交党费？”这些问题把她更弄湖涂了。“对不起得很，我不很明白你的问题。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是我上一次大选时投威尔基的票，我觉得罗斯福总统做了太久，该换换人了。”
我对于这位太太的话也相当的不清楚，因之不能不再问下去：“你每次选举总统都去投票的么？每次投共和党候选人的么？你是不是考虑哪位候选人中不中你自己的意，只要他是共和党推举出来的，就投票选他么？……”
她很不好意思地摇一摇头：“按理我有了权利就该投票，可是也有时懒得去，譬如说兰登和罗斯福竞选那一次，我病了没有去。”她笑了笑，“若是我去投票，我会选罗斯福的。”
“兰登不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么？”我插口说。
“是的，可是我不喜欢他。”
“你不是自己说是共和党人么？”我又问。
“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投票选那个我不喜欢的兰登呀。这次我们县里选举议员，我又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我认识他，他是个好人。费先生，你以为我说是共和党人就必须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么？那不是民主。我有我的自由，谁也不能一定要我投谁的票。上一次我选威尔基，汤姆（她的丈夫）就投罗斯福。投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