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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曼以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南韩的“制米运动”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香港的严厉制水，已闻名于世界。但南韩的“制米”运动，其令人害怕与严重的程度，却远非香港的制水可比。
据台北中央社报导，南韩已面临十年来最恶劣的粮食危机。当局不得不全力推行“制米运动”，换言之，即以其他谷物或副食品代替米粮。
南韩发动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将七月作为“节约救济月”，亦可称为“制米月”，要求全国在七月里实行下列措施：
一、所有家庭尽可能多食用非食米谷物，所有饭店不要供应由食米做成的食物。
二、不要用米做的饼糕，糕是韩国喜庆中不可缺少的食物。
三、人民尽可能少饮酒，酒馆在七月六日、十一日、十六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和卅一日不要卖酒（南韩大部分的酒是由米酿造）。
四、不要举行酒会或宴会，甚至在婚礼和葬礼中也不要举行。
五、救济水灾难民。
仅从这五点措施，可知南韩的食米缺乏到如何程度。事实上，南韩已面临韩战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政治不稳、粮食缺乏、洪水泛滥。
七月初，食米的价格已涨到空前的高峰。从每包约三千圆在汉城涨到每包五千圆，在釜山及另外几个重要城市涨到每包六千圆。
这种粮食恐慌主要是由横扫韩国南部各省的台风“雪莉”及随其而来的洪水所引起，这次洪水的提早到来对大麦的收成给予近乎致命的打击，南韩曾希望大麦的收成能部分弥补谷物的久缺。岂知洪水冲走韩国大部分的秧苗，接着大雨滂沱，急性稻热病在全国各地蔓延。根据非正式的统计，大麦的歉收已使今年谷物的缺乏数量，增加到全国全年需要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南韩为应付危机，已接受从美、日、台等地运来的救济粮。另任命高级顾问柳柄赞准将为新农林部长，以接替张烱淳少将，在此之前，反对党曾一再要求张烱淳辞职。反对党声称，粮食危机虽是由自然灾难所引起，但也因那些负责韩国粮食管理人员的错误行政措施而恶化。
粮食缺乏之外，更因大雨冲击，在南韩全境触发一连串的洪水和山崩。这种天灾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无家可归。
南韩与南越（因佛教徒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真说得上是一双难兄难弟，令美国人大为头痛。
日本何以忽亲中共？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台北与日本的关系，日趋紧张，这是因日本采取与中共大量贸易的政策而引起。
日本池田政府对中共态度的演变是微妙的。仅在上个月，日本外交部还考虑不要过分向中共亲近，以免刺激国府。但自外相大平正芳访欧回国后，日本的态度就作一百八十度转变了。
日本政府不再反对执政党议员随同贸易代表团到中共大陆去。同时，池田勇人公开向记者宣称：你们何必为中共贸易这事而大惊小怪？日本对中共贸易全额不过只及日本出口全额的百分之一罢了。
日本对中共态度的转变，表示其整个国策的新变化。一般观察家以为，今天世界两大国美苏均在国际问题上遭遇了困难，特别是在亚洲方面，美国在南韩、越南碰了壁，而苏联和中共又斗得焦头烂额。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与其执意跟随着美国走，不如采取一种中间路线，积极创出一条他们自己的路。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就携着这一套想法去访问伦敦和巴黎。事实，英国和法国的想法都跟日本可说不谋而合，第二次大战后，这两个由一等强国退为二等强国的国家，未始不是一直等待美苏两大国有一天出了问题而予他们以再起之机。如今，英法的想法，正都强烈的鼓励了也教育了大平正芳。日本记者分析大平正芳访欧途中深深体认到日本在亚洲国际社会间的重要性，正就是说明大平正芳要在亚洲方面摆出一个新姿态。
此外，日本之所以忽亲中共，也可以说还有两点现实原因的。
（一）美国平衡税法案宣布后，威胁了日本企业全体。尤其美国积极限制日本棉纱制品的进口，使得这一方面日本的生产关系大感不安。为了转移这种心理上的不安，或者为了给予美国当局一种报复的颜色，向中共靠拢正是日本可采的手段中最方便的一个。
（二）池田勇人为了使他的政权继续连任下去，势必要在今冬解散国会举行大选。为了取得中间或中间偏左势力的选票，为了把握现在惴惴不安的中小企业，尽管现实上未必真能解决问题，但扩大中共贸易自也是应喊的口号之一。
亚洲人改变历史？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
昨天，本报选刊一幅时事漫画，戴高乐举着一面“欧洲人至上”的牌子，毛泽东举着一面“亚洲人至上”的牌子。毛泽东是否有亚洲人至上的心理，我们不知道，但苏联人却有着这种看法。
莫斯科《真理报》八月廿七日登了一篇时事分析，标题是“这是谁的理论？”内容主要是指出中共和日本保守党分子松村谦三，异口同音的大唱“亚洲人决定世界历史”的“人种差别主义”。所谓“人种差别主义”，是指他们标榜亚洲的黄色人种用来排斥白色人种的意思。
《真理报》说，松村爱读诗人吉甫灵（又译吉卜林，编者注）的一首“西方归西方，东方归东方”的诗，因此，他一直相信“东洋的永远属于东洋，亚洲人必须起来改造世界历史”之说。《真理报》接着指责中共就因为喜欢松村的这个论调，便在一九六二年夏天由廖承志出面请松村去了北京。
松村到了北京，《人民日报》特为他做了一次访问，并发表他的言论，松村的言论是：“我这次的访问，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我这次的访问。相信会帮助我们两国人民向同文同种应有的关系上更前进了一步。我和陈毅副总理会谈了数回，他曾对我说，东洋的永远属于东洋，亚洲人必须起来改造这个世界历史。我相信，我们应该团结一致。”
《真理报》说，中共报纸上刊登松村这种言论，企图是要搞人种差别主义，即是，他们要把世界分裂成为黑人的、黄人的和白人的。《人民日报》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报纸，登载这样的言论，而且并不从马列主义理论的立场对它加以任何政治的批评和分析，这不禁让我们大为吃惊。这简直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们从这一点上获得了一个理解的根据，就是：何以中共理论家会使用“东风压倒西风”这个丧失阶级内容的口号前来代替能够表现阶级的与国际主义的“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的原因了。
换句话说，《真理报》以为日本与中共的新关系，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还有政治上的意义。苏联一向对于日本人甚为敌视，正如日本人对苏联人的看法一样。《真理报》将中共与日本联系起来，可以看出莫斯科对中共是什么样的态度了。
缅甸会成为共产国家吗？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
缅甸会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是许多人存在着的疑问。
西方人将缅甸视为一半倾向于北京的“中立”国家。缅甸领袖奈温本来是一个反共的人，到现在，他还是持着反共的原则。同时，奈温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希望缅甸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为了地理环境的特殊，使他不得不与北京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关系。
令人怀疑缅甸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原因，是政府宣布要走向“社会主义化”。一切私人营业都收归国有，大至轻重工业，小至一个制罐头工场，都归国营。甚至市场卖菜，也要管制。这种“公有化”制度，和“共产主义”很有相像的地方。但缅甸当局说这只是缅甸化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缅甸政府正与国内的共产党进行商谈，希望和平解决各种纠纷，缅甸共产党分为“白旗”和“红旗”，白旗是多数派，红旗是少数派。后者的政策远为激烈，但人数甚少，事实上只是几千名山中的游击队员。
与缅甸政府进行和平商谈的是“白旗”领袖。令人感到兴趣的是，白旗共产党最近忽然改变态度，在十个月前，他们还是亲苏的，但今天他们是亲北京的了。这从他们发表各种文章的语气可看出来，他们指责印度侵略中共，批判莫斯科核子禁试协定，及在大小事情上支持北京等等。这种态度的转变，据说是由于白旗共党要员到北京大陆访问后的结果（如果仅是因为这样，可以看出中共对于来访客人的魔力是多么厉害）。
缅甸共产党亲北京的结果，是使苏联大使馆“无事可作”。据报导，苏联大使馆与美国大使馆的“友谊”达到少有的温暖程度，彼此常有往还，甚或讨论国际问题。
“白旗”领袖的目标是在国内取得合法地位，然后再图发展。但如目前说缅甸会走向“共产主义化”，那未免太早了，缅甸人喜欢目前的现状，他们也信任现政府，目前他们希望的只是政府与共产党的商谈能够顺利完成，使内战彻底消灭，一切欣欣向荣。
高棉拒受美援之后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日
高棉自宣布拒受美国经援及将出入口商业与银行在短期内收归国营之后，据说金边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商人匆忙结束账目、取销订单、向银行提款，并抢购电油、牛奶、咖啡与糖等一些日用品。由于银行提款有一限额，每人不能在一次内支领过多的款项，故每天银行前都有“人龙”排队，常有这样的情形，某人提了一笔款子后，他又到队伍的末尾再排，直到把他户口内的款项全部支完为止。
这种略显混乱的现象，相信只是暂时的。高棉元首施汉诺（又译西哈努克，编者注）表示有充分的信心将经济搞好。事实上，他公开宣布拒受美援这一件事，世界各国的舆论多认为是有骨气的行为。这就像一个有志的青年，为了不满某富翁的为人，拍拍胸膛说：我某人决不希罕他的银子，可以力求上进，创造自己的事业。
施汉诺曾说过，高棉不要美援，也许有助于改善高棉和美国的关系。因为两国的关系已趋于平等，那就更易于交朋友。这句话虽浅，却含有很深的哲理。
如果美国不愿这个中立国家完全陷入共产国家的“势力范围”中，它仍然可以将美援交给法国，由法国当面去援助高棉。这就使东西方的援助在高棉取得平衡。
过去，美国对高棉的援助，每年约达二千万美元。它负担高棉军队约百分之四十的费用。现在据说高棉要将现有三万军队缩减。同时有二十个主要的美国投资的事业竟告停顿。二百五十名赴美国学习技术的人员也被召回。
比较起来， 苏联过去的援助不算得什么。它只给过高棉二十四台老式高射炮，及三架米格十七型飞机。
高棉这个小国家（它的人口不到六百万），目前最感缺乏的也许是技术人员。但高棉以农立国，农产品很丰富。它有四十五万吨的多余大米可以出口。施汉诺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支持，这是他最大的力量。
南越的自卫性村庄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前天谈到英国通讯员布律特华斯所报导的南越的情形，该文同时还提及南越政府对付共产党的一种厉害的手段。
那是南越的“坚壁清野”政策。所有的散居在乡间的农民，都被强迫集中在一个村落中，在村外掘壕沟，用削尖的竹及铁丝网建筑栅栏，每个村子有一座较高的守望塔，由一排民兵守卫。如果发现有游击队袭击时，可发讯号向最近的政府军求救。
这种“战略村庄”，两年前开始建立以来，证明效果不坏。它切断了共党游击队的食物供应，使它再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目前这种村子已有五千至六千之多。吴廷琰下令不分日夜，在今年底以前要完成一万四千个。
在每个村庄中也许有共产党的同情者，但他们已不像往日可以随意援助游击队，当政府军到来时，他们又装成非常的清白。那时候，你根本分不清一个普通的农民到底是游击队，还是庄稼汉。现在，农民被迫集中在一起，一切的行动自然逃不过官方的眼睛了。
坚壁清野计划实施以来，据说游击队的活动已大为减少。乡间的恐怖性也减低了，一年前，大约每月总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名南越政府官员在郊野被狙击毙命，现在顶多只二十至二十五人。在白天，美国人可以驾车安全地驶过郊外的公路，直到高棉边境，也可以南下海岸度周末。这是以前没有人敢尝试的。
布律特华斯曾与一些农民谈话，听他们说战略村庄内的情形，据一个农民说：他们每人被迫无酬劳动十二天，去建筑村外的各种防御工事，住离村子稍远的人，一律被迫迁至村内，并将他们原来的房屋燃烧。凡遭迫迁者可获五英镑（港币八十元）的赔偿，人人都嫌太少，怨声载道。
有一点有趣的是，在建立这种自卫性的村子的时候，南越竟和中共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情况相仿，官员们争先恐后，都想比别的村庄早日完成，好向上级报功。结果常有一团糟的情况出现。户口的匆促编订，也使游击队的情报人员大量渗进来。
南越局势如何演变？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南越军队对佛教徒的镇压，使西贡的局势乱至无以复加。许多人都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究竟南越佛教徒的不满，是否会由于吴廷琰这一次行动而平息下来，抑或由此而形成更大的暴乱？这一问题谁也不敢答复。
在西贡外交界，大家都耳语着一次政变可能发生。吴廷琰总统本人，也不敢说这种演变全无可能。总统的弟弟吴廷儒就亲口对军队首长们说过，如果他们不努力对付佛教徒，势将引起一次重大的叛乱。
吴廷琰自己最近对越南官员的讲话中警告说，如果他的政权被推翻，接替的政权将更糟，连人民的基本自由都会荡