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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窗小札1963_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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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沦陷之后不久,她离开丈夫,回到了美国,立即加入了英国安全协调局。

伊莉莎白的第一次任务,说来连最机智的间谍老手也要为之咋舌:她奉命取得意大利的海军密码簿子。意大利海军武官里阿斯跟身段苗条的派克交往了几个礼拜,便为她所迷,不声不响地献出了他的密码簿子。英国海军自此以后即洞悉意大利海军动向,一九四一年三月在希腊马特班角,英国皇家海军以寡敌众,卒能大获全胜,便是得力于这份密码簿子。

对美国,伊莉莎白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得到了法国维希政府外交使节以及法国舰队所使用的密码,如无这份密码,盟军登陆北非,可能要丧失数万生命。以华府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伊莉莎白引诱了当时维希政府驻华府大使馆的新闻参事布鲁斯上尉,利用他的痛恨纳粹心理,使他成了伙伴。

她盗取大使馆密码的时候,是假装与布鲁斯幽会。他们买通守门人避开,但引起守门人的怀疑。当他们在盗取密码的最重要关头时,突然门声响动,守门人用强力的电筒从头到脚照着他们。终于,他说:“对不起,夫人,一千个对不起。”便从走廊上溜走了。原来在向保险柜动手脚之前,伊莉莎白早已预防万一,混身脱得光光的,装成真的幽会的样子。

伊莉莎白长得清丽绝伦,她本人的生活还有很多戏剧性的地方。很可能,荷里活会将她的事迹拍成一部电影。

“真理是白色的”

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日

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往往把共产主义比作一种宗教,说中共和苏联的争执,等于是中世纪各种宗教教派的争辩,大家引经据典、自居正统,而以对方为邪说异端,英国史学家汤恩比,在他的著作中便常有这种观点。当然,不论是中共或苏联,对这种说法都极为恼怒,说是资产阶级学者对共产主义的诬蔑。在我们看来,真理都有其片面性。儒家尊孔,道家便把孔子贬得不值一文,韩非子更认为所有儒家都该当砍头。百年之后再看今日,或许会觉得中共和苏联在学理上的争辩实在愚蠢可笑。

初中学生读物理,学到光学之时,老师会拿一个纸做的圆盘给大家看。盘上涂满了红黄蓝黑橙紫青绿各种各样的颜色,他把这圆盘极快的转动时,那圆盘登时变成了白色。

法国的大文学家法朗士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叫做《圣克莱之井》(Le Puita de Sainte Claire)。他的小说有很多中文译本,如《泰绮思》、《圣女贞德传》、《企鹅岛》、《小彼得》等,其中一部《红百合》,是曾任本港《国民日报》(《香港时报》的前身)的副刊编辑金满成译的。但这部《圣克莱之井》,似乎还没有人译过。

书中的故事是这样:有一天,一位圣僧问魔鬼,真理是什么?魔鬼答道:“真理是白色的。”圣僧非常高兴,因为他亲眼见到魔鬼大显神通,他既说真理是白色的,那么真理自然是白色无疑的了。他长期苦苦思索的问题,终于得到了确定的答案。哪知魔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不错,我说真理是白色的,但我可并没有说真理是纯洁无瑕的。你以为白色就是纯洁完美,是不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来指点给你看。”

于是他伸手一指,圣僧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轮子。轮上光怪陆离,绘着千千万万个人像,深红浅红、鹅黄嫩绿,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每个人像代表一种宗教或哲学,每个人像手中举着一面小旗,上面书明某教某派、乜乜主义、物物主义,大概左倾教条主义、右倾修正主义均在其内。有的旗上写道:“世上唯有一神。”有的写道:“天地间有千神万神。”(如果法朗士有先见之明,那么有些旗上一定写道:“帝国主义者是纸老虎”,有些旗上写道:“纸老虎有核子牙”)总之互相矛盾冲突,那圣僧只看得眼也花了。突然间圆轮转动,越转越快,雷声隆隆,那圆轮变成了一团白色,形如满月。魔鬼大声笑道:“这就是真理,你看清楚了么?真理是白色的。”

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读了中央社所发在伦敦访问周榆瑞的通讯。那是中央社写得较好的通讯,作者的文笔很生动活泼,其中描写周兄谈到放屁的一节,很能抓到他那种“粗鲁的幽默”的特性。文中说,当他在大陆看管所中进行思想改造时,有一天忽然大放其屁。看守员进行干涉,他说:“这是身体上搅不通,又不是思想搅不通,你怎么能禁止我?”

不过中央社的记者站在极端反共的立场,或许在报导周兄的谈话时,有夸张或歪曲的地方。周榆瑞兄我相识已久,虽然在香港不常见面,但说得上深知他的个性。他对中共当然不满,可是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和轻视,程度也相当深。通讯中说他准备去台北向“自由中国”致敬,如果那是出于国府的诚意邀请,那么去访问一次也是有可能的,但我想他不见得有兴趣在台北久居,他以“宋乔”的笔名在新晚报上写《金陵旧事》和《侍卫官杂记》,几乎把国府的每一个党国要人都挖苦得很厉害,尤其是对“先生”(蒋介石)讽刺得不留余地。要是在台北久居,说不定三年五载之后,随便哪一个气量狭隘的要人忽然跟他算账,应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前几日遇到秦羽小姐,谈到了周榆瑞。秦羽和周兄是世交,向来很谈得来,她说周君到了伦敦后,曾有一封长信给她,详细说明这次出走的经过。据我推想,那封信中所说的,当比中央社的官式通讯更加接近于事实。

周兄在香港时,曾说他那部书的书名决定叫做《香港之北》,现在改了《彷徨和抉择》。前一些时,又听人说,那部书的第一章叫做“费彝民和我”。费先生我也相熟的,我很想看看那书中说些什么。周兄到伦敦后,我从没跟他通过信,偶尔见到他太太只是间接的相互问候一下。昨天读了中央社的通讯,我心中只是想着《乐毅报燕王书》中的两句话:“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往往觉得他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他这本新书是否会反过来挖苦一下中共和大公报中的许多旧友呢?

中国读书人一向把“温柔敦厚”四个字,作为文章风格的最高标准,也是做人风格的理想之一。如果我有机会写一封信给周榆瑞兄,一定是为了劝劝他: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想,然而在持身立品这方面,总是要勉力做个君子。

十年前的两件事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昨天是斯大林逝世的十周年。回想十年前的往事,心头有不少感慨。十年前的今天,我正在大陆旅行,在杭州亲戚家中作客。那时杭州一般上还很富庶,楼外楼的醋鱼,奎元馆的虾爆鳝面,跟以前并没什么不同。但那次旅行,有两件事使我印象很是深刻。

第一件事是在岳坟遇见了苏联专家,那时我在香港新买了一架禄来福来的相机,拍照的瘾头很大,到岳飞的墓前去游览,自然要拍些照。不巧的是,这天正好有一批苏联专家也到岳坟来参观。我拍我的照,自然不去理会。哪知立刻有一名保护苏联专家的中共便衣人员上来干涉,说有苏联专家在场的时候不许拍照,还记录了我的姓名、地址、工作等等。我想我只是拍摄风景,这些苏联专家又不是靓女,有什么兴趣去给他们拍照?但既然保安人员出声干预,自然只有收起相机。当时心中是这样想:“岳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由于他为保卫中国人而奋战,因此获得后世的尊敬。然而在这位民族英雄的墓前,几个外国人的到达,却使一个中国人失却了拍照的自由。岳飞如果地下有灵,不知是站在苏联人的一边呢,还是站在我的一边?

第二件事是恰好碰上斯大林的逝世。当时大陆各地都举行极隆重的典礼,杭州也没例外。街头的政府收音机中,整天播的都是哀乐。干部、兵士、警察、工人、学生等等,臂上都围了黑布。到了下午四时,放起号炮,全市交通断绝,人人要立正致哀,默念十分钟。

我所寄居的那家亲戚是比较有钱的,对共产党之来本就不甚欢迎,如此隆重其事的哀悼一个外国人,他们心中更有反感。但大家深通明哲保身之道,谁也不说什么。到得四时正,呜呜的警报声响了起来,表兄、表妹等在大厅上一齐立正,我也照样站立默念。当时心中所想的,是斯大林抵抗纳粹德军的功绩,同时有一些生命无常之感,如此一位英雄,到头来终也难免一死。

但一动不动的立正十分钟,时间实在是很长的。站到六七分钟后,人人都不耐烦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表情都很尴尬。突然之间,表妹嗤的一声笑了出来。笑是有传染性的,于是你也笑,我也笑,人人笑作了一团。但大家立刻咬着唇皮,止住了笑。这件事现在想来,还是忍不住要笑。一个人的死亡,是严肃的事。但强迫别人哀悼,就未免滑稽了。

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

春秋战国之世,诸侯纷争,这中间的纵横折冲,很有些像今日列国间的争执。我们读到《左传》中“郑子家告赵宣子”那一段文字,不禁会联想到“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来。

《左传》中这封信写于鲁文公十七年,即公元前六百十一年,距今一千五百七十四年,这一年晋灵公会合诸侯,去平宋乱,但是郑国的穆公却不来参加,那时晋国是中原诸侯的盟主,各个小国都要听他号令。晋灵公见郑国胆敢不来参加,认为他一定是靠拢了晋国的敌人楚国,于是大发雷霆,相信“黄牛”、“老鼠”、“粪坑石头”之类的谩骂说了不少。郑国听到之后,执政的子家便写了一封信给晋国的执政赵宣子,好比今日毛泽东派邓小平写信给赫鲁晓夫一般。这封信辞藻甚美,却又充满一团愤懑之气,似乎对晋国兢兢畏惧,却又一连串指责晋国的错误。信的前段列举各种历史事实,证明郑国的行动完全正确,然后说道:“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我虽然是小国,但行动、态度、观点、立场,一点错误都没有。)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然而你是大国,于是以主人对付仆人的态度,挥舞着指挥棒,要我听从你的指挥,还说:‘你的行为很令我不满。’)敝邑有亡,无以加焉。(既然如此,郑国除了灭亡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最多也不过是亡国罢了,你吹我胀乎?)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古人说,头也怕,尾巴也怕,那么一个身体上不怕的东西,还留下什么呢?)又曰:‘鹿死不择音。’(古人又说,一只鹿要死的时候,身在哪里便死在哪里,再没时间去选择一块庇荫的地方来死。)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荫也。(我小国和你大国友好团结,你大国根据友好的原则待我,我们还算是人,如果你大国专横独断,我小国就变成凭你宰割的鹿了。)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一只鹿遇到危险,只好乱闯乱走,急难之中,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命之罔极,亦知亡矣。(你大国乌龙龙的乱发命令,我小国终有一天要亡在你手里。)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我们将竭尽资源兵力,等在边界,好样的,你要干就放马过来吧!)”

晋国看见郑国这样强硬,便派代表去和他订立盟约,还派了晋灵公的女婿公婿池去做人质。这位公婿池,便相当于老赫的女婿,《消息报》总编辑阿尔皮特了。

罗素的信仰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报的长期读者们或许都会记得,几个月前,当古巴危机十分严重时,本报社评曾大大赞扬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他是最明智的哲人,说他是本报最佩服的当代伟人。这不仅因为他大声疾呼的反对核子战争,以九十高龄,尚自为了人类前途而甘心入狱,还因为他向来主张容忍异见,主张开明,主张头脑清醒而反对盲目崇拜。他的人生哲学是:“找寻一种方法,使得人类在社会中生活,不必竭尽所能来损害旁人。”我们办报的哲学,主要是孔子的哲学,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与罗素的哲学几乎是一致的,就像孔子一样,罗素的最终理想是大同世界。在他每一部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书中,他都认为,人类的前途寄托于一个世界政府的组成。

我们也拥护世界政府的理想。虽然目前看来似乎很困难,但我们深信,这是一条必然的途径。当春秋战国之时,中国就是天下,晋楚之争、秦赵之争,其激烈之程度,也不亚于今日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但这些国与国的界限终于泯灭了,中国大一统而成为一个国家。今日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比当年从秦国的咸阳到齐国的临淄实在要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不能说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空想。

罗素在一篇短文《我的信仰》中曾说:“有一段时期,西方世界分裂为信仰新教和信仰旧教两派;各国政府非此即彼,头脑清醒而守中立的人属于少数,当时认为这些人是微不足道的,但经过了大约一百年的残杀,任何一方都得不到胜利之后,人们对这种事厌倦了,停止了战争。我们今天回顾起来,觉得压迫新教和压迫旧教之间,并不见得哪一方面更有理由,我们只能将十七世纪的西方人分为两派,一派是头脑清醒的,另一派是互相残杀的愚蠢的狂热分子。将来人们看我们这时代,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也都属于狂热分子。最终的胜利一定不会属于狂热分子,因为他们企图使人的情绪经常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到得最后,大多数人一定会觉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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