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_第1节

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

内容简介

★余英时、王汎森、王明珂、罗志田 热诚推荐 ★许倬云 感慨作序：读了岱峻先生的大作，既感亲切，又多感慨。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百余幅珍稀照片再现学人风采，第一手资料讲述家常琐事、私情恩怨，真正做到图文并茂 ★为山坳上的学术殿堂立碑 为凄风苦雨中的学人塑像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可谓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 本书以抗战开始后中央研究院撤至四川李庄时期的故事为重点，对胡适、李济、傅斯年、董作宾、夏鼐、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学者作了深入细致的描摹，昔日生活宛然眼前，人物性情跃然纸上，如实展现了一辈学人在战乱年代扎根山坳的学术追求与家庭生活，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 作者治学勤谨，爬梳史籍、钩沉史事、探访史迹，还原史实。材料丰赡，视角独特，往往从平凡琐事切入历史肌理，把社会生活与学术思想巧妙地勾联起来，呈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本书行文平易，故事生动，并配有大量罕见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序

读了岱峻先生的大作，既感亲切，又多感慨。

我是中研院在台湾录用的第三代：在南港的前辈，都是我的师长，对我教诲之恩，终生不忘。后来回到大陆，拜见留在大陆的前辈，他们也都厚待如子弟。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至于感慨，缅怀中研院创业之时初，人才鼎盛，风云际会，不过数年，就成绩沛然。如果没有后来几十年的变故，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可达何等境界？

本书最后一章，讨论胡适与李济二位对于学术发展观点的歧义，也值得我们深思。胡先生乐见中国在学术上有人（例如杨振宁、李政道）崭露头角。李先生则关心，如何在中国有一个发展学术的良好环境，他尤其盼望，中国人的学术工作，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和干涉。李先生的意见，应当是我们努力寻索的理想境界。

许倬云于匹兹堡

2012年5月4日

前言

衣冠之谓，亦代指文明。《左传》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民国历时甚短，仅三十八年，极盛期即战前的“黄金十年”。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无愧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

有人这样评价中研院全盛时期的学术水准：“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项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其人文研究，集中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语所在战前的十年间，组织了十五次河南安阳发掘和三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一千四百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进展；在中国东部和西南地区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开始了现代化的语音实验与分析……1932年3月，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与史语所性质相关，人员交合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是展示科学与文明的国家“名片”。与史语所、中博院往来密切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建筑史料收集整理与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研究的摇篮。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中研院也开始了“衣冠南渡”的文化西迁。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等先后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学术史也是学人的历史。胡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成、李方桂、梁思永、芮逸夫、曾昭燏等，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又是祸福与共的朋友。1949年以后，这批人分崩离析，或留在大陆，或去了台湾，或到了海外。曾经的道路共同走过，日后的命运全然不同。

2000年，我从一个小小的村庄——李庄，走进民国学术史。当年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李庄记事》。2004年，民国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出版，李庄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亮点及新的人文旅游地，我也因此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的称号。此后，我的写作由先前的盲人骑瞎马，单兵独打，开始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与众多学者的支持。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给我提供过演讲的平台。台北的“中研院”，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授权允准我在书里使用一批历史图片。中研院故旧何兹全、梁思永的遗孀李福曼、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等，生前曾接受我的访谈。逯钦立的遗孀罗筱蕖、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董作宾之子董敏、石璋如的公子石磊、李霖灿的公子李在中等，与我成了忘年交，各方面都对我帮助极大，谨此致谢。内子冯志，一如过去，参与了本书的采访、录入与整理，对笔者时时有温存且严厉的批评与建议。

近年来，除再版《发现李庄》，我又相继出版《消失的学术城》和《李济传》。如果说《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是各有侧重的群雕，眼下这本书则是一座座独雕；如果说《李济传》是全传，是整本戏，这本书里的十二篇文章则像短篇小说写人记事的“横切面”，是十二出折子戏。笔者在叙述人与物相对完整的同时，着重选取不为人知的材料，梳理出蕴含其中的玄机。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有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在情感上却割舍不掉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傅斯年在大炮一样威猛的外表下，对属下，对乡民，尤其是对家人是何种态度？他去世后，又给家人以什么样的影响？

“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为赍送。”生于富贵之家的庄子，在战国时沦为社会底层，造就了敏感的心灵和对命运的深切体悟。集美貌与才情于一体的林徽因，原为北平知识人沙龙“星期六俱乐部”的主角。冷冰冰的骄傲，光芒四射的滔滔不绝，在让男人倾倒的同时，也让女人不快。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场景变换的“太太客厅”会不会也因此改变林徽因？

曾昭燏可谓李济的“红颜知己”，1949年前夕，两人何以反目成仇？在其后的岁月中，曾昭燏与政治走得很近，“革命”得很彻底，但后来何以竟选择“自灭”？夏鼐最终执掌大陆考古学的帅印，他对老师李济曾经重拳出击，这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难言之隐？李济浮槎于海，到了台湾，依然直道而行，一生坚守田野、案头和讲台。他与胡适的共事与交往中，有哪些相济，又有哪些不适？在一些人际关系的背后，又有哪些思想与观念上的龃龉？中研院的孑遗傅乐焕、胡厚宣、逯钦立、游寿等，他们曾经的悲欢、歌哭，以及生命走向，凡此种种，笔者皆欲一探究竟。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钱穆在1949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且移作笔者为先贤立传的源动力。

本书对各位尊贤或研究先进，皆直呼其名，非为不敬，谨仿史例，祈读者鉴。

图片均在每篇文尾注明出处，但也有极个别照片采自网上，难以确定摄影者或原所有人。恳请知情者联系本人，将根据有关规定支付报酬，并在本书再版时注明。写作本书虽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仍不免错讹，祈读者教我。（电子邮箱chendaijun0109@126.com）

岱峻　

庚寅年正月

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

一

1948年9月，“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邀请新当选的首届院士到南京参加第一次院士会议。此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有的当选院士是在炮火纷飞中从东北、华北坐船到的南京。尽管一路上担惊受怕，但多数人的情绪未受大挫。

中研院是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隶属国民政府，首任院长蔡元培。总办事处在南京；设在南京的还有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 自然历史博物馆、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会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设在上海的有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设在北平的有心理研究所。

1930年7月1日，中研院首届院务年会。

截至1948年9月，中研院共召开了三届评议会，遴选了第二任院长人选，设立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奖。1948年春，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经过评议员几轮投票，选出了中研院首届院士，完成了以院士为主体的国家科学院体制建设。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布首届八十一位院士名单，皆为国中望重之士。数理学组有微分几何的开拓者苏步青，微分几何的奠基人陈省身，国际公认的数论权威华罗庚，在临床生化、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等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吴宪，有机化学的微分析奠基人庄长恭，对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贡献卓越的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健、章鸿钊等，中国气象学与气候学的创始人竺可桢，中国最有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研究制碱堪称世界一流的化学工程师侯德榜等；生物学组有我国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以研究麻黄素闻名的陈克恢、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生物学家童第周等；人文组有胡适、陈垣、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郭沫若、萧公权、钱端生等，其中史语所入选的有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家李方桂、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梁思永的二哥、建筑学家梁思成亦同时入选。有人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举行。八十一位院士有五十一位出席。身披黑色大氅的蒋介石在阴雨蒙蒙中赶来主持典礼，政府要员何应钦，应邀嘉宾南开校长张伯苓、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等相继莅临。会场布置简朴，未摆设鲜花，天气阴沉，亦未开灯。此次民国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盛会，颇有些“美人迟暮”的况味。

朱家骅宣布开幕，“蒋总统”训词后即退席。朱家骅致开幕词。院士代表翁文灏、张元济和胡适相继发言。八十三岁的张元济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大半生主持商务印书馆，被誉为清末民初“中国出版第一人”。他对硝烟弥漫的国共内战忧心忡忡，认为阻碍了建设与学术之发展。他说：“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关门。”这番话使在场者相顾失色。胡适温和的发言有调节气氛的作用，他说：“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胡适所说的年轻算学家一位是三十七岁的陈省身，一位是三十九岁的华罗庚。

当晚，举行盛大宴会。据史语所考古组石璋如回忆：

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候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讲演大厅去……1

那道惊雷仿佛是不祥的预兆，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首届院士会议闭幕前，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济南的防守战中溃败，防线退到淮海地区。朱家骅预感到下一步的战局将持续恶化，长江天堑难恃，宁、沪抑或不保，于是考虑再度将中研院搬迁到安全地区，初定的目标有广州、桂林、重庆和台北四地。他曾以中研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的身份“视察台湾教育”，确定应变策略：以台湾大学为基地，安排由内地迁台的研究院所和专家教授等。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胜败已判，南京岌岌可危。朱家骅出面，在南京鸡鸣寺一号中研院总办事处连续召开“在京人员谈话会”。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主持会议，在南京的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陶孟和、傅斯年等与会。最后商定了以下几项紧急措施：

一是立即停止南京九华山中研院的数学、化学和物理三个研究所的基建工程，将装修房屋的木料改钉木箱以备搬迁之需；二是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襄助其成；三是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