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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犹陶醉于自己的大胆里，这时传来老师的催促声：“郭先生……哈罗，郭先生，轮到你了！”郭松棻宛如从存在主义的甜梦里被摇醒，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我……我愿意娶个有钱的寡妇！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俞老师也笑了，但笑容一闪而过，立即又把头转向窗外。等回转脸来，依然冷若冰霜，俨然神圣不可侵犯。一年来难得这么嫣然一笑，虽然短暂，那一刹那却是美丽又温柔。31
1990年，俞大綵病逝台北，享年八十四岁，距夫君逝世整整四十年。遗体火化后暂厝普导寺，身后至为萧条。
2003年10月9日，我在李庄羊街八号罗萼芬老人家，他拿出一张照片递我看。是他表姐张素萱前些年从台湾寄来的。张素萱嫁给史语所的李光涛，1949年跟丈夫去了台湾。照片上三个女人，其中两个是张素萱和她的女儿李小萱，还有一个女人更加苍老。照片背后有张素萱的题词：“送给萼芬老表。这是一百零三岁帮傅斯年所长的佣人龙嫂，现已经一百一十多岁了。她是河对门的农妇，先帮傅所长。后傅所长夫妇死了，又帮‘交通部长’俞大维。又死了。现在听说她被送进养老院了。”
在李庄，我不止一次听过关于龙嫂的故事。她是从山里走出去的乡下人。她与傅斯年的岁数当是不相上下？历史已翻过了好几页，她还活着。也许，世界都已老去，而她的长寿秘诀正在于大字不识。
李田意是当年傅斯年夫妇托付照顾傅仁轨的监护人。他回忆：
在傅先生夫妇由美返南京之前，他们的少爷仁轨正在新港念初中。他们让我暂时照料仁轨，等他初中毕业之后， 由我同他一块儿返国。想不到中国大陆的局势起了变化， 因此关系，傅先生夫妇只好决定让仁轨继续在美国读高中。仁轨在高中毕业之后，考进哈佛大学。四年之后，他又回新港，入耶鲁医学院学医。他转攻医学是傅先生的意思，可是他并不喜欢，后来竟中途而废。为了表示不念医学的决心，他先入美国空军服兵役。期满之后，他在纽约一家公司找了一种编辑工作，从此不再在任何学校念书了。32
据何兹全、罗筱蕖、王汎森等人告诉我，那以后傅仁轨与海峡两岸都断了联系。
2004年8月，我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信，是傅仁轨读了我的《发现李庄》后写的。信的全文如下：
1991年，龙嫂与张素萱母女。
Dear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ending me the books on Li Zhuang.They are most interesting.I am grateful to you for bringing back memories from that time.With best wishes，Jack Fu14049 Bel Red Road， Apt.7Bellevue， WA98007August 18，2004傅仁轨（先生您好：谢谢惠赐大作《发现李庄》，读来甚有兴味，谢谢您为打捞记忆，还原历史所作的努力。顺颂 大安 傅仁轨）
信是英文写的，“傅仁轨”三个字的签名用的是中文。后来台北“中研院”得知我与傅仁轨有联系，史语所所长王汎森找到我说，台湾准备将傅斯年先生列入进“先贤祠”的人选，需征得家属同意，但与傅仁轨一直联系不上。我告诉了他仁轨先生在美国的地址。不知他们后来是否有联系？仁轨先生也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对如山的往事他自有理由不愿涉及。我也不能再用这些前朝旧事去扰乱他的心境。
（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李光谟、罗萼芬提供。）
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
“栗峰文史集英才，北大愚生老大回。故旧重逢惊岁月，暂时谈宴亦心开。”为纪念1992年6月26日在北京的一次同学会，海外知名的校雠学大家王叔岷题了这首小诗。“栗峰”一词，是指1941年至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栗峰山庄，他们在那里完成学业。“惊岁月”是因海峡阻隔，当年同学一别重逢竟用了四十五年。可堪告慰的是聚会者任继愈、张政烺、马学良等，分别在哲学、史学、语言学等领域，已卓然大家，著作等身。此次聚会，还有一段花絮：王叔岷想去看看梦寐已久的北大校园，当驱车来到北大，“抵校门，有卫兵把守，遂不愿进入，摄影而去”。他叹道：“岷为北大生，未进入北大校门一步，既可笑，亦可怪也！”1山坳上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只是不为史载，亦鲜为人知。
北大文科研究所自1918年草创，那时的名称叫北京大学国文门（此外还有英文门和哲学门），导师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陈汉章、田北湖、黄侃、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等，学生有傅斯年、冯友兰、范文澜、陈钟凡、孙本文、顾名、袁振英、崔龙文约四十人。此阶段办学的主要形式是集会（讲演会、讨论会）、办刊、调查，既似英美现代高校的Seminar（研讨班），又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意味。
1991年原栗峰书院的北大文科研究生同学会上，王叔岷（左）、任继愈（右）合影。
1921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蔡元培，委员有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研究的范围包括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及考古学等五大类，并以此建立了五个研究室。此时的导师有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陈万里、林语堂、马衡、顾颉刚、常维钧、单不庵等，可谓盛极一时；学生有魏建功、罗庸、张煦、郑天挺、容庚、冯淑兰、董作宾、李正奋等三十二人，尽皆一时之选。
1932年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主持北大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经他提议，北大研究院文史部易名为北大文科研究所（以下简称“北大文研所”）。北大校长蒋梦麟把胡适与傅斯年，视为治校的两位高参。他说，“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那时，中研院史语所办公地在北平北海静心斋。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回到母校兼任教授，在文研所开课，科目有“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等。他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介绍中国及欧洲的史学观点、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史料之整理方法等；讲授“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如地理与历史、古代部落与种姓、封建、东夷、考古学上之夏、周与西土、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战国之大统一思想、由部落至帝国、秦汉大统一之因素”等。傅斯年的汪洋恣肆，让北大学生大开眼界。他对北大的另一贡献是推荐了一批史语所的研究员到北大兼任教授。他怕影响所里工作，只允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董作宾、劳榦等几位。涉足北大，傅斯年暗藏心思：为史语所选才。时在北大读书的邓广铭回忆：“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选拔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学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此外还有何兹全、全汉升、逯钦立等。而今这都是些响当当的名字。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筹组“临时大学”。不久，长沙遭轰炸，学校再迁昆明，经傅斯年建议，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昆明复校，按西南联大的规定，研究所由三校分设，导师、研究生均各自负责。1939年5月，经傅斯年提议，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录取入学后由政府按月发给助学金。
所址设在史语所原租用的靛花巷3号一幢三层楼的宿舍。所长由傅斯年兼任，副所长是北大史学教授郑天挺。文研所设有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史学等组，语言组导师有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魏建功等，文字组导师由唐兰担任，文学组导师有罗庸、杨振声等，哲学组导师有汤用彤，史学组导师有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
乱世之中的读书种子闻讯如得佳音。只是战火阻隔，道路迢递，要来读书，也不容易。王明于1939年2月4日致函傅斯年：“闻历史语言研究所已徙昆明，生以前考取之研究生资格，请求入所研究，可否？敬乞核示。”傅斯年很快回信应允。但王明6月12日再函傅斯年：“生本拟即日离桂，奈何忽患疟疾缠身未痊，俟病愈则俶装入滇。” 2
周法高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上大三时，卢沟桥事件爆发，他随校迁到重庆沙坪坝。大学毕业，报考北大文研所。那时大学四年级通常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他的论文利用了《经典释文》的部分材料，使用陈澧《切韵考》系联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写了一篇《经典释文反切考》。他将论文寄往昆明，取得考试资格，笔试过后，又在重庆上清寺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周法高答辩的时间很长，也很放得开。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据说周法高就是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的问题。傅斯年对他相当满意，最后对他说：“你的研究属于历史音韵学的范畴，将来可以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几句话就铸定了一个未来的语言学家的模型。
语言学者周法高。
南开历史系学生杨志玖随校南迁，先在云南蒙自县读西南联大分校，1938年暑期毕业后到达昆明。据他回忆：
学校推荐我和同班同学余文豪（行迈）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汪籛到史语所。傅先生对我们说史语所暂不招研究生，但所里有一笔中英庚款，你们可从中每月领取三十元，自己看书学习。那时三十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伙食、买书和零用。中间先生还召集我们座谈，询问我们学习情况并予指导。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元代回回初考稿》。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由先生任所长，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先生劝我们报考。先生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3
新恢复的文研所首届招收了十名研究生，其中语言组有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文学组有阴法鲁、逯钦立，哲学组有任继愈、王明，史学组有杨志玖、汪籛、阎文儒等。师生们同灶吃饭，彼此关系亲密。文研所傅斯年与郑天挺的姓氏与正副所长音同义乖。治音韵学的周法高编过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并不工稳，同学喊起倒也有趣。后来传到周法高的导师罗常培耳中，他把周法高叫来，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任继愈回忆：
研究所刚成立时，这里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这一间房间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陈先生身体素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时以后，他要休息（左右邻居，楼上楼下，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形诸先生都住在这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有一天，楼下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傅、罗、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一时变得“四壁悄然”。4
在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