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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可惜这些谈话未经报导。戴高乐承认法德轴心是没有什么远景的，法国与西德的关系并没有比其他邻国特别密切之处。西德野心很大，不但渴望英美的支援，而且也期望取得东欧、苏联的友谊。阿登纳的承继者不论是艾哈德还是布兰特，都不满足于战后的小“欧洲”现状。他们更不满意于一个分裂的德国。
宗教有助于整个欧洲联合的发展。天主教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日渐改善，在波兰与匈牙利，天主教已逐渐取得传教的自由。这将有助于减少东西欧人民间的隔膜与敌意。
今天时局的混乱与令人迷惘，大半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分成两半，人们虽习惯于这种战后的局面，但有许多事情已不能解决，非有一种大变化来击破这沉闷不可。
有人以为戴高乐十分固执，他不与美国联合，却要去搞“欧洲人的欧洲”。这种观点其实是错了。戴高乐并不是要去搞“欧洲”运动，而是他最先看到这种趋势，以及最先采取行动的人。李普曼最后说：欧洲的本质是行将改变了，且看哪一个西方政治家有那样的本领，将欧洲带入一个新纪元。
许谟并不过份亲美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英国新首相许谟（又译休姆，编者注）初上任的时候，被许多人形容为“美国的宠儿”（Washington’s Pin-up boy），并预测今后英国的政策将会比麦米伦时代更跟着美国走。这是因为许谟任外相的时候，所表现的言行颇为亲美，一年前，古巴海峡出现危机，美国对古巴采取封锁行动，麦米伦尚未表示态度，许谟却很快地发言支持。这件事大得美国人的欢心。在当时的情况，世界大战一触即发，麦米伦老成持重，一句不敢多言，对许谟的轻率态度，不免极为生气。许谟的看法却不相同，他认为苏联在强大的西方盟国之前，决不会为古巴而发动战争。
自那一回之后，许谟被认为是“亲美派”。他继任为首相，华盛顿为之雀跃。但从最近许谟的一些言论看来，他似乎又不如一般人所观察的那样倾向于美国。
最令美国人不满意的，是许谟在强调英国将保持独立的核子阻击力量，暂不与美国组联合核子海军。
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又表示他愿意促进东西方关系，力谋与共产国家发展贸易。让人们觉得，他在任的期内，会有与工党当权同一样的优点。
现任外相布特勒更毫不讳言地说，英国大量与共产国家贸易的时机已经到了。
总之，在美国眼中看来，许谟与布特勒这对拍档，并不见得比前一时期麦米伦与许谟的搭档更有利。
英美二国领袖有一个传统是每半年作一次会面，这是麦米伦任内留下来的习惯。前两次会面的地点是英国，明春，预料美国将成为主人，邀许谟到华盛顿去访问。
从过去两次坚尼迪与麦米伦的会面看来，是一次比一次更不融洽。今后英美的关系是进一步呢，还是退一步，就全看许谟与坚尼迪会面时所出现的空气如何而定了。
捷克和北京填鸭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在捷克的各地城市中，到处可以买到冷藏的北京填鸭，这是中共用来交换捷克的工业制品的。但正如香港人一样，捷克人不喜欢雪藏货，他们宁可在肉店外排队买新鲜牛肉，不愿去买雪藏北京鸭。
这是美国女记者凯塞玲·克拉克（Katharine Clark）在她的捷克游记中所记载的事实，这些游记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其中还提到许多有趣的事情。在布拉格的各处大酒店中，电梯员送客人上楼，但下来时不接乘客，目的是为了节省电力。一般家庭中只许开一盏电灯。政府各大楼中的电梯都已停止使用，街灯黯淡之极。
捷克本来是共产国家中工业最先进的国家，但近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大下降，经济情况中出现了十分窘迫的状态。捷克人民将这种状态归咎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当局管理上的官僚主义。第二是对外国的援助数量太多。尤其是援助古巴，大大损害到捷克的经济。古巴所接受的外援，三分之二来自苏联，三分之一来自捷克。以国力作为比例，捷克的援助比苏联是大了许多倍了。捷克对非洲各落后国家的援助数量也很大。去年夏天，人民和在捷克留学的非洲黑人发生了严重冲突，这虽和种族歧视有关，但真正的原因，在于捷克人民不满由于援助外国，以致自己越吃越差。克拉克女士说，有一个捷克人对她说：“我们很佩服古巴，钦佩她在强大的美国国旁站立不屈，我认为援助古巴是应该的，可是这种援助须顾到我们自己的经济能力。为了遥远的外国，我们一年又一年的降低生活水准。我愿意每星期多做两小时工作，作为送给古巴的礼物，却不愿买不到鲜肉。”现在捷克人家庭中每星期只能吃一次肉，牛乳和鸡蛋都极难买到，牛油只有玛芝莲。而一星期买一次肉，也要排几小时队，人龙之长，成为捷克人平时讲笑话的资料。
布拉格河畔本来有一座极大的斯大林雕像，在斯大林的后面，雕塑着一大队男男女女的群众，表示人民跟随着斯大林前进。但捷克人称这一队人为“买肉人龙”，那是一个很辛辣的笑话。为了遵从赫鲁晓夫的反斯路线，不久之前，捷克当局将这座大雕像炸毁了，那是在半夜里进行的，以免引起人民的嘲笑或反感。在东欧各共产国家中，捷克被认为在工业上最进步，而思想上最落后，因为它迟迟不干反斯运动，和赫鲁晓夫的路线颇有距离。
难以相信的慷慨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关于匈牙利的近况，我在日前译过一篇《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有一篇谈到匈牙利的文章，其中一些内容，还可作为该文的补充。
这篇文章说，没有一个共产国家的人民像匈牙利那样强烈地反对过他们的政府；也没有一个共产国家的领袖像卡达尔那样苦心地企图取得人民的拥护。
最明显的是今年三月廿一日的大赦，虽然这不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大赦，但重要的是许多“要犯”都被释放出来了。据卡达尔在去年十一月宣布，百分之九十五因一九五六年革命事件而被捕的犯人已被释放，那么最近这一批将是属于百分之五的小数目以内。这批人名尚未获悉，但匈牙利人民显然未料到政府的慷慨大量竟一至于此。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同一天，卡达尔宣布，匈牙利宗教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已趋于正常。教堂的各种仪式可以自由举行。在学校中，只要得到允许，学生们可以接受宗教的教育。著名的托山尼神父，在最近的一次大赦中遭到释放，他是一九五八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因反革命活动被拘的九个教士，也多数遭到开释，只有一人尚在狱中。匈牙利的唯一大主教敏逊蒂，现在虽接受美国大使馆的庇护，但相信卡达尔政权不久也将让他离开国境，只要他愿意这样做的话。
当然，这种宗教式的自由只是表面化的，每一个教区都有政府指定的教士在监视。但尽管如此，在人民眼中也显得比以前“正常”得多了。
匈牙利农民受到政府的鼓励，可以发展他们的私有生产。政府甚至令农民觉得这种制度不是暂时的，而是长久的。反对私有生产的官员们，都受到“教条主义”的批评。事实上，匈牙利农民在“私有”的鼓励下，生产了大量的副食品。这是集体农场所无法生产的，食品包括牛奶、牛油、鸡蛋、猪肉和牛肉等。这是政府不得不继续和农民“合作”的理由。
卡达尔对作家的宽容的态度，尤其令人惊异，最近一批在以前无法想像的作品竟先后发表了。
罗马尼亚背叛苏联？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
罗马尼亚与苏联不和的消息终于传出了。其实早在三个月前，西方观察家就在南斯拉夫京城看出端倪。四月间，欧洲有几家报纸都刊出文章说：罗马尼亚与苏联的关系已开始紧张。
这种观察是基于罗马尼亚三月间的一项宣言。众所周知，在苏联领导下的东欧经济合作是采取分工的，甲国生产钢铁，乙国生产棉花，丙国出产机器，丁国出产食粮。这种关系有其优点，亦有其缺点。优点是“各施所长”，缺点是每一国的经济都不能独立，必须倚赖苏联的“分配”。罗马尼亚三月初在参加一个经济会议后，发表一项公报，语气间着重各国经济的独立发展，认为不能过分依赖他国。这无疑是与苏联所倡导的精神完全违背（或者说是与中共的精神相接近的）。
事实上，罗马尼亚发展独立经济的目标，远在一九六〇年开始，当时罗马尼亚与苏联会谈，要求赫鲁晓夫予罗马尼亚的“六年计划”以援助，赫氏于一九六二年访问布加勒斯特后，说：“我们深深了解罗马尼亚同志们对发展经济的更高的目标的期望。”
但赫鲁晓夫回去后，并没有允诺给罗马尼亚什么特殊的支援。从那时候起，观察家开始注意罗马尼亚向西方国家购入工业原料必需品，以及罗马尼亚共产党对反斯大林工作进行的缓慢。今年四月八日，罗马尼亚电台宣布与中共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十的数额。四月十日，《伦敦泰晤士报》刊载，罗马尼亚忽然恢复派大使到阿尔巴尼亚去（阿尔巴尼亚是亲中共的，因开罪苏联而受东欧各国歧视）。
从这种种蛛丝马迹看，罗马尼亚不满苏联——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不满赫鲁晓夫的政策，已自那时萌芽了。
较长一个时期，中共《人民日报》经常刊登罗马尼亚的工业或生活消息，这种反常的现象，已令人起疑，这两天东欧国家“巨头”在柏林聚会，罗马尼亚领袖独告缺席，这就使罗马尼亚背叛苏联的“谣言”更发展至高潮。
罗马尼亚领袖狄查当权有二十年，他曾见过苏联政策的无数变化。同时他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从他在中苏裂痕发生后，而依然与中共保持相当程度的友善，另一方面又力求不开罪苏联，这一点便可见他施政的小心。但今天终于与苏联的裂痕表面化了。
捷克对人民的让步
一九六三年七月七日
变，变，变，一种要求变动的风气，在共党捷克到处弥漫着。作家、艺术家要求自由写作和自由批评，学者、教师要求改变课本与教育，要求恢复战时某些领袖人物的声誉；人民要求释放在斯大林时代被拘的人，要求在观望中的政府迅速进行批判斯大林的运动。
就在上月初，反斯大林者在捷克取得空前的胜利。一个高级委员会宣布在一九四九年至五四年间因政治事件被捕入狱的犯人，全部恢复自由，并重新恢复他们的党籍。被释放的人包括前党书记史连斯基及前外长奥里曼特斯。
在过去因叛国罪被捕入狱的许多文化人士及政治要人，事实上有许多在两三月前已被悄悄地释放了，如诗人诺伏米斯基，他现在是呼吁写作自由的领导人物；前著名党报编辑诺维；前总理胡隆克——现在总统罗伏特尼以前的对头人物。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罗伏特尼是拥斯派人物之一，他不可能批准释放斯大林罪犯的高级委员会，罗伏特尼本身就是对过去许多“冤狱”该负责任的人物。捷克对批判斯大林运动进行得如此缓慢，也是因为罗伏特尼不喜欢这样作的关系。假如说，现在反斯大林派已经得势，那么罗伏特尼为什么又不下台呢？
唯一能解释的是布拉格的一项传说，据说赫鲁晓夫曾对捷克政坛施加压力，他派遣副总理米高扬到捷克去与罗伏特尼谈判，迫使他跟随苏联的反斯路线。交换的条件是，罗伏特尼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他必须对反斯大林运动的各种要求作让步。赫鲁晓夫不使罗伏特尼下台，是为了怕在目前引起动乱。
与批判斯大林风气同时出现的是艺术家要求思想自由、写作自由的浪潮，这种要求由一二个作家登高一呼之后，立即引起无数的响应，政府面对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考虑作适当的让步。让步的情形如何，明天再谈。
捷克作家的“挑战”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
捷克政府对作家和艺术家的让步，包括许多方面：过去被禁的作品，现在可以出版了；过去被放逐的作家，现在已恢复自由；许多在以前不准上映的电影、话剧，现在忽然获得“解禁”，在戏院中上演，吸引大量的观众；一部不依照马列主义文学路线写作的、引起争论的戏剧，上月获得国家的奖章。
这种种事件可能只是一种开端，它表示捷克作家在不久的将来，也会享有像匈牙利作家们现在所享有的一般多的自由。
今年五月间召开的捷克作家协会第三次会议，是一次激烈的、向政府挑战的会议，协会主席伊凡史基拉发表了一篇演说，获得暴风雨般的喝采。他说：捷克政府对艺术的要求，只有一个片面的观点，便是“教育意义”。在这种要求下，许多作品变成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的教科书，而真正有创造性、有生动的对社会现状的描写的作品，却受到政府的歧视。
史基拉说：文学作品特别是戏剧，最主要的原则是不断去发掘和暴露社会的冲突。假使不让作家们去表现这种冲突的本质，而只描写那些无关痛痒的片面，伟大的作品便无从产生。他鲜明地提出要求，期望捷克共产党不对文学加以“教条”式的限制。
史基拉的演说不但是对捷克当政者一种挑战，而且是对赫鲁晓夫的挑战，因为赫鲁晓夫在文学上的立场正是“教条主义”式的，在这一点上与中共对文学工作者的要求并无二致。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事件是捷克的学者和教授们要求恢复前总统宾纳的地位和声誉。宾纳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捷克总统，一九四八年，共党执政，宾纳被逼退位。以后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