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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林，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
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像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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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为什么要爱国
潘大道
题解
本文从反面立论，提出国家在历史上的罪恶已经不少，何以要爱国？笔锋至此一顿，引起读者的兴趣。接着阐明本文立论的角度，即讨论“我们与国家有什么关系”；然后次第展开正面论述，得出结论：既然我们与国家摆脱不了干系，就自然要爱国；而要自然地爱国，就要改造它；最后向民众发出改造国家的呼吁。文章的写法，值得读者借鉴。
国家在历史上的罪恶，已经不少，现在再要提起爱国两个字来说，恐怕有些人就不欢喜听了。既是如此，又何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上海有几位朋友，讨论“为什么要爱国”的问题，做了好几篇文章；其中有一位朋友，写信问我的意见如何，我正懒得动笔，恰逢晨报周年纪念，征求大家的著作，所以我就将这个题目来讨论一下。
我以为要讨论“为什么要爱国”这个问题，不可不先讨论“我与国家有什么关系”。凡与我们有关系的事物，我们自然会爱它；没有关系，那么要爱也无从爱起，社会学家以为人的意义有两种：一种是自然人，一种是文化人。自然人生来便是，文化人乃直接间接由社会造成的。人若是自来就各个散处，他的性格便不能完全实现；换一句话说，只见得他具备自然人的性格，和动物没有区别。假使与同类聚处，便和动物不同，要发生一种同类意识了。因此互相影响，就产出风俗、习惯、宗教、道德、文化、美术种种的社会制度来。个人生在社会里，受这社会的种种熏陶，然后成一个文化人。我们若将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加以剖解：何种是由社会造成的？何种是生来就有的？将那由社会造成的一齐除去，剩的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动物了。我尝和一位朋友谈天，他说他要“出世”。我说这句话，从主观的解释，你便是作官，也可以说“出世”如古人所谓“隐于市朝”的话，倒未尝不可；若从客观的解释，世间（社会）是出不了的，你这“出世”是思想，还是由世间造出来的。言语是世间的产物，用来表达人类意思的工具；你若不入世，就不会说话；你若要“出世”，就不该说话；你一说话，就用了世间的工具，还说“出世”么？话虽是说笑，却有至理。总之，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离了社会，便是自然人，不是文化人。所以有人说：“产生人的是父母，造成人的是社会。”人类即不能离社会而独立，虽在极野蛮未开化的时代，到了某种程度，就有种种特殊社会的发生：因天然的结合而有家族社会，因信仰的结合而有宗教社会，因财货的结合而有经济社会。这各种特殊的社会，平时散散漫漫地都不觉得，到了遇外侮的时候，就不能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个团结带有政治作用，久而久之，就成了国家。并且那组成社会的个人相互之间，不能没有冲突的地方；社会既有特殊性质，就各有各的特殊感情，特殊利害，也不能没有冲突的地方。有了冲突，便不能不有一个超特殊的社会来尽这个调和整齐的责任。这个超特殊的社会，便是国家。
依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证明，未有社会以前，完全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了社会，就跟着有习惯、舆论、宗教种种的社会力；然后人的生命财产才有保障。那保障却不大巩固；有了国家，就有法律，就有公权力来作后援；到了社会力变成公权力的时候，那保障就巩固得多了。所以有人说：“必有社会而后人（文化人）的性格才能表现；必有国家而后社会的组织才能完全。”
我并不是以国家为偶像的人，不过从文化史的一方面看来，若是从自来就没有国家这种组织，人类的文化还到不了这个地步。最远的将来，我不敢说；就现在和最近的将来而论，也还要利用国家这种组织，来满足人类的生活，以为世界统一的地步。简单说一句话，还是不能离掉国家的；不能离掉国家，就不能不爱国家了。
说到这里，要请注意：人类是我的最大扩充，国家是我的次大扩充，家族是我的最小扩充。爱我是本来的目的，推而至于爱家、爱国以至于爱人类，都是由爱我一念所发展。爱我非不爱他人，真正的爱我，不是利己主义；爱国非不爱人类，真正的爱国，不是帝国主义；这一点不可误会。但自来的国家，都是为少数人所独占——君主、军阀、资本家、及专业之官僚、政客等，虽不能说多数人毫无利益，实在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少，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多；并且有国家便有政权，因为少数的人争政权的缘故，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往往竟为他们所牺牲。至于帝国主义的国家，更不用说了。这样的国家，要多数人去爱它，实在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惟有对外的时候，利用种种刺激，唤起那一种恐怖的虚荣的神秘的作用，可以支持一时；好像上了电气一样，电气一过，就渐渐地等于零了；以后自觉的人越多，电气越不中用了。
从心理上说起来，凡遇一件事体，那关系浅薄，纯处于被动地位的人，叫他发生爱情，是不容易的；要想人人爱国，除非是人人自动的参与国政，使人人的生活都与国家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到了那个时候，不怕他不爱国；只怕他爱之过甚，竟忘却人类了。
所以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在世界未统一以前，国家是一个较统一、较完备的社会，因之人不能离国家而独立；不能离国家，就不能不爱国家，爱国家与爱人类非相反而相成。但这爱是出于自然，不出于勉强。君主的或贵族的国家，君主或贵族爱他，倒很自然；民众爱他，就勉强了。要民众自然地爱国家，就不能不改造一个民众的国家。民众啊！赶快起来改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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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
人生目的何在
梁启超
题解
人终有一死，怎样才能算活得有意义呢？作者在文章里反对的是那种瞎忙活的人，他借孟子的话，道出人与动物的差别是有无目的的生活，提出要朝着一个目的忙去，以“求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但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这需要读者按自身的情况去参详。
呜呼！可怜！世人尔许忙！忙个什么？所为何来？
那安分守己的人，从稍有知识之日起，入学校忙，学校毕业忙，求职业忙，结婚忙，生儿女忙，养儿女忙，每日之间，穿衣忙，吃饭忙，睡觉忙，到了结果，老忙，病忙，死忙。忙个什么？所为何来？
还有那些号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