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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往往倾向于“佛教”。各人的个性不同，因此各人对于宗教的信仰，亦随着不同。但无论信仰怎样的不同，社会方面与国家方面，总应该给以完全的自由，使他们各就性之所好，决定自己的信仰。故自事实而论，所谓宗教自由，实仅限于信仰方面的自由，并且此种自由，只是人生一方面的权利，与其他种种权利并合起来，才构成个人自由。故曰，自由不是单纯权力的表现，乃是各项权利的集成。明乎此义，可知一个人单单享着宗教信仰的权利，而没有政治活动的权利，他的自由，并没完备。易言之，必须个人的宗教、政治、伦理及经济多方面的权利，完全得到保障，方有整个健全的自由可言。各国人民对于参政权之重视者在此，各国经济解放之呼声日高者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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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密尔《论自由》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
题解
五四运动以后，以激烈的政治手段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观点日益高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这篇文章掀起了学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卷入其中。这场论争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时值今日，“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解之题。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民国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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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享福与吃苦
何仲英
题解
本文旨在阐述享福与吃苦的关系，勉励大家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中人”。全文先指出一般人的通病是享福，不愿吃苦。接着说明我们享受社会众人奉献之福，也该吃苦尽责，并举古中外圣贤豪杰的行事与言论，印证唯有吃得了苦，才能有成就而享福。最后期望大家能革除奢侈浮靡，从吃苦做起，养成勤恳、不懈的精神，以尽社会一份子的责任。
现在我国人的大毛病，只是图享福，不愿吃苦。一般做父母的，常常以为年纪大了，应该享福；享不到福，便叹命苦，便悲福薄。有许多青年人也作如是想，看见人家享福，羡慕得很；勉强他们暂吃辛苦，而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希冀，总是对准享福的方面去进行的。甚至读书只要文凭，不肯在学业上努力；只望“做人上人”，不愿“吃苦中苦”。这种观念，虽不敢说普遍在一般青年的脑海当中，但至少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我们不得不注意，不得不觉悟。
我们不必希望做“人上人”，但必要做“人中人”。我既是人中人，就当尽人的一份责任。没有农夫，哪里有饭吃？没有瓦匠、木匠，哪里有房子住？没有工、商，哪里有物品？没有效命沙场的战士，哪里可以克服敌人，保护我们的安全？没有呕心绞脑的学人，哪里会有发明、发现和著述，来满足我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我们一时一刻的需要，都有无量数的劳动者——无论是劳心或劳力——辛辛苦苦地来供给，而我们坐享其福。我们若不是也吃一点苦，也尽一点责，我们非但对不住他们，亦且何以对得住自己呢？
特殊阶级的人，坐享优越的生活权利；或拥遗产，或发横财，或领干薪，他们享现成福，用不着吃苦，也想不到世上有苦可吃，这真是人群的蠹虫。我们须知最可敬爱的，是世上最大多数的肯吃苦、肯工作的平民，他们只要做一天人，就干一天事，他们的生命总是完全靠吃苦来撑持的。吃苦的人多，享现成福的人少，社会国家自然富强；吃苦的人少，享现成福的人多，社会国家自然衰弱。若是大家都要享福，不愿吃苦，国家未有不亡；享福也就等于泡影，终至吃苦而已！
我们翻开历史来看，古今中外，几多圣贤豪杰，哪一个不是从吃苦中磨炼出来的？佛世尊身为王子，多福多乐，独愿舍家入山，苦修六年，睡在旷野中、树林下，穿着死人遗下的衣服，每日仅吃几粒豆子、几粒芝麻，维持生命；这是多么苦恼，而他独处之泰然，所以成为教主。孔子一车两马，周游天下，宁受天下揶揄，而救世之心终不稍减，奔波之苦迄未挂怀。这种吃苦的精神，尤其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再看晋朝名臣陶侃，他怕生活过于松散，每天要搬砖头；英国名相格兰斯顿，每日午饭后要劈一点钟的柴。难道他们一个要做瓦匠，一个要做伙夫吗？笑话，笑话，他们决不是的。他们不过借此锻炼吃苦的精神，恐怕身体安逸了，将来不能做事。他们的用心是很深远的。
《论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大学》又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王阳明解说道：“闲居时有何不善可为；只有一种懒散精神，漫无着落，便是万恶渊薮，便是小人无忌惮处。”前清末年，京城里的旗人，个个总靠一份口粮，舒舒服服过日子；个个都是镇日地拿着一只雀笼，口里哼着几句京腔，何尝不舒服？何尝不享福？就此一点便可亡国而有余，哪里还能够支持得住国家！
我们不怕享不到福，只怕吃不到苦。享福、吃苦，都是有代价。以吃苦始者，多以享福终；吃一己之苦者，享一己之福；吃众人之苦者，享众人之福；真正会享福者，先要备尝艰苦，而后苦尽甘来，始有滋味。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是磨炼意志的最好机会，这是鼓励吃苦的不二法门。
诸位青年啊！你现在很失意吗？你家里很穷吗？没有钱买书，没有力量升学吗？你身子很单薄吗？你脑筋迟钝，不能做艰难的功课吗？你想改科，贪图省事吗？你过惯了学校生活，受不住家庭压迫、社会欺凌吗？你自以为是少爷阶级、上流身分，叫你洒扫、应对、布衣、恶食，你就不肯吗？你假如存着这种心思，你的前途还有什么希望呢？
奉劝诸位：得意莫欢欣，失意莫苦恼。享福不为福，吃苦不为苦。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宋儒又说：“少年得志大不幸！”现在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正志士努力工作之日，摩顶放踵，有所不惜，更哪里可以偷安旦夕，享福自娱？
我们虽不敢希望个个人能有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概，但至少要有陶侃、格兰斯顿的勤恳、不懈的精神。我们虽不见得有什么大苦好吃，但至少要革除一切奢侈浮靡的不良习惯。做人要从吃苦做起，吃苦要从细微处做起。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中人：这是对于诸位的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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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论逆境》
黄花岗烈士纪念会演说词
陈布雷
题解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