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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从此选择了沉默。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十年！多么幸福的十年。”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
梁思成说过，“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也许梁思成没有料到，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建筑师也同样不能独善其身。一次，梁思成听说河北宝坻县（2001年撤县设区，今属天津市）一座自己曾勘察过的辽代古庙被拆毁后，哀叹道：“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辛波丝卡，在其诗集《一百种乐趣》中，有一篇题为《写于旅馆》。诗中写到“文物古迹的热爱者”梁思成。1945年，梁曾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他在为国民党政府及盟军编制敌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时，特地建议盟军在战争中要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日本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并塑铜像纪念。诗人在诗中写道：
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摄于清华大学胜因院。
京都是幸运的，幸运而且遍布宫殿，带飞檐的屋顶，如音阶的楼梯。古老而有情调，坚硬而富活力，它是木质的，但从天上朝地上长，京都是一座城，动人的美令人落泪。我是说真实的泪水，出自一位先生，一个行家，文物古迹的热爱者，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在一张绿色桌子后，大声地说：等而次之的城市多的是呀！然后在座位上，突然开始啜泣。就这样京都获救了……5
获救的还有梁思成——这块不朽的“辽代的木头”。
（本文照片由梁从诫、李光谟等提供。）
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
梁思成、林徽因的珠联璧合，多少有些掩盖其他梁氏兄妹的光辉；也许因为梁思永早在1954年就因病去世，世人已很少知道这个名字。而在当时，梁思永是父亲梁启超最为看重的一个儿子。1948年，他与兄长梁思成同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蕙仙嫁给梁启超时，带了两位随身丫鬟，其中一位叫王桂荃。王氏聪明伶俐，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梁启超九个子女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
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这里的学风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及物理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田野调查，把地下的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梁思永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他曾在美国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1927年年初，他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准备毕业论文。
父亲那天的回信，从出席清华学堂欢迎李济、袁复礼自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的感想谈起，建议儿子快些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启超的信，是一点点收拢的风筝线。1927年梁思永回国，在国内工作近一年，担任清华研究院助教，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审查员。梁思永利用在美国的所学，对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发掘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他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对比研究，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梁思永将研究成果写成英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成了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时代，继山西西阴村之后，李济应邀参加中研院史语所，接替了董作宾主持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有一句名言：“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罢？”傅斯年希望以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科学”。
梁思永1930年回国后，正式加盟史语所考古组。这年8月，地质学家、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中东铁路俄籍雇员路卡徐金在东北中东铁路一线，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9月19日，梁思永与助手王文林从北平出发，前往黑龙江。此前，日本学者对东北进行过考古活动，但限于辽东半岛及松花江以南地区。梁思永此行是考古学者首次进入黑龙江地区。昂昂溪位于东北平原北部的中心。他们挖掘的沙冈离江边七八公里，离昂昂溪火车站约六公里。他们每天要徒步往返驻地与遗址之间。他们一共挖掘了四个沙冈，在黑沙层发掘到陶片约二百块，在第三沙冈挖掘到一座墓葬，获骨器十多件，从地面采集石器一百多件，陶器一个，加上路卡徐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七百多件，昂昂溪共出土标本一千多件。1930年10月初，因天气渐冷，他们不得不踏上归途。这次调查成果，梁思永在1932年10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四十四页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这个地区刚刚兴起的考古发掘只好戛然而止。
留学时期的梁思永。
1931年1月，梁思永与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是梁思成母亲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思永三岁，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新婚燕尔，二十七岁的梁思永就告别妻子，随史语所考古组去河南，参加了安阳小屯和后冈发掘。
自1931年春季开始，小屯的发掘范围向东扩展到后冈，向西扩展到四盘磨，李济的意图是“由外求内”，先发掘小屯的四境，再探求小屯。后冈与四盘磨的发掘分别由梁思永和吴金鼎两员大将主持。
后冈遗址，北临洹河，位于小河湾南岸的一处台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几米高的黄土壁，东北是一片河水沉积的沙滩，东南两面地势平坦。李济曾经写过， “1929年发掘小屯时，天天走过后冈，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势，遍布绳纹陶片，那时就动了掘它的念头”。1931年，中国第一部《古物保存法》正式生效，田野考古发掘需凭执照才能进行。梁思永以“侯家庄西北冈发掘领队”的身份领到了我国“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
那之前，中国境内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进行的考古挖掘，遗址发掘都采用按照深度来划分地层的方法，缺少科学性。殷墟的首次发掘由董作宾主持，目标在于探求甲骨，他提出了“殷墟淹没说”。第二、三次发掘，即由李济主持。他也赞同董作宾的观点，误判地上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夏鼐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至李先生处……谈话中，我露出不满意小屯发掘的方法，李先生仰卧着，两眼直瞪着天花板，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又叹气说：‘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1这在当时情有可原。张光直曾指出，1928年的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够高。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搞发掘，仍是一大堆人站在探方里。梁思永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祁德指导，又有当地特殊地貌的启发，因此容易形成“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
1931年3月至5月，梁思永在后岗的发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梁思永还主张在发掘工地附近另租工作站，吃住在工地，仅在星期天回城休息和作下一周的准备，以提高工作效率。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站制度自此而生。
1931年秋天，梁思永转战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工地。此处遗址，是考古学家吴金鼎1928年途经城子崖意外发现的。他在断崖横面上找到一些陶片，并在随后的实地勘察中，发现了更多黑亮的陶片与石器、骨器。城子崖遗址的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是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经梁思永提出，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此次发掘有着较为明确的目的：“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做试验；第二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想探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址更早的东方文化。”（《城子崖序》）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今日，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当时的创见。一本命名为《城子崖》的大型田野报告，1941年以梁思永、董作宾的共同署名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
1932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工地野外发掘时突发疾病。开始只当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他在工地上来回奔波，不能稍离，病情未及时控制，高烧几日，遂转成烈性肋膜炎。等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时，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黏液。经加量用药和多方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妻子李福曼已怀有身孕，仍在梁思永的病床前日夜守护。直到年底梁思永才渐渐好转，但病灶却从此蛰伏在那个寒冷的早春。
梁思永（左）与梁思成在考古工地。
1935年，夏鼐曾跟随梁思永参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他回忆说：
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像是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2
梁思永主持后冈工地，经过连续几次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他观察到，后冈遗址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